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科学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领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邓小平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所作出的具有历史性的贡献。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刻，我们纪念邓小平，缅怀邓小平，最重要的，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坚定、正确、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一、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最大的国情，就是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能否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是能否清醒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关键，因而也是能否正确地制定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前提。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对国情的认识比较清醒。毛泽东曾经思考过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我们党的头脑逐渐发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发生重大失误，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提出了正确认识国情的任务。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邓小平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全面分析和思考我国国情的基本状况和主要特点，确认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围绕这一判断，解决了有关国情的几个关键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而使我们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和把握建立在了比较清醒、准确、科学的基础之上。
第一，确认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1980年4月，在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时，邓小平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1981年，由他领导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此后，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作了一定的阐述。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充分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为立论根据，说明了经济发展的战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任务。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第二，以初级阶段的判断为核心，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指出：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他认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1980年4月，在接受卢森堡记者电视采访时，他又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根据邓小平的有关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五个基本特征。到十五大，江泽民又将其概括为九个方面，既坚持邓小平的思想，又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实际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准确的历史定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提炼和概括，使我们对国情的认识更加现实、准确、客观，也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第三，强调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关键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抓什么？从全局、整体、本质上把握，最关键的是要抓住主要矛盾不放。这是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最根本依据。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坚持了这一论断。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现阶段当然还存在着其他各种类型和不同方面的矛盾，它们构成一个总的矛盾系统或矛盾全局。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式解决不同的矛盾。但在所有这些矛盾中，主要矛盾是起基础和决定作用的。只有牢牢抓住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
第四，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短暂的，而是将延续至少100年的时间。
以往我们党也提出过一些发展阶段或发展战略问题，但思想上和实践上总是太急、太快，把发展阶段估计得太短，急急忙忙地要超越这些阶段，实现那些难以达到的不现实的目标，结果欲速而不达。总结这些教训，邓小平在设想未来发展战略时，总是考虑得比较客观、实在。他先后提出10年、30年乃至100年等不同的时间段，着眼于用100年时间使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根据邓小平的构想，党的十三大确认：“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论述十三大确定的初级阶段发展战略时，邓小平说道：“现在一百年已经过去三十八年，还有六十二年，所以说我们的路还很长。以后的六十二年，我们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在南方谈话中，他特别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十五大、十六大都坚持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确认“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反映了我们对中国发展问题的考虑既着眼长远，思路开阔；又不急不躁，稳步前进；而且，有利于保持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有了最重要最客观的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之所以一再强调和坚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因为：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20多年来，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仍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仍居世界后列，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效益较差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还有相当多的地区仍是不发达和贫困地区，科学技术的水平还不高，还有相当多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此外，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健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还有广泛影响。所以，直到今天，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认识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国情，仍然要坚持这一基本的判断。我们所制定的一切政策，仍然要从这一基本的国情出发。
二、重大的贡献：领导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目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战略和政策，尤其是党的基本路线。基本国情与基本路线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高度重视解决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问题。通过拨乱反正，“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此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有了更加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他又进一步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领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首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党曾经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痛定思痛，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抓紧时间，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78年9月，在视察东北时，他提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在工会九大上，他提出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战斗任务。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一建议以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提交给中央工作会议。代表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明确肯定“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并把它看作“政治路线已经解决”的标志。随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同意，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虽然会议还没有能直接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但实际上已经停止使用这一口号。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全局性的意义深远的巨大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内容逐步作了精辟的概括。1979年7月29日，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他强调：“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我们已经制定出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这样表述我们的这个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1980年2月29日，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第二，随着对国情认识的深化，把党的政治路线进一步推向前进，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在80年代初所概括的政治路线，还没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起来，其表述也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它朝着我们形成一条全新的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基本路线迈出了坚定而又决定性的步伐。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的确立，邓小平逐步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要求，并最终领导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一个中心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意味着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中心的地位。邓小平一再要求全党牢牢抓住这个中心。他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从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来说，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首先在他分管的科技教育领域倡导、推进了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开放。分析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和政策，并且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邓小平还大力倡导实行对外开放政策。1978年10月10日，他在与外宾的谈话中首次使用了“开放政策”的用语。后来，他又果敢决策，批准了引进外资、合资、创办经济特区等一系列重要措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从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来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右的思潮，邓小平1979年3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概念，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后，先后被载入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就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政治路线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充实和发展。邓小平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轮廓。1987年，邓小平强调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至此，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便发展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第三，领导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邓小平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贡献。
我们党80多年的历史证明，基本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或阶段的行动纲领，是统一全党思想的政治基础。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贯彻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制定出一条正确、科学的基本路线，标志着我们党开始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也是邓小平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贡献。邓小平在归结他一生已经做的事情时，坦言：“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党充分肯定邓小平所作出的两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性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三、根本的布局：全面把握基本路线的内涵和要求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是一个结构完整的体系。邓小平把它看作是关系中国全局的根本性的布局。“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
邓小平对这个战略布局的各个主要方面及其相互关系都作了非常深刻的阐述，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战略家总揽全局的气魄、视野和能力。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和思考而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同以往各种政治路线的根本区别。坚持这个中心，是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邓小平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大局。“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全国党政军民，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一心一意地维护这个大局，坚持这个大局，决不能游离和妨碍这个大局。
第二，完成中心任务、实现奋斗目标的根本手段。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改革开放做得好，可以为本世纪甚至下世纪30年到50年打下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表明我们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
第三，完成中心任务、实现奋斗目标的政治保证。邓小平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鲜明地提出来，是邓小平的重要贡献。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长期流血奋斗取得的历史经验，揭示了保持党和国家团结、稳定、发展、进步的最重要政治基础。总结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从纵向来说，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邓小平设计了“三步走”的战略，即先解决温饱，然后进入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进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是相一致的。从横向来说，这个目标的内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它首先要求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有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同时，还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包含富强、民主、文明三个方面的要求在内。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这一全面的现代化目标。
第五，坚持这条基本路线的主体，即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明确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从事我们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创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第六，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和精神。“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把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上。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埋头苦干，艰苦创业。“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很谨慎，并且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还是要讲，一点不能疏忽，要勤俭办一切事情，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基本路线和战略布局的这些丰富内涵，全面展示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之点，展示了党的基本路线与基本理论的内在联系。基本路线的每一部分内容，都体现了全党的意志，也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邓小平理论又是基本路线的全面展开。两者在根本上是统一的。要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就要全面把握邓小平理论；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就要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2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它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其主体和核心就在这三个方面，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全面把握这条基本路线和这个战略布局，关键是要正确把握和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一个中心，最为重要。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立国之本，一个是强国之路。中心只有一个，不能有两个。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它。一个中心不能变成两个中心。同时，一个中心也不能离开两个基本点。经济建设要靠两个基本点来支撑。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也上不去，或会走偏方向。当然，两个基本点不能取代一个中心，它们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不可能离开经济建设而另搞什么中心。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看，它们也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变成一个基本点。如果只讲一个基本点而不讲另一个基本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归根结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都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20多年的实践还告诉我们，坚持基本路线，推进战略布局，必须注意防止两种倾向。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左”的主要表现是否定改革开放，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说：“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右和“左”都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背离和干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严重危害。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在我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所以，邓小平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明确这个要求，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搞好。
四、宝贵的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党的基本路线对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发挥了巨大的指导性和规范性的作用。实践证明了这条基本路线的科学性，也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和宝贵的经验：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胜利前进。
首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邓小平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交代之一。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愈益深入人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赞成和拥护。但也不时有人担心或直接提出这些东西会不会变的问题。对此，邓小平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都是：不能变，也不会变。没有理由变。如果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他强调：“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针对外界的种种议论，他说：“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他甚至将不变的时间都作了量化，斩钉截铁地声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强调：“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邓小平对党的基本路线变不变的问题看得多重！
第二，为什么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1．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科学的、管用的。邓小平一再强调：“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1]基本路线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反映和要求。坚持基本路线，就是尊重客观规律的要求。经过千辛万苦探索而取得的科学成果，怎么能轻易地舍弃它？“如果这样的政策导致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谁要改变也不行。”
2．党的基本路线集中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要求。坚持这条路线，人民就高兴、支持、拥护。如果改变它，人民就会反对。邓小平说：“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3．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条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
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后要延续上百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始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我们的根本任务，经济建设也始终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所谓一百年不动摇，既是表明了我们不动摇的决心，同时，也是与这一百年的任务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相适应的。
5．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得出的宝贵结论。党的八大曾经制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后来由于“左”的倾向发展，正确的东西没有能坚持下去，结果走了很大的弯路。正是痛定思痛，邓小平才高度警觉对党的基本路线发生动摇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从而一再提出坚持基本路线不能变、不动摇的问题。
第三，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是20多年来我们最宝贵的一点经验。
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问题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态度和立场都非常清楚、非常鲜明、非常坚定。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的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江泽民一再强调：“这些年来，我们积累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形势越复杂，任务越繁重，斗争越尖锐，我们就越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而不懈奋斗。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变。这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我们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真正做到抓住机遇而不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
第四，正确处理好“不能变、不动摇”同“与时俱进”的辩证关系。
有人问，邓小平强调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而现在我们又不断强调与时俱进，这两者是不是矛盾？
事实上，“不能变、不动摇”同“与时俱进”是不矛盾的，两者完全可以辩证地统一起来。
我们的路线叫“基本路线”。谓之“基本”，就是因为它反映的是基本规律，规定的是基本方向，涉及的是基本方略。不仅事关重大，而且内容“基本”。我们说基本路线不能变，所指的就是基本的东西不能变。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某些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尤其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它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起作用的。作为规律，只要它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就会始终存在并发生着作用。对规律，只能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不能强行驱使，自行改变。谁要想改变规律，最后只能被规律所惩罚。因此，对于各种事物，不能简单地笼统地说变还是不变。而是首先要作科学的严密的分析，看它是属于规律性的东西还是非规律性的东西，看决定其规律存在的基本条件有没有发生变化或者已经消失。如果是属于规律性的东西而且决定其存在的基本条件没有变化，它就不能轻易改变。反映这些规律的基本认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等等，就必须坚持而不能随便动摇。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绝对静止、绝对不变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万物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人类社会也在不断地发生变迁。这种永无止境的发展变化观，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要不断地研究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就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什么时候都不能保守僵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停滞不前。我们党之所以不断强调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强调既要坚持又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其道理就在这里。如果不是基本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适时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变是常有的事情。即使是规律性的、基本的东西，如果条件变化了，人们的认识也可以随之发展，适当地进行调整、改变，也并非是不应该的事情。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就是与时俱进的要求。
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反映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是我们党经过长期探索而取得的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作为基本规律的结晶，它们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之上的，是由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结束，基本的国情没有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就不能变。实践已经证明了基本路线的科学性，如果轻易改变，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国际国内大局在不断地发生变动，我们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必须随时随地地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而不断地把我们的认识和理论推向前进。只有这种坚持，才是真正的科学的坚持。只有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在丰富发展的同时坚定地坚持，我们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始终保持强大的活力。变与不变的关系，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辩证地加以理解，才能做到坚持基本的东西但又不陷于僵化，不断丰富发展而又不丢掉基本的东西。
第五，党的基本路线在实践中不断延伸，焕发光彩。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地处理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既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又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和方针政策，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深入。党的基本路线没有变，但又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十三年来的基本经验。党的基本理论也不断地得到充实和发展，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展示了我们党不断与时俱进的精神。从基本理论，到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构成了我们党最重要、最基本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缅怀邓小平，重温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贡献，就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