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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范文澜:一生追求神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2 次 更新时间:2023-03-06 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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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历史常读常新,史观、史识的变迁,也一直在不停地行进着,没有什么人的史学判断,不可以被改写或质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精神仍能始终感动后人,非常不容易,只有少数人能获此殊荣。我认为,范老是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的。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里,范老是成就卓著、影响恒久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原先默研国学,以此为乐,甚受名师黄侃器重,《文心雕龙注》即他早年成名之作。但他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在外祸内患交织的年代,他无法不为时势所动。1925年,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参加了“五卅运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一生的信仰。抗日战争的号角,更是催促他跋涉奔向延安,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编纂中国通史的征程。


追索许多近世学人,儒学入世救民的精神,往往是他们皈依马克思主义理想的远因;深忧“世之不治,民生无聊”的现实,则是近缘。1929年,范文澜杀青《文心雕龙注》全稿,却在另一本介绍旧学的书里,把对国事日非的愤慨,对民众穷苦处境的焦虑,尽情倾泻而出:“社会好似黑压压一大片野生森林,其中什么木材都有。越是不材恶木,凭着他所以为恶木的几种特质,繁荣超过一切。枝叶扶疏,独占雨露,广吸养料,良木如何能免于枯槁呢?不信,试翻历史和报纸,愤世嫉俗之士,不是数不清有多少么?小民呼号哀痛之声,不是震天动地价响么?在这样惨毒里生活的人们,能有心情去享受天地山川之美么?” [1] 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是追求理想社会的人,热爱人民胜过自己的人。这段读白,很能说明范老之所以决心跳出“蚯蚓窍”,要“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新潮流,是出于真切的社会关怀,而非一己功利的驱动。这一点,很值得今天青年共产党人追思和继承。


从瞻仰旧圣贤,到信奉新圣贤,是一个重大转变。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我们还处处看得到讲求“敬”与“诚”的明道问学精神,在新的追求中延续。他描述延安著书的情景,说自己是“一个初学马列主义的人,一下子能够写出一本具有科学性的中国通史那真是怪事。只能像个初学走路的孩子,东倒西歪,连跌带爬,不成个样子”。1951年,他对旧本《中国通史简编》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写了一篇很长的“自我检讨”,收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的“绪言”里。这是我入学时购买阅读的第一本启蒙通史。他对主观主义、非历史主义观点、片面“反封建”和“借古说今”、缺乏对中国历史状态的具体分析、用简单的现象罗列代替,也包括对甲骨金文等材料所知甚浅,都做了诚恳的检讨,印象之深,至今不能磨灭。这样谦虚坦白,勇于自我解剖,实是无价的真情,出于对信仰的敬畏,也给读者展示了新的人格魅力。联系百年来新思潮的传播,趋骛潮流(而非信仰)、拾得一些皮毛就用以唬人甚至整人的浅薄者,时或有之。范老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真挚,挚友、翻译家曹靖华曾经给予了一个贴切的形容:“仲沄一生,就具着这颗赤子之心。”


范文澜对自己选择的信仰,始终是执着的。唯其执着,他一生竭尽全部心智,为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在茫茫史海里,探赜索隐,格物致知,永不满足,永不停步。尽管1941—1942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誉,在国统区被广泛私下传阅。1949年进城后,范老毅然推却了科学院行政领导职务,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通史简编》修订,实际是重写的“新长征”。71岁完成第三编,行程方半,不听亲友劝告,执意抱病撰写续编,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中国近代史》(上册)的改写,则始终提不上日程。一部中国通史,写了29年,还不甘心结稿,遗牍残简静静搁在病榻前,成了永久的遗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哪!到了今天,像是“天外”来客,已难于为人理解了。


张荫麟感叹过“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范文澜以毕生心力撰著《中国通史简编》,主旨是要努力写出一本完好的“中国人民需要的”“人民自己的历史”。这种前无古人的创业更为艰难,非个中人不易理会真切。虽然有了新的考察视野、新的思考方法,但它毕竟仍是史学,何况是在一个史学传统悠久的国度里,要得到公认,甘苦自知。范老寄语中国史学界:“只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广泛占有确实可信的资料,坚守晋董狐、齐太史直笔而书的传统史德,可以肯定,中国史学工作者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后两条,是范老死守而不准有所亵渎的治史准则。他在许多文章里,反复强调治史者必须全面占有资料,使用资料必须忠实准确,切忌舍弃与己见不合的资料,校勘考据定要讲究,力求做到“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做史学的都知道,这需要有故意与自己作难的韧劲,来不得半点偷懒。没有这种“甘坐冷板凳”的功夫,马克思主义能够轻易占领史学阵地吗?范老深知利害,因此一辈子与自己过不去,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学界的敬重。


1957年,范文澜在北大历史系,对听讲的大学生说了这样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妙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又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这种感受,越至晚年,愈益强烈。这里,不只是对同业人士的尖锐批评,更闪现出前贤学习马克思主义、自我磨砺至炉火纯青的光彩,读来荡气回肠,令人肃然起敬。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5年11月17日。


注释


[1] 《水经注写景文钞·序》,见《范文澜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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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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