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洋丝绸之路的概念界定
中国开展海上贸易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东汉以来的各个时期都有关于进行海上贸易和海上交流的记载。从空间上看，文献记录中贸易的范围以中国周边的海域为主，其他海域的贸易活动较少。长期以来，由于航海技术和航线知识的限制，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方向是向南（南海或南洋）、向西（西洋）和向北（东洋的一部分），向东相对较少。16世纪之后，向东跨太平洋的贸易才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活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海上丝绸之路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和更丰富的历史内涵。
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界就开始研究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使用“太平洋丝绸之路”的概念来表述太平洋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笔者认为，广义上讲，太平洋丝绸之路包括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参与太平洋不同地区的贸易活动。16世纪以前以中国为中心在太平洋西岸形成了贸易网络；16世纪之后，随着跨太平洋贸易航线的开辟，太平洋地区则形成了多个贸易中心。东西两岸、南北两端通过环太平洋和跨太平洋的海上航线，逐渐建立了一个纵横交错、多地联动、辐射亚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贸易网络，为文化交流、人员往来和知识传播构筑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狭义上讲，太平洋丝绸之路主要指1565年至1815年，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通过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所建立的商贸和文化联系，这也是国内学界的普遍共识。对西属美洲而言，太平洋丝绸之路带来了东方的丝绸、香料和各种贵重的商品。对东方而言，太平洋丝绸之路带来了墨西哥和秘鲁的白银与美洲的农产品。通过太平洋丝绸之路，东方的商品到达太平洋东岸后，又由陆路穿过美洲，并经大西洋贸易网络，到达欧洲地区。来自美洲的白银、农作物通过太平洋丝绸之路进入东方世界，丰富了东方世界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促进了东方世界的社会发展。
从宏观层面看，太平洋丝绸之路既包括中国与太平洋西岸地区的贸易活动、太平洋东岸以拉丁美洲为中心的贸易活动，也包括以中国丝绸为主要代表的商品通过“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贸易”等跨太平洋海上航线，到达太平洋东岸地区的贸易活动，还包括东南亚与东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北美西北海岸、夏威夷和中国的动物毛皮、檀香木贸易所促成的北太平洋国际新商路，以及北美西海岸与中国之间的常态化直接贸易等。
根据上述贸易范围的不同，可将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15世纪的近岸贸易。以《梁书》中关于吴国孙权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南海各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作为开端，一直持续到15世纪末。太平洋丝绸之路从最初的促进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政治关系，逐渐发展成重要的区域性海上贸易网络。第二阶段是16至19世纪的跨洋贸易和环太平洋贸易。以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进入东南亚为开端，逐渐建立起跨越太平洋的远洋航线，将海上贸易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太平洋地区，其被赋予“丝瓷之路”“丝银之路”“香料之路”等不同的名称。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末至今的太平洋贸易网络成型时期，也是太平洋丝绸之路进一步焕发活力的时期。从19世纪末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相对分散、彼此孤立的环太平洋各地区贸易逐步汇聚成日益紧密的贸易网络，被注入政治、文化的内容，成为中国社会吸收外来影响的重要通道，更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途径。
从微观的层面看，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长期海上贸易关系的基础上，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之间的跨洋大帆船贸易构成了太平洋丝绸之路的主线，通过跨洋贸易串联起太平洋各地区的贸易活动，构成联通太平洋东西两岸物质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以大帆船贸易为中心，中国的商品进入更远、更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获得更丰富、更多样的回报。中国传统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需要扮演更加多元的角色。
二、太平洋丝绸之路研究的外文档案文献概况
太平洋丝绸之路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既包括国内学界运用较多的中国历史资料和英文档案资料，也包括国内学界关注较少的西班牙语、荷兰语、日语、法语、越语、泰语等多语种档案文献。
太平洋丝绸之路研究的相关外文档案主要集中在两大地区：一是与中国有直接海洋贸易联系的周边地区，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如越南阮朝硃本档案，泰国《广东城纪行》，日本《长崎荷兰商馆日记》《平户荷兰商馆日记》《唐通事会所日录》等。二是在太平洋丝绸之路中较为活跃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档案馆保留了大量的海洋贸易档案资料，如西印度档案总馆（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简称agi）、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档案、英国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馆藏的印度事务部档案（india office records）等。继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探险和征服活动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始在太平洋地区展开贸易活动。其中，荷兰在南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扩展了太平洋丝绸之路的范围和影响力。西方国家建立起跨地域、跨大洲的贸易网络，并在贸易过程中广泛地收集、记录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地方社会等相关信息，最终生成的档案文件收藏于西班牙塞维利亚、荷兰海牙、英国伦敦、菲律宾马尼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斯里兰卡科伦坡、印度钦奈和南非开普敦等地的档案馆中。
太平洋丝绸之路研究的外文档案文献包括海上交通、海外贸易、文化交流、海外移民、宗教信仰、地理描述等主题，能够综合反映太平洋地区因海上贸易往来而延伸至政治、文化交流、中外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历史，是研究中国与太平洋各地区之间联系的重要史料。其中，以西印度档案总馆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保存的档案资料最具代表性。
西印度档案总馆整合了西曼卡斯档案总馆（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先后位于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的贸易局（casa de contratación）、位于马德里的枢密院（consejo de estado）等机构有关美洲殖民地的档案文献。目前累计收藏约4.5万份卷宗，分为16个类别，包含1480年至1892年间的8000万页手稿、8000余张地图和图片。西印度档案总馆的档案编制主要分为三类，即宗主国管理机构、殖民地管理机构、家族或个人文档。其中，以宗主国管理机构汇集的档案最为丰富，包括西印度理事会，塞维利亚和加的斯领事馆，财政、司法、战争、邮政等各个部门的档案。
除西班牙进行跨太平洋的贸易活动外，其他西方殖民者也通过军事和商业的手段，在太平洋地区争夺贸易的利益。例如，16至18世纪葡萄牙和荷兰在东南亚地区、东北亚地区与西班牙殖民者的争夺，英国港脚商人（country trader）在东南亚地区的活动，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通过毛皮和木材贸易瓜分跨太平洋贸易利益。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至18世纪跨越欧亚的贸易网络中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广。东印度公司具有荷兰政府所授予的部分国家职能，可以开展贸易、发行货币、缔结条约、建造防御工事、自行征兵，并在各地实行殖民统治。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荷兰海牙、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斯里兰卡科伦坡、印度钦奈和南非开普敦等地保存了大约2500万页的档案文献资料，包括荷兰总部与殖民地官员、当地商人或王公贵族之间的贸易文件和信函往来，还有亚洲、非洲各地的石刻碑文、树皮手稿，手写或印刷的宫廷纪事、旅行日志、市政管理记录等，是进行太平洋丝绸之路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
三、太平洋丝绸之路研究的多向维度
太平洋丝绸之路是长时段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在不同的档案文献资料中会有不同的表述和定位，相似的事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也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太平洋丝绸之路研究较其他丝绸之路研究的最大优势是外文档案资料相对丰富，但在对相关中外文档案资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会发现不同语境下对太平洋丝绸之路的表述会有很大的差异，无论是对贸易活动影响的定性，还是对贸易过程中具体问题的看法。因此，用单一的研究思路对太平洋丝绸之路进行研究是困难的，也是不合适的。
太平洋丝绸之路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贸易活动的蓬勃发展，但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内涵远远不止是贸易活动的通道，而是逐渐形成的跨文化的区域认同。围绕着货物交流的中心任务，海上航线的探索扩展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理空间，不同时代商人和技术的加入延展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间维度，不同社会组织和机构的参与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主体。而依托丰富的外文档案文献，可以寻找“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多层面、多角度的对话与沟通”。
1.空间扩展
从16世纪中叶开始，跨太平洋贸易正式开启，太平洋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汇聚成区域性的海上贸易活动，以丝绸、瓷器为代表的中国商品和以美洲白银为代表的交换货币迅速融入太平洋贸易体系，推动了太平洋地区航路探险、人员交流和农产品交换等活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太平洋贸易网和印度洋贸易网深度融合，扩大了海上丝绸之路“西向航线”（深入印度洋）和“东向航线”（横跨太平洋）的范围。对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认知，都是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线路，如郑和下西洋。通过对太平洋丝绸之路外文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并将之与中文文献进行比较，能够呈现出更为立体和丰满的海上丝绸之路“东向航线”，补充了海上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东向部分的线路，构建起全球海上丝绸之路的认知体系。
2.时间延续
太平洋丝绸之路延续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模式，同时在全新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发展变化。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依靠中国移民和商品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在明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之后，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受到较大影响，而整体成形较晚的太平洋丝绸之路正好续接此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在近代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基础上，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带有全球化、体系化性质的商品贸易活动，贸易模式和贸易对象都有调整和变化。通过对外文档案资料的梳理和研究，可以还原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从而赋予海上丝绸之路新的历史意义。
3.过程研究与影响研究并举
经过数百年的探索和积累，太平洋丝绸之路成为一个集合经济、文化、人员互相交流的地理场域，学界对其文化交流的影响研究关注较多，但对货物、人员、知识等传播或流传的过程研究则关注较少。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影响研究主要关注点和点之间交流的结果，而过程研究则可以串起沿线的各个地区，既观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多种可能性，也关注文化现象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化。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人类地理知识体系的构建紧密关联，在认识到地球是圆形之后，货物的流动进入循环状态，很难区分起点和终点。随着海上航线的延伸，贸易范围的扩大，贸易活动的起点和终点的界限变得模糊。每个贸易点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又是中转站。通过联系不同语种外文档案资料对贸易活动和文化现象的记录，可以观察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的过程细节，进一步深化对文化交流的过程研究，进而为深入研究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影响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货物清单档案：观察太平洋丝绸之路物质交流的新视角
中国学界对明清时期的海上贸易政策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主要观点认为，“海禁”是这一时期海洋贸易的基本政策，民间海上贸易受到诸多的限制甚至被完全禁止，只允许少量朝贡贸易等官方贸易作为对外海上贸易的形式。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海禁政策造成中国社会与外部世界的隔阂，并进一步影响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海禁政策主要是体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而东南沿海地区仍活跃着诸多对外贸易的港口，频繁的私人贸易活动一直存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围绕海上贸易、海洋移民等重要社会活动，构筑了明清时期东南沿海社会发展的图景，并进一步延展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与深刻影响。两种略显矛盾的观点，主要是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和文字资料的记录情况两个差异化角度出发，因而形成了对这一时期海上贸易的不同理解。
明清时期的“片板不许下海”和“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本来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中国社会的生态面。对于古代海上贸易，中国文献缺乏相对具体的记载，而外文档案资料详细记录了中国商人带到太平洋各个地区商品的清单，以及中国商人开展贸易活动的方式、航行的时间与路线、商品的价格等。通过对这些货物清单的研究，弥补了相关中文档案资料的不足，可以有效地还原中国商品在太平洋丝绸之路上的影响力。
西印度档案总馆保存了大量从马尼拉运到阿卡普尔科的原始货物清单。通过对货物清单的梳理，可以看出，除了丝绸、瓷器等商品之外，中国的蜂蜡、日用品等都频繁地出现在货单之中，并受到西班牙消费者的喜爱。1593年，西班牙议会在给菲利普二世的报告中写道：“这些来自国外的、对人们生活不必要的东西要用金银去交换……我们缺乏货币的原因在于我们国家过多地消费了外国商品，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要是不输入那些不实用的商品的话，这些金银应该流入我们的国库。”
以丝绸为主的纺织品是太平洋丝绸之路货物贸易的主体，也是中国出口货物的代表。中国商人直接参与的海上贸易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而从太平洋丝绸之路的视角来看，丝绸离开中国商人后，通过菲律宾大帆船被大量运往西属美洲地区，并在美洲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些商船装满各种类型的货物，包括丝绸、缎锦等奢华布料，麝香、象牙、珍珠、红宝石和蓝宝石等珍稀物品，橙子、桃子、梨子和栗子制成的蜜饯，铜和铸铁器具，以及檀香木、皮革和椰子等做成的日用品，家禽、马、骡、驴、水牛等动物。根据1705年圣沙勿略号大帆船（san francisco xavier）的货物清单，167项货物中有112项来自于中国，其中大部分为纺织品。通过太平洋丝绸之路销往海外的货物中，还有西班牙商人在马尼拉向中国商人定制的商品，是墨西哥代理人向马尼拉的菲律宾商人转达西班牙客户的“购物意愿”，再由马尼拉商人将相关信息传递给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生产商。
除中国商船运输的商品外，太平洋丝绸之路以马尼拉为“中转站”，汇聚了由日本商船带来的精心编织的丝绸、镀金的屏风、折扇和漆器、精工盔甲、长矛和剑、精心制作的盒子和小饰品、茶壶、木制浴缸、优质小麦粉、咸肉、金枪鱼和鲜梨；马六甲、孟加拉和科钦的葡萄牙商船带来的香料、珍贵的珠宝、薄棉细布和纱布、柔软的羊毛纺织品、土耳其和波斯挂毯与地毯，以及种类繁多的水果蜜饯、杏仁和葡萄酒；暹罗、柬埔寨和婆罗洲等东南亚商船带来的伊朗和印度的丝绸、安息香、樟脑、犀牛角制品、精心编织的棕榈垫、西米、黑釉罐等商品。
在高利润的驱使下，亚美尼亚商人在“港脚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荷兰、英国和法国的商人也秘密参与其中。荷兰东印度公司把白银运送到加尔各答，以购买当地的布匹，然后又把布匹再出口到东南亚，以换取胡椒和其他香料。流入印度的白银大部分用于再投资，其他则用于装饰宗教场所和制作妇女饰品。可以说，到达印度的贵金属“有一千个入口，没有出口”。
在太平洋东岸的西属美洲，丝绸被加工成各种成品：或用于客厅的桌布和房间的窗帘，以增加房间的豪华感；或用于教堂神职人员法衣的装饰、祭坛的条幅和披在圣像外面的衣服，以增加宗教仪式的神圣感。对于新西班牙精英而言，中国丝绸鲜艳的色彩和充满异国情调的图案比塞维利亚的丝绸产品更具吸引力。墨西哥神职人员更倾向于使用中国丝绸作为法衣，使他们成为进口纺织品的重要消费者。
从跨洋贸易的高成本因素考虑，太平洋丝绸之路更加适合价格昂贵、满足人们欲望而不是需要的奢侈品。但从满足人们的社会性“需求”角度来看，当马尼拉大帆船运送带有异国情调的商品进入菲律宾和墨西哥等太平洋地区后，人们通过炫耀性地消费异国商品，来表明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瓷器、纺织品和家居用品改变了墨西哥和科利马民众的生活方式。到18世纪，墨西哥“从城镇的印第安人到首都的（所有）人都穿着远东的面料——吕宋岛或印度的棉布以及中国的丝绸”。1735年，西班牙皇室专员豪尔赫·胡安·桑塔西拉（jorge juan santacilla）和安东尼奥·德·乌略亚（antonio de ulloa）访问时南美洲指出：“从神父的法衣到日常长筒袜和披肩，中国丝绸随处可见。”
五、知识传播与再生产：挖掘太平洋丝绸之路文化价值的新路径
太平洋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航线，马尼拉大帆船也不仅是贸易商船，它们还带来了殖民地官兵、传教士和商人，以及由人员流动而衍生出的生产技术交流和宗教文化传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应当地化的再生产，从而产生了新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形态。东西方的生产技术和宗教崇拜对象在太平洋丝绸之路上互相交融，转化成知识的传播和再生产。
长时段的贸易活动有利于知识传播和再生产，并将知识传播和再生产引向更深入的层面。在政治和宗教因素的影响下，西班牙殖民者通过大帆船向马尼拉运送白银，以购买奢侈品，为知识传播和再生产建立了经济基础。其中，与海上贸易相关的商品生产、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知识最为丰富，相关文化表现形式的本土化再生产也更加活跃。
通过太平洋丝绸之路所建立的人员交流通道，中国商人在马尼拉建立起聚居区，将中国的制造手艺、生产技术和生活习俗传播到菲律宾，中国人的远海捕鱼、面粉制作、动物饲养等技术对菲律宾的食品供应产生了积极影响。1590年6月24日，萨拉查主教（domingo de salazar）在给国王的报告中指出，在菲律宾华人定居点的工匠也能制造一些商品，“比中国更快，完成得更好……华人（sangleys）是制作西班牙流行商品的优秀工匠，以非常低的成本制造所有商品……他们手艺娴熟，头脑聪明，以至于一旦看到西班牙工人制作的任何物品，他们就会精准地仿制”。
面对恶劣天气和被劫掠的巨大风险，海上贸易活动衍生出丰富的宗教信仰形式，如中国妈祖信仰、琉球地区的闻得大君信仰、菲律宾安蒂波罗女神信仰和指引海上航行方向的引路女神信仰。1626年，新任命的西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唐·胡安（don juan ni?o de tabora）乘坐大帆船到达马尼拉。他携带一尊用黑色木头雕成的圣母玛利亚像，船员们把这尊雕像看成航行的保护神，并结合之前广泛流传的关于圣母保佑海上航行的传说，将这个雕像命名为“保佑平安和顺利航行的女神”。此后，在菲律宾逐渐演化成安蒂波罗女神信仰。在旅行开始之前，菲律宾人都会到安蒂波罗的教堂里去祈祷，祈求女神保佑出行平安。安蒂波罗女神信仰随着菲律宾的海外移民传播到全世界各地，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小教堂里就安放了一座安蒂波罗女神的雕像。围绕这一信仰，菲律宾当地还衍生出节日游行、赞美诗创作等文化活动。
此外，太平洋丝绸之路还是农作物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从美洲传入中国的主要农作物大约有三十多种，包括玉米、番薯、土豆、南瓜、烟草等。这些作物经过长期的风土适应、技术改造、文化接纳之后，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以“哥伦布大交换”为代表的大西洋海上贸易和以“麦哲伦大交换”为代表的太平洋海上贸易，美洲的粮食、蔬菜、油料和经济作物传播到全球不同地区。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太平洋丝绸之路的长期繁荣，各种农作物及商品重新结合，使各地出现了许多新的生活方式。美洲种植、加工的巧克力和糖，与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运到阿卡普尔科的亚洲肉桂结合后，连同瓷器一起被运往西班牙帝国和欧洲。而以瓷器饮用集合了可可、糖、香料等的巧克力饮料，在历史上一度成为这些地区奢侈生活方式的代表。
结 语
在16—19世纪太平洋贸易网络的基础上，20世纪太平洋丝绸之路成为范围更广阔、内容更丰富的贸易网络，并在21世纪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收集、整理和翻译不同语种的外文档案资料，并与中国的档案文献记载相结合，能够为中国海洋贸易史、海上交流史和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史提供丰富的研究视角和空间，为中国海洋贸易在太平洋东岸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寻找历史根据。
需要指出的是，太平洋丝绸之路自发地吸收贸易主体共同参与贸易活动和文化交流，推动了世界性的商品与货币的流通，促进了中国与太平洋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与西方殖民者严格控制和垄断贸易的做法有明显的区别。此外，西方殖民者在记录相关档案文献的过程中，带有浓重的中心主义色彩和维护殖民统治的倾向。因此，我们在开展档案资料整理和研究过程中，必须对太平洋丝绸之路文化的自然传播与殖民统治下的文化同化进行明确的区别。
吴杰伟，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教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