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2年是中国系统化引介和开展国际传播研究的第四十年。时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植于文明差异的价值逻辑碰撞，全球历史范式加速转移带来的现实逻辑重构，科技革命与产业升级引发的传播逻辑变迁，使国际传播成为中国学界高度关注、尤为紧迫的新兴热点领域。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2022年度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在文本、机制和效能层面，围绕“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现国际传播效果最大化”形成了三条主流脉络，以及“阐释俄乌冲突舆论机制”的支线脉络。相较于过往而言，稳中有变、喜中有忧。未来，国际传播要继续发展成为能够关切学科重大议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回应实践重大问题的结构、方法和价值，这需要研究者在学理层面突破西方窠臼、学术象牙塔化倾向和学科内卷趋势，在实践层面秉持系统思维、效能思维和全球思维，最终不仅构建出中国国际传播的自主知识体系，还能促进国际社会对话与共识的达成。
【关键词】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文献计量学；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一、回望：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历史脉络
1980年底，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的居延安随同郑北渭先生出席了美国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在夏威夷举办的“国际传播理论讨论会”。他将此次经历以通讯文章的形式发表在《新闻大学》1981年的创刊号上，成为最早提出“国际传播”这一名词的中国内地学者（居延安，1981）。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①组织召开了“世界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事世界新闻研究和教学人员的第一次交流集会。会上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前17年在世界新闻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鼓励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并重启世界新闻研究，将其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徐耀魁、黄可风，1982，p.10）。以1982年5月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访问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为契机，传播学被正式引入中国，并为长期占据主流的新闻学研究范式所接受（刘海龙，2007）。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国际传播也开始得到关注。同年《新闻大学》在第五期上接连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居延安（1982）撰写的美国国际传播协会第32届年会概况，引出了正在美国学界流行的、国际传播的关联概念——跨文化传播。另一篇由祝建华撰写，推介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编译的《麦克布莱德委员会最后报告》。他称该书是我国首次出版的“介绍国际传播情况的著作”，并在此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传播秩序的始末（祝建华，1982，p.86）。那时对于贯穿全文的communication一词是翻译为“交流”“交流工具”还是“传播”仍存在争议，文章还专门用了一定的篇幅进行讨论。如果以该两篇兼具介绍性和反思性的文章为开端，至2022年，国际传播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被引介到中国已有完整的四十年历史。自此，中国的国际传播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就一直处于专业化探索进程中，再未出现过中断。
国际传播关注的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信息交换行为及其影响，关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争论是中国内地的最早启蒙。因此在最初十年的萌芽期里，多数研究都站在反殖反帝的立场上，围绕“当今国际传播所面临的最现实的挑战就是如何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问题”这一论点，批判媒介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和信息依附现状，以响应、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传播民主化倡议（林述安，1990，p.1）。一批从事外国新闻史和新闻事业研究、具备一定外语功底的先驱学者以《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学刊》②《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为论道坛，积极翻译西方经典理论、引介国际媒体发展情况，为国际传播学在中国本土扎根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代表人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陶涵、张黎、徐耀魁、明安香，复旦大学的郑北渭、陈韶昭，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王泰玄、林珊和傅显明，新华社研究室的李启等。但此时国内学界对于国际传播的理解还非常模糊，多将其等同于外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只有在一篇介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优秀事迹的文章里，粗略提到了国际传播的目标是“为宣传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为介绍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风貌，为交流中国与外国的文化和友谊”（黄俭，1987，p.15）。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也让自1989年近乎停滞的传播学研究重焕生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于国际传播“是否有学”还持观望态度的话，90年代中后期对“何以为学”的讨论便逐渐占了上风，不仅积攒起一定数量的专门性研究成果，还呈现出角度多样化和论题集中化特征，真实反映了中国传播学者所具有的共同学术兴趣和研究趋向（黄旦、韩国飚，1997）。据韩纲（1998）统计，该时期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分别是：对国外新闻界的概括性描述；考察各国富有特色的新闻体制、运作机制、新闻政策，并试图把握其最新动态；在宏观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对国外某一特定时期或特定事件中的新闻业作用展开评价；对国外某一特定媒体机构的新闻业务评价。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此时国内学界仍处于对西方国际传播理论和经验的引进、消化、吸收阶段，如邵培仁就曾尖锐指出：“有点过多过滥和低水平重复，现在需要花大力气，争取在理论上至少上一个台阶……除了李瞻、彭芸的著作之外，尚无有新意的著作，整个国内国际形势要求传播学界加强这方面研究，拿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裴人，1996，p.51）。真正的分水岭出现在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认定，传播学成为了具有授予博士学位资格的二级学科，自此踏上了发展快车道（胡翼青、张婧妍，2018）。在此波学科建设热潮中，郭镇之、胡正荣、关世杰、徐小鸽、张桂珍、龚文庠、李希光和程曼丽等热心国际传播的年轻学者在各高校成长起来。他们普遍接受过系统的传播学训练，掌握着更为全面的知识结构和严谨的学术规范，能够从媒介技术、文化心理、国际政治等多维路径深入学科内部，有效推动了国际传播的深化和普及。
在世纪之交上，2000年首期《新闻与传播研究》刊载了数篇新闻传播学将何去何从的名家观点。明安香在其中一篇点明了国际传播之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提出要“花大力气了解和研究国际传播和国际传媒，特别是目前主导国际信息流通和国际舆论的国际传播，根据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制定正确的国际传播战略”，从而达成“为新世纪在世界上树立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崭新形象，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做出贡献”的目标（明安香，2000，p.11）。可见相较于前20年，国内学者对于国际传播的定位、要义、任务等认知已发生深刻变化。以“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和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里程碑事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制度性变迁。与此同时，信息高速公路的开辟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将中国近距离置于全球化信息市场的竞争压力之下。制度与技术的双重之变要求国内学者不得不对国际媒介环境保持敏感，寻求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对话之道。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启了近20年的国际传播本土化探索历程，进入了相对专业、独立的知识生产和应用阶段。在文化和传媒“走出去”“文化软实力”战略的启发下，国际传播研究开始小幅增多。2008年是中国国际传播突围的关键一年，前有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展现了全新的中国形象，后有西方金融危机爆发推动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开始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显示度和话语权。随后中央印发了《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总体规划》，首次将国际传播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形成了基于“国家外宣”和“国家队”的出海体系（程曼丽，2017）。党的十八大后，随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相继召开，以及建设多元协同外宣体制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被视为有计划、有组织进行国际传播的开端。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让破除“中国威胁论”的话语陷阱、营造正向国际舆论环境的诉求尤为凸显。此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成为了显性词汇，开始频繁出现在官方表述之中。
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新华社，2018）。身处激荡的世界转型过渡期，近年来中国学者不断触发对学科源头何在、边界何在、重点何在、未来何在等“元问题”的焦虑，愈发感受到了加强国际传播研究的紧迫感。这种感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现实逻辑的重构，可以概括为“全球历史范式的加速转移”，需要从国际关系角度通盘审视。冷战结束、特别是西方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深化调整，多板块化地缘政治分合碰撞，“东升西降”和“西强东弱”格局同步交织。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下，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明显抬头，世界经济仍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可能随时爆发。多变的全球情势顺应传导到国际传播研究当中，不免为其蒙上了一层复杂的现实迷雾。二是技术逻辑的变迁，可概述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传播范式转换”，需从传播学的专业视角深入。在5g、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消费模式的加持下，跨屏生态、深度伪造、大数据、社交机器人不仅推动传播业态走向虚实结合，也赋权更多后发国家加入国际传播的阵地争夺行列。数字思维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主导着国际空间内的信息流动，这显然让发轫于西方工业社会、擅长等级控制的大众传播理论力不从心，亟需开发一套新的信息社会释义框架（阎学通、徐舟，2021）。三是价值逻辑的碰撞，这是大变局最本质的诱因和最深刻的结果，需要从人类发展的整体进程把握。尽管“文明冲突论”有其理论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同文明间、同一文明内部间的断裂带在当下仍显而易见。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执着构建对其他文明的“中心—附属”关系，并有向意识形态、发展模式、技术安全及经贸往来等表层议题蔓延之势。网络空间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了发动极端暴力和激发新型冲突的主要场所。如何回归到传播的本意，以交流增理性、以对话促共识，理应成为传播学者的最高价值追求。
总的来说，在中国国际传播是一个既年轻又厚重的研究领域：年轻是指时间意义上的“新”。从1982年被正式引进算起，国际传播作为一门独立分支学科在中国不过短短40年的发展历程，近些年才因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需要而成为热点议题。虽然在数代学人努力下已搭建起了基础学科框架和逻辑链条，但不论是在理论体系、研究范式、学术命题、方法路径还是价值取向上，都显著受到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及与世界关系变动的影响，还处在剧烈的动态调整过程中，远未达到系统化、精细化的知识生产高度。未来其地位必将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深化而进一步凸显，为当代研究者留下了无限的学术想象空间。厚重是指意涵维度上的“深”。国际传播在中国的深化普及不仅与传播学中国化的进程基本吻合，也与国家“走出去”的步调同频共振。它不仅脱胎于西方经典的传播学体系，还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历练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当中，可谓受到了中外理论源流与时代烙印的双重滋养，形成了深厚的学科积淀。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了国际传播研究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外部舶来到主体自觉、从学科依附到生态独立、从无序发散到体系规范的清晰脉络，逐渐成长为一门兼具民族性、时代性和专业性的“显学”。立足当下，国际传播研究正与中国一道站在重大历史转折点上，既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拥有着独一无二的机遇。未来，如何依照“关切学科重大议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回应实践重大问题”三个面向构想发展方向和路径，在自我革新中打造中国国际传播的“三大体系”，已成为学术共同体责无旁贷的新时代使命（胡正荣，2022a）。
二、驻足：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考评
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稳中有变、喜中有忧。从国家发展进程看，中国在经济上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政治上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文化上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正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但一国实力增长并不意味着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的自然提升。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始终是西方主流叙事下的“他者”，未能摆脱硬实力和软实力不匹配、贡献度和美誉度不对等的困境，在部分国家的民调数据达到历史最低水平（pew research center，2022），国际传播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纵深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短板；从世界外部环境看，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跌宕，世界经济脆弱性突出，乌克兰危机呈扩大化和长期化趋势、负面外溢影响日益严重，人类社会都在学习如何与不确定的世界共处。尽管中美关系依旧徘徊在建交后的低谷，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和“脱钩断链”未消，但随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等的相继举行，中国也将同步迎来双边和多边关系发展新高潮。
这些内外情势既是可供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新鲜素材，也暗含着时不我待的要求。党的二十大已就加强国家传播能力建设“布题”和“点题”，指明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整体方向。接下来中国学者能否在此基础上“破题”并“解题”，助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就成为了国家、业界与民众的共同期待。
（一）点—线—面：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挖掘
为了系统回顾、梳理2022年研究开展情况，并对今后发展形成知识参考、经验借鉴以及前景预瞻，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全时段、全文本数据展开挖掘，同时借助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进行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的可视化和序列化呈现。该方法可以最大程度避免研究者的主观影响，不仅能够揭示某一知识单元或单元群间的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规律，从隐含的复杂关系中揭示全景学科网络，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理论前沿动向（陈悦等，2015）。在具体执行路径上，本研究将中国知网总库作为数据抓取来源，按照“主题=国际传播，发表时间=2022年全年，语种=中文，类型=学术期刊”的要求进行检索，初步得到1799篇样本。经过进一步人工筛选，剔除无关文献450篇（包括卷首语、征文通知、会议报道、书评和其他非直接相关内容），再经去重和标准化处理，最终确定了1349篇有效样本，并按照以下三个步骤展开分析：
第一步，识别重点词汇、产生数据基点。本研究将文献中的关键词作为基础单位，通过词频和中心度计算从庞大文本中识别高数值词汇，提取出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国故事”“北京冬奥会”“国际话语权”“跨文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中华文化”和“话语体系”十大年度热点议题（见表1），能够集中反映2022年国内学者关于国际传播研究的共同旨趣之所在。
第二步，挖掘聚类主题、搭建逻辑链条。在高频关键词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采用共词分析法（co-word analysis）计算两两关键词在同篇文献中共同出现的频率。该方法一般认为词汇对的共现频率越高，其反映的主题关联就越紧密。由此，将密切关联的一组关键词聚集为独立类团，使得类团内属性相似性最大、类团间属性相似性最小，将隐含的学科知识结构显性化（钟伟金、李佳，2008）。经聚类计算和优化，从样本文献集中挖掘出了八大主题关系网络，还原了2022年国内学者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常见的主题类型选择、逻辑链条及分析路径。按照规模和平均轮廓值综合排序分别是：“中国故事”“国家形象”“社交媒体”“文化传播”“叙事策略”“公共外交”“人才培养”和“俄罗斯”（见图1），各网络内的高频关联词见表2。
第三步，归纳议题范式、形成知识图谱。本研究将八大主题关系网络与国际传播研究的一般性过程进行匹配，按照对象范畴、分析路径和目标导向三个维度再度分类，厘清了不同主题关系网络间的作用关系及其归属的更高层级研究范式。最终以关键词的基础“点”带动形成聚类的逻辑“线”，再组合成知识的结构“面”，进而整理出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整体框架结构（见图2）。
（二）文本—机制—效能：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行进脉络
围绕如何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文本层面构成了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第一条主流脉络。该脉络涵盖了“#1中国故事”和“#5叙事策略”两个主题关系网络，关联了新时代、对外宣传、中国电影、传播策略、纪录片及短视频等具体议题，主要目标是寻找中国国际传播所依存的根本内容与核心价值，通过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帮助更加充分地阐释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精神。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认为，每个完整的叙事体系都应由三个部分组成——符号（sign），被认为携带意义的物质或精神感知，是叙事得以形成的质料；故事（story），即叙事的内容，是事件得以组织的行动链条和实存；话语（discourse），即叙事的表达，是内容被传达所经由的方式（查特曼，2013；赵毅衡，2013）。该脉络的研究也在这三个相互嵌套又层层递进的语言单位上展开：第一类聚焦于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出现了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中国化成果中寻找典型符号（张毓强、潘璟玲，2022），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挖掘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文明象征（孟建，2022），从当前改革发展实践中开拓现代性标识（任孟山、陈强，2022）三条主要路径。第二类专注于厘清中国故事的内在机理，存在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于运全，2022）、中国共产党（李宇，2022）等多层叙事主体，对中国经济发展（韩云杰、王四新，2022）、政治制度（臧秀玲，2022）、生态文明（吴沁宇、韦清琦，2022）、外交关系（张文宗、胡畔，2022）等多元叙事视角，对中国脱贫攻坚成就（牛慧清、丁韬文，2022）、北京冬奥会（钟新、蒋贤成，2022）、新冠肺炎疫情（王灿发、陈琳琳，2022）多项叙事议题，还有对新闻报道（高金萍、曾玲，2022）、汉语汉字（李宝贵、刘家宁，2022）、电影电视（燕旎，2022）等叙事媒介的不同研究分野。第三类集中在中式话语体系建构上，以保证符号和故事可以在语境转换中最大程度实现编解码统一，其中有的关注信息环境分布特征的宏观影响（马忠、达雅楠，2022），有的关注技术手段（赵蓓、张洪忠，2022）及文化语境（周勇、周梦雪，2022）等中观因素的调节作用，还有的关注意涵共通性（胡正荣，2022b）、修辞手段（李克、朱虹宇，2022）等文本设计差异带来的不同传播效果。
围绕如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机制层面构成了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第二条主流脉络。该脉络涵盖了“#2国家形象”“#4文化传播”和“#6公共外交”三个主题关系网络，关联了文化自信、软实力、中华文化、话语权、战略传播以及意识形态等议题，主要目标是创新体制机制，多形式、多途径、多主体推动中国国际传播发展，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对于具体的实践操作模式，国内学者主要持两种不同思路：一种主张以文化机制促进对话、达成共识，不仅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还力图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增进民心相通乃至交融共存。因此，这类研究更符合软实力学说视阈，往往喜欢挖掘“第三文化人”（史安斌、童桐，2022）、在华留学生（卢鹏，2022）、高校智库（肖茜等，2022）等民间群体的桥接力量，注重运用情感策略引发传播共鸣（张昆、张晶晶，2022），擅长借助网络游戏（胡钰、朱戈奇，2022）、数字漫画（季乃礼、茹素岩，2022）、博物馆（郭斐珺、马凌，2022）等文化产品来吸引受众关注，最终形成政治价值观和社会治理制度的劝服之效。另一种主张紧扣外交机制来增强本国声誉、提高认同，将传统外交或公共外交行动转化为对中国主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传播。这类研究更符合国际关系的理论范式，多从国际秩序转型和全球治理体系革新的结构性背景出发，从权力的核心视角来理解传播问题，讲求舆论斗争的策略、艺术和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由此衍生出了关于中国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系列论述（肖晞、杨依众，2022）。其中对于各类外交活动媒介意义的解读（林绪武，2022），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张志洲，2022）、“一带一路”（姜锋等，2022）、中国梦（刘鼎甲，2022）等具体概念的传播效果评估和对“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论调的破除（张永红，2022），以及重构全球传播秩序的新思路等都是热点议题（张志华，2022）。
围绕如何实现国际传播效果最大化，在效能层面构成了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第三条主流脉络。该脉络涵盖了“#3社交媒体”和“#7人才培养”两个主题关系网络，关联了精准传播、主流媒体、融合创新、全媒体和全球化等具体议题，主要目标是进一步优化国际传播的“投入—产出比”，将已有的资源规模优势转化为真切的传播影响力、感召力、亲和力、说服力和引导力，并开发出有效的及时反馈机制与科学评价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当前实践工作中的主要难点之一，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有的学者从技术演进驱动国际传播的视角出发，探讨如何发挥大众传播（黄慧、陆必纯，2022）、网络传播（张志安、唐嘉仪，2022）、社交传播（史安斌、朱泓宇，2022）和智能传播（张洪忠等，2022）相对应的不同媒介及渠道优势，尽可能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和不同群体的需求定制化内容生产、精准化传播流程，帮助推进中国故事的全球化、区域化和分众化表达。这其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使国际舆论场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操纵和武器化特征，由此被看作引发国际传播格局变动的关键要素，成为了广受关注的前沿热点（方兴东、钟祥铭，2022a）。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深入内里，从更根本的专业人才支撑视角出发，寻找能与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相匹配的人才队伍结构转型路径。后疫情时代，线上与线下、国际与国内语境深度混合，面对内容生产、传播、运营及管理纵深发展的现实需求，全媒体与全球化已成为衡量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标尺，也是中国国际传播事业想要长久兴旺的核心人力要素（胡芳、田香凝，2022）。而目前来看，在传媒人才（王婧雯、邹佳丽，2022）、翻译人才（吴赟，2022）、出版人才（王大可、李本乾，2022）、跨文化交际人才（朱红宇，2022）和师资力量（文秋芳，2022）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供给与需求相脱节的情况。
除了本土经验外，中国学界还围绕俄乌冲突形成了单独的支线脉络。该脉络主要围绕“#8俄罗斯”主题关系网络展开，关联了舆论战、国家战略、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电视台和国家安全等具体议题，主要功能是展开国别案例分析，在横向维度上拓宽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视阈、提供经验样本。2022年2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过程中相关各方为了争夺舆论同情与声援，都借助短视频和图文直播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示战争进度、还原战场细节，甚至对抗攻讦，造就了全球现象级的媒介景观。这对中国的传播学界也起到了极大的震撼与警示作用，其成果可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技术对当代战争范式的总体影响。如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运用使全球信息联动和民众动员成为可能，推动传统战争向着算法认知战的混合模式演进（方兴东、钟祥铭，2022b）。移动设备和tiktok短视频工具的加持，既以丰富的用户生产信息反哺机构媒体，也加大了事实核查的难度（王沛楠，2022）。二是透视交战双方的舆论战略部署与战术打法。如俄罗斯打造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和透视俄罗斯（russia beyond）外宣媒体“三驾马车”（刘箫锋等，2022），发起的“影像新闻”攻势、构建的“去纳粹化”话语和替代性叙事（任孟山、李呈野，2022）。乌克兰构建的扁平化舆论引导主力、诉诸恐惧情绪与人道主义框架、以谣言噪音推动意见极化的方式（喻国明等，2022）。三是西方的舆论战干扰及中国的应对方式。有学者认为在拜登政府任内，互联网物质空间及互联网媒介叙事将依然是大国战略较量的焦点（洪宇、陈帅，2022），建议对美西方国家物理战场内的武器供给、情报支撑、极限施压等手段保持警惕的同时，更要加强对网络空间的风险评估和防卫机制建设（阎国华、何珍，2022）。
通过科学知识图谱挖掘发现，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范式、事件议题、目标对象和方法路径上取向多元、所涉丰富，尝试就一批国家、学界和业界共同关切的真问题、大问题进行回应，不仅深度契合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历史范式、传播范式和价值范式转移对传播学的新要求，更从文本构建、机制推广和效能导向层面串联起较为完整的研究逻辑链条，使学科体系初现雏形。整体来看，2022年的国际传播研究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主要由媒介事件驱动。北京冬奥会、俄乌冲突、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美舆论战都是2022年常见的触发事项，受其启发与要求，学者们广泛回归到现实语境中寻找中国国际传播的实践和理论进路，就事论事、应激反应居多，实用性与非连贯性突出。第二，跨学科趋势明显。学者们有意识地摆脱新闻传播学的单一维度，积极开拓政治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新视角，从而在比较维度中考察国际传播的最新动向。这样不仅有利于新知识的产生和获得学界共识，还为革新既有国际传播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提供了可行途径。第三，以介绍中国在地经验为主，国际观察为辅。多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传播理论的本土化方面作了诸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随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动，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也展示出了更强的外向型和包容性特征，对他国经验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这一巨大宝库的案例研究比重开始上升，并从中汲取可供中国自我完善的启示借鉴。未来该领域有望成为中国学者持续主攻的方向之一。
三、前瞻：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破与立
将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作为观察切片，可以发现学界对于该领域的探讨方兴未艾。如果仍生硬套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停留在对国家形象和城市形象大而化之的概述阶段，缺乏对学科机理的精细化设计与多样性支撑，对事关国家战略、学术前沿和业界症结的真问题视而不见又或浅尝辄止，无疑将延误中国国际传播学迭代升级的关键机遇期。基于这一情况，本研究建议从以下方面既“破”且“立”，重构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体系。
（一）走出学理的三重困境
破解西方理论桎梏、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是学术共同体亟需走出的第一重困境。国际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热战、冷战宣传与殖民地管理相交替的历史语境中，作为后发进入者，早期的中国研究也追寻此路径，受“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启蒙，在译介欧美著作中日臻完善。一些学者也因此常借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概念描述中国国际传播学术发展史的舶来特性（姜飞、张楠，2022）。萨义德为理解观念从甲地到乙地转移过程中发生的变异提供了一个简化视角，在他的假定前提中，参与旅行的主客双方甚至理论本身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只有转换的时空起到了变量作用（said，1983）。然而中国社会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事实上为经典理论的延展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现实范本，简单将西方模式作为标准进行工具性移植无异于刻舟求剑，难以对中国具体实际形成充分理解力和阐释力，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2022年4月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华社，2022）。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中国国际传播事业想要行稳致远，就需要对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予以总结与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价值引领。这一方面需要学者们返本，在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价值与思辨体系中立稳根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可供国际传播事业汲取的历史养分。另一方面还需要开新，在兼收并蓄的前提下，加强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挖掘，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素材中提炼概念、抽象框架。
避免学术研究象牙塔化、洞察并回应重大实践关切是学术共同体亟需走出的第二重困境。新闻传播学是典型的实践型学科，作为分支领域，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其形成与发展不仅是知识条件单向累积的结果，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情境与现实需求的双向驱动。因此自诞生起，国际传播就承担着回答实际困惑、解决重大问题、创新运行机制、改换操作方法的重大应用导向任务（童兵，2006），其知识体系建构也势必要以实践为起点，将实践作为目标对象和作用过程，最终回归到实践中接受检验（胡正荣，2022c）。从历史脉络不难看出，不论是改革开放的起步期、加入世贸组织的初创期、推行“一带一路”的攀升期，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兴盛期，每一次国内学界对于国际传播的研究热潮都与“走出去”的实践步伐高度同频共振。当前的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特创新，其中涌现出的成绩与症结、经验与困惑、目标与路径等都是珍贵的实践资料，必将给国际传播的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与广阔空间。但目前来看，尽管研学者和产出数量都十分可观，但学界尚未能在知识和实践间形成有效转化，造成了理论生产与现实期待间的巨大落差。多数议题对情境变化反应迟滞，仍属于象牙塔里的“把玩之物”，行文中也较少看到详实数据支撑、科学分析逻辑与严密论证过程，多流于同质的概念重复与议题泛化，充斥着想象式点评、经验性解读和常识性描述，严重缺乏有分量、起实效的共识性成果。考虑到国际传播已成为吸纳众多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的国家战略研究领域，它更应走出闭门造车、自说自话、束之高阁的原地打转困境，转而在问题意识与实践导向中实现其学科价值，给予中国社会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以关注、回应、规范和指导，否则将会沦为概念的空转和语篇的堆叠。
降低新闻传播学科内卷化、在多元视角与多样框架中拓展研究边界是学术共同体亟需走出的第三重困境。内卷化指的是因过度聚焦新闻传播学内部的有限理论及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国际传播研究的封闭性和视野窄化（胡智锋、刘俊，2020）。有学者称，这种盲目的“圈地运动”看似通过机械增量扩充了研究疆界，实质上却因浅表化知识堆叠而影响纵深挖掘，最终造成“广田自荒”（张涛甫，2014）。而应对学科内卷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增强跨学科研究力度。施拉姆曾将传播学描述为“一个伟大的十字路口”，认为朦胧的学科边界或许会成为推动其走向成熟的动力（schramm et al.，1959，p.8）。同理适用于国际传播学的发轫历程，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和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等一批先驱学者也是在与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交叉探索中逐步划定了国际传播明晰的内核与边界。当下基于全球关系调整的历史范式转移，基于技术和产业升级的传播范式变迁，以及基于文明开合碰撞的价值范式重组，都丰富、模糊甚至一定程度上扰乱了人类既有的跨区域、跨文化交往范式，不但让国际传播的实践边界不断向外蔓延，还挑战着既有理论假设的合法性基础，仅仅依靠单一的新闻传播学框架已无力招架现实阐释需求，更易丧失前瞻性预判和开创式引领的可能。因此，推进国际传播工作不应再系于传播学者和媒体工作者一身，多元社会力量需要被广泛地动员组织起来，新的参与者应当葆有高度的开放共建心态，培养广阔的内外融通视野，掌握精专的交叉探究能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多元联合中深化对国际传播的理解，在纵深和细分领域中开拓新的着力方向。如此，方能不断拓展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想象力，真正形成一批有见地、有力度的扎实成果，合力构建起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国际传播研究体系。
（二）重塑实践的三维观念
重构中国国际传播研究既要有理论之“学”的内部支撑，也要有实务之“术”的对外转化。特别因后者具有更强的直接现实性，具有将主观观念形式与客观实在相结合、进而转化为客观现实的接引作用，故其组织逻辑与方式方法已越来越成为影响最终建构效果的直接因素。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使主观见之于客观，以学理为进路更好推动中国国际传播事业更新升级，实践者首先要在战略布局上采用复杂系统思维。战略，本为现代企业管理者为协调组织内部与外界环境间的交互关系而制定的总体策略，具有宏观引领、长期稳定和整合协同等特性（hallahan et al.，2007）。将战略思维应用于传播领域最初来自“9·11”事件后的美国国家安全实践，随后出现了专门的战略传播方向，旨在研究政府如何综合排布各类资源以向目标受众传递信息并施加影响（paul，2011）。用战略思维审视可以发现，国际传播是一项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主客体、历史和现实语境、媒介和技术等多层次领域，本质上是具备整体性、开放流动、非线性演进和动态交互等特征的庞大生态网络，历史范式、传播范式和价值范式的转移更加剧了其所处情境的不确定性，原有的政府主导、外宣媒体推进的线性单一管理模式已失去效力，转而需要以复杂化思维谋篇布局。这是因为从系统内部看，国际传播研究不仅事关具体的技巧和手段，更要指明一种全流程和全要素的适配性。成熟的国际传播战略首先有赖于行为体从整体层面对自身目标及价值、资源和能力、组织结构及管理体系的综合研判（grant，2022），在此基础上引导理念、内容、渠道、服务、用户、人才队伍和竞争者等诸多子系统间发生正向耦合。如此才有机会超越单独子系统的作用局限，推动国际传播系统从混沌走向有序，甚至从有序走向更高有序。而从与其他系统的互动关系看，国际传播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具有全局意义，是本国使命及愿景在传播领域的生动映射。因此国际传播系统必须服从更高层级的国家整体战略，并在战略现实、战略定位、战略意图和战略安排上与其他独立系统高度嵌套，这样不仅可以争取更多资源支持，还能联合服务于国家特定目标的实现。
其次要在策略制定上树立效能导向思维。根据剑桥英语词典释义，效能（effectiveness）意为行动的有效程度或成功达到预期效果的能力。相较于原先使用的“效果”（effect）一词，“5·31”讲话中首次提出的“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表述（新华社，2021），充分反映了面对复杂网络社会中不同群体、特定场域对信息的巨大差异化需求，国际传播工作的导向及评估逻辑已发生根本转变，对达成正向有利传播效果、优化资源投入—产出比的要求更加凸显。有体量而无质量，有声量而无影响，甚至起到负面影响，即使有再强的前期支持力度，在巨大落差面前也是枉然。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要从在海外“跑马圈地”、追求覆盖规模的本土化1.0阶段，以及广开社交账号、优化渠道手段的媒体融合2.0阶段，尽快过渡到重影响、求实效、减内耗的精准化3.0阶段。未来，效能思维更应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信息生产力、跨国传播力和落地影响力的完整实践链条中。其中，生产力的效能化主要表现在对核心技术资源的掌握上。数字技术重构了全球信息时空，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算法变为新的生产工具，人工智能内容生产、大数据用户画像、认知计算宣传和情感计量的作用愈发凸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国与国间的传播竞争只有在技术对等条件下才能充分展开。传播力的效能化体现在全媒体系的打造上。全媒体是媒体融合发展为智能生态系统的最终结果，能够连接起内容、政务、服务和商务的不同需求。随着其不断深化，将会出现覆盖人与信息全时空交流的全程媒体，能触达人体所有感官的全息媒体，可以实现人、物、资金和信息全要素连接的全员媒体，以及便于释放各种场景效果的全效媒体，这将超越具体媒体产品和自有平台的局限作用，在过程节点上最大化释放传播效能。影响力的效能化体现在对目标群体的真正把握上。要将用户研究与洞察作为一切国际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将用户态度、认知和行为改变作为一切国际传播活动的落脚点，分层、分类、分群制定适当策略，切忌盲目作为（胡正荣，2022d）。
最后要在价值比较中拥抱全球思维。价值观念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构成要素，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需要从根本上强化全球性的意义建构指向。中国故事是世界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今天的它已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世界之中国”。因此，必须将现代中国发展置于和世界互动的整体进程中，将人类的共通性规范与普遍性追求作为国际传播的基础和桥梁，从只讲“我的故事”转变为讲“我们的故事”，改变曲高和寡、知音难觅之态。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正是对这一情况的回应，未来中国更要遵此理念，在国际传播中明确自身的世界愿景，将和平发展作为共同事业、公平正义作为共同理想、民主自由作为共同追求，以传播为途径致力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关照全人类的共同症结与关切。如此才能有效填补“我者”和“他者”间的认知分歧，在不同的国情、文化、政治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理解与认同。除了加强和改进自身工作外，历史和时代特征还赋予中国更高一层的职责使命，期待其发挥大国引领作用，推动建立起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信息新格局，在对话中促成共识与秩序的形成，最终实现人类文明的交流共存，而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国际传播发轫时的初心所在。作为世界公民一员，今后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将与后全球化、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生态深度勾连嵌套、长期相伴而行，因此必须注重培养全球性的格局视野和竞争力，敢于直面问题、正视不足，以包容胸襟积极学习他国的新鲜经验，在与其他国家的传播切磋中砥砺前行。
四、结语：作为结构、方法和价值的国际传播研究
以1982年《新闻大学》发表的祝建华和居延安两篇介绍性文章为起点，中国的国际传播研究伴随着中国“走出去”的历史步伐，经历了从改革开放“是否有学”与“何以为学”的争论摸索，到新世纪筚路蓝缕的本土自立，如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外激发下迎来黄金发展，成长为关注度与共识度极高的新兴学术领域，是中国全球化实践与学术研究相伴相生、互为裨益的典型缩影。从知识条件的单向积累看，2022年是中国系统化开展国际传播研究的第四十年，已臻于成熟；从现实条件的需求驱动看，2022年党的二十大召开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让国际传播再度站在历史转折点上，拥有自我革新与体系再造的宝贵机会。按照人的年岁增长与认知规律，四十岁意味着迈入不惑之年，对于中国国际传播研究而言，优势在于已途经了几段泥泞、积攒了一批经验，培养出了遇事明辨不疑的定力和能力，但劣势也一目了然，即距离达到成熟的学理纵深度和实践完备度的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殊的时间节点再度凸显了开展2022年研究情况系统梳理的重要意义，以史为鉴可明得失，以今为镜可知去路，在国家战略支撑、学科前沿引领、实践问题回应的三重压力下，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不但要有危机意识和紧迫意识，更要有科学规划与理性筹谋本领，由此才能拨云见雾、觅得真章。
真实明晰的数据是考评研究现状的首要依据。通过对中国知网收录论文的科学知识图谱挖掘，可以发现2022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在文本、机制和效能层面聚类形成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实现国际传播效果最大化”的三条主流脉络，以及“阐释俄乌冲突舆论战机制”的独立支线脉络。进一步分析可得，学者的研究灵感多由大型媒介事件触发，在分析过程中跨学科趋势初现雏形，在比较视野上以介绍中国经验为主、阐释外国案例为辅，这其中既有政策实用性、视角多元性和方法创新性的精进，也有理论跟随式、议题模糊性和论证随意性的缺陷，可谓是稳中有变、喜中有忧。
当前全球历史范式加速转移带来的现实逻辑重构，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引发的传播逻辑变迁，植根于文明差异和利益冲突的价值逻辑碰撞，都让世界不分彼此地体验着激荡转型的阵痛。诞生于西方工业社会和战火淬炼中的原有国际传播范式对阐释眼下实践显然已力不从心，面临着丧失学理合法性的风险。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正如黄旦所言，“当前的确是讨论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上好时机，但要有新的基点和思路。我们不再是爬从前的那座山，修葺从前的那座庙，而是需要新的想象力”（黄旦，2014，p.49）。这对于作为其学科分支的中国国际传播而言也同样适用。若有意打造全新的学科家园，无破就无以立。因此未来的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一方面要学理自强，要敢于破解西方桎梏、尝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极力纠正研究的象牙塔化倾向、以关照回应现实需求为先，尽可能降低学科内卷趋势，在多元视角和多样框架中拓宽知识边界；另一方面只有浸润于时代的重大问题与重大实践中，国际传播研究才有长青的可能，也是其发展的逻辑起点和行动终点。这就要求实践者重构观念，在战略布局上采用复杂系统思维，在战略制定上树立效能导向思维，在价值比较中拥抱全球思维，以“术”的提升反向催化“学”的创新。国际传播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信息生产和分发过程，尤其是在数字技术重构全球时空的今天，它所营造的信息环境既是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体认知彼此的结构框架，也是粘合或分化某特定群体对话、共识和秩序的手段方法，其产生的议程导向更是人类携手向前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表征。由此，新一代中国学者不仅要从知识生产的纯理性角度考量国际传播，更要秉持崇高的学术理想去优化国际传播路径，既让信息的公共价值惠及参与个体，也让各国民众都能生活在和谐友善的舆论环境中；既关注自身的能力完善和话语权提升，也关爱远方的陌生人及事，对全人类取得的共同成就、经历的相似苦难都葆有共情；既要惠及本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也要助力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信息新秩序形成。如果中国学者的些许灵光、集体关切能最终在以上方面产生实效，其意义将不仅之于中国，更将之于与中国相似的其他后发国家，甚至将对全人类形成示范效应。这也是本研究对于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最高期待。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流程、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2zda088）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1997年改为现名。
②《新闻学刊》于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学联合会合作出版。1989年停刊，前后共出版23期。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景嘉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1期“2022年新闻传播理论与前沿”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