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对于刘向易学，学界研究较少。刘向虽然没有易学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奏疏以及《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说苑》《新序》等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其关于《周易》的相关思想。在奏疏中，刘向对《周易》的征引只是注重义理方面的阐发，并不看重灾异思想。在中秘校书的过程中，刘向看到《尚书·洪范》而作《洪范五行传论》。受此影响，刘向征引《周易》开始注重其中的象数灾异思想。在《列女传》《新序》《说苑》中，刘向对于《周易》的解释也表现出了义理阐发和象数灾异兼用的倾向。刘向在易学中注重象数灾异思想的动因并非源自《周易》本身，而是与其本人杂有齐学的思想背景有关。
易学思想在刘向经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汉书·楚元王传》曰：“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这说明刘向治《易》较早，在宣帝下诏令其学习《穀梁春秋》之前，就已经研治《周易》。刘向还把易学传给其子刘伋，“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汉书·楚元王传》）。刘向虽然没有易学的专门著作，但在他的奏疏以及《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说苑》《新序》等著作中，我们能看到其关于《周易》的相关思想。
一、刘向《上封事》中的易学思想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之后，其家世传鲁《诗》，后来曾随江公孙学习《穀梁春秋》，是当时《穀梁》学的代表人物。他还曾以《穀梁》学者的身份参与了石渠阁会议。这些都表明了刘向的经学是以鲁学为主的。西汉国力经过宣帝中兴以后，开始由盛转衰。汉元帝即位之初本想有一番作为，重用汉宣帝遗诏的辅政大臣萧望之、周堪。《汉书·萧望之传》载：“宣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当时萧望之还向元帝推荐了刘向和金敞。四人同心辅政，并进行改革以图挽救当时西汉政治的衰败，“劝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对于他们的建议，汉元帝也多有采纳。萧望之、周堪、刘向皆当时名儒，他们说的“古制”即是用儒学来对西汉政治进行改革。萧望之治《齐诗》，是后苍的得意弟子。后来还从夏侯胜问学，在当时有着极高的声誉。周堪也是夏侯胜的学生，二人都曾参与过石渠阁会议。夏侯胜学于夏侯始昌，是西汉《尚书》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可见，萧望之、周堪皆有齐学背景。刘向虽然出身《鲁诗》世家，但其学问中也杂有齐学成分，后来的《洪范五行传论》即是明证。而且当时齐学、鲁学的壁垒并不深严，否则，萧望之在石渠阁会议中也不会站在具有鲁学成分的《穀梁》学一边了。而且萧望之还是汉元帝的老师，汉元帝对他也非常尊重。
萧望之等人的改革得到了汉元帝的支持。当时在朝廷中，除了萧望之等人外，还有一些主张用“古制”进行改革的儒者，如贡禹、王吉等人。《汉书·王吉传》曰：“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征贡禹与吉。”二人具体主张虽有不同，但皆主张复古遵礼。如王吉曰：“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贡禹亦曰：“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臣愚以为尽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汉书·贡禹传》）
萧望之等人的改革不久就遭到宦官、外戚的反对。汉宣帝遗诏辅政的史高出身外戚，开始仅居高位，不干涉政治。但随后与弘恭、石显等人反对萧望之等人的主张。萧望之也认为中书令应用贤人，宦官当政实非古制。于是两派势同水火。汉元帝初继位，不想有大的改革，于是出刘向为宗正。即使如此，萧望之、周堪还不断向汉元帝推荐儒生以备谏官。弘恭、石显等人也不断诋毁萧望之等人，最终萧望之、刘向等人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萧望之被免官，周堪、刘向也被关入监狱。随后出现地震、“客星见昴、卷舌间”的灾异，汉元帝赐萧望之关内侯，并征用周堪、刘向为谏大夫。当时宦官、外戚对萧望之等虎视眈眈，刘向恐惧，于是通过灾异向汉元帝进谏，认为地震等灾异皆因弘恭等人专权所致，因此应退黜弘恭、石显等小人，任用萧望之等贤臣，这样才能塞灾异、兴太平。书奏之后，弘恭、石显进行报复，刘向被免为庶人。萧望之也因使其子萧伋上书伸冤的事情被弘恭、石显迫害自杀。萧望之的死亡并没有终止汉元帝的改革事业。汉元帝随后起用了周堪及其弟子张猛以继续推进改革。刘向也想借此重新得到任用，于是以《上封事》的形式向汉元帝进谏。
在《上封事》中，刘向主要借助《诗》《春秋》来劝说汉元帝灾异的发生源于宦官、小人的专权。刘向在奏疏中对于《周易》的引用则主要从义理方面来说明君子、小人之间的关系。《汉书·楚元王传》曰：
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
以《周易》的泰、否二卦来说明君子、小人消长的道理。在刘向看来，小人之所以受到重用，因为汉元帝任用贤人不够坚决，小人有所诋毁，贤人的善政就不能执行。君子、小人是相互敌对、不能并存的，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周易》的泰、否二卦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刘向还引用《周易》原文来说明贤者以类相聚的道理，其说：
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贤人在位，则推荐君子进入朝廷。“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出自《周易》乾卦《象传》，原文作“飞龙在天，大人造也”。刘向在这里强调贤人以类而聚的道理，故改为“聚”。“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出自《周易》泰卦初九爻辞。从刘向的《上封事》来看，其引用《周易》主要侧重义理方面，基本不涉及灾异思想。因此，《周易》在《上封事》中的地位远不如《春秋》和《诗》重要。
汉成帝时，刘向受诏中秘校书，发现《古文易经》，以与当时流传的施、孟、梁丘《易》相互校勘，发现只有费氏《易》与古文同。《汉书·艺文志》曰：
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有学者据此推断刘向的易学属于费氏学派。刘向的论述只是当时比对各家《易》与古文《易》关系的一种客观描述，并不涉及他本人的易学思想。而且刘向治《易》远在其中秘校书之前，因此，不能据此推断其属于费氏易学。在对汉成帝的奏疏中，刘向征引《周易》仍然侧重义理方面，如其说：“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
二、《洪范五行传论》中的易学思想
在中秘校书的过程中，刘向看到《尚书·洪范》而作《洪范五行传论》以阐发其灾异思想。受此影响，刘向征引《周易》开始注重象数灾异思想。《洪范五行传论》已佚，其部分材料保存在《汉书·五行志》中。《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曰：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既已发也，则雪不当复降。皆失节，故谓之异。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万物随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归妹，言雷复归。入地则孕毓根核，保藏蛰虫，避盛阴之害；出地则养长华实，发扬隐伏，宣盛阳之德。入能除害，出能兴利，人君之象也。是时，隐以弟桓幼，代而摄立。公子翬见隐居位已久，劝之遂立。隐既不许，翬惧而易其辞，遂与桓共杀隐。天见其将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电。是阳不闭阴，出涉危难而害万物。天戒若曰，为君失时，贼弟佞臣将作乱矣。后八日大雨雪，阴见间隙而胜阳，篡杀之祸将成也。公不寤，后二年而杀。
刘向主要从《周易》卦气的角度对隐公九年“大雨，震电”等灾异作了解释。在刘向看来，从《周易》来看，雷电二月出地，于孟喜卦气说对应的是豫卦，表示万物都随着雷电的发生而从地中生长出来，这是安闲舒适的表现；到了八月，雷电就要隐退入地，于孟喜卦气说对应的是归妹卦。雷电隐退入地，则能孕育植物根核，保护动物蛰伏，让它们避开阴气过盛的危害。雷电从地中出来，则能促进万物的生长，宣扬阳气过盛的德性。刘向认为雷电的隐退能够除去阴盛的危害，雷电的显出则又能促进阳盛德性的发挥，这是人君之德的象征。这显然继承了董仲舒以来的“阳尊阴卑”思想。以史实来看，鲁隐公因为其弟桓公年幼，于是代而摄立为王。公子翬看到鲁隐公摄位已久，劝其自立。隐公不许，公子翬害怕，转而向桓公说隐公想要杀他，于是与桓公杀了隐公。自然界出现大雨、雷电的灾害，正反映了这一现象。从阴阳二气的关系来看，这是阳气不能压制阴气，从而出现阴气危害万物的现象。后来的大雪，也预示着阴气胜过阳气、篡弑之祸将要形成。鲁隐公看到这种自然界的预示而不能有所醒悟，于是落得了被杀的下场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曰：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刘向以为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为天位，为君位，九月阴气至，五通于天位，其卦为剥，剥落万物，始大杀矣，明阴从阳命，臣受君令而后杀也。今十月陨霜而不能杀草，此君诛不行，舒缓之应也。是时公子遂颛权，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后，将皆为乱矣。文公不寤，其后遂杀子赤，三家逐昭公。
这是对僖公三十三年“陨霜不杀草”灾异的解释。刘向认为，周代的十二月，就是夏历的十月。据孟喜卦气说，剥卦对应九月。九月的时候，阴气已经到来，这时万物剥落，自然界开始变得萧条，反映了阴从阳命、臣受君命而后削减的状况。十月严霜虽然到来，但不能令草木枯死，这是君主诛杀命令不能执行的反映。当时公子遂专权，三桓开始世袭官职，鲁国自此以后将会变得衰乱。鲁文公看到此灾异不能醒悟，于是有了后来鲁宣公杀子赤、三桓驱逐鲁昭公的事件。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曰：
《书序》又曰：“高宗祭成汤，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刘向以为雉雊鸣者雄也，以赤色为主。于《易》，离为雉，雉，南方，近赤祥也。
这里以《周易》离卦解释《书序》“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离为雉”出自《说卦传》。“雉，南方，近赤祥也”亦本于《说卦传》。在《说卦传》中，离卦为南方之卦。与五色相对，南方赤色，故近赤祥。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曰：
定公元年“十月，陨霜杀菽”。刘向以为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为观，阴气未至君位而杀，诛罚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时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见灾以视公也。
这是对鲁定公元年“陨霜杀菽”灾异的解释。刘向认为，周十月，即夏历八月。据孟喜卦气说，观卦属于十二消息卦，故称“消卦”，其与八月相应。此时尚未到严霜时节而严霜到来，使得大豆等植物枯死而无收获。从卦象上看，观卦卦象坤下巽上图片，下四爻为阴，上二爻为阳，第五爻为君位，故说“阴气未至君位而杀”。这是诛罚命令出于臣下而不出于君主的象征。这时季氏驱逐鲁昭公，昭公死于外面，鲁定公得立，因此，自然界出现“陨霜杀菽”的灾异以警示鲁定公。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曰：
“思心之不，是谓不圣。”……刘向以为于《易》巽为风为木，卦在三月四月，继阳而治，主木之华实。风气盛，至秋冬木复华，故有华孽。
这是刘向以“华孽”来解释《洪范》的“思心之不”。据孟喜卦气说，巽卦对应七月，而此说卦在三月四月。郑万耕认为此本于京房与《易纬》八卦卦气说。刘向的时候，《易纬》尚未形成，因此，只能说此受到京房八卦卦气说的影响。四月立夏，阳气壮大，能够促进树木果实成熟。但由于风气盛大，到了秋冬时候，树木又重新开花，于是有“华孽”的灾异。
刘向在用《周易》解释《春秋》灾异的时候运用的是阴阳学说，而非《洪范》的五行学说。春秋学和《洪范》学在当时虽然都讲灾异，但二者对于灾异解释的理论并不相同。春秋学主要以阴阳学说来解说灾异，《洪范》学则主要通过五行学说来解说灾异。这种区别不但存在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中，而且也反映在《汉书·五行志》中。董仲舒在解释灾异的时候除了用相应的人事说明外运用的都是《春秋》的阴阳学说，而刘向则同时运用阴阳和五行两种学说。刘向在解释灾异的时候之所以运用阴阳学说而非五行学说，一方面与《周易》本身重视阴阳忽视五行的思想有关，另一方面则受到《春秋》阴阳灾异思想的影响。在解释《书序》灾异的时候，则从《周易》的方位学说解释，而方位学说与五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在解释《洪范》“思心之不睿”的时候，刘向又运用了阴阳学说。从刘向的解释来看，其与“思心之不睿”的经文似乎不相对应，可能并非此处原文。因此，此段解释可以存而不论。这样看来，刘向从卦气灾异解释《周易》应该受到《春秋》本身的影响。
三、《列女传》《新序》《说苑》中的易学思想
刘向对汉成帝上的奏疏并没有得到采纳，于是撰写了《列女传》《新序》《说苑》等著作继续向汉成帝劝谏。在这些著作中，刘向征引《周易》大多注重其义理方面的思想。如《列女传·仁智传·楚武邓曼》曰：
王伐随,且行，告邓曼曰：“余心荡，何也？”邓曼曰：“王德薄而禄厚，施鲜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荡，天之道也。先王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毋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君子谓邓曼为知天道。《易》曰：“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此之谓也。
此外引《易》出自丰卦《彖传》，用以说明“物盛必衰”的道理。邓曼是楚武王的夫人。楚武王攻打随国，心情烦躁，问邓曼是什么原因。邓曼认为其德薄禄厚，给老百姓施予的少而掠取的多，因此军队出征心里烦躁。在她看来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是天道的要求。如果军队没有亏损，只是君王死于战争，这对国家反而是有好处的。对于邓曼的这种说法，后人认为其知晓天道，并引用《周易》来说明这一道理。
《新序·杂事四》曰：
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安不至矣。夫执国之柄，履民之上，凛乎如腐索御奔马。《易》曰：“履虎尾。”《诗》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
这是孔子答鲁哀公的话。引《易》出自履卦。履卦卦辞、六三爻辞、九四爻辞皆言“履虎尾”。孔子在此用以说明戒慎恐惧终吉的道理，应该本于九四爻辞“履虎尾，诉诉，终吉”。“诉诉”，《说文·虎部》作“虩虩”，恐惧之意。与引《诗》一样，孔子这里意在劝说鲁哀公治理国家要居安思危，戒慎恐惧，只有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新序·善谋》曰：
王若能恃功守威，挟战功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
这是楚国黄歇对秦昭王上书中的话。引《易》出自未济卦卦辞：“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彖传》曰：“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与引《诗》一样，这里用以说明始易终难的道理。
《说苑·敬慎》曰：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这里借用孔子与子夏的对话来说明《周易》损益的道理。在孔子看来，损则能益，益则致损，这既是天道的规律，也是人事应该遵循的法则。《说苑》这一记载并非刘向本人的发挥，而是《易传》本有的思想。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中，我们能看到类似的记载：
孔子图片《易》，至于损益二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
这是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孔子对于损益二卦的论述。与《说苑》不同，这里并没有特指某一弟子。“图片”，连劭名认为与“籀”相通，并引用了《说文解字》“籀，读书也”的解释。“图片《易》”也就是“读《易》”。《要》篇也是从天道、人事两个方面来论述损益之道的重要性。益卦象征春夏之交，这时阳升阴降，表示万物生长。“长日之所至”，指夏至，这时阳气达到极致，是万物生长之处。损卦象征秋冬之交，这时阴升阳降，表示万物衰老。“长夕之所至”，指冬至，这时阴气达到极致，表示万物生长之道已经终结。益卦开始虽吉，但因为其向衰败转换，故终则为凶。损卦开始虽凶，但因为其向生长转换，故终则为吉。在孔子看来，损益二卦的这种变化，反映了天道盛衰的变化，因此是君王效法的对象。因此，他又说：“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淮南子·人间训》对于此事也有记载：“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与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这里也是从损益二卦的辩证角度论述的，不过只论述了人事而未涉及天道。
《说苑·至公》曰：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去天下若遗躧，于天下犹然，况其细于天下乎？非帝尧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易》曰：“无首，吉。”此盖人君之至公也。
此处引《易》出自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与《尚书》《论语》一样，这里都是用来说明至公的道理。“用九”即“通九”，是说乾卦六爻皆阳（九），故象征群龙无首。龙虽成群，然皆不居首，象征谦虚的道理。这里用以说明至公的道理显然是刘向的引申义。
从上可知，刘向引用《周易》着重从义理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引申。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发现刘向从象数灾异方面对于《周易》的解释和发挥。《说苑·辨物》曰：
《易》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则圣智之府。是故古者圣王既临天下，必变四时，定律历，考天文，揆时变，以望气氛。故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谓此辰句陈枢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为吉凶祸福。天文列舍，盈缩之占，各以类为验。夫占变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阴阳之数也。故《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也者，物之动莫不由道也。是故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其初犹发于阴阳，而化极万一千五百二十。……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为占。春秋冬夏，伏见有时。失其常，离其时，则为变异；得其时，居其常，是谓吉祥。
“万一千五百二十”指六十四卦所用阴阳二爻的策数。刘向于此主要从阴阳五行思想的角度解释灾异，并且尤其突出五行思想。我们前面说过，西汉的灾异思想可以分为阴阳和五行两个不同的系统，刘向二者兼用，但更多源于《洪范》五行系统。因此，刘向这里对灾异的解释应该受到其《洪范五行传论》的影响。通过五星的变化，可以占测相应的五行。如果顺其时令，居其常位，则吉；反之，则凶。故他说：“《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昔者高宗、成王感于雊雉、暴风之变，修身自改，而享丰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见，蝗虫蔽天，冬雷夏冻，石陨东郡，大人出临洮，妖孽并见，荧惑守心，星茀大角，大角以亡，终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恶。及即位，日月薄蚀，山林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庭，都门内崩。天变动于上，群臣昏于朝，百姓乱于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综上可知，刘向对于《周易》的运用仅出于论证自己观点的需要，并没有对易学提出一套系统的理论。因此，刘向的易学思想是零散的，并没有理论上的自觉。从现有材料来看，刘向对于《周易》的解释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即从早期以义理阐发为主转到后期兼用义理阐发和象数灾异。从他解释灾异的时候兼用阴阳五行思想可以推测其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受到了《洪范五行传论》思想的影响。这样看来，刘向在易学中注重象数灾异思想的动因并非源自《周易》本身，而是与其本人杂有齐学的思想背景有关。
此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2期第13-19页。注释和参考书目略。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站或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