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辅相成的历史。多样化、各具特色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塑造着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基本样貌。当今全球秩序是一个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霸权主导特征的不平等秩序，西方文明在其中居于强势与主导地位，美国掌控世界文化霸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连同其所属的文明处于弱势和不平等地位。现有的以美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没能解决自身产生的诸多矛盾，亟需进行重塑。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是体系化的理论认知，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行动指南，为重塑全球秩序指引方向和路径。
关键词：全球文明倡议 文明交流互鉴 全球秩序 世界历史
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史，既是地理上各个不同的“地方”逐渐趋向共同的“全球社会”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辅相成的历史。当今世界不同地理区域之上的文明版图，既是文明历史延续的见证，也是不同文明穿过漫长岁月后的现代形态与新生。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古代通常是缓慢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不自觉而又持久的、具有渗透性的力量。这种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式及其所形成的文化力量，参与构建了过去时代的世界历史，并带给人们关于构建世界秩序的诸多启示。如今，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文明之间既有更深入交往和融通的动力，也有交流互鉴的更便捷条件。多样化、各具特色的文明之间交流互鉴，正塑造着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基本样貌。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今时代的全球秩序，是一个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霸权主导特征的不平等秩序。显然，这样的全球秩序难以承载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价值和追求。为了塑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需要以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为契机，更深入地认识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意义及其在全球秩序重塑中应有的作用。
文明交流互鉴塑造世界历史
人类历史的演进，有一些共同、基本的动力，如生产力发展、社会制度进步与组织结构优化、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带动作用、国家对于外来冲击的有效回应、学习知识与模仿国际规范等。特别是进入近现代之后，由于“世界体系”形成，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被卷入这一体系之中，成为全球性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世界”的因素或“国际”的因素，就成为推动体系演进，进而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结构性因素。在所有这些内在的、制度性或本质性的动因，以及外在的、体系性或结构性的动因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跨越了内外、制度性和体系性、本质性和结构性隔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世界历史。这既使得世界历史的进程和面貌具有了文明交流的特征，也留下了文明交流互鉴的种种成果。文明交流互鉴既是认识世界历史的一把钥匙，也是构建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重要举措。
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文明。由于孕育文明的地理环境不同、历史形态各异，文明的类型是极其多样的。从历史流变与文明传承来考察，有的文明历久弥新，有的文明则在历史中烟消云散，还有的文明被其他文明吸收而以新的方式存续与传承。“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
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交流和交往的节奏与现代社会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却一直在发生和演进之中。实际上，凡是发展与繁盛的文明，必是交流互鉴的产物。世界上那些源头性的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等，虽然都以地理或国度命名，但无一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而其中一些文明之所以衰落，除自然灾害和社会内乱等原因外，还与其没能从其他文明中汲取先进要素以实现持续发展有关。古印第安人没能学习到金属冶炼技术、玛雅人没能学习到车轮的制造和应用技术，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文明衰落的原因。
就西方文明而言，古希腊文明及其后继的古罗马文明，通常被认为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也因此成为当代“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的依仗。然而，实际上西方文明却有一个“东方起源”，“古希腊文明显然是源于古埃及”，“如果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无法想象”。“在历史上，欧洲文明与西亚、北非及印度文明的亲缘关系十分密切”，这体现在语言（如印度与欧洲国家拥有共同的印欧语系）、宗教（如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存在思维共性）的融合性及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知识等方面。无疑，只有共同的起源或交流互鉴才能造就这样的文明亲缘关系。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这“四大发明”对于西方文明崛起所具有的促进意义无须多言，此外，还有丝绸、瓷器、冶铁技术以及中华典籍等代表性成就经中亚地区或阿拉伯人向西方传播。
在古代的东亚地区，中华文明从发源到繁盛的过程，也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与周边地区不断进行交流互鉴的过程。以儒家为主要代表形式的中华文明对于周边地区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观念、文化典籍、宗教信仰等“软实力”方面，还体现在通过文明交流对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塑造方面。在文明交流中，文字是文明传播的首要载体。中华文明的主体影响区域通常被称为儒家文化圈，也被称为“汉字文化圈”。除了中国外，汉字文化圈在历史上还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和越南。这些国家的诸多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书写的，其语言深受中华文明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古代东亚地区文明交流互鉴的写照，也体现了古代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没有像近代之后的西方利用文明先发优势实行殖民或霸权政策。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在国际社会广泛推进，“丝绸之路”一词也更为世人所知。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根基在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对文明交流互鉴和商品互通有无所留下的强烈而鲜明的时空印记。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其所著的《丝绸之路史研究》中写道：“自东亚经叙利亚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丝绸之路，因为是连接三个大陆的道路，所以其领域异常辽阔而复杂，有无数的民族与这条道路发生了关系。其规模之宏大，要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与之有关也毫不过分。”在分析丝绸之路受到各国重视的原因时，他论述了三个方面。首先，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亚非的大动脉，是世界史发展的中心。它把欧亚大陆各地区加以连接并使之相互依存地发展起来，起到了犹如人体动脉那样的作用。第二，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尤其是在这条路的末端部分曾经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自古以来还出现了祆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这些宗教向东西传播并给予各地的人类文化以极大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讲，丝绸之路也可以说是“求道之路”。第三，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各地，同时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的文明发展。丝绸之路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动脉，这充分说明了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及其对现代国际秩序构建的影响。
概括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每一种主要文明都源远流长、各具特色，都是不可替代的，它们共同组成了色彩斑斓、灿烂缤纷的世界文明版图。文明正是因其多样性和差异性而需要交流互鉴，交流互鉴是文明的本质要求。第二，每一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瑕的，只有交流互鉴才能促使文明更好地发展。那种因为西方文明在近现代有先发优势而认为它只是内在文明自我逻辑延续的看法是一种谬误。在西方文明的产生过程中，不管在源头还是发展进程中，不管在科学技术还是核心宗教信仰上，不管在器物输入还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文官制度上，自古以来文明交流互鉴都产生了重大作用。交流互鉴是推动文明发展繁荣的重要动力。第三，构成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间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支撑。要改变国际关系中的战争行为与利益冲突，在根本上要构建和平共存的价值体系并进行文明间平等对话。概而言之，文明交流互鉴既要求一个文明主体多元和平等的世界秩序，也为这种世界秩序的构建提供了推动力量。
全球秩序亟需重塑的原因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或国际秩序，可称之为全球秩序。由于后冷战时代与全球化时代的高度重叠，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也就是全球秩序。从文明和文化视角来看，当今时代的全球秩序建构于文化内核之上，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文明冲突”等诸多困境，要解决由它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必须对全球秩序进行重塑。
从历史来看，19世纪以来的欧洲区域秩序之所以扩展到全球，成为全球秩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国家原则，经过历史的曲折，在战后被确立为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原则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奠基石；二是主权国家有权力大小和强弱之分，不同国家之间不仅形成国际政治权力结构，而且形成一套相互关系的规则、规范、价值关系，以及按一定规则运行的机制。从外延来说，这一秩序已经覆盖全球化的整个世界，是全球秩序；从内涵来说，它既包含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也包含按照一定规则或价值而运行的机制，物质权力结构和“软权力”性质的规则、规范、价值等共同构成了全球性国际秩序。所谓国际秩序，通常被认为是一套规则、组织规范、风俗习惯和可理解的价值体系，而当今时代的全球秩序，实际上是一个复合型秩序，是多重国际秩序的复合体，比如既有欧盟、东盟、非盟、北约、上合组织、金砖等机制或地区秩序的建构，也有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共同塑造。在这一背景下，霸权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总有一种“雄霸天下”的冲动，既想维系自身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压制他国崛起，又要在国际规则、规范、价值等方面获得控制性的话语主导权。
从根本上说，理解当今时代的全球秩序，要看两个方面。一要看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力量，即大国和各力量中心，它们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主要力量支撑；二是要看推动这些权力运行的规则和机制，首要的就是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国家原则。在现实的秩序塑造中，国家有权力大小和强弱之分，又有运行规则和机制，它们共同构建起基于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秩序。这种秩序可能是“抱团”寻求集体安全的结盟，可能是霸权国家恃强凌弱的强权政治，可能是大国安全协调，也可能是追求霸权国家间组织的阵营式对抗关系。在这一结构或秩序中，如果大小国家都遵行主权国家平等原则，那么构建起来的全球秩序就是一个平等秩序；如果相关国家既要突破权力结构的均衡，又要在制定规则、规范、价值观念和机制运行等方面掌握对其他国家的主导性话语权，那么这样构建的就是一个不平等秩序，甚至是霸权秩序。
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居于霸权地位，同时在规则、规范、价值观等文化和文明因素上具有“文化霸权”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不平等秩序，以前人们耳熟能详的“西方中心主义”在现时代已变为“美国中心主义”。从国际政治的阵营化、集团化视角看，美国对同为西方的欧盟国家、北约其他成员国、东亚联盟体系中的日本与韩国，以及近年来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的主导和对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运行的掌控等，都体现为一种不平等秩序。美国与伊朗、沙特、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甚至与所谓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等，同样处于一种不平等秩序中。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非盟友的体系性国家、国际政治力量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既共同构成了复合型全球秩序中的基本权力框架，又在相互关系中的规则制定、国际规范遵行、利益判断、目标诉求、价值认同与政策选择等方面时常发生冲突和对抗，造成相互关系运行的严重不稳定。简言之，美国要追求的是一种自身霸权之下的“自由国际秩序”，在其中，维持霸权是其政策方向；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是在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基础上合作共赢的平等主权国际秩序。
综上，当今的全球秩序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它虽然处于冷战后的多极化权力结构中，但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霸权国家，现有的国际秩序和美国所长期追求的是一种全球霸权秩序。第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有着固执的所谓“自由民主”理念，希望保持“自由国际秩序”，这带有文化本质性甚至文明内核性，与在物质性力量基础上的霸权既有一定的内在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两者的互构。第三，冷战后至今的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和国际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在此基础上的全球秩序带有动荡性和不稳定性。第四，现有全球秩序带有严重的不平等性，霸权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既在权力上存在落差，也在规则、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上存在落差，这种不平等性耗损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国家平等原则。第五，全球秩序中的美国这一唯一霸权国家，将自身的物质权力和话语权力的优越感转化为身份优越感，进而产生文明优越感，不尊重文明多元化或多样性，助长了其输出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并强迫其他文明形态下的国家接受的“文明冲突”。无疑，当今时代的诸多国际矛盾，是由这一全球秩序引起的。要建立一个更加和平与稳定的世界秩序，更好地体现各主权国家的平等性和正当的利益诉求与文明精神，必须对当今的全球秩序进行重塑。
以全球文明倡议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与全球秩序重塑
欲重塑当今的全球秩序，首先要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责任、道德和情怀出发，审视当今全球化的历史阶段特殊性，思考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其次要对现有秩序特征和构成的两大要素，即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和规则、规范、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分配有明晰的认知；再次要以文明对话或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式推进行动、解决问题，重建世界的文明秩序。
全球秩序的哲学基础在于不同文明观之下思考人类群体如何相处。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国际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一门社会科学，但实际上它首先要思考的是民族或国家这样“集体的人”如何相处的问题，如主体间是相互平等还是等级森严，是相信道德和文化的作用还是迷信“利益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而最终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人性是否有善恶之分等。可以说，国际关系实际上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即文化和文明的问题。千百年来，人类不管是在何种文明之下，和平与发展都是最基本的诉求，人类的责任、道德和情怀只有归附于和平与发展，并以其为出发点，构建国际秩序的努力才符合共同价值。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的先发优势，确实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带来动力，但它并没有带来和平与安全。如果没有其他文明或重要理念对西方文明进行修正，那么全球化的世界就可能让一战与二战那样反文明的历史重演。如今，以西方文明为主要动力的全球化，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特殊历史阶段，思考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应该是一种思想的自觉。
全球秩序的现实基础，在于民族主权国家体系及国家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冷战后至今现实情况的变化，冷战时等级制的国际政治权力现实和美苏争霸指令式的规则制定权和机制话语权，在冷战后一度有所减弱。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兴起，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更多平等的经济发展诉求和民族主权国家身份，说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文明的认同逐步增强。尽管冷战后的美国“将一手好牌打烂了”，并经常受衰落因素的困扰，但在如今的全球秩序中，美国仍然是霸权国家。中国作为冷战后崛起的大国，无疑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在国际规则、规范和机制运行上，以及对中国文明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表达上，还没有“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样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秩序，需要围绕国际权力结构和规则、规范、机制等方面的理念和话语权加以重塑。
萨缪尔·亨廷顿曾有一个判断：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如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呈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和内在文明精神。与世界上其他带有一神教内核的文明相比，中国的世俗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张。中华文明具有丰厚的文化根基，其关心世界各国命运的“天下情怀”，其务实、谦虚与内敛性，其中庸和平等主张，其“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的外交处理方式和友爱精神，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发展创新精神，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多元共生、和谐包容哲学等，都为世界的发展描绘出美好的图景。对于几个世纪以来由西方文明带来的众多深刻的矛盾，拥有五千年文明而重新崛起的中国最有能力加以化解，并为重塑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文明秩序提出深思熟虑的主张。从这一点来看，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不仅是体系化的理论认知，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行动指南，为重塑全球文明秩序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体现了五千年中华文明温和包容、和合共生的特质和不偏不倚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文明平等对话和交流互鉴，必将导向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美国单极霸权秩序不公正不合理性愈发明显的当下，尊重多元文明、推进不同文明的发展进步是对其西方中心主义内核的消解，并可走出“文明冲突论”的迷思。全球文明倡议不仅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上，而且在构成国际秩序的国际规则、规范、价值观与机制运行等“软权力”上，都对全球化时代霸权秩序具有重塑意义。如果说冷战后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是数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先发优势的一种体现，不平等的霸权秩序和不合理的西方中心主义内核有其历史逻辑和文明比较上的原因，那么，如今应该是美国霸权秩序及以不平等性为特征的西方中心主义终结的时候了。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32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3年第4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