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2年11月18日为赵宝煦先生诞辰百年，当此缅怀先生人生之际，结合先生的学术人生，研究和阐释先生的人生学术和政治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是继承先生的品格和精神，光大先生的未竟事业，推进我国政治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本文据《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5期刊文《宝煦先生政治思想初释》改写，其中既有对于先生政治思想的探讨，更有对于先生的深切怀念和纪念。
赵宝煦先生，著名政治学家、国际政治学家、教育家，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先生自西南联合大学始治政治学，至2012年驾鹤西去，毕生致力于政治学的学习、研究、发展和建设，为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作为世纪学人，先生不仅见证和经历了我国现代政治学科的生成和发展，参与和推进了我国当代政治学科恢复重建的奠基和进步，而且广泛涉猎社会、哲学、政治、文化和国际关系研究，孜孜以求，探索人类社会政治本质和发展规律、中华民族复兴和走向高度文明的治理之道，深得精要，形成了丰富深厚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实是我国社会文化和政治学科的宝贵精神和学术财富。
一、思想源流
自西南联大始，宝煦先生治学从教近七十年。在中国社会现代变革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他经历了旧中国和新中国两重时代和社会的历史变革，经历了战争、革命、运动与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剧烈转换，其政治思想既浓缩了中国现代社会巨大历史变迁，也融合了多方面的思想因素。正如文生在“赵宝煦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八十七华诞庆祝会”发言中所述：“在赵先生学术思想中，他本身就兼容各种不同思想，所以很多思想、很多主张在赵先生学术思想当中都可以找到印记。”
梳理先生的政治思想，追溯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可见其思想源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的现代转换
先生少时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既及长成，传统文化学养深厚，尤精儒学、墨学等，爱好诗词歌赋、书画戏曲。因此，在进行政治学研究时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先生政治学术研究的特点，如他在论及政治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强调的那样，“我们研究中国政治学，最主要、最现实的就是要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服务，因此，研究中国政治学必须熟悉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
在先生的政治论述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要素俯拾皆是。同时，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哲理箴言、经书典故、诗词歌赋都参透精髓、运用自如，其政论学论、道德文章中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在这其中，先生特别看重的是“和为贵”与“中庸之道”，按照先生的说法，这两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做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两个命题，即‘和为贵’与‘中庸之道’”。“主张仁爱和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在长期研究和参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先生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传统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各国和民族生存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先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标尺，对于传统政治文化的双重性形成了精辟的看法，“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我们自豪地说，世界上不乏文明古国，但只有中国是有不间断文字记载历史的文明古国，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要明白，五千年传统文明中不都是优秀文明。……我们的五千年文明中也有糟粕，……然而不论精华或是糟粕，都深深地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身上打上烙印，这些精华与糟粕都时时在我们的血管中跃动着。我们心里必须明白这一点，而时时加以区分，对于遗传来的糟粕，需要时时警惕而自我克服。”因此，先生在分析社会政治现象时，都积极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性、选择性地吸收传统政治文化的营养，并且对其进行分析、剖析、扬弃和现代转换，逐步将其融入自己的政治思想。
2.西方政治思想的批判、扬弃和吸收
在西南联大，先生从化工系转到政治系学习时，选修的是西方政治思想相关课程。根据先生的回忆，当时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介绍西方的研究成果多，对中国问题研究得少，特别是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就更少。”
先生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学理论和知识的过程，是与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并行的，因此，作为其政治思想的知识源流之一，先生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学习和取舍也是逐步发展和深化成熟的。早期，先生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将其作为他的专业知识基础。嗣后，先生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生信仰，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政治思想。他在晚年总结自己对待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看法，代表了他对于西方政治学说采取深入研究、合理吸取和扬弃的科学态度，先生说，“西方学者研究国际政治学起步比我们早，而且由于西方社会生产力水平比我们高，科学技术进步，所以他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拥有比中国学者远为有利的手段和条件。因此，他们成果多，成就较大，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因此就盲目崇拜西方学术著作，不加分辨，不加选择，亦步亦趋，照抄不误，……它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相反，把所有西方学术成果，包括理论和方法，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给它们扣上‘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帽子，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作法。它同样也是错误的。……对于西方学术成果，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决定取舍。第一，我们应该先弄清它的内容，不要在还没有弄懂人家说的是什么之前，就轻易地否定或肯定；第二，对其内容的正确与否，应该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不要人云亦云；第三，如果经过研究，肯定是正确的，也还要检验是否适用于中国，能否全部或部分为我所用。”
实际上，正是对于西方政治学这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扬弃和科学吸收，使得先生政治思想具有内容的丰富性、发展的开放性和视野的开阔性。
3.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的接受和服膺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在学术界，适如先生所说的那样，“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已有一些政治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政治学。”这些研究，形成了为数不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术成果。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开始集中关注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根据先生回忆，“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吴（恩裕）先生却是我第一位启蒙老师。我在他的课堂上第一次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后来，追求真理、勤于钻研的先生在众多政治学说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其人生的信仰，求索人类政治规律和理想的社会和公共生活之善。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先生不断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认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身信奉。这个过程使得先生从一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追求者，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生在北京大学担任全校马克思主义教研室负责人，承担全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在长期学习、钻研和教授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先生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培养并树立了北京大学一代代学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内容成为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内容。
多年钻研，使得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政治思想观点具有很高的造诣。在先生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联系时代发展，广泛涉及、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念和方法，均体现了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和精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学术风范。
二、基本内容
先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社会政治和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认知方面，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先生人生和学问的统一。
1.爱国主义是先生政治思想的基础和起点
先生对社会政治的认知和对国家政治和治理之道的探索，是以爱国主义作为起点的。在先生毕生的思想发展和现实关怀中，爱国主义一直是其重要思想基础和主线，这一基础和主线集中体现为他对于国家主权和统一、民族独立和富强的追求。
先生青年时期即执着追求光明和真理，曾以诗作表达其高远志向，他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诗作中说道：“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在暗夜里追寻我的爱，展翅向昏黄的烛焰飞来。纵使灯火会烧焦我的肢体，我不埋怨，这一切原是我自己安排。”在革命年代，先生的追求集中体现为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黑暗统治的深恶痛绝，对真理和理想社会的向往，进而发展成对于国家主权统一和民族独立富强的深入研究。
先生的爱国主义首先发端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和历史情怀。先生在阐述爱国主义的信念时，敞开心扉，直抒经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中国历史转变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民族胸臆，“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1822年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讲演录》里，曾经这样评论中国，他说：‘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有连绵不断、由历史学家著述的历史。在亚洲，还有其他民族也有古老的传统，但是没有史籍。’五千年悠久的具有灿烂文明的历史，使中国人充满自豪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遭受到一百多年的屈辱。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个东方的文明古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受尽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顽强反抗的历史。一百多年来，为了民族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曾经有无数革命先烈（包括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和革命的国民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中国人民为了争取独立自由，曾经艰苦奋斗了一百多年，真是漫漫长夜啊！直到1949年，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不容易。因此，中国人珍视自己国家的独立尊严甚于一切。”先生传承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他热爱祖国的深沉情怀体现在其漫长的人生经历中。先生回忆40年代追求光明的文章《南行记》，即是抗日战争时期先生爱国主义的典型记录。在西南联大，先生本科专业起初是化学工程，但是，面对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和生死存亡的处境，先生以为国家政治变革才是救亡图存更加有效的出路，从而毅然转向政治学专业，并且以此作为终身学术事业和志业。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一如既往，并且集中体现在对于国家主权、祖国统一和国家发展的强烈关切之中。
在先生看来，主权对于现代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主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领土，而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又事关祖国的统一，这是作为跨越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不同时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要政治关切。先生就此指出，“中国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方针，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设想的一个国家长期分裂，又各自施行不同制度的两部分之间，和平统一方案的最佳选择。”
先生的爱国主义还集中体现为他对于国家繁荣富强的渴望和信心。新中国成立后，先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信心和渴望始终如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得先生倍感振奋，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必然使得中国走向富强，因为“它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先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追求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这个社会应该是理性的、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富有的，适合人类个性发展的理想社会。”
2.马克思主义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和指南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主体内容。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生在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过程中，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多年钻研，使得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政治思想观点具有很深的理解和造诣，其建构的政治学理论体系和论述的政治思想，主体内容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作为自己的主体思想，首要的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对此，先生认为，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必须严格遵循其原意，掌握其精髓。为此，先生对于“以恩解马”（以恩格斯的说法来理解马克思）“以苏解马”“以西解马”的说法和做法未予认可，而是赞成“以马解马”，即“我们必须从马克思的原话中寻找马克思的本意”，然后紧密结合发展着的历史实践给予科学的解释。
在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内容都是政治学的内容。先生的政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作为主体内容的特点，集中体现在1980年我国政治学科恢复重建后先生主持编写的第一部政治学原理作品《政治学概论》中。《政治学概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建构阐述了新时期我国政治学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成为我国新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政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先生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政治发展实际，积极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思想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由此使得先生的政治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立场和深厚意蕴。
其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的政治学研究，是先生的治学原则。
先生明确指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我国政治学研究之所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发展性。对此，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科学认识，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宇宙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正因为如此，先生认为，我们研究政治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否则，不但无法满足科学性的要求，而且还将迷失方向。”“我们这里说的指导思想，既不是僵化的教条，也不是束缚科学发展、束缚思想发展的清规戒律。首先，它不是以任何一种一成不变的主观意图，强加于千变万化的客观现实；其次，它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而不能违反科学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
再次，推进中国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先生的治学追求。
先生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基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国人进行政治学研究，双脚必须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要熟悉中国国情，要深入社会，深入基层，多种调查研究。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必须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它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发展变化了，人的思想认识就也要跟着发展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生动活泼的发展的科学，而不是死的教条。”
在实践性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先生就此指出，“政治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政治学研究必须‘敢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话讲得非常好。政治学研究要敢于创新，是指刻苦钻研、全面分析，充分做到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从而提出新理论、新观点。”
又次，汇聚吸取多种文化优秀要素，是先生的治学主张。
思想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在不同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中实现的，因此，先生认为，“交流是文化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封闭则导致僵化，而无法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总结吸收当时人类科学文化的成就，我们也应该吸收总结今天的科学文化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只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3.人民民主是先生政治思想的基本主张和取向
分析先生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可见其具有丰富的人民民主的思想理念和特质。
在政治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先生对于人民民主有一个从向往到明确主张的演进过程。这种人民民主的首要特征和根本基础是人民至上。早在1946年，先生就十分关心人民利益，他曾赋诗《老百姓至上》以述情，吟曰：“昨天，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女，今天，我们是老百姓的兵。……让我们年轻的血，为老百姓流，因为老百姓养育了我们。让我们年轻的生命，为老百姓去死，因为我们属于老百姓。”这其中充盈着先生的人民情怀。
其次，实现人民民主，既蕴含着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更体现着人民政治的治国主张。在革命时期，先生毅然参加革命，追求人民利益和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之后，先生热切向往的是“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权。”“文化大革命”使得人民民主的建设遭到巨大曲折，先生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不公正待遇。但是，这一切并未动摇先生追求人民利益和人民民主的不渝之志。
改革开放后，先生对于人民民主的追求更加坚定而强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民主。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不是一句空话，而应该有其切实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的妥善实施，必须通过不可或缺的法定程序。因此，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不能离开法治。”
第三，推公共利益优先，以天下为己任。作为见证中华民族世纪发展，追索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代学人，先生与同时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历史和时代特征，就是抱秉“天下为公”的情怀，奉行公共性优先的政治哲学和价值选择。经历了国家与民族的世纪沧桑巨变，先生深沉地指出，国家、民族、公共利益优先，是浸淫东方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人格和素养所在，“知识分子的应该具备的素质主要有：1.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良知……社会良知也就是社会责任感。知识分子要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要有忧患意识，一定要以天下事为己任，为社会进步、国家的富强发挥自己的作用。2.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3.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思想。”
第四，社会和谐，多样性统一共存共处的人民共和的政治精神。在先生追求和主张的人民民主思想中，核心是人民内部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结合的政治理念。在这其中，在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中，先生强调的首要精神是多样性统一、矛盾性同一意义上的“和”字。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先生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方法阐述过“和与同”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和而不同，这话讲得好。只有人人都有这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既勇于发表不同的意见，也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对各种意见都作认真的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才能真正求得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把各方面和各种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共同为我们的事业而努力工作。”“团结、和谐只能是矛盾的统一，而不能是机械的一致。和，可以解释作矛盾的统一。”
在先生晚近的政治学研究中，人民共和与和谐的思想表现得更加强烈和直接。先生对于不同社会背景下不同性质的政治艺术进行了阐述，尤其对于人民夺取政权以后，人民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多样差异性进行协调的艺术进行了深刻阐发，他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就是不断产生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而运用国家政权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和艺术，就是“摆平矛盾”的过程和艺术，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是否可以说，政治是解决矛盾，化解冲突的艺术。”
先生进一步强调，社会和谐与和谐社会，需要依靠民主法治来保障，在人民内部实现多样的统一、矛盾的协调，达成和谐社会，就是先生所谓作为“摆平的艺术”的政治的真谛，而实现这一真谛的现实路径，则是法治和民主，适如先生所言，“如何摆平？离不开法治和民主。没有法治与民主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更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社会。”
4．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结合，是先生政治思想的学术原则和规范追求
先生追求精神世界、知性人生和社会理想，在这其中，追求科学，求真务实，是先生的学术原则和人生原则。
先生晚年回忆这些原则形成时曾自我内省道，“现在想来，对我后来影响较大的有两本书。一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集《门槛》，一是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郎执着的殉道者精神，使我后来毫不犹豫地参加革命；《世说新语》……又使我崇尚纯真、自然，本能地鄙视各式各样的道学和教条。”“我厌恶伪道学，不喜矫饰造作，更反对千篇一律、机械一致。”对于政治学研究，先生尤其强调其研究的科学性，明确指出，“坚持科学性是当前中国政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关键问题。”在先生的著作、文章乃至序言、书评、会议发言中，先生多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展开科学的政治学研究，不仅需要乐于追求真理，善于发现真理，更加需要敢于坚持真理、勇于维护真理。
先生认为，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实现，首要的前提在于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是它的科学性所在。”遵循这一精髓，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就要在政治学研究中大力贯彻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使得政治学的研究真正立足于社会实践和社会需求，“政治学的研究，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
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实现，必须深入研究和充分尊重学科发展的规律性和科学性。为此，先生深刻指出，政治学术研究虽然具有介绍知识和政策宣传的功能，但是，其根本任务是要探讨政治现象的发展规律，以国际政治学为例，“国际政治学是一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它的任务，不只是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作客观介绍或政策宣传，而更重要的是要对国际政治现象进行科学的理论性的研究，提供一个对国际政治问题的规律性的认识。”
在强调政治学研究科学性的同时，先生十分注重政治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并且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性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完全可以与其科学性有机结合的。他明确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从不同国家和社会的人文特质出发，“社会科学者遇到的最大挑战，往往是难以测量的心理因素。但这不等于说社会现象完全没有规律。譬如有些西方政策分析家往往爱说：‘分析共产党国家的政策趋向很难，因为他们不按规律出牌。’其实，任何一个人、一个政党或一个国家，他们的行为都是有规律的。只是因为你不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你不理解他们的某些措施的来龙去脉，就认为他们不按规律出牌。事实上，他们是按他们自己的规律出牌，而不是按你习惯的规律出牌。”
三、内在结构
先生的政治思想具有丰富深厚的内容，而且具有严密统一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强烈的辩证特色，进而使得先生的政治思想呈现结构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特点。
1.从本体内容来看，先生政治思想具有多样性统一的构成辩证
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是政治发展规律的经典阐述，爱国主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得到科学发展和实现。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和阐发，恰恰是爱国主义的历史发展途径和实现归属。先生的政治思想从爱国主义出发，逐步发展到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富强中国，由此在思想理念中达成了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一致、路径共同、内容关联和逻辑融通。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旗帜。先生认为，在革命时期，主张真实和普遍的人民民主是实现爱国主义的革命旗帜，“作为革命旗帜的‘民主’，它是革命的手段，目的则是推翻反动政权”；在革命胜利后，“就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民主则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本质特征，因此，民主成为爱国主义在“立新”和建设意义上的实现途径。而科学，即是对于社会和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由此，先生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内容和指导、以人民民主与科学认知为目标，这些构成了内在辩证和有机关联的统一整体。
2.从认识论来看，先生的政治思想鲜明体现着思想方法的辩证
先生的学术作品、政论文论中，充盈着唯物辩证法的智慧和思想光芒。先生论及社会、政治、历史、人生、工作和艺术，熟练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方法加以论述和证成。其分析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涉及多方面范畴和内容，所有这些都生动地闪耀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芒。思想方法的辩证逻辑，使得先生的政治阐述透彻，把握政治现象的复杂的对立统一关系切实精当，论述社会和政治现象发展规律深入精髓。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辩证，在先生政治分析中运用娴熟，由此使得先生对于社会政治的论述阐发和分析评判，不仅刻记着一位智者的衡度，而且贯穿着一代哲人的睿智。
3.从学术与人生的关系来看，先生的政治思想体现着学术人生与人生学术的辩证
妙手文章，铁肩道义，是20世纪中国社会赋予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先生在这一使命承担中逐步达成了学术与人生的辩证统一。
先生的爱国主义源起国难族恨，发展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现代化历史潮流；其马克思主义思想源于追求真理和光明，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先生的人民民主、科学主义和人文关怀，秉承五四“民主”与“科学”传统，从西南联大始发而后绵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成为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思考和论证。因此，先生的政治思想既是他对于社会政治现象的理性思考而成就，也是他以人生和历史的实践而写就。经历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的多次转折，先生的政治思想既是其精神结晶，更是其人生凝聚；既体现着其思维辩证，更映射着其历史经历；既以椽笔撰写在文章中，更以足迹镌刻在大地上。学问与人生，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出自北京大学潘国华教授在祝贺“赵宝煦教授从教五十五周年暨八十华诞典礼”上的讲话）。
4．从思想与人格的关系来看，先生的政治思想恰如其人品、人格、修养和情操，诠释和印证了先生学品与人品的相互辩证
先生在论及艺术和治艺时说，艺术“需要熟练的基本功，需要深刻的思想感情，还需要具有能艺术地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才华和灵感。……以上三者，可简称为学、资、品。三者皆备，才能产生完美的艺术创作。”在先生看来，治学与治艺同理，为学先要为人，同样需要“学、知、品三者俱备”，才能达到完美。正因为如此，参悟先生的政治思想，一如领悟先生的品行修养和道德风貌。先生自幼奋发，历经坎坷，百折不挠，向往真理，热爱学习，胸怀远大，追求卓越。在西南联大，他汲取闻一多、张奚若、钱端升、吴恩裕等老一辈优秀学者的治学精神和为人风范，炼就知性品格涵养，“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铁肩道义，跋涉前行，尽心继承、发扬和传播学术事业、文化血脉和精神风骨。先生胸怀坦荡，“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在做人方面也有他坚持的原则，‘事无不可对人言’是先生最坚持的为人处世的信条。他是一个对人对事都非常坦率的人。”（郝平教授语）。先生厚德载物，待人以诚，正直热忱，和煦如同春风，明澈恰似秋水，兼具经师人师风范。先生“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崇高的师德、严谨的学风以及虚怀若谷的气度和不懈进取的精神，甚得学校领导、同事，学界的朋友、同仁的敬重。”（黄宗良教授语）。先生学贯中西，涉猎广泛，多才多艺，擅于诗赋，长于书画，淡泊名利，自号“抱虚”。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教授在祝贺“赵宝煦教授从教六十五周年暨九十华诞典礼”上说：“他那立志把毕生心血献给祖国的爱国情怀，他那利用一切机会为新中国的政治学奔走的国际视野，他那永不懈怠始终追求学术卓越的创新意识，他那甘为人梯培养新人的坦荡胸怀，他那恬淡质朴执着率真的人生态度，都集中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质和精神魅力。”在先生身上，坚忍不拔和宽厚通脱融为一体，严谨求实和自然率真和谐共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问与人生、道德与文章相得益彰且有机统一，体现了一代世纪学人和学术宗师的人格和精神特质。
5.从学术与政治实践和历史发展来看，先生的政治思想体现了政治学术与政治实践的辩证
从先生的政治思想中可以看到，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关切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白发任凭衰彻底，丹心依旧火成团”。先生主张，“学社会科学的学生，必须十分关心社会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并努力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的指导下，自己开动脑筋思考、分析、研究，以求得到解决。”在求索天下大道的漫长过程中，先生始终如一，积极奋发，努力达成知与行的有机统一。
与此同时，在先生看来，政治学学术研究必须为政治服务，“文化教育，归根结蒂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要为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政治学必须以相对独立的研究和真正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成果，为政治服务，这就是政治学的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实践的辩证关系和联系逻辑。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即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四、结语
宝煦先生的政治思想，是在漫长而曲折、激荡而跨越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在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程中锻炼而成的，是在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悟道和践行中逐步构建和体系化的，是在修养人格与治理学问中相互达成和完善的。因此，先生的政治思想是历史和人生的产物，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时代中的共同心路历程”。先生的政治思想丰富深厚，就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文化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中的传承性、转折性、融通性、发展性、创新性和跨越性，论政求道、浩然壮阔、深邃精当、触类旁通、穷根溯源，本文所论，不及万一，因此需要继续深入发掘研究。与此同时，先生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也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追求真理和光明、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的富强幸福，追求人类的全面解放，其思想进路轨迹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始，接受、服膺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批判、扬弃吸取西方政治思想有益因素，进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实践，奋发求索革命和建设之道，科学探索政治与治政规律，感悟思索人生政治与政治人生，积极推进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政治学科的前行发展。
丁卯岁末，吴志攀教授为先生撰挽：“九十载春风绛帐，一片丹心，尽写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八千里风雨兼程，两度磨难，终换得贯通之学问，高贵之人格。”时光轮回，癸卯岁近，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愈感此挽倾情而精当、洗练而尽述先生的人生历程、学问、品格、情怀和风貌！
王浦劬，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 2023年2月15日 第1625-15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