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大学毕业到黑河日报工作，从那时算起，新闻从业已经38年，而且直到现在干的都是最传统的媒体——报纸，分别是黑河日报、经济日报、经济日报农村版和中国县域经济报、中国经济时报、学习时报，经历了报纸从捡铅字到激光照排再到数字媒体的全过程，是媒体变迁、转型和发展的亲历者。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用手中的笔，从一个侧面记录和反映了几十年来生活变化、社会变革、时代变迁，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新闻报道、评论言论、调研报告、内参、理论和学术文章，先后有60多篇公开或内参类文章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有的为重大决策发挥了参考作用；出版了10部书，主编了20多部书，也策划了不少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活动。
回顾近40年的新闻历程，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要用好三支笔。第一支笔，是写新闻的笔，消息、通讯、述评、评论等等，各种新闻体裁都要会写、写好写精，出精品力作；第二支笔，是写内参的笔，记者东跑西看，新情况发现及时，活材料占有得多，再加上上面精神掌握及时准确，上下结合，思考提炼很容易形成有价值的内参，也容易受到领导同志的重视，对解决问题、形成决策会发挥很好的促进作用；第三支笔，是写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的笔。一般来讲，一个记者如果用好了前两支笔，应该就是履行了记者职能，就是一个不错的记者。但如果再加上这第三支笔，就是一个有味道、有深度的记者了。
用好写新闻的笔
由于大学时代近乎疯狂地读诗写诗爱诗，1985年8月，我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到黑河日报工作，选择了文艺部而非新闻部门。没想到，当年写的第一篇通讯《副市长和一个上访户》就获得了全省好新闻奖。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这篇稿子排版的时候，我跑到印刷厂的车间，亲眼看着拣字工人用镊子将一个个铅字从密密麻麻的铅字盒里准确地捏出来，再准确地放到排字板上。今天，这些设备和技术只能在博物馆里才可见到了。
1987年，我从黑河日报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导师是人民日报经济部门的一位负责人。自然而然，硕士学位论文也选择了研究人民日报农村报道。毕业之后，我进入经济日报农村部工作，从此和“三农”宣传结下了不解之缘。算上在经济日报创办和主持经济日报农村版、中国县域经济报的时间，我在经济日报做“三农”报道超过了20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记者很风光，但很多人对我到农村部不大理解，跑农口的，除了有限的几个部门，要想抓活鱼，写出有分量的稿子，就得往农村跑。在当时很多人眼里，跑农村的记者都是灰头土脸的形象。但我没有动摇过，即使中间有机会调到其他部门去，也主动放弃了。我对农村有牵挂。我的父母都是生在鲁西南的农村，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闯荡到东北，小时候我曾回到老家生活多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对国情有自己的理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村，就无法认识中国。今天，我们新闻工作者，绝不能忘了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用自己的笔写农村、写农民，是我的心头之愿。
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跑遍了全国大部分农村，从最富裕的沿海村镇，到最贫困的中西部山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常常是一跑就是十天半个月。由于采访深入，抓到手的都是第一手材料，写出的东西自然就有价值。记得那次在当时的总编辑范敬宜的亲自指导下，刊发了一篇真实反映中部农村全面情况的长篇报道，引起强烈反响，驻北京的一些外国记者和报社领导联系，约我见面，请教中国农村问题。针对当时烟叶种植和收购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我深入采访烟农、收购站、基层干部、有关部门，写出长篇调研报道。文章刊发后，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立即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我深入湖北、河南两个相邻又名字相同的镇采访，写出的报道《从孟楼到孟楼》引起两省领导高度重视，也引发两省窗口式竞争，两镇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两镇人民为感谢我，修建了一条路以我的名字命名。一村又一庄，行行复行行，长时间行走农村，虽然有些辛苦，但是有了收获，辛苦和经历也就变成了财富。
记者，顾名思义，记录的人。忠实地记录，真实地记录，是记者的天职。38年来，我一直以这样的目标要求自己，以这样的心态当记者，从不追求轰轰烈烈，更不追求无限风光。欣慰的是，自己写的很多东西有了反响。有的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有的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还因一篇报道而受到农民联名请功的待遇。策划实施的农村调研点活动，座谈会开进了中南海，中央领导同志亲自主持并称“干了一件大好事”。这期间，也获得很多荣誉，比如，当过北京市区一级人大代表；应总理之邀，出席过新中国成立45周年国庆招待会等。新闻学泰斗方汉奇主编的巨著《中国新闻学之最》共收入经济日报四个词条，其中两条与我有直接关系。
用好写内参的笔
内参工作是媒体的一项重要工作，反映情况、建言资政也是媒体特别是中央媒体的重要职能。相对公开报道，写内参是记者发挥手中的另一支笔的作用的重要体现。近40年来，我共撰写或组织撰写各类内参近百篇，其中有60多篇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从内容上看，这些内参有以反映情况和问题为主的，也有以提出建议为主的，不少是二者的结合，即使是提出建议，其观点也是在大量的调研基础上形成的。在经济日报农村版和中国县域经济报时，我们还专门成立了研究部，主要任务是在大量一线调研的基础上撰写内参，为此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基层的信息员和各层面的联络员，这些人当中有乡镇党委书记，也有副省长，还有部分部委的副部级干部。从类别来看，既有围绕一个问题或主题的单篇内参，也有围绕一个主题多篇形成一个专题，比如，围绕乡镇财政问题，我们连续一个时期报送了多组内参。
2008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调查三农》一书。这本书中的绝大部分调查主题最终都形成了内参报中央领导同志，而且绝大多数得到了批示。
2005年7月，一则当时卫生部的消息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农民工已成为艾滋病的高危群体。为了全面了解农民工预防艾滋病的情况，向广大农民工普及预防知识，我们详细设计了调查问卷，与一所大学合作，组成了一支大学生义务调查队，调查对象包含了保安、保洁员、售货员、餐饮业服务员、建筑工人、家政人员、个体户、美容美发人员等。调查员经过培训后，深入建筑工地、商店、美发店、居民小区和家政服务机构采用当面访问的方法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30%的农民工对艾滋病几乎不知道或知道得极少。如果再结合其他问题综合来看，还要大大高于这个比例，大概只有1/3的农民工真正知道艾滋病是什么，很多人在以为自己“知道”时，实际上并不知道。调查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做了批示。其后，该报告获得了中英艾滋病支持项目办公室和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联合颁发的“首届艾滋病好新闻奖”，收录到国际论文集中，我还受邀在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学术交流。
“农民看病难调查”是当时我们历时最长、投入人力最多的一个项目，一些篇章在陆续刊发后被国内各大媒体和网站转载，不仅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而且一位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读了调查报告之后，还专门为我们写来了长篇分析文章。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要立足于制度和政策，着眼于经济和物质方面，还要着眼人、关照人，特别应重视城乡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缩小城乡青少年心理上的距离。在调研采访中我发现，城乡孩子在对对方的认知上存在着巨大的误差。那么，城市孩子是如何看农村孩子的？农村孩子又是如何认识城市孩子的？为此，我们详细设计了两套问卷，分别选择北京1050名中小学生和辽宁农村部分中小学生进行调查。这是一次让我终生难忘的调查，读着孩子们的回答，时而哑然失笑，时而陷入沉思……两份调查报告都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
2004年6月至2005年6月，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以国家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一所大学做访问学习。其间，我就我国的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工作做了一次持续半年时间的海外调查，通过多种方式对上百名当地留学生、学者进行走访座谈，了解他们获取国内情况的渠道、使用中文媒体的情况以及对我国对外宣传报道工作的建议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5条有针对性的建议，写出了《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几点建议》的报告，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做了批示。有关部门领导还请我去做了当面的交流。
2011年，我从经济日报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随后主持中国经济时报工作。彼时，国研中心刚刚提出建设世界一流智库的目标要求，适应这一要求，我提出打造“智库型报纸”的办报理念，得到中心领导的肯定与支持。为建立这一理念的落实机制，我们提出了建设“四个一百”调查系统的方案，即百名经济学家、百名政府官员、百名企业家、百名财经媒体人，并迅速落实，在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宣布启动。依托这一“四个一百”调查系统，就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适时进行调查，一份份有价值的报告纷纷出炉，有的刊登在报纸上，有的精编后报送中央领导同志，最多一次一份报告得到七位领导同志批示。一位领导同志先后三次亲笔给我写信，对调查系统建设以及调查选题等问题给予具体指导。
用好写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的笔
新闻界前辈艾丰同志一直倡导记者要成为专家型记者，甚至就要成为报道领域的专家。的确，记者长期在某一个领域采访，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专业，很多记者走了这样一条道路，有些记者还成为本领域有影响的专家。这就是记者的第三支笔。有的记者用第三支笔写出了理论文章、学术论文甚至出版了学术专著。当然，我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对记者如何用好第三支笔，还是有些体会。
我的学理化训练是从做课题开始的。在经济日报跑农口那些年，有关部门几乎每年都给我们安排相关课题，并提出要求。我每次都认真对待、认真完成，有的课题成果还得到好评和奖励。
2006年6月，我在自己博士论文出版的后记中写道：“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我白天工作，晚上和夜里写作，周末查资料和向有关老师请教，初步品味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滋味。同时，三年的学习生活，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习到了多少知识，而是初步掌握了学术研究的方法，也初步体会到了学术研究的苦中之乐。”
我是在导师的鼓励下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之前对于是否读博，我犹豫了很长时间，主要是记者工作实在太紧张了，能否拿出来三年时间完成学业心里没有多大把握。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一旦自己确定要做的事，就要做到最好，绝不应付。
在选择论文主题的时候，我选择了挑战性比较大的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为此收集、参阅、学习了大量著作和文章。为了掌握博士论文的写作方法，我先后认真阅读了几十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毕业后，我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于2006年8月出版。导师在序言中写道：“土地制度改革在当代中国是考量我们智慧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重大政治课题。本书是许宝健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他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的新闻宣传工作，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农村土地问题做了深入思考。这本书是他潜心研究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结晶，有不少独到分析和见解，是一部用心之作。”
2015年6月，我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到中央党校，主持学习时报的工作。在全国报纸中，学习时报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可以用“两个唯一”来概括：一是唯一一份以思想理论宣传为主旨的报纸，二是唯一一份全面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成长和领导地方实践历程的报纸，连续刊发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等8部采访实录。在差异化定位策略和特色兴报理念实践中，近年来学习时报的影响越来越大，2018年跻身18家中央新闻单位之列。
在紧张而忙碌的编辑和领导工作之余，这期间我主要运用第三支笔，撰写了一些理论文章和研究文章，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理论版和学术期刊发表。
在学习、宣传和研究思考中，我提出了“党性美”的核心概念，并围绕这一概念构建自己的研究框架。目前尚没有从美的维度研究党性的，因此这一研究有一定挑战性和创新性。我深入研究的目标是，尝试构建以“党性美”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政治美学。
在长期“三农”宣传工作中，我对县域发展和治理一直很关注。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我再次聚焦这一问题，利用两年时间，全面梳理习近平县域足迹，全面整理习近平有关县域发展治理重要论述，编辑成一本7万多字的《习近平关于县域发展治理和怎样当好县委书记重要论述学习摘录》，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学术分析的方法，撰写出两篇近4万字的论文，在学术刊物发表，引起比较大的反响。这一研究成果也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认为填补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思想和重要论述研究的空白。
记者要有三支笔，第一支笔要写出记者的广度，第二支笔要写出记者的高度，第三支笔要写出记者的深度。一个记者，如果能够同时用好这三支笔，就是一个同时拥有广度、高度和深度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