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读常新，史观、史识的变迁，也一直在不停地行进着，没有什么人的史学判断，不可以被改写或质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精神仍能始终感动后人，非常不容易，只有少数人能获此殊荣。我认为，范老是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的。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里，范老是成就卓著、影响恒久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原先默研国学，以此为乐，甚受名师黄侃器重，《文心雕龙注》即他早年成名之作。但他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在外祸内患交织的年代，他无法不为时势所动。1925年，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参加了“五卅运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一生的信仰。抗日战争的号角，更是催促他跋涉奔向延安，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编纂中国通史的征程。
追索许多近世学人，儒学入世救民的精神，往往是他们皈依马克思主义理想的远因；深忧“世之不治，民生无聊”的现实，则是近缘。1929年，范文澜杀青《文心雕龙注》全稿，却在另一本介绍旧学的书里，把对国事日非的愤慨，对民众穷苦处境的焦虑，尽情倾泻而出：“社会好似黑压压一大片野生森林，其中什么木材都有。越是不材恶木，凭着他所以为恶木的几种特质，繁荣超过一切。枝叶扶疏，独占雨露，广吸养料，良木如何能免于枯槁呢？不信，试翻历史和报纸，愤世嫉俗之士，不是数不清有多少么？小民呼号哀痛之声，不是震天动地价响么？在这样惨毒里生活的人们，能有心情去享受天地山川之美么？” [1] 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是追求理想社会的人，热爱人民胜过自己的人。这段读白，很能说明范老之所以决心跳出“蚯蚓窍”，要“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新潮流，是出于真切的社会关怀，而非一己功利的驱动。这一点，很值得今天青年共产党人追思和继承。
从瞻仰旧圣贤，到信奉新圣贤，是一个重大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们还处处看得到讲求“敬”与“诚”的明道问学精神，在新的追求中延续。他描述延安著书的情景，说自己是“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一下子能够写出一本具有科学性的中国通史那真是怪事。只能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个样子”。1951年，他对旧本《中国通史简编》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写了一篇很长的“自我检讨”，收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的“绪言”里。这是我入学时购买阅读的第一本启蒙通史。他对主观主义、非历史主义观点、片面“反封建”和“借古说今”、缺乏对中国历史状态的具体分析、用简单的现象罗列代替，也包括对甲骨金文等材料所知甚浅，都做了诚恳的检讨，印象之深，至今不能磨灭。这样谦虚坦白，勇于自我解剖，实是无价的真情，出于对信仰的敬畏，也给读者展示了新的人格魅力。联系百年来新思潮的传播，趋骛潮流（而非信仰）、拾得一些皮毛就用以唬人甚至整人的浅薄者，时或有之。范老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真挚，挚友、翻译家曹靖华曾经给予了一个贴切的形容：“仲沄一生，就具着这颗赤子之心。”
范文澜对自己选择的信仰，始终是执着的。唯其执着，他一生竭尽全部心智，为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在茫茫史海里，探赜索隐，格物致知，永不满足，永不停步。尽管1941—1942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誉，在国统区被广泛私下传阅。1949年进城后，范老毅然推却了科学院行政领导职务，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实际是重写的“新长征”。71岁完成第三编，行程方半，不听亲友劝告，执意抱病撰写续编，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中国近代史》（上册）的改写，则始终提不上日程。一部中国通史，写了29年，还不甘心结稿，遗牍残简静静搁在病榻前，成了永久的遗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哪！到了今天，像是“天外”来客，已难于为人理解了。
张荫麟感叹过“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范文澜以毕生心力撰著《中国通史简编》，主旨是要努力写出一本完好的“中国人民需要的”“人民自己的历史”。这种前无古人的创业更为艰难，非个中人不易理会真切。虽然有了新的考察视野、新的思考方法，但它毕竟仍是史学，何况是在一个史学传统悠久的国度里，要得到公认，甘苦自知。范老寄语中国史学界：“只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广泛占有确实可信的资料，坚守晋董狐、齐太史直笔而书的传统史德，可以肯定，中国史学工作者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后两条，是范老死守而不准有所亵渎的治史准则。他在许多文章里，反复强调治史者必须全面占有资料，使用资料必须忠实准确，切忌舍弃与己见不合的资料，校勘考据定要讲究，力求做到“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做史学的都知道，这需要有故意与自己作难的韧劲，来不得半点偷懒。没有这种“甘坐冷板凳”的功夫，马克思主义能够轻易占领史学阵地吗？范老深知利害，因此一辈子与自己过不去，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学界的敬重。
1957年，范文澜在北大历史系，对听讲的大学生说了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妙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又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这种感受，越至晚年，愈益强烈。这里，不只是对同业人士的尖锐批评，更闪现出前贤学习马克思主义、自我磨砺至炉火纯青的光彩，读来荡气回肠，令人肃然起敬。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5年11月17日。
注释
[1] 《水经注写景文钞·序》，见《范文澜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