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诗经》入手,结合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对两周时期的植物利用状况进行了分析。周代先民栽培的主要农作物为粟(setaria italica)、小麦(triticum aestivum)等,穿着由大麻(cannabis sativa)、蚕丝纺织而成的服饰,采食野葵(malva verticillata)等蔬菜,食用桃(prunus persica)、郁李(cerasus japonica)、酸枣(ziziphus jujuba var. spinosa)、葡萄属(vitis sp.)等水果;利用檀木、松柏等制作车船,利用梓属(catalpa sp.)、栎属(quercus sp.)、竹子等制作乐器、兵器等各类器物;蒸煮苹(marsilea quadrifolia)和杉叶藻(hippuris vulgaris)、腌制甜瓜(cucumis melo)等以为祭祀的菜肴。简而言之,周代先民利用的植物种类是多种多样的,植物的用途也是多种多样的。《诗经》中所涉及到的植物种类为植物考古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同期的考古遗存数据相比,发现考古遗存和文献记载在记录古人植物利用信息方面各有所长,可以互相弥补。
关键词:《诗经》;周代;植物利用
作者:
马永超,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植物考古;
吴文婉,女,博士,常州市博物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为植物考古;
杨晓燕,女,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植物考古;
靳桂云,女,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植物考古。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利用种子[1-2]、木炭[3-5]、植硅体[6-10]、淀粉粒[11-17]鉴定考古遗址中出土植物遗存种属的方法逐渐成熟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8-25],这为探讨古代农业及社会复杂化问题提供了实证。目前,植物考古研究的焦点是农作物的驯化、传播[26-38]和某遗址、某区域的植物性食物结构[39-42],关于农作物如何被利用和哪些非农作物植物被利用及其如何被利用的研究还很少。可见,当前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其“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39]的研究目的相距甚远,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
上述几种分析方法是植物考古研究的主要研究手段,但它们均有其局限。植物大遗存需要经过火或需要特殊的沉积环境才能保留下来,植硅体和淀粉粒的分辨率较大植物遗存低,很多植物只能鉴定到属,甚至科一级;这些从考古遗址中提取的植物遗存多是古人利用植物时的残留,不能代表当时植物利用的全貌。因此,全面复原古代先民的植物利用状况,不能仅仅依据当今在实验室获得的数据及其分析结果,还需要参考其他材料,如产生于同一时期的典籍文献及其他文字记录和相关的民族学材料,以获取更多的植物利用细节。
现在已经有很多遗址进行了植物考古学研究,它们的年代集中于史前和三代[19,40]。自商以降,我国才有了成熟的文字体系[41]。由此可知,在研究商、周的植物利用时,可以兼顾多样的考古遗存和丰富的文字资料。然而,关于商代甲骨文中植物名的考证与解读,尚有很大的争议[42];所以,周代是最合适的研究对象。
一、材料与方法
现存记载两周历史的文字资料有很多,但是可明确解读者、可信者寥寥,《诗经》就是其中之一。《诗经》现存诗305篇,成诗年代大约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共记载植物130余种,可考证者近百种,大致反映了周代人民的生活面貌[43-48]。《诗经》为“五经”之首,历代均有关于其的研究著述,这些经学家的注解多为文字证文字,难以与现实植物相对应;近代,一些植物学家开始关注《诗经》中的植物[49-51],但他们对《诗经》语句字词的考证尚欠精准①。本文避上述之短,取经学家文字注解[43-48]的长处与植物学家植物考证[49-51]的长处,以辨明《诗经》中所记载植物名对应的植物。
为避免偏信一家之言,在进行古植物名辨析时,我们参考了多家的意见[43-51]。另外,对同时期的考古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和相关民族学材料进行梳理,以进行对比和相互印证。
二、食
两周先民食用的植物多种多样,不仅有粟、黍、小麦等作为主食的农作物,还有多种蔬菜、水果。
1.主要农作物
(1)稷、禾、粱(粟,setaria italica)②
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王事靡盬,不能艺稻梁,父母何尝?——《唐风·鸨羽》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禾稷重穋,禾麻菽麦。——《豳风·七月》
自昔何为?我艺黍稷。——《小雅·楚茨》
降之百福,黍稷重穋,茷稚菽麦。——《鲁颂·閟宫》
此外,糜、芑亦为粟或同类植物,二者见于《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恒之糜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2)黍(黍,panicum miliaceum)
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唐风·鸨羽》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禾稷重穋,禾麻菽麦。——《豳风·七月》
自昔何为?我艺黍稷。——《小雅·楚茨》
降之百福,黍稷重穋,茷稚菽麦。——《鲁颂·閟宫》
(3)稻(水稻,oryza sativa)
王事靡盬,不能艺稻梁,父母何尝?——《唐风·鸨羽》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小雅·白华》
茣亦为水稻,见于《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
(4)麦、来(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牟(大麦,hordeum vulgare)
如何新畬?於皇来牟,将受厥明。——《周颂·臣工》
降之百福,黍稷重穋,茷稚菽麦。——《鲁颂·閟宫》
“来”与“牟”常同时出现,也见于《周颂·思文》,“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由上述记载可知,小麦、大麦在周代都已被种植。
(5)荏菽(大豆,glycine max)
艺之荏菽,荏菽旆旆。——《大雅·生民》
菽为豆类的总称,在《诗经》中多处记载,且常与麦、黍、稷等一同出现,如“黍稷重穋,稙稚菽麦”(《鲁颂·閟宫》)。
(6)麻(大麻,cannabis sativa)
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齐风·南山》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禾稷重穋,禾麻菽麦。——《豳风·七月》
麻有雌雄两种,雌麻又名苴,见于《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雄麻名蕡,在《诗经》中未见记载。
“艺”意为耕种;故两周先民种植的植物为粟、黍、水稻、小麦、大豆、大麻。“重”意为先种后熟的谷,“穋”意为晚种早熟的谷,“稙”意为先种的谷物,“稚”意为后种的谷物,这些说明两周先民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种植上述几类农作物。
安徽霍邱堰台[52](p479-490)、北京房山丁家洼[53](p145-164)、山东济南唐冶[54]、山东高青陈庄[55](p16-41)、山东即墨北阡[56](p34-51)、山东临淄桐林[57](p21-24)、河南登封王城岗[58](p133-144)、云南剑川海门口[59](p40-93)遗址的系统植物学研究表明,两周时期的主要农作物有粟、黍、水稻、小麦、大麦、大豆,这与《诗经》记载基本相符。
虽然,至今尚未在两周时期的遗址中发现大麻的种子,但是在较早的遗址已有发现,如澧县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早中期)[60]、东乡林家遗址(马家窑文化)[61]、藁城台西遗址(商)[62](p193-196)、济南大辛庄遗址(晚商)[63](p38-80)。上述这些大麻种子均集中出土于某一遗迹或陶器中,且同其他农作物伴出,可见至少至晚商,大麻已成为一类农作物[63](p38-80),且被特殊对待。综上,大麻应为两周的主要的农作物之一。植物考古分析表明,周代的农作物以粟、小麦为主;但《诗经》记载的农作物种类中,粟(即稷、禾、梁、糜、芑)、黍(即黍、、秠)二类植物出现的频次最高。造成此类的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一些花草也是两周先民管理、栽培的对象,如萱草(hemerocallis fulva);在《诗经》其被称为谖草,见于《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其背”,据此,我国萱草栽培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两千多年前。[64](p57)
2.蔬菜
(1)葵(野葵,malva verticillata)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豳风·七月》
“葵”是白菜出现之前的“百菜之王”,成书于西汉的《急就篇》将其列为众蔬菜之首,《齐民要术》中有“种葵”专篇,至宋元仍为蔬菜中的上品。[65](p102-110)因此,野葵可能为两周经常食用的蔬菜之一。
(2)苦、荼(苦苣菜sonchus oleraceus或苣荬菜sonchus arvensis)
采苦采苦,首阳之下。——《唐风·采苓》
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豳风·七月》
“苦”不仅是百姓常食的蔬菜,而且进入上层社会的食谱;《礼记·内则》“濡豚,包苦,实蓼”,在这里“苦”被用作烹饪小猪时的一种调料。除“苦”外,当时日常采集的蔬菜还应有荇菜(莕菜nymphoides peltatum,见于《周南·关雎》)、芣苢(车前plantago asiatica,见于《周南·芣苢》)、蘋(苹、田字草marsilea quadrifolia,见于《周南·采蘋》)、菲(萝卜raphanus sativus,见于《邶风·谷风》)、葑(芜菁brassica rapa,见于《邶风·谷风》、《墉风·桑中》、《唐风·采苓》)、莫(酸模rumex acetosa,见于《魏风·汾沮洳》)、笋和蒲③(见于《大雅·韩奕》)。[51](p16-153)在云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人们采集、食用的野菜有几十种,竹笋、野花、菌类也是他们采食的对象。[66](p12-35)所以,两周先民的蔬菜可能主要靠采集得来,而且种类很多。然而,至今尚未在两周遗址中发现上述几类蔬菜的遗存。
3.水果
(1)桃(桃,prunus persica)
园有桃,其实之殽。——《魏风·园有桃》
我国桃的利用与驯化始于距今7500年前[67],故两周先民很可能栽培桃树作为稳定的水果来源,即“园有桃”;两周遗址中桃核的普遍出土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湖北江陵秦家咀楚墓[68]、陕西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69](p717-723)、四川蒲江战国墓[70]和成都商业街船棺葬[71](p168-169)。
(2)郁(郁李,cerasus japonica)和薁(葡萄属,vitis sp.)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豳风·七月》
山东高清陈庄[55](p16-41)和即墨北阡[56](p34-51)均出土了葡萄属的种子。葡萄属的种子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史前遗址中屡见不鲜,因此周代及其以前先民食用的葡萄可能为原产自中国,有别于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广泛栽培的欧洲葡萄种群。
(3)棘(酸枣,ziziphus jujuba var.spinosa)
园有棘,其实之食。——《魏风·园有桃》
山东济南唐冶遗址[54]、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58](p133-144)均曾发现了酸枣的种子。
两周先民不仅“殽”、“食”(食用)桃、郁李、酸枣,而且可能食用梅(armeniaca mume,见于《召南·摽有梅》)、柿(diospyros kaki)、栗(castanea mollissima,见于《墉风·定之方中》)等[72]。
4.酿酒
主要农作物、瓜果除被直接食用外,还被用于酿酒。
(1)秬(黍,panicum miliaceum)、鬯(curcuma sp.)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大雅·江汉》秬鬯”意为用秬(黍的一个品种——黑黍)、鬯酿制的香酒。此外,秠也是秬的同类植物,见于《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糜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
(2)枣(枣,ziziphus jujuba)、稻(水稻,o-ryza sativa)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豳风·七月》
冬天用枣、稻酿酒,至春天方可完成,故名“春酒”。
两周先民不仅食用植物及其制品,而且利用植物制作进食的工具,如利用“棘”(酸枣,ziziphus jujuba var.spinosa)制作“匕”(饭勺)。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小雅·大东》
三、衣、住、行
植物不仅在两周先民的食谱中的地位不可小觑,而且在日常的衣、住、行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衣
(1)葛(葛,pueraria lobata)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魏风·葛屦》《小雅·大东》
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齐风·南山》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周南·葛覃》
“屦”意为鞋子,“絺”意为细夏布,“绤”为粗夏布;这些说明,葛不仅用于制鞋,还被纺织成不同种类的布。
(2)纻(苎麻,boehmeria nivea)、菅(芒,miscanthus sinensis)
东门之池,可以沤纻……东门之池,可以沤菅。——《陈风·东门之池》
(3)麻(大麻,cannabis sativa)
不绩其麻,市也婆娑。——《陈风·东门之枌》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陈风·东门之池》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曹风·蜉蝣》
北京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检测的10件残存的纤维制品中有9件为大麻、苎麻[73](p666-671);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m2010棺上覆麻衣[74];安徽舒城出土战国铜器表面粘附有麻布[75];河南信阳黄君孟夫妇墓[76]、湖北江陵秦家咀楚墓[68]出土了麻鞋。由上可知,两周先民把经过“沤”后的大麻、苎麻纺织成麻布或进一步加工成麻衣,而且利用葛制作鞋子。
蚕丝也是两周时期一种重要的纺织原料;河南信阳黄君孟夫妇墓[76]、贵州赫章可乐遗址[77](p212-215)、曾侯乙墓[78](p660-667)出土的纺织品表明两周先民利用蚕丝织成纱、绢、锦等各式丝织品。丝由蚕吐,蚕由桑养,三者密不可分[79](p50-54)。桑(morus alba)叶是养蚕的重要饲料,在众多战国青铜器表面可以见到刻画“爰求柔桑”的图案[65](p87-95);在《诗经》中共有21篇提及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植物。《诗经》中将三月以“蚕”来命名,即“蚕月”。“丝”在《诗经》中有9篇提及,常用于贸易(见于《卫风·氓》)。这说明种桑、养蚕、缫丝是两周先民(尤其是底层的农妇)生活中的一件重要的事。
2.住
莞、竹
下莞上簟,乃安斯寝。——《小雅·斯干》
“莞”意为用“莞”(一种水草)编织的席子、蒲席;“簟”意为用竹子编织的席子。曾侯乙墓出土了用刚竹(phyllostachys sulphurea)编织的竹席[80](p649-650);河南信阳黄孟君夫妇墓[76]、湖南临澧九里一号楚墓[81](p108-120)、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82](p195)等也出土了竹席。由此可见,两周先民使用的席子不只一种,且使用时有一定的叠放次序。
3.行
(1)苇(芦苇,pharagmites communtis)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卫风·河广》“苇”原意为芦苇,这里指用芦苇编的筏子。
(2)柏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鄘风·柏舟》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邶风·柏舟》
(3)桧(圆柏,sabina chinesis)
松淇水滺滺,桧楫松舟。——《卫风·竹竿》
(4)杨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小雅·青青者莪》
泛泛杨舟,绋纚维之。——《小雅·采菽》
(5)匏(葫芦,lagenaria siceraria)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邶风·匏有苦叶》
“厉”意为连衣渡水,这里指腰系葫芦渡水,即葫芦腰舟。用葫芦腰舟渡水的现象仍见于当今的海南昌化江流域、云南西双版纳和哀牢山地区、山东长岛和微山湖地区[83](p249-258)。囿于有限的发现,我们尚不清楚两周遗址中出土的交通工具的材质。
两周先民的穿着的服饰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底层人民只能穿“葛履”、“麻衣”,而贵族可以穿蚕丝织成的各类服饰;而且出行所用的交通工具差别也较大,既有简易的葫芦腰舟、苇筏,也有用松柏等良材制作的车船。
四、器具用材
除了日常的衣、食、住、行,植物还被应用于礼乐、战争等重大的国家活动中。
1.制作乐器
两周的统治者非常重视礼乐的建设与维持[84],所使用的乐器除了青铜乐器之外[85],还有很多木制乐器,如簧、篪、籥、鼓、箫、管等。
左手执籥,右手秉翟。——《邶风·简兮》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我有嘉宾,鼓瑟鼓琴。——《小雅·鹿鸣》
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小雅·何人斯》
籥舞笙鼓,乐既和奏。——《小雅·宾之初筵》
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周颂·有瞽》
此外,还有一些用榛(榛,corylus heterophylla)、栗(栗,castanea mollissima)、椅(山桐子,idesia polycarpa)、桐(白花泡桐,paulownia fortunei)、梓(梓,catalpa ovata)、漆(漆,toxicodendron vernicifluum)制作的乐器,即琴、瑟。
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墉风·定之方中》
这几类乐器见于湖北枣阳九连墩1号楚墓[86,87]、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88]、曾侯乙墓[80](p649-650)、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82](p118-127)等遗址中。鉴定结果表明这些乐器的材质是多样的,如瑟、笙的吹管为梓属(catalpa sp.)、笙的笙斗和簧片为芦竹(arundo donax),竽的苗管和篪为苦竹(pleioblastus amarus)、木磬槌为麻栎(quercus acutissima)。
2.制作兵器
《诗经》中记载的兵器有殳、戈、矛、厹矛(有三棱锋刃的长矛)等。
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卫风·伯兮》
彼候人兮,何戈与祋。——《曹风·候人》
俴驷孔群,厹矛鋈錞。——《秦风·小戎》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风·无衣》
目前,发现的兵器多只见青铜的部件[89](p17-38),但木材也是其部件的主要材质。贵州赫章可乐遗址出土的戈柲、剑鞘的材质为松属(pinus spp.)[90](p216-221),河南新蔡葛岭楚墓出土的戈柲的材质为麻栎[91](p239);西安梁带村芮国墓地出土的矛筩内的残木均为曲柳属(fraxinus spp.)[92](p246-254),这说明矛柄可能由曲柳属制成。这些木材多取自当地常见树种。
3.制作战车
《诗经》中描写车马的诗篇有很多[93],但是提及的车辆的材质只有“檀”。
檀车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远。——《小雅·杕杜》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大雅·大明》
“檀”也见于《魏风·伐檀》、《郑风·将仲子》、《小雅·鹤鸣》,植物学家考证为青檀(pteroceltis tatarinowii);对于《小雅·杕杜》、《大雅·大明》中的“檀”,尚存争议。《小雅·杕杜》、《大雅·大明》中的“车”均为战车,可见周代的战车或战车的某一部分所选用的木材可能为青檀或同类的树木。至于诸侯所用的公车(见于《鲁颂·閟宫等》)、婚车(见于《小雅·车舝》等)、田车(见于《小雅·车攻》等)[93]的材质,《诗经》中没有记载。车见于很多周代诸侯王的墓葬中[94],然而囿于保存状况,尚不清楚它们的材质。
上述几类木本植物均为良好的器物用料,除制作乐器、兵器外,还用于他途;如梓属是两周贵族墓葬棺椁的主要材质之一[95],竹木类也被用于制作篓、篮、笥、案、奁、耳杯等生活器具[78](p660-667),[81](p649-650),[82](p108-120),[88](p128-170)。
五、祭祀
祭祀也是一件重要的国家活动,两周时期的祭祀活动中所用的祭品不仅有牛、羊、猪等动物祭品[96](p82-88),[97],而且有不同种类的植物祭品。
(1)蘋(苹,marsilea quadrifolia)、藻(杉叶藻,hippuris vulgaris)
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锜—《召南·采蘋》
(2)蘩(大籽蒿,artemisia sieversiana)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召南·采蘩》
《左传·隐公三年》:“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由此可知,采集而来的“蘩”、“蘋”、“藻”被用作献给神灵、祖先的菜肴。
(3)瓜(甜瓜,cucumis melo)
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小雅·信南山》
“菹”意为腌制,即腌制的甜瓜被用于祭祀先祖。
(4)韭(韭,allium tuberosum或野韭,allium ramosum)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豳风·七月》
古时藏冰、取冰均要进行祭祀;如《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故取冰进行祭祀时所用的祭品不仅有小羊,还有韭(或野韭)。
(5)黍、稷(黍,panicum miliaceum)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小雅·信南山》
我黍与与,我稷翼翼。……以为酒食,以享以祀。——《小雅·楚茨》
由这两首诗可知,黍被制作成各式美食、酒,以祭祀先祖。
此外,植物也是祭祀活动中所需的一类燃料,如萧、棫。
诞我祀如何?……载谋载惟,取萧祭脂。④——《大雅·生民》
芃芃棫朴,薪之槱⑤之。——《大雅·棫朴》
六、讨论与小结
“民以食为天”,粟等农作物、蔬菜、水果是两周先民食谱中重要组成部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植物祭品、柴薪是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出兵征伐所用的兵器、战车的一些部件也是由植物制成。穿衣、出行及日常生活用具等均离不开植物。总之,植物在两周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周先民利用的植物种类是多种多样的,植物的用途是多种多样的。
以已知推未知是植物考古学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目前在分析考古遗址中出土的植物遗存时,我们多以现代人类的植物利用状况为依据进行推测,但是此类分析中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如自然环境的变化、族群的变迁。通过对《诗经》等文献典籍的记载和出土的植物遗存的综合分析,我们全面了解了周代的植物利用状况,这将研究的基点向前推进了二千多年,以此为基础的史前和夏、商植物遗存的分析的可信度将大大增加。
《诗经》中关于植物的记载不仅为我们当前探讨两周的植物利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为未来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些线索、启示。经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致认为,《诗经》中的蒌、蘩、蓬、萧、艾、苹、蒿、莪、蔚、芩均为菊科蒿属植物,这说明蒿属植物是两周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环境中一类十分重要的植物,应给予一定的关注并做深入的研究。据《诗经》记载,楚(黄荆,vitex negundo,见于《周南·汉广》、《唐风·绸缪》)、樗(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见于《豳风·七月》)为日常所用的“薪”(柴薪),这为浮选所得≥1mm炭屑和大块木炭的树种鉴定提供了参考。这些植物同上述的荇菜等蔬菜一样,或囿于植物考古研究方法的限制,或囿于植物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忽视,均尚未在两周遗址中识别出,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给予进一步的关注。
但是,流传了几千年的文献的记载并非完美无瑕,如多处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研究表明,草木樨属(melilotus)为商周时期一种常见的植物,可能被用作马的饲料[98],但其不见于《诗经》的记载。再者,今天我们对文献典籍的解读存在着种种的争议,如上述的“棫”等。因此,单纯以典籍文献的记载为基础的探讨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实验室内各种植物遗存的分析手段存在着种种缺陷,但为古代植物利用的复原提供了实证,如众多乐器的发现及其材质的分析说明,《诗经》等典籍文献中关于木质乐器的记载是可靠的;在已获得的植物遗存中,很多出土于底层居民生活的聚落中,这也弥补了典籍文献多关注于上层社会生活之不足。因此,实验室内植物鉴定、分析和典籍文献在将来的研究中不可偏废其一。
注释:
①例如,“遵彼汝坟,伐其条枚”(《周南·汝坟》)、“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大雅·旱麓》中的“条”意为树枝,而植物学家考证为灰楸(catalpa fargesii)。
②括号外的“粱”为《诗经》中的古名;括号内的“粟”为古名对应的植物的现代名,随其后的为现代植物名的拉丁文名,下同。《诗经》记载植物的诗句众多,本文只摘录其中与植物种植、食用直接相关的诗句。
③植物学家对“笋”、“蒲”所指的植物尚有争议,故未列出其现代植物名及拉丁名。下同。
④两周时期祭祀时,将萧等植物和牛油放在一起烧,取其香气。
⑤“槱”意为积木点燃,为祭祀天神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1](英)motuzaite-matuzeviciute g.,hunt h. v.,jones m. k. experimental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variation in grain size in panicum miliaceum (broomcorn millet) and its relevance for interpreting archaeobotanical assemblages[j]. 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2012,21(1).
[2]刘长江,孔昭宸.粟、黍籽粒的形态比较及其在考古鉴定中的意义[j].考古,2004,(8).
[3]成俊卿,杨家驹,刘鹏.中国木材志[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
[4]徐峰.木材鉴定图谱[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5]腰希申等.中国竹材结构图谱[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6]王永吉,吕厚远.植物硅酸体研究及应用[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
[7]lu h.,zhang j.,wu n., et al.phytoliths analysis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foxtail millet (setaria italica) and commo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j].plos one,2009,4(2).
[8]lu h.,liu z.,wu n., et al.rice domestication and climatic change: phytolith evidence from east china[j]. boreas,2002,31 (4).
[9]zhang j.,lu h.,wu n., et al. phytolith analysis for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foxtail millet (setaria italica) and green foxtail (setaria viridis)[j].plos one,2011,6(5).
[10](美)ball b.,gardner s.,anderson n.identifying inflorescence phytoliths from selected species of wheat (triticum monococcum,t. dicoccon,t. dicoccoides, and t.aestivum) and barley (hordeum vulgare and h. spontaneum) (gramineae)[j].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1999,86(11).
[11]杨晓燕,孔昭宸,刘长江等.中国北方主要坚果类淀粉粒形态对比[j].第四纪研究,2009,29(1).
[12]葛威,刘莉,金正耀.几种禾本科植物淀粉粒形态比较及其考古学意义[j].第四纪研究,2010,30(2).
[13]杨晓燕,孔昭宸,刘长江等.中国北方现代粟、黍及其野生近缘种的淀粉粒形态数据分析[j].第四纪研究,2010,30(2).
[14]杭悦宇,徐珞珊,史德荣等.中国薯蓣属植物地下茎淀粉粒形态特征及其分类学意义[j].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2006,15(4).
[15]万智巍,杨晓燕,葛全胜等.中国南方现代块根块茎类植物淀粉粒形态分析.第四纪研究[j],2011,33 (6).
[16]张本山,刘培玲.几种淀粉颗粒的结构与形貌特征[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3(6).
[17]yangx.,perryl.identificationofancientstarchgrains fromthetribetriticeaeinthenorthchinaplain[j].journalofarchaeologicalscience,2013,40(8).
[18]shuzhi wang.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wood remains from chinese archaeological sites[c].aisian archaeology(2012-volume),beijing:science press,2013.
[1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0]张永辉,翁屹,姚凌等.裴李岗遗址出土石磨盘表面淀粉粒的鉴定与分析[j].第四纪研究,2009,31(5).
[21]吕厚远,张健平.关中地区的新石器古文化发展与古环境变化的关系[j].第四纪研究,2008,28(6).
[22]杨晓燕,郁金城,吕厚远等.北京平谷上宅遗址磨盘磨棒功能分析:来自植物淀粉粒的证据[j].中国科学,2009,39(9).
[23](美)piperno d.,ranere j.,i. holst et al.starch grain and phytolith evidence for early ninth millennium bp maize from the central balsas river valley, mexico[j].pnas,2009,106(13).
[24](加)zarrillo s.,pearsall d.,raymond c., et al. directly dated starch residues document early formative maize (zea mays l.) in tropical ecuador[j].pnas,2008,105(13).
[25](美)perryl.,dickaur.,zarrillos.,etal.starchfossils and the domestication and dispersal of chili peppers (capsicumspp.l.)intheamericas[j].science,2007,315(5814).
[26]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j].文物,1997,(9).
[27]wu y., jiang l., zheng y., et al. morphological trend analysis of rice phytolith during the early neolithic in the lower yangtze[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4, (49):326-331.
[28]lu h., zhang j., wu n.et al. phytoliths analysis for the discrimination of foxtail millet (setaria italica) and commo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j].plos one, 2009, 4(2).
[29]chenf.,dongg.,zhangd.,etal.agriculturefacilitated permanenthumanoccupationofthe tibetan plateauafter3600 b.p[j].science,2015,347(6219).
[30](英)fuller. d.,harvey e. the archaeology of indian pulses: identification processing and evidence for cultivation[j].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2006,11(2).
[31]吴文婉,靳桂云,王海玉等.古代中国大豆属(glycine)植物的利用与驯化[j].农业考古,2013,(6).
[32]yang x.,wan z.,perry l., et al.early millet use in northern china[j].pnas,2012,109(10).
[33]lu h.,zhang j.,liu k. b., et al.earliest domestication of common millet (panicum miliaceum) in east asia extended to 10,000 years ago[j].pnas,2009,106 (18).
[34](澳)dodso r.,li x., zhoux.,et al.origin and spread of wheat in china[j].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2013,72.
[35](美)guedes j..,jiang m.,he k., et al.site of baodun yields earliest evidence for the spread of rice and foxtail millet agriculture to south -west china[j].antiquity,2013,87 (337).
[36](英)fuller d.,qin l.,zheng y., et al.the domestication process and domestication rate in rice: spikelet bases from the lower yangtze[j].science,2009,323(5921).
[37](英)hunt h.,linden m.,liu x., et al. millets across eurasia: chronology and context of early records of the genera panicum and setaria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he old world[j].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2008,17 (s1).
[38](澳)bellwood p. holocene population history in the pacific region as a model for worldwide food producer dispersals[j].current anthropology,2011,52(s4).
[3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概述[j],农业考古,1992,(1).
[40](美)lee g. a.,crawford g. w.,liu l., et al.plants and people from the early neolithic to shang periods in north china[j].pnas,2007,104 (3).
[41]yang x.,jiang l.starch grain analysis reveals ancient diet at kuahuqiao site, zhejiang province[j].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10,55 (12).
[42](美)piperno d.,dillehay t.starch grains on human teeth reveal early broad crop diet in northern peru [j].pnas,2008,105(50).
[43]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4]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45]刘毓庆,李蹊.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6]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7]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8]齐思和.毛诗谷名考.农业考古[j].2001,(1).
[49]耿煊.诗经中的经济植物[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
[50]陆文郁.诗草木今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
[51]潘富俊,吕胜由.诗经植物图鉴[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52]赵志军.堰台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c].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53]赵志军.北京房山丁家洼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c].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54]王育茜,陈雪香,高继习等.山东省济南市唐冶遗址浮选结果分析[j].南方文物,2008,(2).
[55]王传明.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56]赵敏.山东省即墨北阡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57]宋吉香.山东桐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
[58]赵志军.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c].植物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59]薛轶宁.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植物遗存初步研究[d].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0]尹检顺.湖南遭阳平原史前文化的区域考察[j].考古,2003,(3).
[61]西北师范学院植物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樱与大麻[j].考古,1984,(7).
[62]耿鉴庭,刘亮.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植物[c],藁城台西,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3]陈雪香.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农业稳定性考察——植物考古学个案分析[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64]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委会.中国植物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
[65]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修订版)[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
[66]刘怡,芮鸿.活在丛林山水间——云南民族采集渔猎[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67]zheng y.,crawford g. w.,chen x.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peach (prunus persica) cultiv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china[j].plos one,2014,9 (9).
[68]荆沙铁路考古队.湖北江陵秦家咀楚墓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1988,(2).
[69]李炅娥.2002年度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植物遗存的鉴定[c]//周原——2002年度齐家制玦作坊和礼村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70]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蒲江县文物管理所.蒲江县战国土坑墓[j].文物,1985,(5).
[71]崔海亭.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植物残体鉴定报告[c].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72]林奇.楚墓中出土的植物果实小议[j].江汉考古,1988,(2).
[73]赵汉生,王继红,靳枫毅.军都山玉皇庙墓地残存纺织品的检测与分析[c].军都山墓地:葫芦沟与西梁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7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地m0210的清理[j].文物,2000,(12).
[75]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出土的铜器[j].考古,1964,(10).
[76]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j].考古,1984,(10).
[77]刘剑,吴子婴.赫章可乐墓葬出土织物纤维的鉴定[c].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78]高汉玉,屠恒贤,徐金娣.曾侯乙墓出土的丝织品和刺绣[c].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79]孙秀华.《诗经》采集文化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80]贾良智.曾侯乙墓出土竹制品的鉴定[c].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81]熊传薪.湖南临澧九里一号大型楚墓发掘简报[c].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八辑),长沙:岳麓书社,2011.
[82]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c].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83]李露露.热带雨林的开拓者——海南黎寨调查纪实[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84]栗建伟.周代乐仪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85]岳连建.从两周诸侯国墓地发掘看周代的礼乐制度[j].中原文物,2014,(1).
[86]王树芝.古代乐器的材质——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木材分析(一)[n].中国文物报,2012-02-03.
[87]王树芝.古代乐器的材质——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出土木材分析(二)[n].中国文物报,2012-03-02.
[88]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j].考古学报,1988,(4).
[89]周攀.江淮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兵器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90]王树芝,王增林.赫章可乐墓葬出土木材的鉴定[c].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91]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新蔡葛陵楚墓出土外棺壁板及戈柲分析检测报告[c].新蔡葛陵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92]赵砺,冯德君,赵泾峰.梁带村墓地出土木材鉴定报告[c].梁带村芮国墓地——二〇〇七年度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93]欧阳勤,蔡镇楚.《诗经》与周代车马[j].中国文学研究,2005,(4).
[94]刘允东.车马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j].殷都学刊,2009,(4).
[95]王树芝.湖北枣阳九连墩1号楚墓棺椁木材研究[j].文物,2012,(10).
[96]马建梅.周代中原地区祭祀遗址初步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97]刘一婷.商周祭祀动物遗存研究综述[j].南方文物,2014,(1).
[98]靳桂云,郑同修,刘长江等.西周王朝早期的东方军事重镇: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的古植物证据[j].科学通报,2011,56(3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1azd116);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2rwzd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编号:41371217);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项目编号:xda05130603和xda05130402)。
转载自《农业考古》 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