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观念内在地与传统相对立。我们在前文提到过，人们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的确能发现许多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情形。实际上，有的作者就曾指出，现代和传统彼此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它们做任何泛化的对比都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当我们对现代性和反思性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时，我们会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人类总是惯常地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保持着联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内在要素。我曾在另一部作品中将其称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我之所以使用这个短语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这一过程的长期性。人类行为并不包含聚合互动和理性的链条，但其中有着对行为及其情境的连续不断的（尤其如戈夫曼等人所说，从不松懈的）监测。这并不是一种与现代性具有特定联系的反思性的含义，不过它构成了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必要基础。
在传统文化中，过去受到特别尊重，符号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它们包含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并使之永生不朽。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一种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可以把任何一种特定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延续体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传统并不完全是静态的，因为每一批从上一代人手中继承文化遗产的新生代都必然要重新创造传统。与其说传统抗拒变迁，不如说在传统所属的语境中，几乎不存在相互分离的时间标志与空间标志，而变化只有依据这类标志才可能获得有意义的形式。
各种口述文化尽管实际上是所有文化中最富有传统意味的，但其中的人们甚至不把传统视为传统。为了理解传统，并将其区别于其他组织行动和经验的模式，人们需要分割时间和空间，而这只有在发明书写文字以后才成为可能。书写文字提升了时空间离的水平，产生出一种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思维方式，根据这种方式，对知识的反思性征用能将其从既定的传统中分离出来。然而，在前现代文明中，反思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限于重新解释和阐明传统，故而在时间范畴中，“过去”比“未来”更为重要。此外，因为识字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日常生活的周而复始仍然与旧式传统联系在一起。
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反思性具有了截然不同的特征。它被引入系统再生产的根基之内，使得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的彼此反映的过程之中。如果不是“以前如此”在原则上正好与（人们根据新获知识发现的）“本当如此”相吻合，那么日常生活的周而复始就不会与过去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了。仅仅因为一种实践具有传统的性质就认可它是不够的。传统，只有通过借传统以外的路径得到证实的知识的说明，才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考虑到习俗变迁的惰性，这就意味着即便在最现代化的现代社会中，传统依然有其地位。但是，传统的这种地位，并不如那些关注当代世界中传统与现代之整合的学者所设想的那般重要。因为，所谓已被证明为合理的传统，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具有虚假外表的传统，它只有从对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才能得到认同。
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在于如下事实：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构成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现象的性质。所有社会生活的形式，在部分上都由行为者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所构成。在维特根斯坦所阐明的意义上，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一点，对于由人类的行动所继承并加以再造的习俗来说，具有内在的意义。在所有的文化中，不断进展的探索都会重新进入社会实践，并且惯例性地改变它们。但是，只是在现代性的时期，习俗的修正才走向激进化，并（在原则上）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用技术干预物质世界。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了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其特征是全面反思性的假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本身的性质进行反思。也许直到20世纪晚期的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全面地意识到这种视野是多么令人不安。当理性的诉求替代了传统的诉求时，它们似乎提供了某种比先前的教条更为笃定的感受。但是，只有当理性被理解为特定知识的获取，并且我们没有察觉现代性的反思性实际上将颠覆理性时，上述这种观点才会显得具有说服力。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征用知识的过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被建构起来的，然而将知识与确定性画上等号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我们已然置身异域，进入了一个完全通过反思性地运用知识而建构起来的新世界。但是同时，我们却永远也不敢肯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些知识的任何一种特定要素会不会被修正。
甚至那些最坚定地捍卫科学确定性学说的哲学家，也都承认这一点。卡尔·波普尔就说过：“所有的科学都建立在流沙之上。”尽管科学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能欲求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最可靠的信息，但是即使在科学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证明。在自然科学世界的核心地带，现代性自由地漂移着。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再没有什么知识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而在“原来”的意义上，“知道”就意味着确定。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然而，拿社会科学的例子来说，它还包含更深入的思考。此时，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前文对社会学的反思性成分所做的观察。
在社会科学中，所有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知识都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在此之外我们必须加上“破坏性”的标签，而“破坏性”的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话语又重新进入到它所分析的情境中去。社会科学是正式化版本（一种特殊类型的专家知识）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对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的反思性来说，又具有根本的意义。
由于启蒙运动和崇尚理性主导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在把现代观念与此前的观念区别开来这一方面，自然科学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即使那些偏爱阐释型社会学而非自然主义社会学的人，通常也承认社会科学较自然科学稍逊一筹（尤其是鉴于科学发现所引起的大规模的技术发展）。但是，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的长期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部分血肉所在。
尽管社会学在这一反思性关系中占据着独特的中心地位，但其实所有的社会科学也都参与了现代性的反思性关系。以经济学的话语为例，诸如“资本”“投资”“市场”“工业”等概念所具有的现代意义，都是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早期（18世纪及19世纪初）发展中得到详尽阐明的。这些概念，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经验性结论之所以得到阐述，目的是为了分析伴随现代制度的出现而带来的种种变迁。但是它们并不能（也不曾）与相关的活动和事件分离开来。它们与“现代经济生活”的实质融为一体，并且密不可分。如果不是所有人在事实上都掌握了上述这些（以及大量其他）概念，现代经济生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非专业人士当然不能对“资本”“投资”等概念做出规范化的定义，但是，比方说，从每一个使用银行储蓄账户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已经隐性地掌握了这些概念。这一类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和经验信息，不只是某种便利的工具，相比没有这类概念的情形，它们可以让行动者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他们自己的行为。这些概念积极地建构了经济行为，并展示出这些经济行为背后的原因。经济学家能够获取的文献，与社会中利益相关的人（如商界首脑、政府官员或公众）阅读或以其他的方式接收的材料之间，并没有明确的隔绝层。经济环境由于这些概念的输入而不断地变化着，从而在经济学话语及其所指涉的经济行为之间创造出一种持续互相渗透的局面。
社会学在现代性之反思性中所占据的中枢地位，源于它是对现代社会生活最一般化的反思方式。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属于自然主义社会学的硬核例子。由政府公布的人口、结婚与离婚、犯罪与违法行为等官方统计数据，似乎提供了某种精确研究社会生活的路径。对自然主义社会学的先驱（如涂尔干）来说，这些统计数据代表着硬核资料，凭借它们，现代社会的相关方面就能得到比缺乏这类数据的地方更为准确的分析。然而，官方统计数据并不只是社会活动的分析型特征，而且它们也会以建构的方式返回到对它们进行取样或统计的社会领域中。自有统计之日起，官方数据的编纂本身就成了国家权力和许多其他社会组织模式的构成因素。现代政府所实现的协调性行政控制，与对这些“官方数据”的例行监测是密不可分的，而所有的当代国家都进行这种监测。
收集和汇总官方统计数据本身就是一种反思性活动，其本身也被利用它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发现所渗透。例如，验尸官的实践活动当然是收集自杀统计数据的基础。但是，验尸官在解释死亡原因和动机时，又受着阐释自杀性质的概念和理论的指导。如果我们发现一位验尸官读过涂尔干的作品，那是不足为奇的。
官方统计数据所具有的反思性也并不局限在国家的层面。例如，今天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准备结婚的人，都知道离婚率很高（而且，他或她也许还——哪怕很不全面地或部分地——知道更多关于婚姻和家庭的人口统计信息）。对高离婚率的了解可能会对结婚与否的最后决断产生影响，也许还会影响到其他相关的考虑，如关于财产的约定等等。此外，了解具体的离婚率比只是意识到有许多人离婚这一粗暴的事实重要得多。非专业人士在这里以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将其理论化了。因此，几乎任何一个考虑婚姻的人，在家庭制度如何发生变化，以及男人和女人相对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变化、性风俗的变迁等问题上，都会形成一些观念，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会随着人们反思性地获取知识而产生进一步的变化。如果婚姻与家庭没有被全面“社会学化”和“心理学化”，它们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社会学话语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发现，不断地“循环穿梭”于它们所研究的学科之中。这些话语、概念、理论和发现以这样的方式反思性地重新建构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自身也学会了用社会学方式思考。现代性本身具有深刻和内在的社会学性质。对于作为社会生活专家知识供应者的专业社会学家来说，他们的立场所具有的很多问题都衍生自如下事实：相较于受过启发的非专业社会学实践者，他或者她最多仅仅领先一步而已。
因此，所谓人们越是了解有关社会生活的知识（即便这种知识已尽可能地得到了经验的证实），就等同于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不过是一个假命题。这种命题对于物理世界而言，也许是真的（但也值得争论），对于社会事件的领域则并非如此。除非社会生活能够完全从人类关于它的知识中分离出来，或者，除非这种关于社会生活的知识能够被源源不断地渗入到社会行动的理由之中，并且一步步增加与人们的特定需要相关的行为“理性化”程度，那么增加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知识，也许才能促进我们更好地把握有关人类制度的更具有启发性的知识，因此也能提高对这些制度的“技术性”控制的程度。
事实上，上述两种令知识发挥作用的条件都确实适用于社会行动的许多情境和背景。但是，每一种情况又都未能达成启蒙思想的遗产所提出的整合性影响的目标。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下述四类因素的影响。
第一类因素是权力分化（differential power）的影响。这在事实上十分重要，但从逻辑上说最不令人感兴趣，或者至少在分析掌握它时是最轻而易举的。知识的征用并不是以一种同质的方式实现的，而经常只能分化为有权者所用，并服务于局部的利益。
第二类因素涉及价值的作用。价值秩序的变迁并不独立于由对社会世界不断变化的视角所产生的认知倾向的革新。假如新的知识能够被施加于一种先验、理性的价值基础上，情况当然就不同了。但是这种理性的价值基础并不存在，并且，由于知识输入而导致的世界观变化与价值取向变化之间的关系，是变幻不定的。
第三类因素是未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影响。人们所积累的社会生活的知识再多，也不能完全覆盖知识运作所产生的所有情况，即使这种知识与其应用环境截然分离也不行。假如我们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确实变得越来越完善，那么未预期后果就有可能会越来越被限制住，我们不期望发生的后果就会越来越少。可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性阻断了这种可能性，其自身构成了第四类因素。尽管我们鲜少谈及它同启蒙理性的局限性的关系，但是它无疑与其他因素一样重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世界让我们去认识，而在于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本身，就促成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
现代性的反思性与系统化的自身知识的不断产生直接相关，但它并没有在专家知识和运用于非专业化行动的知识之间确立稳定的关系。专业观察者所宣称的知识（在某些部分，并且以许多不断变化的方式）重新进入到它所指涉的对象之中，从而（在原则上，但通常也在实践中）改变着它所指涉的对象。在自然科学中就不存在与此过程类似的情况——虽然在微观物理学领域中，观察者的干预也会改变正在被观察的对象，但是这与社会世界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选编自《现代性的后果》，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