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1915—1999）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拓荒者。他在近代史园地筚路蓝缕，开拓耕耘，孜孜不倦，老而弥笃。其著述及研究理论方法，对中国学界的近代史研究颇有影响。
刘大年在85岁时曾赋诗《小照漫题》：“早岁从戎荷大戟，中年乙部伐雄王。凡人亦许不知老，我笑老愁伦勃朗。” [1] 此诗可以看作他人生的写照。由投笔从戎至卸甲治学，是他一生的两大转折；战士与学者两种角色，在他身上得以统一。
一、《美国侵华史》的撰写及论争
刘大年弃戎从学之转折即在于1949年《美国侵华简史》（以下称《简史》）之出版。 [2] 《简史》是一本仅90页、不到8万字的小册子，但“从它的章节和附注来看，就觉得它和一般‘小册子’大不相同，称之为学术著作也未尝不可” [3] 。因其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且高度契应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简史》甫一问世即风行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与学术影响。宋云彬在《高中本国近代史》中特别指出：“课本对于美国侵华史实叙述得很不够，希望教师根据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于授课时，随时加以补充。” [4] 在各种反美宣传活动中，刘著《简史》亦为必备的材料。 [5]
涉足中国近代史研究，刘大年自己坦言“当时也是一种革命斗争的需要” [6] 。作为一个八路军战士，刘大年在冀南抗战前线数度涉险。 [7] 1943年冀南遭受严重夏荒，时为冀南党委领导的王任重决定让刘大年去接受轮训。是年7月，刘大年上太行途中遭遇日军，跳崖引起肺部破裂大出血。 [8] 养伤期间，他坚持读书、看报，并着重阅读了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从而产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念头。1946年，刘大年调任北方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工学院副主任，与时任北方大学校长的范文澜结识。1947年，中共与美国走向对抗已然不可避免，此前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而锻炼出来的政治敏感性，使刘大年意识到美国侵华史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与学术意义。他向范文澜表露研究美国侵华史的意向。恰在此时，范接到中央宣传部的一封电报，要他聚集人才，继续进行历史研究 [9] ，范氏极重视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所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即振笔直书近代以来的列强侵华史实 [10] ，因而对刘大年的研究计划“热心支持”。
此前，中国史学界对英、日侵华史已经有较多研究，而对美国侵华历史的研究几乎尚为空白。中美关系史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打着保持中国独立和完整的旗号，谋求“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赢得了不少国人的好感。陈震异在撰写《太平洋会议与中美俄同盟》一书（北京大学1921年版）时，视美国为中国盟友且对其寄予厚望。此后，蔡元培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蒋恭晟的《中美关系纪要》（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李抱宏的《中美外交关系》（南京独立出版社1946年版）相继出版。这些著述在论及中美关系时，往往正面肯定美国近代以来对中国的友好与援助。自1908年始，美国以庚款为津贴兴办了遍布中国的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文化出版机构、宗教团体，受其资助而赴美留学的知识分子对美国大有好感。不可否认，太平洋战争后，美国成为中国抗日的最重要盟国，既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也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从自己国家利益的角度感受到了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氛围下，从学术上就不可能出现“美国侵华史”这样的专题领域。
范文澜给刘大年指点了资料线索。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部书：一部是《李文忠公全集》，另一部为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1] 资料收集大体齐备后，刘大年全力以赴投入写作，1947年秋即完成《简史》初稿。这在当时无疑是引人瞩目的成果。《简史》初稿完成后，历经周扬、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审阅，获得了鼓励与肯定。田家英还特地与主管档案人员联系，让刘大年阅读当时尚属机密的赫尔利在延安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2] 1947年8月23日至9月中旬，北方大学以范文澜校长为首的领导成员去河北省武安县三王邨边区政府汇报工作并参加由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亲自主持的领导干部会议。范文澜在9月2日的大会发言中兴奋地说，“在历史研究室，刘大年写了一本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 [13] 。《简史》最初的版本是1949年8月华北大学内部发行本，可能主要用于授课，流行范围有限 [14] ；然后是由北京新华书店于1949年11月初版（10000册）、1950年3月再版（10000册）的新华时事丛刊本，内容与华北大学自印本相同，“只是为眉目清醒计，加上一些小标题” [15] 。
《简史》的传播及其影响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关联。1949年8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返美。新华社从8月14日至9月16日连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六篇评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胡乔木从一位编辑的手中看到了华北大学自印的《简史》，决定从8月26日至10月6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简史》。由于高度契合了现实政治宣传的需要，《简史》迅即风行全国，新华时事丛刊本《简史》共印行20000册，远远供不应求，各地只得纷纷翻印。根据截至1951年1月北京六版和其他地区在1950年12月出版该书的数字统计，全国范围累计印数达238800册 [16] ，可以想见当时洛阳纸贵的盛况，亦可以想见它在反美宣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简史》被收入《人民日报》1950年编辑出版的《反美侵略学习手册》。
《简史》是一本仅90页，不到8万字的小册子。它扼要叙述了美国侵华的历史过程，揭示了美国“帮助”中国的假面具，文笔犀利，富于感染力。作者开宗明义地说明：“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比较后起的一个国家。它又是一个资源丰富得天独厚的国家，首先着重在国内的经营，然后才加强其对海外的扩张。这两个因素，规定了美国侵略中国的过程。” [17] 根据这个过程，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追随或通过别国向中国侵略（1840—1905年）”，第二章为“逐渐走上独立侵略中国（1905—1917年）”，第三章为“争夺中国霸权（1917—1945年）”，第四章为“进行独占中国（1945年以后）”。这种结构模式为美国侵华史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初步框架。
诚然，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刘著《简史》无疑受到当时的政治氛围的影响，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其中一些论断夹杂着由革命情感替代理性分析的因素。虽然存在诸多局限，但刘著《简史》毕竟“是从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学者在观察、研究中美关系时写的第一本书” [18] 。批评者也肯定其所下功夫：“想到老解放区的图书设备情况和当时作者的研究环境，就不能不钦佩作者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小册子’来。” [19] 全书共征引资料100余种，也多运用报刊资料。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它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渊源；就学术价值而论，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新的专题领域的开拓。不少报刊发表了对《简史》的书评，《简史》带动了一批新的美国侵华史书的出版 [20] ，其中，有的竟是《简史》的抄袭或缩写，另一些严肃的学术文章也常常引用刘著文字作为权威论断。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们迫切需要一部材料丰富、论证有力的美国侵华史著作，政治形势的发展无疑为美国侵华史研究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简史》因属草创之作，亟须修改订正。1951年4月，刘大年得近代史所同人沈自敏、丁名楠之助 [22] ，将《简史》修订成近17万字的《美国侵华史》，是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苏联外国作品出版局印行了其俄文译本。奥夫钦尼科夫在《真理报》发表《叙述美国侵略中国的几本书》，予刘著以好评。 [23] 据刘大年回忆，此前“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也曾发表长篇评论” [24]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苏联学者的揄扬和推介无疑扩大了《美国侵华史》的影响。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1卷（中国卷）历史部分刊有该书的记录。1953年，苏联科学院因《美国侵华史》决定授予刘大年斯大林奖金。斯大林去世后，授奖之事遂不了了之。 [25]
1954年12月，《美国侵华史》经过修改增订后由人民出版社再版，主要增加了抗美援朝的内容，篇幅增至24.1万字，已成一部颇具规模的学术专著。对于《简史》及《美国侵华史》，学术界与舆论界的关注度相当高，不少报刊发表书评 [26] ，既肯定其价值，亦不避其粗糙简陋之处。事实上，刘大年对《简史》的修订，就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李光霖、王大白等人的批评意见。
1955年1月13日，金王和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刘著“美国侵华史”的一些商榷》，认为《美国侵华史》“保留了并进一步丰富了‘简史’的揭露历史真实的特点”，并明确提出了批评意见。其一，对刘著以日俄战争作为美国侵华的第一、第二时期之分界线，金王和持有异议，并且他不同意用“追随或通过别国向中国侵略”概括第一时期的特征。其评论指出：要真正阐明美国侵略的特点，就“必须在理论上、在美国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上，在各个时期国际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关系上，多进行一些分析”。其二，金王和认为刘著“较孤立地突出了某些事件而缺少其应该安置上的较广阔的背景”，“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的叙述是十分不够的”，而“美国侵华史不能与国际资本主义侵华史相分离，更不能与美国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史相分离”。 [27] 刘大年坦言此评论“论据相当确切，也有见地” [28] 。
在对刘著《美国侵华史》的评论文章中，时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曾彦修的书评（以下简称“曾文”）是最为尖锐的一篇。此文被寄往《历史研究》编辑部，原稿已无法找到，其内容只能大略从刘大年的回应文章《关于曾彦修同志对〈美国侵华史〉的评论》（以下简称“刘文”）中窥知。 [29] 据刘大年1956年1月1日之日记，他“整日写《关于曾彦修同志对〈美国侵华史〉的评论》一文。在今天以前用了三个星期中十四天的时间写了50页。明天初稿可定” [30] 。
曾文认为，刘著“空论太多，全书虽有二十几万字，但材料却很不多。尽管满纸都是分析，论断，但在重要的问题上、关键的问题上，材料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末尾总括道：这是“一本充满了错误的，在基本的观点与方法上是唯心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著作，是一本对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随心所欲的解释的著作。它在政治上和科学上都传播了一种不好的作用。特别在科学研究上传播一种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随口而说的极坏的作风，大大地损伤了在阐述美国侵华史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应有的严肃性和战斗性”。 [31]
刘文对曾彦修的批评表示接受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对个别的事件没有根据实际资料去具体分析，凭推想做了论断；其二，“有两处涉及到孙中山的活动，叙述得不恰当或者是不必要作那样的叙述”；其三，有些统计数字不正确或来源不当；其四，有些分析说明过于简单化。曾文还就美国侵华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 [32] ，认为刘著《美国侵华史》以1905年的日俄战争、1917年的十月革命分期不科学，而主张以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作为分期的标志。刘文对此进行了辩驳，指出美国侵华史的分期依据，有三个方面可以考虑：从国际关系史来考虑分期，按照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来分期，从美国发生的某些事件来分期。而《美国侵华史》采用的是“依据这些不同性质的国际战争所引起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的消长嬗变，以及在这些变化中美国侵略中国的势力的逐步发展”来进行分期。曾文指出刘著“处处只强调了美国，只看见美国，看不见其他帝国主义”，刘大年则认为，既然书名为《美国侵华史》，对于美国的侵略则应当集中写，这并不等于忽视其他列强的侵略罪恶。此外，对于《美国侵华史》中关于美国侵华过程的理解和叙述，曾文提出了尤为尖锐的批评：“这就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东西，它不是去研究生动复杂的历史，而只是努力去阐发一种‘计划侵略主义’的框子，事事都好像是先计划好的，以后不过一步一步的实现，一切的事情都要解释的合乎这个框子。这就是读者对这本书感到特别难于忍受的地方”；“作者实际上发挥了一种美国的资本主义可以预见详细算好它在几十年以至一百年以后的发展程度，它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扩张计划的发展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也即‘计划侵略主义’的理论”。 [33] 刘文对此予以反驳，指出《美国侵华史》并不限于单纯地编纂材料、罗列现象，还把许多相关的事实贯穿在一起，提出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轮廓，这一过程和美国侵华发展的客观趋势基本符合。
以上批评仍属于学术范围之内的争鸣。曾文亦有从政治角度提出的批评，认为《美国侵华史》“甚至‘在全书中却一点也不顾到’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具体包括以下几点。（1）关于抗日战争前夕和抗战初期美国侵华活动的分析。党的正确政策，在抗日战争前及抗日战争中始终是争取英美或团结英美共同打击日本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刘著的这些分析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党的政策的基础。（2）关于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的分析。曾文认为刘著“把赫尔利来华看作是美国政策转变的起点是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3）刘著关于1945年杜鲁门声明、1946年整军方案的分析。曾文认为，“不管党在一定时期对于时局的具体分析，以及随之而来的具体的策略和口号，而专去发挥自己的一套主观主义的议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对于曾彦修从政治角度的批评，刘大年亦引证党的政策、毛泽东指示为理论依据，从政治层面加以回应和辩驳。
曾彦修与刘大年在当时学术界均颇有影响力，批评与回应的两篇文章都相当尖锐，且因掺和了政治因素而显得尤为敏感。刘大年曾写信给陆定一说：“定一同志，《历史研究》编辑部转给我曾彦修同志作的《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一文，我读了以后写了一篇答覆的稿子。我写的稿子中有的地方涉及到党的政策和当前的实际斗争，希望您能翻阅一下，给予指示。为了便于查看，把我的稿子连同曾彦修同志的文章一并送去。敬礼！刘大年一月十七又，两篇稿子都已投寄《历史研究》，编辑部商定由尹达同志负责处理。” [34]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次论争最后请范文澜、田家英仲裁，田家英又致函范文澜：“大年同志和彦修同志的文章，我最近草草地翻过一遍。彦修同志指出的《美国侵华史》一书的基本缺点（即把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简单化了），我是同意的。这种意见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村时我曾向大年同志提过。记得当时陆定一同志也向大年同志说过相似的意见。但是彦修同志的文章中有很大一个缺点，他只批评了刘著，而没有系统地摆出自己的意见，给人的印象是，在许多事实上辩论美帝国主义是否是侵华的主谋者，但说不出对于美国侵华历史过程的自己的看法。在这个问题只破不立是不成的。我同意您的处理，即暂不公开发表他们的文章，而邀集一些人进行讨论。为了使讨论会能够开好，我建议准备的时间不妨长一些，并且可以约定一些人作些必要的研究。这样，经过讨论，不仅可以把双方意见中的对的地方和错的地方弄个清楚，而且可以求得对于美国侵华历史过程的正确看法。” [35] 据刘大年1956年1月29日日记所载：“范昨天对我讲，他已向曾彦修提出暂不发表的意见，曾亦表示同意。并要我将此意告知尹达。昨晚同林涧青［中宣部科（学处）付（副）处长］在潘梓年同志处谈工作，说起了曾的文章。林认为从政治上考虑，决不能发表，发表后杜勒斯马上就会引用，云云。认为我的文章有一句话说得太过火：即我‘不赞成在学术批评和反对主观主义如此严肃的题目下为美帝国主义一贯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因为这样说，好像曾是在政治上站在反对面来为美国辩护。此事如何处理，我自己以不参加意见为好。” [36]
据刘大年日记记载，此事并未就此中止。5个月后的1956年6月23日，刘大年在日记中记载：“上午改驳曾稿，付铅印。曾文又作修改，提出了《美国侵华史》‘基本上是片面地看问题的，主观主义的和反历史主义的’七大错误或缺点：1.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平衡，宣传了美国自十七八世纪即有高出于他国的侵略野心的有一套完整（计）划的‘计划侵略主义’。2.没有顾及近一百年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消长变化，宣传了美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的主张。3.一贯宣传了美国通过日本侵略中国的说法，似乎日本侵略中国只是美国侵略中国的工具。4.分期没有根据。5.全书对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很多是反乎常识的。6.全书夸夸其谈，没有提供材料，提供了许多奇怪的结论，有的材料错得很厉害。7.全书突出地贯穿了‘左’的片面观点。全书中同样有很多右倾观点，经常处在‘左’右摇摆之中。” [37]
由于范、田及林涧青均主张不公开发表，这两篇文章最后均未刊发。而范、田二人所主张的约集学者进行讨论，迄今未见任何资料，也就难以知晓其情形之究竟。曾彦修的书评，如果去除那些政治批判的偏激言辞，亦有一定的学术含蕴。曾氏指出，刘著《美国侵华史》对近代以来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缺少在翔实资料基础上的历史主义的分析，这种批评应该说是切中肯綮的。刘大年也坦言，《美国侵华史》的根本性缺点在于“某些说明解释不是恰如其分，有的地方便没有能够把美国侵华活动的真实地位和作用讲清楚。因此，这些地方的叙述是没有说服力的或者是不合于历史主义的” [38] 。
不过，这次论争对刘大年触动很大，他进而着手对《美国侵华史》加以修改，且拟定了修改要点：“《美国侵华史》修改几点：一、不只是美国侵略，加上其他国的侵略；二、美国不只有侵略，中美人民有友谊；三、美国的侵略是渐进的，不是处处是主要的，最初甚至是温和的；四、已经被指出的错误。右边讲的几点是次要问题。主要：一、放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讲;二、放在帝国主义争夺国际环境中讲；三、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讲。此是关键。”“要强调一、背景情况；二、特别是每次斗争中中国人民力量的反映。否则成为中国任由帝国主义支配的历史。历次重大的群众斗争要写出声势。” [39]
据刘大年日记记载，1965年7月18日他“全日读《美国侵华史》”，7月22日“上午开始改侵华史第一章第一节。开了一个头”。7月24日“改完侵华史第一节”。7月31日“上下午均看美侵华史材料”。8月2日“全日看侵华史资料”。8月4日记“七月十四日开始准备改侵华史。至今已廿日，只有七个半（天）看史料。连星期日在内，并抓得很紧”。8月1日“下午开始看材料（改侵华史第二节）”，8月17日“全日改侵华史第二节”。8月18日“全日改第二节”。8月19日“下午改第二节”。8月28日记：“美国侵华史改写法。一、增新出资料，改错，删不宜的部分。二、始终贯彻三条历史线索：1.美国史发展线索，重要人物事件交待评价。显示美国侵略中国的背景。2.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的线索。各帝国主义各时期侵略的地位、重要事实，它们的相互关系。不要以美国代替它们。美国摆在恰如其分的地位。3.中国近代史的线索。阶级斗争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评论。小书作底本——五四以后部分注意毛主席著作判断。三、突出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作用、历史地位。四、文字改写。简短、明确。”9月15日记：“下午改侵华史。搁笔又廿三天矣！” [40] 自上可见，1965年7月到9月，刘大年又集中精力修改《美国侵华史》。但9月后刘大年去江西丰城参加“四清”，修改又告中辍。
在刘大年所存的写作卡片中，有一张录有“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总批奏：美使蒲安臣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充中国使臣，出使西洋，试办一年。（穆宗卷二一四，页三二）。说明此时美国侵华尚非露骨，如英法等。这是和他的国内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写入侵华史内。其他同样事件亦应叙述，以改变片面的叙述。改的关键之一，至要。对李（鸿章）、张之洞不要苛责或简单称为走狗，要用毛主席所讲的精神看历史人物，有缺点有优点” [41] 。另一张卡片载：“要有一段相当字数讲日美关系的历史特殊性”，“全部叙述要联系当时形势，眼光要开阔，不要死限于历史，要有现在的评论，是一本现在的书”。而笔者另外搜得刘大年修改的1954年版《美国侵华史》的手稿近万字，很多段落重新写过，增添了新的材料，论述更为充实。从这些修改要点及实际修改情况看，刘大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曾彦修在学术方面的批评意见，对原来著作简单化的倾向有所纠正。但由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其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美国侵华史》的修订终于搁置，未竟其功。
二、构建近代史学科体系
中国近代历史千头万绪，资料浩繁。刘大年认为，研究近代史不能不分主次，首先要研究这段历史中最基本的东西。他发表的文章，具体涉及太平天国、义和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孙中山、抗日战争等近代史领域的重要问题。
建构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首先涉及历史分期。刘大年认为：“自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110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是中国的近代。” [42] 1961年他再次撰文强调：“这里说的近代，是指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我国民主革命时期。” [43] 1964年他在向外国历史学家介绍中国历史科学时进一步明确指出：“五四前后既然社会制度相同，革命任务、革命性质相同，我们就只能把它看做是同一个历史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史前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十几年前的‘现代’，已经很快为今天的‘现代’所代替。时至今日，我们再用‘近代’去概括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历史，用‘现代’概括五四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的历史，显然是非常不合理了”。 [44] 刘大年还撰文强调：“中国近代史一般是指整个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 [45] 1964年他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中国近代史时，对以1949年为下限的理由做了详细分析。 [46]
刘大年认为，考察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志不外乎三个方面：从阶级斗争来划分，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来划分，从外国侵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划分。而这三者应当是统一的，不是互相排斥或彼此平列的关系。 [47]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总体把握上，刘大年的主张似乎与胡绳相近，若细加考察，不难发现二者差异所在。实际上，刘大年的分期构想可谓吸收了分期讨论中的各家之言，并融入了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首先，他将清政府组织的反击日、法的战争与义和团运动并列为民族战争，强调这一时期中外民族矛盾的主体地位。从刘大年的理论分析看来，他基本上肯定了清政府反击列强的民族战争所具有的积极的、正义的一面。
其次，他在坚持以反帝反封建作为近代史演进脉络的主线的同时，将近代以来的经济变动，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也置于较为重要的地位。他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的文章打印稿上批注有：“全文中看不出社会生活的变化。总起来是没有社会经济。一、不能说明生产力的发展。……以矛盾的阶段作为分期阶段，不能说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48] 有鉴于此，他特别重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分析。他指出，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后，才有早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而为新的社会运动奠定基础。这实质上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已经涉及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问题。
实际上，刘大年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研究的重视由来已久。1953年1月，近代史所设立经济史组，刘大年任组长，确定以近代资产阶级作为研究中心内容。 [49] 1955年他起草的《社会科学学部报告》着重提出：“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策略及其历史作用”，“应作为专题深入地研究”。 [50] 20世纪50—60年代，他与严中平、巫宝三、汪敬虞、孙冶方等经济史或经济学的研究者有书信往还，曾提议“写资本家千人传” [51] 。1954年3、4月间，刘大年在办理顾颉刚调动之事时，曾在武汉逗留一周，专门听当时武汉军区副政委、原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郑位三讲武汉的资本家、近代工业情况。郑位三对武汉地区的工商业情况很熟悉，他希望近代史所有人去研究武汉的工商业，并特意致信范文澜。由于只是口述，武汉工商业的情况后来没有整理，但刘大年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 [52] 1964年4月3日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杨东莼为主任，刘大年、黎澍为副主任，主要根据刘大年的建议，进行“民族资产阶级调查”“买办阶级调查”“江浙财阀调查”“商会调查”。 [53] 1958年他撰文明确指出：“中日战争后的再一次割地狂潮，使中国面临着瓜分危险，而民族工业又正显露其活力。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成了社会生活提出的两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 [54] 1981年刘大年率先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应从经济史突破，拉开了近代史研究内容拓展的序幕。 [55] 这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他长期关注、思考的结果。
学科体系成熟的标志即为反映这一体系、具有典范意义的权威著作的产生。“三次革命高潮”体系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分期讨论的主要成果，对于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及中国近代史著作的编纂都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刘大年主持编纂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及《中国近代史稿》体现了“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基本精神，同时力图克服其片面性，并对该体系有所完善和补充。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后，在深入专题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成为全所上下数十年孜孜以求的目标。各种专题研究无不以《中国近代史》之编写为中心而进行。最初近代史所擘画的实际上是一部完整的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刘大年在1957年1月5日全所大会报告中说：“我们要从更多的材料，把近代史中若干问题，弄得更清楚、更深入。……今天开始写的近代史，为了期望把它写好，就是经过十年的时间也无不可。” [56] 1957年9月，为写好多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近代史所把原来的三个组打乱，重新组建近代史组全力以赴进行撰写，并由刘大年任组长主持其事。但1959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840—1919年）被分配由近代史所承担，刘大年主持，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的撰著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当时近代史所人员将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称为“大书”，而将《中国史稿》第四册称为“小书”，以示区分。 [57] 近代史所的主要研究力量都参与编写了《中国史稿》。 [58] 历时近两年，《中国史稿》第四册于196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1年4月，刘大年回京与郭沫若讨论《中国史稿》继续写作的问题。1972年1月15日，近代史所召开约30人参加的会议，原副所长张崇山宣布《中国史稿》第四册的修改及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下册的编写工作均由刘大年负责。此后刘大年即约集丁名楠、钱宏、余绳武、樊百川、张振鹍、龙盛运、刘仁达、金宗英等研究人员，开始从事《中国史稿》近代史部分的扩大编撰工作。1973年3月31日，刘大年召集修改《中国史稿》第四册的研究人员会议。与此同时，刘大年还着手主持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下册的编写，并于1974年4月对这一工作进行分工。1976年，刘大年在郭沫若召集的《中国史稿》编写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史稿》中中国近代史部分分量比较大，希望能够独立出版，得到郭的同意，此后，《中国史稿》的近代部分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稿》，计划共出五册。1978年8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6月，《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册、第三册出版，但仍只写到1901年。范文澜、刘大年及近代史所同人为之努力数十年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终未竟全功。
刘大年为编纂《中国史稿》第四册及《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至第三册，从宏观理论体系的提出、结构框架的设计，到对初稿逐字逐句的修改以至重写，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中国史稿》的基本理论体系体现在刘大年于1959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且与1954—1957年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一框架基本按照“三次革命高潮”分期，同范文澜的分期观点有相当的差异，但范文澜“认为没有必要统一于一种说法”，对刘大年的做法表示支持。 [59]
事实上，刘大年在《中国史稿》第四册的理论架构上融入了自己独到的探索、思考，对“三次革命高潮”体系又有所发展与完善。他对以往包括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在内的中国近代通史体例著作偏重政治、忽略社会经济文化的缺陷有所体认，因而《中国史稿》第四册力图克服片面性，将社会、经济、文化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等内容均纳入论述的范围。刘大年于1961年2月14日在近代史所第一组工作会议上谈编写《中国近代史》一书的要求时明确表示：“我们写历史……要区别于单纯的政治史，要从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来写书。” [60] 在他看来，从1840年至1919年近代中国近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三个不同时期，每个时期内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他们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统一的，在历史论述中均应给予其应有的位置。因此，《中国史稿》《中国近代史稿》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的变迁、社会文化思潮的流变；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的斗争、边疆的沿革。
值得注意的是，对阶级分析法的辩证运用，使此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阶级阵营分敌我论是非的简单化趋向。刘大年认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里面有很多派别和集团，有区别，不尽相同。……说清楚这些问题才深刻，不要回避它”。“对清政府要给以恰如其分的估价，不要重复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论调，因为他们要推翻它，把它说得很坏。……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61] “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与反动统治表现了历史运动两个方向的对立，并非表现历史分成了对立的两块，彼此无关。两个对立方向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面。没有反对革命的一面，就没有革命的一面。我们不能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的一面。” [62] 因而此书并未忽视统治阶级的活动，对于“反革命”一方的历史亦给予了相当的叙述比重，对统治者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举措给予了较为客观中允的评价。
与此同时，此书力求避免人物的标签化、脸谱化，而强调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刘大年强调：“就是同一个人，前后也可能有变化，也要具体分析”；“不得志的中小官吏一般倾向于反侵略，但是一旦有了职权以后又发生变化；翁同龢在中日战争中主战，但他比李鸿章更亲俄”；“人物不要讲得很死，如恭亲王前后就有不同”。 [63]
对于两次鸦片战争、中日战争、中法战争这些由清政府主导的涉外民族战争，刘大年有自己的认识。他明确指出：写这几次中外民族战争时，“不要使阶级矛盾超过民族矛盾。现在讲分期问题的，常把这两次战争放在很不重要的地位，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书中，要把这几次战争突出来摆在适当的地位上” [64] 。就这个框架看来，虽然其突出了“革命”，蕴含着“三次革命高潮”的基本精神，却并非通常意义的“革命史”所可局限了。
刘大年的这一构想颇有新意，他曾对一位国外来访的学者讲，他主持编著的著作将包括该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与当时通行的着重谈政治事件的史书有别。 [65] 20世纪60年代，《中国史稿》作为指定的高校教材，印数很多，影响亦相当大。丁守和回忆，“田家英要我参加第5册（按：即《中国史稿》第五册）的写作，就曾提到要参考此书” [66] 。林言椒认为，“六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我看恐怕就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尽管当时同类书已出了不少，但这两部书章节清晰，立论严谨，简明扼要，适于作为大学教材使用，而且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问题也都涉及到了，这是我们过去重视不够的” [67] 。《中国近代史稿》与《中国史稿》第四册相较，基本框架及基本观点都没有大的区别，但史实大为丰富，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血肉”的缺憾，且对每一时期均有总评。这两部书对中国近代通史体系做出了探索。
三、晚年近代史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大潮冲击着几乎所有领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胡绳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受到李时岳“四个阶梯”论强有力的挑战。刘大年接受国内有关近代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引进近代化视角，对既有的“革命体系”做出了与时俱进的调适、改造，增强了其解释力。
对于李时岳提出的“四个阶梯”论，刘大年提出“不可以把辛亥革命同洋务运动放在一条历史轨道上去评价” [68] 。而对于李时岳的“两个趋向”论，刘大年进行了自己的思考。1996年，他在郭世佑的《纪念李时岳》一文旁边注：“有没有主导的占统治地位的趋势。第一，两种趋势是否同等，有无不相称的，对称是否尊重历史？第二，近代社会的本质是什么，基本矛盾是什么，如果对称，当做何表述。” [69] 此后他对此又有所阐发：“中国近代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矛盾现象：在民族遭受压迫和民族工业出现上存在着虽不相等却是明显的两个走向、两条路线。一条是急剧的下降线，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不断加深，中国最后被推到了接近亡国的险境。一条是曲折而微弱的上升线，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出现，本世纪初短暂地显现出一个小小的浪潮，尽管也只限于轻工业。这个浪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再次加紧控制以后成为过去，但是直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工业也仍多少保持增长倾向。民族工业是新生事物，给中国前景带来了光明。也就是伴随着它，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近代知识分子。” [70] “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推进了黑暗深渊，民族工业、新的社会力量出现，给中国前景带来了光明。” [71]
在这里，刘大年实际上明确地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作为挽救“沉沦”的上升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抹杀近代人民群众的以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上升力量和进步主线的意义。 [72] 不难看出，刘大年已然纠正以往过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偏失，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多有强调，对于阶级斗争与生产力的发展之关系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 [73] 在这段文字中，近代化被赋予了与革命相提并论的意义，实际上包含了刘大年晚年所提出的“两个基本问题”论的意蕴。
刘大年对中国近代史主题的阐述，最早可追溯至1958年，他撰文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成了社会生活提出的两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 [74] 。他在20世纪50年代对近代经济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强调，虽然未曾标示“近代化”概念，但实际上已然涉及近代化的问题。刘大年在1985年发表的《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中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下，面临被瓜分、灭亡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为了生存下去，一要推翻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阶级的统治，二要发展资本主义，求得民族、国家的前进，二者缺一不可。”不过他同时又指出：“二者也许可以作些折中调和，但也必有主有次，不会半斤八两。” [75] 1990年，刘大年在“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做题为《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的报告，明确阐述了近代化问题：“近代世界的特点不是别的，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是否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在当今世界上自荣自立的问题”，“中国民族独立、民主革命完成之日，也就是中国近代化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独立自主迈开第一步之时”。 [76] 此文实际强调了研究中国近代化问题的基本原则：近代中国走向以工业化为特点的近代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因中国的国情，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实现近代化窒碍难行。通过民族革命以获取独立是近代化的必要前提。
此后，刘大年继续思考并阐释近代史的两个主题及其相互关系。1991年他明确归纳道：“20世纪初期的中国，最基本的实际情况、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密切联系在一起。” [77] 他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的《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民族不独立；第二，社会未能工业化、近代化。前者是外国侵略造成的，后者是封建统治造成的。” [78] 在《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一文中，刘大年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民族独立与近代化，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 [79] 刘大年于1996年发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指出：“110年的历史运动是什么？我以为基本的运动是民族运动。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有两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 [80] 1996年11月，刘大年在“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致开幕词，对“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做了辩证分析：近代化与民族独立“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代替，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近代知识分子“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各自凭着自己的作用，再加上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才构成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最后支柱。这些新的社会力量，一般说，和民族工业的出现与存在直接间接，或多或少是相联系的”。 [81] 从这个角度看，考察近代化的进程无疑极有意义，革命与近代化这两个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视角在此得以整合。
在1997年发表的《方法论问题》中，刘大年进一步阐述了两大基本问题之相互关系：“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但是，“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因而“中国的近代化要从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来突破难关。难关一旦克服，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办法就形成了，前进的道路就打开了”。 [82]
刘大年在生前定稿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评近代经学》中，再次强调“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主要矛盾斗争，一是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刘大年在晚年以极大精力撰述《评近代经学》，绝非突发“思古之幽情”，亦非偿还青春之夙愿，而是从近代经学切入研究近代社会历史，重新思考、梳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宏大命题。他指出：“不彻底清理与批判古老的、主要是反映停滞社会生活的传统，便无所谓发展创新，更谈不到现代化。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在脱离传统文化与周边环境条件绝缘的状态中进行的，它必定要碰到辨认传统文化的根基与彻底清理、批判其中阻碍发展更新的废弃物的问题。” [83] 不难看出，《评近代经学》包含着刘大年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探索，而近代化与民族独立仍然是其论述的核心问题。
刘大年“两个基本问题”的论述，相对于此前将近代中国之问题只视为一个民族独立问题的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与转变。有学者指出，“两个基本问题”的言说体系，对于近代史上“民族独立”与“现代化”这两大任务，“虽分了时间上的先后，却全然未作主次的分野”，这是“前辈大家的一种智慧”。 [84] “两个基本问题”论同胡绳晚年对近代史主题的归纳相当接近，若细绎其微妙差异，则刘大年没有如胡绳那样强调近代中国不同阶级对于近代化追求的本质区别。在其论述中，洋务派的近代化举措、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在促使“新的社会力量”产生这一意义上，都应得到肯定。“两个基本问题”论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对于中国近代史主题的辩证、完整的表述，体现了刘大年对于“革命”与“近代化”这两种中国近代史解释视角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的整合，确切地说，体现了他引入近代化视角以调整、完善其理论体系的努力。因其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两个基本问题”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注释
[1] 刘大年手稿，作于1999年8月，刘潞提供。
[2] 《简史》最初的版本是1949年8月华北大学自印的内部发行本；1949年11月由北京新华书店正式出版，1950年3月由《新华时事丛刊》再版。新华时事丛刊版收入《人民日报》1950年编辑出版的《反美侵略学习手册》。
[3] 李光霖：《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载《新建设》第3卷第5期，1950年，67页。
[4] 宋云彬：《高中本国近代史》，9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
[5] 例如，1949年8月30日，王冶秋致函刘大年时借用《简史》称，“北平图书馆为迎接人民政协的召开，布置一个美国侵华史料展览室，希望找你的大著作参考，以便布置陈列”（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天津市美术工作者“根据‘美帝侵华史’（刘大年著）制作连环画及其他幻灯、洋片”以助反美宣传（《津市文艺界举行座谈会 动员全市数千文艺工作者 展开抗美援朝宣传活动》，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3日，第2版）。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后，充盈着报刊各个版面的关于美国侵华历史的文章，有些几乎是对刘著《简史》的全文抄袭或缩写，另一些严肃的学术文章也常常引用刘著文字作为权威论断。
[6] 刘大年于1980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交流会上的自我介绍记录稿。
[7] 详参刘大年：《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75～8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8] 详参刘大年：《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92页。
[9] 参见刘大年：《序》，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 参见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1] 参见刘大年于1980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交流会上的自我介绍记录稿。
[12] 参见刘大年：《田家英与学术界》，见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156～1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13] 《北方大学工学院史料》编委编：《北方大学工学院史料》，33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14] 华北大学史地系当时开设有“美国侵华史”课程。参见《华北三年以来的大学教育》，载《人民日报》，1948年12月31日，第4版。
[15] 李光霖：《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载《新建设》第3卷第5期，1950年。
[16] 参见王大白：《评六种美帝侵华史》，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5日，第6版。
[17] 刘大年：《美国侵华简史》，3页，北京新华书店，1949。
[18] 张海鹏：《战士型的学者 学者型的战士——记刘大年的学术生涯》，见刘大年：《刘大年集》，47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胡华此前曾撰有《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冀中新华书店，1947），但难称学术著作。
[19] 李光霖：《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载《新建设》第3卷第5期，1950年。
[20] 截至1951年2月，又有7部美国侵华史著作相继问世：（1）钦本立：《美帝经济侵华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2）汪敏之：《美国侵华小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3）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历史系小组编著：《美帝侵略中国史话》，北京，光明日报社，1950；（4）王春：《美国侵华史话》，北京，工人出版社，1951；（5）施瑛编著：《美帝侵华演义》，上海，通俗出版业联合书店，1951；（6）宣谛之：《美帝侵华一百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7）谢牧编著：《美帝侵华政策的百年总结》，上海，潮锋出版社，1951。这些著作的史料和观点无不以刘著《简史》为依据。
[21] 如徐幼慈所作《美国军事侵华的三个阶段》（载《光明日报》，1950年11月3日，第4版）、丁易所作《美帝帮助满清扼杀了太平天国运动》（载《光明日报》，1950年11月18日，增刊）、尚钺所作《甲午战争中美帝帮助日本侵略中朝的检讨和教训》（载《光明日报》，1950年11月18日，增刊）、袁震所作《美国人华尔帮助满清屠杀中国人民的血债》（载《进步日报》，1950年12月5日）等文章均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亦均引用刘著《简史》的一些论述。
[22] 参见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修改说明”，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23] 参见《奥夫钦尼科夫在苏联〈真理报〉上撰文评介胡绳等关于美国侵华史的三部著作》，载《人民日报》，1952年5月22日，第3版。
[24] 刘大年手稿，刘潞提供。
[25] 参见姜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26]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以下8种：（1）曰木：《请读〈美国侵华简史〉》，载《大公报》，1950年11月15日；（2）俞杰、樊百川：《推荐几种学习美帝侵华史的读物》，载《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5日，第5版；（3）季用：《几种美帝侵华史和补充材料》，载《大公报》，1950年11月16日；（4）王大白：《评六种美帝侵华史》，载《人民日报》，1951年3月25日，第6版；（5）曹锡珍：《评〈美国侵华史〉（刘大年著）》，载《大公报》，1951年9月20日；（6）绍溪：《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载《大公报》，1951年9月20日；（7）李光霖：《评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载《新建设》第3卷第5期，1950年，附刘大年之答复；（8）孑江：《评〈美国侵华史〉》，载《新建设》1952年第1期。
[27] 金王和：《对刘著“美国侵华史”的一些商榷》，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13日，第3版。
[28] 刘大年：《关于曾彦修同志对〈美国侵华史〉的评论》，未刊稿，刘潞提供；《近代中国历史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档案号：乙x106。
[29] 此文共28112字，为打字稿。从文中可知，曾彦修的批评文章分为上、下编，寄往《历史研究》，刘大年看到其打印稿（有一稿和二稿），遂撰文反驳。
[30] 刘大年：《刘大年日记》，1956年1月1日。
[31] 以上均转引自刘大年：《关于曾彦修同志对〈美国侵华史〉的评论》。
[32] 1954年胡绳首先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一场规模浩大的论辩，并进而影响到各个专门史领域对分期问题的重视。这可以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视以及建立学科体系的努力。
[33] 转引自刘大年：《关于曾彦修同志对〈美国侵华史〉的评论》。
[34] 刘大年未刊信函，刘潞提供。
[35] 《田家英致范文澜》（1956年1月25日），未刊信函。
[36] 刘大年：《刘大年日记》，1956年1月29日。
[37] 刘大年：《刘大年日记》，1956年6月23日。
[38] 刘大年：《关于曾彦修同志对〈美国侵华史〉的评论》。
[39] 刘大年手稿。
[40] 以上均据刘大年：《刘大年日记》。
[41] 刘大年手稿。
[42]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247页。
[43] 刘大年：《我们要熟悉中国近代史》，载《人民日报》，1961年2月21日，第7版。
[44] 刘大年：《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494～495页。
[45] 刘大年：《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
[46] 参见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讲稿》，北京，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研室，1964年5月编印。
[47] 参见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10期。
[48] 刘大年手稿。
[49] 按照当时的分工，钱宏负责“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中国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董其昉负责“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樊百川负责“中国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张玮瑛负责“中国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的活动”，谢琏造负责“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李瑚负责“中国资产阶级在商业银行、运输方面的活动”。参见李瑚：《本所十年大事简记》（手写稿），7～8页。
[50] 《社会科学学部报告》，刘大年起草（1955年5月21日改写稿），刘潞提供。
[51] 《米暂沉来函》，见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251页。
[52] 参见黄仁国：《非则言非，是则言是的实事求是精神》，载《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3] 《关于开展近代社会调查的资料》（1964年4月），《1964年全国近代现代史工作会议资料》（1964年6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54] 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第7版。
[55] 参见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载《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第4版。
[5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70页。
[57] 参见张振鹍先生访谈记录（赵庆云，2008年1月15日）。
[58] 参见《编辑工作说明》，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59] 刘大年：《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15页。
[60] 《内部简讯》第2期，1961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61] 《内部简讯》第2期，1961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62] 刘大年：《田家英与学术界》，见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159页。
[63] 《内部简讯》第2期，1961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64] 《内部简讯》第2期，1961年3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65] 参见王庆成：《忆刘大年同志对近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66] 丁守和：《怀念刘大年同志》，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67] 《学习祖国历史 建设精神文明——史学工作者座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载《读书》1982年第11期。
[68] 刘大年：《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69] 刘大年手稿。
[70]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的两条线》，见《刘大年集》，31页。
[71] 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72] 林华国认为，承认“两种趋向”论，必定意味着淡化乃至抹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意义。窃以为此观点值得商榷。参见林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种历史观的论争》，见《近代历史纵横谈》，22～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3] 刘大年认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中最大的缺陷是缺少发展生产的理论，许多地方都是强调生产关系，强调分配，而主要是强调平均主义，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缺少马克思主义，缺少唯物，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大弱点”（刘大年手稿）。
[74] 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第7版。
[75] 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96页。
[76] 刘大年：《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载《求是》1990年第22期。
[77] 刘大年：《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见《刘大年集》，50页。
[78] 刘大年：《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载《人民日报》，1995年8月15日，第9版。
[79]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见《我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354～35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80] 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
[81] 刘大年：《关于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问题》，载《文汇报》，1996年11月13日，第10版。
[82] 刘大年：《方法论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83] 刘大年：《评近代经学》，见《刘大年集》，324页。
[84] 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