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胡适研究逐渐成为大陆学术界的一门显学，李谨斋先生的“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的著名论断广为传播，就是一个明证。不过由于胡适1949年离开大陆，一直到去世，都是在海外羁旅，如果加上早年在美国留学和出任驻美国大使的时间，胡适在大陆之外的时间占到他生命历程的三分之一，因此给海外学者对他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便利。相较于海外的余潜山、唐德刚等大家的著作，大陆的胡适研究更多的是介绍性的，观点相因，难出新见。席云舒先生的这本新著《胡适考论》，却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实属不易。
从本书的卷首《我是怎样走上胡适研究的道路的》（代序），我们可以知道，席云舒先生花了数年时间，搜集到大量的胡适英文佚文，包括150余篇胡适生前在海内外英文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80余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台北胡适纪念馆等学术机构收藏的英文手稿，总数达到240余篇，这使得胡适英文著作篇目比之前已知的增加了一倍。这些英文佚文，绝大部分都是前所未见的重要学术资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重视。此外，席云舒先生还搜集到两万余份海外英文报刊对胡适的报道，这些报道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胡适海外经历和他在海外各种机构演讲的内容，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本书的所有论断，都是建立在这些新史料的基础之上的。
《康奈尔大学胡适的成绩单与课业论文手稿》是一篇重要的考证文章，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席云舒先生根据2014年康奈尔大学官方发布的胡适“成绩单”和1910至1915年康奈尔大学的《课程大纲》等第一手英文资料，逐一考证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期间每学期的选修课程，并与《胡适留学日记》等相互参证，还原了胡适的整个留学生涯的历史。这一考证还顺带明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胡适档案中胡适在留学时期的18篇课业论文手稿的写作时间，这是之前的研究从未解决的问题。从考订后的课程表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胡适留学时“曾系统地接受过16—19世纪英国文学和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教育”。这真正是胡适研究的奠基性工作。从此以后，任何关于胡适思想的论述和研究，都不得不生发在这一基础之上。
在《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初探》一文中，席云舒先生根据新发现的胡适1946年在康奈尔大学的6次演讲《中国近世的理智再生》、1956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10次演讲《近千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等英文手稿，认为胡适思想有一个宏观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体系从1917年留学归国开始，到他晚年在美国与台湾的演讲为止，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思想演变过程。席云舒先生通过系统地梳理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指出其要义在于促使中国摆脱各种古代教义的束缚，进入一个人文情感、理性精神、自由精神的再生时代。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学才能成为真正的‘人的文学’，我们的学术才能成为科学的学术，我们的社会才能建成自由的社会，我们的政治才能建成民主的政治；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复苏，我们才能脱离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席云舒先生认为，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不仅可以看作他思想的一个总纲，也是他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的一整套方案。它不仅揭示了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更揭示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席云舒先生以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来统领胡适思想的演变过程和最后归宿，当然是其胡适思想研究的一大创见，这一建立在新材料基础上的新阐释，将胡适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但窃以为，胡适的这一思想似乎也还有可斟酌、可完善的地方。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而提出的，是显而易见的。胡适将中国思想史分为三个主要时期，每个时期大约各占一千年，第一个时期从先秦的《诗经》和诸子百家时期直到西汉，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原生时期，也是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勃发时期，《诗经》中的“国风”表现的是世俗的人文情感，孔子、孟子崇尚理智，而百家争鸣则体现了一种自由争鸣的精神；第二个时期从东汉以后至唐代，是一个以舶来的印度佛教为代表的中古宗教时期，也是世俗的人文情感、理性精神、自由精神被禁锢的时期，宗教情感取代了世俗情感，对儒道释教义的信仰取代了理智，对宗教教义的阐释取代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争鸣；第三个时期从宋代以后直至清代，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再生时期，也是人文主义、理智主义和自由精神的再生时期。这个再生时期又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宋代程朱理学对中古佛教的怀疑与反抗，二是程朱理学又被定为一尊之后，明末毛奇龄、胡渭、阎若璩、颜元、李塨等对程朱理学的怀疑与反抗，三是清代汉学家通过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的考证学方法对宋学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还伴随着文学作品中世俗情感的觉醒。这种世俗情感和怀疑精神、批判精神、思想独立精神的再生，所体现的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精神。这样一种划分，给人一种“大而化之”的感觉，而且每个时期时代的复杂性、思想的复杂性，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剖析。还应该指出，胡适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表述，大部分来自于演讲，而不是学术著作，而且这些演讲大都是在海外，是针对海外受众而发，具有向国外人士阐释、推介中国传统思想和历史的意味。这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胡适认为，中国宋代以来的三次“文艺复兴运动”都是不自觉的，因而都没能取得成功。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自发转变为自觉。新文化运动“通过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建成言文一致的国语，把白话文学确立为文学的正宗，让全体人民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使整个民族的人文情感、理性精神、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得到全面复兴，从而引导中国走向充分的现代化”。这一过程至今仍然远未完成，仍在进行过程中，甚至可以说经历了巨大的反复，这个“不自觉”“自觉”的说法似乎也有待进一步验证。
胡适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的研究是本书的又一亮点。胡适曾因提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地吸收西洋现代文明”而成为被猛烈攻击的对象。席云舒先生详细分析了胡适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思想，结合吉登斯、哈贝马斯、福柯、康德、韦伯等西方学者的思想和哲学话语，认为胡适所提倡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中国”的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值得我们深思：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理性膨胀的时代，而是一个理性缺失的时代；无论是欧洲基督教文明，还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都是一种“信仰的文明”，而信仰是古代社会的标志，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席云舒先生认为，在“现代性”问题上，如果无法认识到人类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时性以及中西社会“古今之变”的不同步性，就会陷入历史错位带来的认识误区。“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复苏，我们才能脱离古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话虽说得曲折，却是真知灼见。
（2021年12月7日）
《胡适考论》，席云舒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