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谓“边缘”，是指人类文化适应上存在边缘效应的地方。边缘效应的说法来自生态学，如森林的边缘存在更多样的生态空间，能够给予物种更多样的适应选择。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尤其是在文化发展的转型期，如农业起源阶段。进一步拓展这一视角，用以考察中华文明起源以及相关问题，可以丰富我们考察这些问题的维度。过去30多年来，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研究不仅要发现实物材料，还要解释历史过程，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华文明的特性。这里尝试从史前文化边缘发展模式的角度，从理论上解读中华文明起源过程。鉴古知今，该探讨或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时期与当代的社会发展。
壹 史前文化的边缘发展现象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文化适应的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谱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拙著《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注意到，史前中国农业首先出现于山麓、小盆地区域，经历了从山麓走向平原的发展过程。我们熟知的适合农业的平原地带并不是农业的发生地，农业是从森林边缘地带开始的。这个地带是森林草原生态交错的地带，也是部分驯化作物祖先分布的边缘地带，尤其体现在水稻的分布上。野生水稻主要分布在热带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其分布的北部边缘。
在中国北方，农业起源的前奏是细石叶技术的起源，这种技术的过程是，以间接打击法生产形制标准的细石叶，然后将其镶嵌粘接在骨、角片的凹槽处，组成矛、刀等不同类型的工具。细石叶标准化程度高，轻便易携带，用途广。笔者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对细石叶技术的起源进行了理论推导：鉴于这种技术的特殊属性，它非常适合资源分布稀疏且不确定的环境，变化之中的森林草原生态交错带环境尤其需要这样的技术，而当时这样的地带就位于华北地区。此后华北地区一系列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该技术的出现就在末次盛冰期的到来前夕，即距今2.6万年前后。
除了这两个现象之外，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黑猩猩、大猩猩至今仍然如此，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对于人类祖先而言，这就是边缘环境，他们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曝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人类从此走上了文化适应的道路。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撒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
贰 为何是边缘
边缘效应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边界容易发生变化，边缘更不稳定，迫使物种不得不频繁迁徙，不得不在适应上保持更高的弹性，以利用时空分布上不那么确定的资源。人类通过文化来适应环境变迁，适应的弹性也相应表现在文化上。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环境条件的内涵从完全指自然环境，逐渐过渡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重，甚至有时完全指社会环境，这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由此，边缘的含义也随之扩充，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意义上的。
在细石叶技术起源过程中，遭遇到适应挑战的史前狩猎采集者不得不提高流动性，发展具有更好弹性的技术，代表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石器技术巅峰的细石叶技术应运而生。从细石叶技术起源过程来看，不断提高的流动性，使得中国北方的狩猎采集者与欧亚大陆西侧的石器技术产生了交流，吸收了石叶技术、勒瓦娄哇技术等石器技术要素，结合自身的技术传统，细石叶技术才得以在华北地区起源。
除了更多的外部挑战，边缘地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尤为有意义的是，边缘有利于革新的产生，因为这里的内部阻力更小。在农业起源进程中，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是从中心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群，闯入新领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传统与习惯的制约。狩猎采集让位于农业，是文化适应的重大变迁，意味着文化系统全方位的调整，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层面都需要如此。旧的文化系统往往对发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边缘地带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类似之，在文明化进程中，传统的等级不明显的平均社会让位于等级社会，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此时边缘地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叁 文明化进程中的边缘效应
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中国，文明化程度最高的无疑要数良渚文明。考古发现显示，良渚不仅有规模宏大的古城、等级鲜明的墓葬，更有堪称人类水利史标杆的水坝体系；此外，观象台、稻田、手工业等无不体现它作为一个早期国家所拥有的社会复杂程度。良渚的系统考古发现彻底颠覆了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良渚的兴起还有更早的渊源，距今5800年前后，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墓葬已经存在显著的等级分化，按李伯谦的说法，可以代表史前中国最早的古国。再往前追溯，早在上山文化阶段，这个地带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复杂性，形制多样的陶器组合中有硕大的陶盆、精美的陶壶以及饮酒的证据，说明可能存在宴飨的行为，而宴飨正是社会竞争与分化的方式。有研究表明，末次冰期结束后，海平面上升，拥有更高社会复杂性的海岸地带狩猎采集者不断后撤。上山文化的社会复杂性可能承自这些群体。从这个角度来说，海陆边缘作为典型的生态交错带，为早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舞台。
与良渚差不多同时或略早的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以其坛庙冢组合的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揭开了中华文明探源的大幕。牛河梁遗址作为一个遗址群，包含随葬丰富玉器的首领墓、类似后世圜丘的祭坛、布置众多塑像的神庙等，显示出古国的初步迹象。红山文化所在的辽西地区就是森林草原的交错地带，是农业的边缘地带。受到多变环境条件的影响，整个新石器时代，这里的生计模式一直在农业与狩猎采集之间来回波动。也因为环境条件的制约，红山文化后来崩溃了，为更重视狩猎采集的小河沿、哈民等文化所取代。直到夏商时期，立足于原始精耕细作农业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重新开启文明化进程。
辽西是中国从东北到西南的生态交错的组成部分，同样是在这个条带中，距今5000年前后，最近重新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见证了又一个文明化进程中的边缘发展现象。这里发掘出来的室内面积680平方米的殿堂基址，中心火坛的直径就超过3米，细泥抹面，烧成青灰色，加工十分考究，已经不是日用的火塘，祭祀性质明显。附近30万平方米范围内还发现九个大型的夯土台，没有明显的实用性质，也是祭祀建筑。如此规模的祭祀中心显然需要一个大型的社会组织才可能支持，称之为“南佐古国”是合适的。
同在这个地带的东北方向，距今4300年前后，发现了一系列的石城，石峁古城是面积最大的，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史前时代面积最大的城池，其防御设施先进，城墙已经有瓮城、马面的设计，大大提前了这类城防特征出现的年代。按照古史记载，从南佐到石峁一带，曾经是黄帝部族分布的范围，当地至今仍保留有不少相关传说。从考古材料上看，石峁所代表的力量入侵了陶寺，并留下不少暴力证据。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流动性较高的人群语言沟通程度更高，更有利于社会整合。森林草原的交错地带是非常适合狩猎的地带，生活在这个区域的人群在射猎上有优势。更好的社会整合配合射猎上的优势，无疑会有更强的战争能力。红山、南佐都在祭祀上投入巨大，显示出在社会整合上的能力；与此同时，形制多样的箭镞的出土，与射猎上的优势是相匹配的。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来看，南佐与石峁都是史前农业群体在边缘条件下的发展，建立优势之后，重新进入中心地带，与中心地带的群体融合，开启文明的新阶段，这可能就是古史上的炎黄部族的联合。
边缘地带发展理论可以解释史前史上一系列的文化发展现象，具体在中华文明探源问题上，也能与当前的考古材料较好地契合。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文化发展都产生于边缘地带。从既有的材料来看，边缘地带发展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转型期的文化发展。边缘发展现象并不是史前史上独有的现象，近现代社会转型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发展。如：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就是欧洲边缘的不列颠岛，而非欧洲大陆；取代英国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其实是西方的边缘。边缘地带的特点，较大的外部挑战，更少内部阻力，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都有充分体现。
（作者：陈胜前，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