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文学批评专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而实际上，批评与文学理论、文学史有多方面的交叉和重叠。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开宗明义地讲道：“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对作品进行评价并非文学批评的专属领域，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也可看作批评的不同形态。这不仅扩大了文学批评的内涵，同时对它们各自的侧重点，以及相互间的辩证关系也做了阐述。
具体来讲，文学批评专司对作品的评论、介绍和传播；文学理论注重本体性、系统性；而文学史则以材料为根据等。文学批评并不拒绝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参与，比如方维规就认为：“与所有史论一样，概念史也需要假设，没有假设便无论点可言。真正的概念史从来不只是概念的历史。根究概念嬗变而外，更在于提炼历史语义的内在结构。”（《概念的历史分量》）这里说的“假设”和“内在结构”，指的即是理论批评的抽象性，而一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则缺乏这种抽象性，其在解释历史事实时所显示的鲜活和具体，又是理论批评不具备的。
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拥有文学理论素养的、具有文学史纵深的批评，对具体作品的文学批评也应汲取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知识及视角，否则，这种文学批评就是表层的和缺乏历史性的。也可以说，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家作品批评。文学理论以理论思辨的严整性、体系性把对作家作品的评价纳入其中；文学史研究则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多重性参照和比较视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史研究是一种史家批评，或称后发性批评。
与通常的文学批评不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批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几种类型的文学批评所承担的不同任务加以论析是有必要的。
第一是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中，较为常见的批评形式是“现场批评”。它专注刚涌现的作家作品，及时跟踪文学潮流，针对具体作品进行评价分析。一般而言，批评家须具备以下素质，首先要有文艺理论的系统知识，能对作家作品开展系统和深入的阐释；其次要有丰沛的艺术感受力，这种感受力使得批评者能够深入作品的肌理，从而帮读者领略其情节、人物、情景和语言的微妙。
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对“现场批评”的批判性反思也值得人们思考。他认为，法国的图书出版机制使“现场批评”对读者和作品拥有某种不必要的特权：书商（出版社）、教授和批评家结成了文学舞台上的特权基层，决定甚至垄断着文学生产，操作着对好作品和坏作品的裁决权。在我国当代文学领域，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文学图书市场化以来，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现象。
第二是文学史研究和批评。与现场批评不同，文学史研究选择的并非“当下”，而是“过去”，指已经沉淀且被人视为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和文学现象。对于此种批评，理论素养和艺术感受力固然不可或缺，史观、材料和史识等却成为文学史研究在辨识和总结文学规律时最重要的工具。确切地说，文学史研究要面对分期、时代征候、人文地理、作家年谱等作家作品周边的复杂因素，其意旨不是直接面对作品内容，而是要分析作品中的生产性要素，这种趋向在当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已较常见。
文学史研究除总体性研究外，尚有各部门的分工。如通史和专门史、文献整理、材料考证及勘误、作家家世及年谱撰述等不同领域，并非所有文学史家都能熟练地胜任这些工作，所以需要分工；而分工就催生了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专门家。这些工作并非都是纯粹技术性的，它要求从业者有精湛的文学批评眼光，即筛选、比较鉴别和考释的功力。
第三是文学理论的批评。文学理论一向被视为一种思辨性和总结性的工作，它需要定义、概念、范畴等基本手段，追求的是体系建构。就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理论热、文化热的兴起，文学理论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极为显著；其影响力虽以定义、概念、范畴为中介，但仍体现着理论批评的“批评性”。
21世纪伊始，文学理论界不少人倾心于文化研究，不再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在当前的文学理论著作中，扑面而来的是这样一些概念：道德、宗教、革命、真理、阶级、种族、身份、性别、地域、霸权、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对于这些概念范畴及其背后问题的探究，打破了学术研究与实践行为之间的天然界限，将思想学说直接引向了对生产关系、社会体制、思想观念的考察。由于这种理论“不直接讨论文学作品”，不再对文学场直接发言，它们也就不能算作文学批评。这些理论视角的引入，扩展了文学批评的认识领域，其背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得人们对作家作品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文学范围”，而扩大到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文学理论从文学场域中退场，使文学批评不再依托文学理论的抽象思辨，文学理论也失去了直接面对社会潮流时应有的当代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当代感的文学理论，削弱了自己的现实关怀，容易变成少数人的话语。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