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现当代文学史料/文献的角度回顾了1990年代的当代文学的文献工作和研究。作者依据自身四十余年的文学史料整理工作，并将其分为四季来阐述。1980年代常常被视为史料工作的春天。作者有幸参与编撰了项目中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目录》，也开始了其文献整理的春天。1990年代现当代文学的史料工作，除了很多工作仍在继续，文献的空间也有了新的开拓。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文献工作又开始了一次升温，俨然成为了显学，可以说是进入了金秋。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成长或成熟于1990年代的新一代学者涌现出来，随后又产生了一批丰硕的成果。从“材料”到“资料”到“史料”，再到21世纪的“文献”，名称的变迁，含有深刻的学术意义。
关 键 词：1990年代 文学史料
感谢洁宇的约稿，提醒我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文献的角度回顾一下几乎忘却了的1990年代。
我无力对1990年代的史料工作做一次全面的梳理，所能做的只是谈谈我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
我是1980年初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从没过多久就开始承担编撰《中国现代新诗集总目录》项目算起，史料/文献整理工作至今已有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如果大致划分一下可以分为春夏秋冬四季，1980年代无疑为春，这也正好和整个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境遇大致相符。1980年代常常被视为史料工作的春天，樊骏就讲：“当我们的考察从历史的困境进入新时期，见到的是生机蓬勃的新气象，琳琅满目的新成果，以及蕴含于其中的一系列实质性的变化、进展和突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①
樊骏的概括是准确的，19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确可称之为“生机蓬勃”。其中影响和成就最大的是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该项目分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书刊资料丛书》甲乙丙三种，是国家社会科学第六个五年计划，并滚动到“七五”和“八五”的重点工程。该项目计划出书近200种，引领了现代文学界众多研究者的参与，可谓盛极一时。当时具体组织该项目工作的张大明说：“申请担任丛书编选的有三四十家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及有实力的讲师，各地研究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各地文联系统、作协系统的热爱文学的相关人员，各出版社的编辑，部分作家家属(家属编选自己亲人的资料有利有弊)，等等。以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范围还大大地有所扩充，其单位远不止这些。”②我有幸顺应了季节，参与编撰了项目中的《中国现代新诗集总目录》，也开始了我文献整理的春天。
说到1990年代现当代文学的史料工作普遍的看法是平静，这也是我的印象。其实仔细地想想，1990年代并非乏善可陈，除了很多工作仍在继续，文献的空间也有了新的开拓。像陈徒手1998年起连续在《读书》上刊出的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的系列文章，是对档案文献的发掘和当事人的追问，产生了较大反响，2000年结集为《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版10000册。还有作家全集的编辑出版，《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俞平伯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冯至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等等。《冯至全集》的编辑工作我也参与了，诗歌卷就是我编辑的。特别要强调的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的《郭小川全集》收入了鉴定、检查交代及批判会记录，虽然为“外编”，其文献的拓展意义应该是大于“正编”。
我想对于1990年代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应该与1980年代相关，相比1980年代“盛况空前”的集体行动，1990年代确是无法让人心动。有两件事很多学者都会谈到，一件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终于1989年在北京成立，另一件是樊骏的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同年在《新文学史料》分三期刊出。按理说此后的1990年代史料工作应该是更上一层楼，而美好的愿望没能实现。其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学会的重要推动者和会长马良春1991年10月4日不幸病逝。
马良春的病逝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界的重大损失，但学会的成立没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其实1980年代虽然可以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黄金时代”，但也并非完全是风调雨顺。
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为例，我所见到的1980年代出版的资料共有41种，1982年出版有《丁玲研究资料》(印数平6600册，精1050册)、《郁达夫研究资料》(印数7600册)、《张天翼研究资料》(印数9000册)；1983年出版有《茅盾研究资料》(印数13000册)、《蒋光慈研究资料》(印数2800册)、《王统照研究资料》(印数1900册)、《林纾研究资料》(印数4500册)、《夏衍研究资料》(印数平5600册，精1400册)、《周立波研究资料》(印数1300册)；1984年出版有《冰心研究资料》(印数6400册)、《师陀研究资料》(印数4900册)、《王鲁彦研究资料》(印数2000册)；1985年出版有《巴金研究资料》(印数2500册)、《老舍研究资料》(印数5500册)、《李广田研究资料》(印数2150册)、《刘半农研究资料》(印数2900册)、《陈大悲研究资料》(印数3400册)、《荒煤研究资料》(印数2000册)、《马烽西戎研究资料》(印数4500册)、《徐懋庸研究资料》(印数1880册)、《叶紫研究资料》(印数1800册)、《赵树理研究资料》(印数1760册)；1986年出版有《刘大白研究资料》(印数1400册)、《闻一多研究资料》(印数1100册)、《俞平伯研究资料》(印数2310册)、《郭沫若研究资料》(印数5000册)、《周作人研究资料》(印数4000册)、《李季研究资料》(印数1130册)、《丁西林研究资料》(印数1370册)、《沙汀研究资料》(印数3600册)、《张恨水研究资料》(印数3000册)；1987年出版有《宋之的研究资料》(印数5000册)；1988年出版有《徐志摩研究资料》(印数1400册)、《柯仲平研究资料》(印数500册)、《成仿吾研究资料》(印数3100册)、《舒群研究资料》(印数600册)、《萧乾研究资料》(印数1500册)、《叶圣陶研究资料》(印数1800册)、《李辉英研究资料》(印数600册)；1989年出版有《胡适研究资料》(印数1510册)、《欧阳予倩研究资料》(印数不详)。该项目1979年启动，1982年就能出版《丁玲研究资料》，而且还有精装本，不能不让人喜悦，但也要看到在1985和1986年之后，无论是出版的种类还是印数都在下降。
除了种类和印数的下降，很多资料的出版又常常是一拖再拖。像《郭沫若研究资料》1982年完成，1986年才出版；《徐志摩研究资料》《叶圣陶研究资料》完成于1983年，出版是1988年；《欧阳予倩研究资料》1984年完成，1989年出版。而像《臧克家研究资料》(印数1000册)、《罗淑罗洪研究资料》(印数120册)、《绿原研究资料》(印数1000册)、《冯文炳研究资料》(印数1000册)、《曹禺研究资料》(印数2000册)、《草明葛琴研究资料》(印数850册)、《李克异研究资料》(印数770册)、《冯乃超研究资料》(印数1000册)、《阳翰笙研究资料》(印数500册)、《路翎研究资料》(印数1500册)、《周瘦鹃研究资料》(印数1500册)、《光未然研究资料》(印数1000册)、《唐弢研究资料》(印数不详)、《王西彦研究资料》(印数不详)、《郑伯奇研究资料》(印数500册)、《司马文森研究资料》(印数1000册)等资料，均为1980年代完成，最早的是1984年，而出版已经是1990年代。可能现在年轻的学者不会想到的，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光未然，其研究资料编成于1985年，1993年才出版，编者《编后记》讲：“近年来出版界面临的困难不少，本书稿交原定出版社已数年而被压下了，现蒙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慨然付梓，为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作出有益的贡献，令人感佩！”③对此也许可做出多种解读，我要说明的是史料成果的出版之难。最可悲的是《胡适研究资料》，1984年完成到1989年8月才出版，出版时编者陈金淦已经去世，没能见到其多年辛苦的成果。记得1980年代初陈金淦曾到文学研究所查找资料，趴在桌子上一抄就是一天，午饭我们在食堂解决，他长什么样子现在都记不清楚了，印象很深的是穿的那件黄旧的军大衣。2010年《胡适研究资料》编入《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由知识产权出版社重版，2016年联系到其子女，通信中我谈到此事，其子女复信说：“您提到当年的事情，真让我们有些感慨，父亲说过，他多次去北京查资料，都没有去过长城，没有时间，也不舍得花钱。”
除了史料成果出版难这外部因素，史料工作自身存在的不足更需注意。就我所知这些资料的编辑对大多工作者来说是临时任务，其成果也是研究的副产品，没有将史料的收集、整理作为长期的“专业”来做。像李伟江编有《冯乃超研究资料》，他在《编后记》中就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辑《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我校中文系领导委托我负责编选《冯乃超研究资料》，我高兴地接受了。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编成了这本书。”④显然是个“临时”任务。范伯群编有《冰心研究资料》，他在《编后记》就说“这本《冰心研究资料》可算是我们写作《冰心评传》的副产品。”⑤这些“临时任务”结束之后，当然各自就回到了研究的主业，像范伯群，与曾华鹏合著的《冰心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后，主要从事的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研究，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2007年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实像领导和具体组织《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工作的马良春和张大明到1980年代末虽然还在继续史料工作，但主要的力量已转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上，我也参与了这一工作。该研究1986年在桂林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规划会议上列入“七五”国家项目，旋即又被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科研项目。马良春去世后张大明负责，1995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署名马良春、张大明主编。据我所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工作到1980年代末实际上已经基本结束，前面讲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1990年代出版的绝大多数都完成于1980年代，我所见到的真正意义上的1990年代成果大概只有《梁山丁研究资料》《王礼锡研究资料》两种，全部问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还不到该项目计划出书近200种的一半。
至于樊骏的长文，无疑是关于现代文学史料工作最重要，也是影响力最大的理论文章，文章对史料工作进行了全面考察，更主要的是作了深刻的反思。樊骏在文章开头就讲：
如果我们的目光不仅局限于这些年的收获和成就，同时正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包括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和自身暴露出来的日益明显的弱点；如果我们不把史料工作理解为拾遗补缺、剪刀加浆糊之类的简单劳动，而承认它有自己的领域和职责、严密的方法和要求、独立的品格和价值——不只在整个文学研究事业中占有不容忽略、无法替代的位置，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那么就不难发现迄今所做的，无论就史料工作理应包罗的众多方面和广泛内容，还是史料工作必须达到的严谨程度和科学水平而言，都存在着许多不足。严格说来，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开始，一个虽然不错却过于迟缓的开始；今后的任务将更为繁重，难度会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局促。这些，都呼唤着更为自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快更多更好的工作成果。⑥
我想这样的反思之后的平静才是正常的，真正产生影响需要时间，事实上后来的反响要大于当时。说到时间，让我想到的一个词——“夏长”。相对于“春种”和“秋收”，“夏长”不大会被注意，甚至还会被忘记。但“夏长”是四季中的重要一环，是“春种”的继续，通向的是“秋收”，“秋收”是其真正的意义，这用来描述1990年代的史料工作应该是合适的。
翻过1990年代，我们来看看21世纪。十年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文献工作又开始了一次升温，俨然成为了显学，可以说是进入了金秋。引人注目的是一批成长或成熟于1990年代的新的一代学者涌现出来，随后又产生了一批丰硕的成果。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经过1990年代观念开始了变化——“史料”逐渐被“文献”所替代。我们梳理一下有关史料这一概念的演变，较早主要称“材料”，七十年代末改称“资料”，1980年代多称“史料”，进入21世纪“文献”使用越来越多。1970年代末与“材料”告别是一大进步，此前的各种“材料”给知识界带来的更多是伤害，而从“资料”到“史料”，背后或多或少隐含着走进“学术”的焦虑。至于从“史料”到“文献”，焦虑的影响不能没有，但其中含有深刻的学术意义。
对于此年青的学者更敏锐，2021年李哲在与我进行对话时首先就提出了史料与文献的区别在哪里？虽然我近十多年“文献”用得很多，甚至“文献”取代了“史料”，但并没有深入地思考，只是“觉得这个跟一个学科的成熟或者叫独立还是有关系的。因为过去做材料、资料，还是一个附属的关系。后来称呼虽然变成‘史料’，但还是会附属到‘阐释’或理论研究的后面”⑦。最近为撰写本文查找阅读了一些相关论述，我在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找到了知音。王贺在引用了我的一段关于文献言论之后讲得明确又精准：“就此而言，刘福春的论述代表了21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者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即我们所发掘、整理、校读、研究的对象，并非‘史料’，而是‘文献’。二者的分野其实非常明显：对于‘史料’而言，其必然臣服于史学，只是史学研究的资料，而对于‘文献’来说，自有其多方面的参考价值，非只史学(包括文学史学)一端。”⑧
这是一个有风险的观念，文学史料为文学史研究服务早已是天经地义、不容动摇的存在。1988年马良春在“中华文学史料学首届研讨会”开幕词中就着重强调要明确史料工作的目的：
文学史料学虽然可以独立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但它又不能也不应当脱离文学史学，因为它的存在说到底还是为文学史的研究服务的。也就是说，文学史料的搜集、研究和纂辑，无不是为探求文学史发展规律提供可靠的依据。毛泽东说过，研究问题，应当“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是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当中有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也有目的问题。明确史料工作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强调史料工作的结果，很可能又出现为史料而史料的偏向，从而使史料工作带上盲目性。⑨
这样的观念不止主导着1980、90年代，直至现在，论述文献的意义仍是以文学、文学史研究为中心。我一直追索文献及文献工作的独立价值，因为我坚信其存在。这种坚信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我的经历和经验。
最近的一件事更让我有了进一步的思考。2022年7月，洪子诚编选的谢冕诗集《爱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诗集编入的是谢冕老师1968年到1972年当时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全部选于我与高秀芹、孙民乐编的2012年出版的《谢冕编年文集》。7月20日，北京的培文书院举办座谈会，高秀芹主持，孟繁华、洪子诚、姜涛、吴丹鸿、张桃洲、冷霜、张洁宇、孙民乐参会并发言。孙民乐讲：
听你们发言的时候，我其实挺惭愧的。我参与了谢老师文集的编辑工作，《爱简》中的诗，我十多年前就读到了，这么丰富的信息却在我的阅读中溜之大吉。大约是2010年前后，那时候正在为谢老师的编年文集做准备，谢老师同意将未刊诗稿全部收入，刘福春非常兴奋，很快就把400多首诗打印装订出来了，厚厚的一大本。他对史料有无边的兴趣，特别希望能尽量把谢老师的书信、日记和未刊文稿一网打尽。我当时也深受感染，以为能从这些秘藏的诗稿里发现些什么。可是，读后的印象与今天各位的感觉差了不少。⑩
当我读到座谈会的发言时，我的感受是和孙民乐一样的——惭愧和遗憾，可现在撰写此文我重新面对时认识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不再是惭愧和遗憾，而是自豪，因为我们做的是文献整理，发掘出文献并完整地呈现出来工作的意义就实现了。文学文献的整理与文学、文学史研究是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学科，文献整理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包打天下。文献到文献为止。洪子诚老师的发现也证明了我们三个“眼力不够”的编者所编《谢冕编年文集》的文献价值。
也许有人会问，文献整理者能够明确所整理的文献其研究价值不更有力于文献整理吗？也许是这样。可惜我们不是洪老师，没有洪老师的眼力，当时我们如果不是像孙民乐所说的“对史料有无边的兴趣，特别希望能尽量把谢老师的书信、日记和未刊文稿一网打尽”，而是着眼于研究价值却又没有能力发现的话，有可能文集就失收了。我一直警惕文献整理的“价值”和“意义”的伤害，在文献收集整理中往往会因为“看重”文献的研究价值又认识不到位与很多文献失之交臂，可能永远失去了机会。比如1990年代收集新诗书刊文献，我联系到1940年代诗刊《铁兵营》的编者，他非常热情地将所保留的诗刊寄来让我复印。可这些诗刊大部分是油印的，印得不是很清楚，我觉得价值也不大，就只复印了铅印本第11辑。现在我想完整地整理这份诗刊，最容易找到的就是铅印本，油印本至今无法收集全。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早在2004年刘纳就提醒不能依赖已有的“依照预设意义搜集、选择、整理的”史料成果。她写道：
近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搜集整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这在给研究者提供着前所未有的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我们面对已经并非散乱无章的资料，我们能够依赖资料整理者的成果吗？那一本本“作品选”、“研究资料”、“史料选编”等等无不是依照预设意义搜集、选择、整理的，对资料重要性或者不重要性的确认受到搜集整理者预设目标的决定性影响。法国“新史学”派历史学家认为：“资料本身并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不仅要经过史学家的选择，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产生它的时代和地点的制约，它是以往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既是为了说出‘史实’，也是为了把过去的形象强加于人。”(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同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面对的资料也并非是纯粹客观的，它们早已经过一批批研究者的选择整理。一个个系列分别按照某种预设建立起来，它们的编码分别突出着某种预设意义和评价尺度。虽然已经整理的现有资料可能被利用来做另外的研究目标的“根据”，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但是，研究工作的深入与创新仍然有赖于资料的重新搜集、整理，建立起新的资料系列。(11)
在1990年代法国文学翻译家罗新璋先生和我讲述的他在法国图书馆查阅巴黎公社公告的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好在这段经历他在后来的访谈中也讲过，现抄录在下面和大家分享：
一九七三年出土文物展，到法国去，需要翻译，就找了我。展览在petitpalais(小宫殿)展出，展团成员有空就到法国国立图书馆查阅有关的敦煌写卷。一天，我名下那部分敦煌文物查毕，便想看看值得一看的典籍。“巴黎公社公告”，类乎“文革”中的通告通令。差不多有大半年时间跟文物界朋友在一起，耳濡目染，以观赏真品为贵，表示想看看公告原件，自己没找到书号，求助于图书管理员，他翻了卡，查了编目本，也没找到，便打电话到里面去问，里面说二十分钟后再告知。结果借到的是完整的一套公告原件，拿出来两大厚本，是个宝藏，可谓世界上独一无二。这部公告藏品，说不定连法国人都没发现，因为他们自己会查目录，查得到公告图书。我原意在看原件，看几张真品，过过文物瘾，不想图书管理员不怕麻烦，真把原件书号找了出来，这批原件几乎包括全部公告，是手稿部(cabinet des manuscrits)的藏品，还注明a la reserve(特藏)！公告编号，从第五号开始，编到三百1990八号，共存三百六十多件，其他地方还散有多件。这些公告，有的是原件，有的是校样，有的是从墙上揭下的，还留有硝烟弹痕呢！翻阅之下，原件，实物，好像接触到了真实的历史，字里行间风云激荡，使人感奋，作为文献，觉得非常有价值，决定副录下来。抄书是我的看家本领(当时，拍照要两万法郎，哪里有这笔经费)！上次是抄中文，这次是抄法文。一天抄十件，一个多月即可抄完。抄，核，再加上展会文案一摊事，每天只睡五小时，也跟十三年前在侯位胡同抄傅译一样。出国时定做的两件衬衫，有一个纸盒，回国时正好装了六厘米厚的抄稿。(12)
听了罗新璋先生的讲述，首先是法国图书馆的服务让我非常羡慕，对此去过我们的图书馆查阅文献的朋友们都会有很深的体会；而令我更加敬佩的是法国图书馆的专业精神，我不认为他们当时收藏这些文献已经清楚了其研究的价值。2000年10月，国家图书馆一位副馆长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征求意见，我作为院图书馆委员参加了座谈。我的建议是应该收藏“民间”出版物，这位副馆长给我的解释是他们只收藏地市级以上的“内部资料”，不知2008年国家图书馆发出《关于“非正式出版文献”的征集函》时这位副馆长是否还能想起我的提议。记得座谈结束后与朋友聊起这事，我说假如我当图书馆馆长，一定在图书馆门口写上：有汉字的纸都收藏。当然这只能是假如。2002年3月20日，祝晓风用笔名启发在《中华读书报》刊出有关我的报道，题目是《“与新诗有关系的‘纸’我都收集”——一个学者和新诗的故事》。标题引用的是我的话，这样表述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或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这表达的是理想，其背后的含义是对“意义”和“价值”的拒绝。所以当有朋友问我收藏诗集有什么标准时，我的回答是：标准只有一个，就是诗集。
对于罗新璋先生的讲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思考。讲述关乎到两种文献，一种是原始文献的收集和典藏，一种是原始文献的发现和呈现。罗新璋先生归国后将所抄文献编译为《巴黎公社公告集》，1978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之后还关联着文献的使用和研究。我在想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前者的意义是否一定要靠后者才能实现，最后者是否又更重要。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所见的项目大都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我在前面梳理了有关史料这一概念的演变，其实与这些名词相关联的动词更有意思。材料是“整”，资料和史料是“搞”，文献是“整理”。“整”目标最明确，“搞”也有些预设，“整理”客观了一点，然而不管如何变化，统称是“工作”，绝非是“研究”。樊骏虽然讲“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论述还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我在这篇文章中使用的也是“工作”，不敢称“研究”。
我认为，文献工作与文献整理应该称之文献研究。文学文献研究具有独立的价值，其意义不依靠文学研究来提升或实现，反而要努力排除的是文学研究意义预设的干扰。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同样可以照亮文献，但文献自身也可以发光。文学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是相互关联的，其关系是互动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不过经过了春种、夏长、秋收并进入了冬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献研究也确需要冷静下来做一些思考，以便走进下一个春天。因此《当代文坛》开设专栏回顾1990年代是必要的，而我能完成此文不仅要感谢洁宇的约稿，更感谢她的督促。
①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②张大明：《文学所现代室搞的集体项目》，《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4期。
③刘可兴编：《光未然研究资料》，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68页。
④李伟江编：《冯乃超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91页。
⑤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95页。
⑥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⑦刘福春、李哲：《作为“专业”的中国现代文献学可能吗？——刘福春先生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⑧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
⑨马良春：《“中华文学史料学首届研讨会”开幕词——代发刊词》，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编《中华文学史料》(一)，百家出版社1990年6月版。
⑩高秀芹、洪子诚整理：《一个人的“精神化石”——谢冕诗集〈爱简〉讨论》，未刊稿。
(11)刘纳：《研究的根据》，《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1期。
(12)金圣华：《傅译的传人——罗新璋先生访谈录》，载《译道无疆》，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267-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