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关于现代全球经济秩序的出现，标准解释是起源于市场的扩张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然而这些解释都没有认识到殖民关系对于支撑市场扩张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它们只是将殖民关系视为市场扩张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变迁的形成和延续。这些解释(尽管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流派)正是目前对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经济形态的主流解释，其将资本主义的起源视为一种欧洲和北美所固有的、独特的、自成体系的经济形态，由此导致未能认清通过殖民主义所形成的全球联系才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生前提。因此十分有必要认识殖民关系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和持续再生产的重要性。本文试图重新定位我们对资本主义基础理论的历史理解，通过纳入殖民关系以重塑理解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殖民主义 资本主义 拓殖榨取 新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古曼德•k. 班布拉（gurminder k. bhambra），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全球研究学院教授，英国社会学学会会长。
一、引言
在政治经济学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内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主要存在两条路径：一条路径关注不断扩大的贸易和市场，①另一条路径关注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变化。②这两条路径都将欧洲和西方视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将诞生资本主义的社会变迁历程称作“社会大转型”。虽然认可这两条路径的大多数学者也承认殖民主义的存在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时发生，然而他们却很少重视殖民主义的核心作用。举例而言，尽管波兰尼将资本主义初期的圈地运动和“今日新殖民主义”作出对比，然而，他所理解的昔日的“旧殖民主义”与“今日新殖民主义”毫无联系。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说法或许最能体现殖民主义遭到普遍忽视的本质，即欧洲是在自身市场向外扩张的冲动驱使下，在殖民主义不断的全球扩张过程中，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这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被认为仅仅是资本主义出现的伴生条件，资本主义被理解为是通过一种独立于殖民主义的固有内在逻辑(即市场和生产向外扩张的冲动欲望)所建构的。殖民主义则被作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运行的结果，被划分出来独立理解，它既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也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一部分。因此，殖民主义被从资本主义分析框架的中心排挤出去，并通过后期资本主义成熟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叙事而回归。这一立场的独特之处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本身并没有在分析中得到重视，因为这一分析仅仅完全集中于从殖民主义历史中积淀出来的抽象资本主义概念。
本文不仅将对殖民主义的理解偏差提出质疑，还将强调：没有认识到殖民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大意义，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盲点。我在这里关注的不是任何特定的资本主义理论，而是支撑这些理论的历史基础。正如社会学家们对于不同理论流派的资本主义历史取得普遍共识一样，政治经济学领域内以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尽管关于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存在诸多争议，然而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概括还是得到普遍认同的。虽然对于具体的不同主题的理解存在分歧，然而只要涉及讨论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欧洲和西方作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地这一首要前提始终得到普遍认可。③
与此相反，我试图提供另一种分析框架，借助这一框架汇集不同的历史事实来理解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问题不在于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本可以作出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却只是从历史中作出了特定选择——用社会学家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的话来说，也就是在历史糖果屋中随意挑选玩“拼凑组合”游戏。相反，它是出于从归纳历史事实的反面有可能会建构一套更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方面考虑的。也就是说，通过对基本历史事实的不同讨论，历史学辩论允许将质疑本身单独分类作为一组特殊反对意见，从而指向建立不同解释框架的可能性。
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领域——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忽视殖民主义重要性的历史基础之上的。更具体地说，殖民主义历史并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结构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一些学者承认其偶然的重要性，他们也只是添加殖民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分析框架的补充，但我希望通过系统性地纳入殖民主义历史，以改变现有理解资本主义的总体框架。
我试图通过重新阐述资本主义的历史基础，以达到理解资本主义分析框架的总体转变。因此，我尝试通过揭示当前资本主义历史基础分析的局限性，来证明即使是与资本主义关联最关键的历史部分，也需要更深入、更有意义地重新认识。首先，我将以弗雷泽和拉埃尔·耶吉(rahel jaeggi)所代表的标准资本主义历史分析为例，作为讨论殖民主义历史遭受忽视的起点；随后我将讨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具有普遍意义的殖民主义历史，那么我们将如何重构这些熟悉的历史?
二、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私人殖民主义
尽管对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规范价值以及资本主义如何转变，可能有许多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理解，但正如弗雷泽和耶吉所说，人们普遍认可资本主义是“通过资本积累机制的路径依赖历时性演进的结果”。在讨论资本主义历史时，他们提出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历史学家都会接受的四个相当熟悉的阶段：首先是商业资本主义，其次是所谓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然后是国家(或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最后是金融资本主义。弗雷泽认为，第一个阶段的商业资本主义发生在16世纪到18世纪，当时土地和劳动力(当然，它们将成为理解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核心)都不是真正的商品。她接着指出，在这一时期，即使专制统治者从按照资本价值原则组织起来的外部掠夺和长途贸易，从不断扩大的世界奢侈品贸易市场中大获其利，他们也只是倾向于在其领土内对商业实行内部监管。这里弗雷泽承认统治者在其领土范围内能够合法行使权力。这一“领土内部”商业监管概念，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边界恰好正是其统治规则边界的扩展。通过使用掠夺一词，人们还暗中承认他们对他人的抢夺行为是非法的。然而，目前尚不清楚长途贸易是以资本价值原则组织起来的这一说法的依据是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人们只认为世界市场仅在奢侈品方面扩张。
这一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是欧洲向西运动的时期，其结果是通过消灭和剥夺土著居民，侵占了后来被称为美洲的阿比亚亚拉大陆④的土地。这片土地并不是无主地，它有人居住、耕种，并受各种土著居民的土地使用规则管辖。正如艾伦·格里尔(allen greer)所说：欧洲人将这片领土视为可以自由分享的“普遍公域”的想法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只是存在于帝国的想象中。这种对土地的掠夺占用对于提高欧洲人的土地劳动力比率至关重要，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说，这也使得大规模积累原始资本成为可能，这些资本被用来为农业生产的合理化提供资金。如果不承认这一殖民掠夺过程是随后欧洲经济发展的基础，那就是继续使“发现主义”合法化，因为发现主义旨在制衡欧洲列强之间的对外扩张关系，同时否认土著居民对其被征用和商品化的土地的合法权利。正如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所说，这是一个结构性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件”，因为新殖民地(后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发生在“被征用的土地基础上”。罗伯特·尼科尔斯(robert nichols)指出，殖民剥夺(殖民占有和排斥)，即殖民世界财产形成的历史过程，是资本主义生成的历史背景。正如他所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类似于欧洲圈地运动的个案研究，而是需要被理解为资本主义产生和形成的总体历史基础。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韦伯主义，主流观点都是将资本主义的出现定位于后封建时代欧洲封建等级之外的小生产者领域。例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圈地运动所带来的农业进步紧密相关。通过这种研究进路，欧洲国家的国内圈地运动与其海外殖民掠夺相分离，并与殖民掠夺参与塑造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进程相分离。虽然马克思也认识到了殖民形式的资本原始积累，但这种认识对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描述分析并没有太大意义。殖民占有与马克思的研究重心即劳资关系并驾齐驱，而不是其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的逻辑始终被封装在劳资关系中。韦伯主义研究路径的议题聚焦于那些以经济生活和财富积累为人生目标的新教徒群体。尽管北美大陆的新教经济伦理是韦伯描述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新教经济伦理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但这些新教团体都位于欧洲和北美大陆这一事实却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新大陆的最初殖民过程是由私人公司进行的，这些公司被授予特许权，以展开冒险探索、寻求利润和获得土地，同时还以欧洲君主和教皇的各种名义提出管辖权和主权要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占据新大陆主导地位后不久，英国、法国和荷兰也开始涉足殖民企业。弗吉尼亚公司是在英国皇室的同意下由私人资本成立的，并在即将成为美国的东海岸建立了一个“小州”。除了这些向西推进的举措外，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各国的成立也推动了金融企业向东推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而言，这些活动还涉及对印度次大陆越来越多地区的领土征服和统治。此外，这些公司不仅从事香料、胡椒和靛蓝的交易——从东方购买原料然后运到欧洲出售以换取从美洲土著土地上提取的金条——而且到17世纪末，还从事美洲奴隶种植园的烟草和糖的交易。基尔蒂·纳拉扬·乔杜里(kirti narayan chaudhuri)认为，在16世纪60年代之后，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主要购买力来自印度印花布和印花布的再出口。
因此，弗雷泽认为奢侈品贸易是16至18世纪形成商业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方面，而如果没有消除和剥夺阿比亚亚拉土著居民以及从他们的土地上提取白银和其他资源，就不可能实现奢侈品贸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美洲被迫沦为欧洲市场生产糖、烟草和棉花的种植园之前，人类开始有系统地进行奴隶贸易，奴役数百万非洲人，并将他们作为商品运到新世界。非洲黑奴们被迫在美洲从事开采资源的采掘业工作，开采出来的资源随后被用来与印度和中国进行奢侈品贸易。弗雷泽认为，由于在当时土地和劳动力都不是真正的商品，因而没有认真对待支撑商业资本主义的殖民过程，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错误，由此导致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错误和片面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这一理解没有认识到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劳动者)的占有和商品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奴役劳动比她认定为“真正”形式的劳动更加商品化。
弗雷泽认为，资本所有者有强烈的动机攫取土地和矿产财富，一方面征募被征服或被奴役人口进行非自由劳动，另一方面提取几亿年来在地壳下形成的化石能源储备。弗雷泽将这两方面直接等同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征募被征服和被奴役人口进行非自由劳动与开采化石燃料之间的区别在于，这些人口必须被占用、征服和奴役，才能将其劳动提供给资本所有者——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是不存在的。因此，正是通过掠夺、占有、奴役和剥削等殖民过程，世界才因此为资本主义而产生，而资本主义正是弗雷泽关注的焦点。这种生产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是构成资本主义的核心，如果不明确地置身于这一历史背景下，就无法充分理解资本主义本身。
因此，我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为“作为私人财产的殖民主义”，即通过侵吞、殖民和奴役将土地和劳动转化为私人财产，转化为商品。它是通过将土地私有化的过程来实现的，无论是通过个人、公司还是扩大官方的统治权；它也通过奴隶制度将他人变成私有财产而实现。如果没有先前长期的殖民侵占作为基础，世界奢侈品市场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此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国家殖民主义”，欧洲国家开始寻求通过直接建立帝国统治来驯化私人公司的对外殖民活动。因此，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建立帝国的国家工程——国家殖民主义。
三、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国家殖民主义
弗雷泽认为，19世纪从商业资本主义转向自由资本主义正是因为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再直接利用公共权力来监管领土内部商业。虽然现在经济力量已经超越了公开的政治控制，其基础是以维护合同和私有财产神圣性为重点的法律秩序。然而，在国家殖民主义时代，什么构成了“领土内部商业”，这才是问题所在。尽管一些学者(其中包括弗雷泽)质疑自由资本主义一词，认为它不适用于殖民统治或与其相关的侵略占有过程，但他们还是没有能够重建新的资本主义历史叙事，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
此前，欧洲核心国家被理解为具有完整边界的民族国家，在其边界之外发生的事情对于民族国家内部而言并不重要。这种说法不是对于帝国的正确理解，而是对这些核心国家作为民族国家和帝国的严重误解。事实上，18世纪末英国对国务卿职权范围重组(将原本单独设置的内政部和外交部合并重组)，将殖民地的责任定位于内政部，也就是说，由内政部而非外交部负责殖民事务。因此，要将它们理解为帝国主义国家，就需要在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对被错误分类的事件和过程进行分析，这就需要承认后来的帝国主义赖以生存和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殖民进程。
例如，羽翼未丰之时的美国，私人殖民活动的驯化始于1763年持续了7年的战争结束后，涉及英国王室向白人殖民者征税，以支付其提供的军事保护。它还包括英国王室控制与土著居民的商业贸易和政治关系，这使其与白人殖民地人民直接冲突，而白人殖民者在这块大陆上的领土野心暂时受阻。由于这些限制，白人殖民者在17世纪70年代脱离了英国帝国统治，建立了对领土的直接殖民占领，并以他们自己的“天命”为理由制定了扩张主义和消灭主义政策。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其自身成为大陆帝国的背景下发生的。在同一时期，英国政府还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军事援助，该公司正在与在印度的法国殖民者和印度当地统治者作战。1757年英国在普拉西的胜利使该公司从单纯关注贸易转变为拥有征税权的孟加拉政府。蒂尔坦卡·罗伊(tirthankar roy)认为，接管孟加拉财政当局使英国得以在25年内彻底改革法律基础设施，并将从孟加拉获得的收入从200万英镑增加到500万英镑——这表明英国已从机会主义剥削转向帝国主义剥削。
在征服土地使得土著居民流离失所的同时，他们还在北美建立了由新生国家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的帝国基础设施。新发展的货币实践，包括基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威胁的抵押制度，将土著居民的土地变成殖民者的私人财产，并使房地产作为新经济的基础成为可能。白人殖民者对土著居民的私有财产要求由军队和警察以及在国家批准下运作的雇佣军强制执行。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得到了类似的保护，因此，正如马努·卡鲁卡(manu karuka)所说：北美资本主义的历史只能从其对殖民地的国家管理(即帝国主义)角度来充分理解。铁路也许是这方面最持久的象征之一。19世纪早期至中期，铁路殖民主义在北美、南亚和各种英国殖民地开始兴起。卡鲁卡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铁路的融资都是通过由土地出让和廉价(强迫和奴役)劳动力的供应所支持的公共债务筹集的，这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增长。铁路不仅延长了美国和印度的殖民进程，还帮助英国将印度保留为英国工业的主要市场。
根据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的研究，乌特萨·帕特奈克(utsa patnaik)进一步完善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压榨数据，并将其称为“拓殖榨取”。拓殖榨取是指在殖民地内筹集的税收和其他收入，但这些收入并未在殖民地使用，而是由母国拨作自己的用途。帕特奈克将印度开始遭受拓殖榨取的日期定为1765年，当时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孟加拉的征税权。这些权力后来被英国王室接管，因此它进一步扩大了对北印度各省的政治和财政控制——马克思早些时候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工厂发展成帝国”，工厂已经在殖民地遍地开花。英国通过对土地、鸦片和盐征税以及在国际贸易中利用垄断经营特权而获得的殖民收入被用于资助美国公路、铁路和工厂，并使其能够输出资本用于在其自治领地和其他海外殖民地的投资。帕特奈克详细介绍了印度公共资源被转用于英国公共和私人利益的多种方式，以及国家管理的殖民主义在促进全球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的核心作用。甚至没有殖民地的国家也从印度的殖民财富外流中受益，因为英国五分之四以上的资本输出流向了发展中的欧洲大陆、北美以及现在白人殖民者定居的地区，如阿根廷、南非和澳大利亚。⑤
根据乌特萨·帕特奈克和普拉巴特·帕特奈克(prabart patnaik)的说法，大多数资本主义理论家未能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殖民剥削和掠夺的方式，这似乎是有意培养的无知的结果。即使很多学者承认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他们也混淆了使帝国主义成为可能的殖民主义过程，或是否认它们之间的构成关系。
例如，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的帝国主义和早期的殖民模式区分开来，认为后者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土地上，它所隐藏的含义是这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政治后果。列宁同样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对世界未被占领领土的侵占，世界由于被瓜分完毕而第一次发生完全分裂。从这一角度而言，帝国主义指的是资本主义列强在争夺这些领土的控制权时发生的冲突。由于早期通过殖民主义划分世界的做法已经自然化，因此很少有人认识到殖民移民并非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土地上，或者即使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被殖民的人口也依然被视为是无关紧要的。例如，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是施加给被视为低人一等、无法行使任何重大权利的种族的。此外，殖民统治还包括英国建立对现有臣民中较低种族的绝对优势。如果不考虑过去400年的殖民政策，那么殖民主义的种族等级制度使帝国主义看起来似乎简直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国际主义”而非“经济民族主义”。
标准解释未能承认长期存在的殖民主义联系及其等级结构(特别是在种族方面)。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让位于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点变得更为重要。20世纪中叶，当不受约束的资本权力受到国家权力的约束时，资本主义通过建立福利国家来应对日益增强的工人阶级战斗力。关于福利国家合法性的最初讨论大多来自这样一种观点：即国家财富是国家的遗产，用于改善本国国民的福利状况。然而，如果如我所说，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财富不仅仅直接归因于国家内部的资源(土地和劳动力)，还来自他们的对外殖民掠夺和帝国主义行径，那么合法性问题，即就谁可能在“国家”的遗产中拥有合法份额而言，将会呈现出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效价。⑥
四、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福利国家和劳动剥削的种族化改善
许多理论家将欧洲和美国福利国家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福特主义政权联系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在20世纪发展到一个短暂的高点。此外，福利国家这一概念本身对于理解福利国家的自身危机以及金融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这一最新发展阶段也具有重要意义。弗雷泽提出了以工资和工作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民主政治想象，并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一道指出：福利国家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它是通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广泛民主斗争取得的胜利。虽然她认识到内在的种族压迫以及去殖民化的时代背景，但这些问题并不是她的分析的核心，事实上，这些问题已成为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社会民主危机的解释(这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长期稳定，另一方面这也是过度剥削的结果。战争的巨大破坏力量对于福利国家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统治阶层也承认为赢得战争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加强了阶级和国家团结。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选民基数有所增加，而且有相当大比例的人口能够行使投票权，从而导致统治阶级政党同意工人阶级的要求，在社会服务上投入更多的资金。通过制度化的集体谈判，阶级冲突得到了缓解，统治阶级政党同意动用一般税来资助与社会民主相关的服务和社会福利机构。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主要是通过志愿组织和慈善机构提供国家福利的，正如马丁·詹姆斯·道顿(martin james daunton)所说，1900年至1951年期间提供社会福利的融资和交付方法的变更相当于重新定义了英国国家组织和公民社会，以创建出国家公共福利体系。因此，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认为，战争和福利通过融入作为国家理念的公民而彼此得到互相结合，并通过承认民众的国家公民身份，国家由此承担明确的责任。国家边界内物质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继续巩固了这一点。⑦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在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战争的牺牲——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生命损失方面——都同样广泛。在福利国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改良方案的历史背景下，很少有人会问：分配产生的盈余将会如何被重新分配?
虽然对于印度的拓殖榨取程度存在争议，但人们普遍认为，在英国殖民统治期间，印度向英国转移了大量财富。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保守估计，在东印度公司统治期间，从印度到英国的官方财富转移逐年增加，直到1856年达到350万英镑左右(相当于2019年的3.5亿英镑)。这还不包括瑙罗吉估计在19世纪80年代每年额外增加1000万英镑的私人汇款(以2019年来算这相当于每年约10亿英镑)。麦迪森进一步发现，在英国的直接统治下，从1858年到1947年，印度官方资金转移每年在4000万到5000万英镑之间(以2019年来算相当于每年25亿到32亿英镑)。同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大量私人汇款、航运和银行收益、种植园和其他英国投资者的股息和利息汇款一起寄回英国。除此之外，1917年，英国收到了两份“自愿”的战争礼物，金额高达1.5亿英镑(这相当于2019年的103亿英镑左右)。此外，印度不仅为战争贡献了近200万人员，而且这些战争各个方面的相关支出都由印度支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资本主义大萧条期间，英国从印度提取贡赋的数量显著增加。尽管印度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中至少损失了1400万人口，但情况依然如此。据阿迪蒂亚·慕克吉(aditya mukherjee)称：在1913-1914年和1934-1935年间，印度军队开支从500万英镑增加到1000万英镑，对外公共债务利息从600万英镑增加到1430万英镑。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防预算增加了5倍，印度不得不再次寻找额外的资金——主要是通过对民众的直接和间接征税——来支付其账户上的费用。胡沙尔·塔拉克希·沙阿(khushal talaksi shah)认为，这些费用与印度自身的国防没有关系，而是由英国帝国财政的紧迫性决定的。战争融资压力迫使英国向其他国家借款，大部分债务以增加英镑余额的形式出现。例如，英国政府在印度购买商品和服务时使用伦敦储备的英镑票据或证券。这导致了印度的通货膨胀，也是导致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这一饥荒导致300多万人饿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所欠的全部外债中，印度拥有约35.8％的最大比例……高于所有其他帝国国家的总和，大约是美国向英国贷款的1.5倍。这些贷款是印度被迫发放给英国的，英国支付的利息大大低于市场利率。然而，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政府就试图通过主张印度应该为战争作出更大的牺牲来抵消其所欠印度的债务。战后，英国更是企图以各种方式赖掉欠印度的债务，这是很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因为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通过操纵货币体系赖掉了所欠印度的债务。正如慕克吉所说，印度60％以上的货币储备是英镑证券，英镑的任何贬值都将严重威胁到整个印度的经济结构。最终，英国拒绝与印度达成一致的英镑贬值条款，因为这一条款将在任何货币贬值的情况下都能保护印度对英国的索赔水平。最后，当英国在1949年决定将其货币贬值三分之一时，印度的货币储备价值和它本可以从英国得到的债务赔偿金额都遭受了重大损失。与此同时，英国却借机免除了大部分债务。
在这里，我以粗略方式完整介绍了英国从印度提取的贡赋和汇款，以及其独立后强迫性的债务削减战略。英国还有许多其他殖民地和属地，它也从这些殖民地和属地获取收入和资源用于国内，这些殖民地和属地在战后债务偿还和获取国际金融收益方面也遭遇了类似印度的待遇。这不仅鲜明表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性质，还展现了母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种族分层方式，以及殖民地国家的资源是如何被母国用于其国内目的——首先是用于战争，然后是用于福利。英国的情况与其他欧洲帝国类似。
正如曼所言：殖民战争无法直接将战争和福利结合在一起，因为殖民战争是从殖民地增加提取的基础，尽管殖民战争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提供了大量资金，然而与此同时，母国的福利国家却开始了创建不同于帝国的社会民主国家建构的过程。同样，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慈善事业也与殖民和帝国扩张过程中的财富积累息息相关。来自殖民地的税收和所榨取的资源是建立母国福利国家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家只能通过利用其他地方的资源来满足当地工人阶级的需求，同时将其他阶级排除在资源分配之外。
正是因为对英国帝国主义国家性质的误解，使得学者们系统性地将殖民地人民排除在福利国家框架之外。但是，福利国家框架只是在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和越来越多的全国选民能够为这些要求进行游说后，足以确定将向哪些人作出赔偿时才形成的。向国民提供福利和向殖民地臣民提供发展之间的区别有着漫长的(种族化的)起源。然而，这仅仅指向帝国国家的种族分层，而不是母国与共同构成帝国的殖民地的分离。今天，前帝国主义国家母国和前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其历史殖民关系的直接后果。由于没有承认殖民地人民为帝国主义国家提供用于改善国家内部福利政策的资源所作出的贡献，这就导致了当前福利国家向独裁民粹主义转变的趋势，而如果曾经的殖民地人民向母国移民，则被指责将会降低母国福利国家的社会团结程度。
五、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新自由主义和威权民粹主义
20世纪末，福利国家受到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挑战。正如约翰·霍姆伍德(john holmwood)所言，全球化本身削弱了民族国家对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家权力的监管能力，使之过时。⑧此外，相关的个体化进程破坏了被视为福利国家政治合法性所必需的群体团结。虽然与消费主义社会兴起相关的个性化理论最初是阶级团结破裂的主要解释，但用弗雷泽的话来说，这一解释被新政治主体寻求为承认而斗争而不是寻求再分配正义导向的思想所取代。例如，她认为争取去殖民化和种族平等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斗争……表达了突破社会民主常识界限的期望和愿望，摧毁了社会民主及其福利供给方面存在的霸权。她将社会民主崩溃的责任归咎于这些“新”政治主体的崛起，这表明她对殖民和种族化进程如何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及其后来的危机融为一体缺乏了解。
尽管弗雷泽意识到美国福利国家的种族化性质——她批评了构成福利国家的种族不平等——但没有讨论这种制度化的种族隔离和不平等本身如何导致社会民主理想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遍理想，而是建立在种族化和殖民等级制度之上。然而，正如霍姆伍德指出的那样，当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识到，战后美国所提供的社会福利具有固有的种族不平等。帕森斯认为，美国民权运动的成功预示着基于社会权利的福利国家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并摆脱更古老、更特殊的社会成员种族归属限制。也就是说，帕森斯承认民权运动之前的福利国家是基于对公民身份的特殊理解，这种理解在结构上是按照种族隔离的路线组织的，并在民权运动中看到了通过平等原则普及不分种族的普遍福利的可能性。因此，弗雷泽认为所谓破坏福利国家的新政治主体的崛起，可以被重新解释为之前被排除在外的政治主体寻求福利国家内完全公民身份的过程。他们未能获得完全公民身份确实最终将会导致福利国家的失败，但这一失败应该更恰当地归因于那些投票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选民的种族化投票偏好，而不是归因于福利国家为各个种族提供的普遍化福利。事实上，弗雷泽认为社会民主无法满足曾经遭受种族压迫和殖民剥削群体对社会经济平等的诉求，这意味着她含蓄地承认社会民主实际上正是在种族统治和殖民剥削的基础上形成的。美国遭受种族压迫的公民和欧洲帝国的殖民地臣民都是如此。
弗雷泽承认去殖民化进程与母国福利国家的建立是同时发生的，但她没有谈到去殖民化对资本主义重构的影响。相反，她只是简单地将现在这些曾经遭受殖民的国家定位为落伍于殖民者国家的落后国家，而没有去深入思考导致这种落后的原因。没有人讨论这种落后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殖民地财富外流和殖民者蓄意维持欠发达状态的结果——这些财富外流的过程反过来促进了欧洲国家及其海外白人移民殖民地的发展，不仅仅是增强他们的工业能力，正如我在上一节中所说，也促进了他们的福利国家发展。虽然殖民地国家的去殖民化并不涉及对先前殖民地财富流失的补偿，但它确实减少了向母国的财富流动，并对母国福利国家财政及财政危机产生了影响，即使这种关系没有得到承认。除此之外，它还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因果关系早就已经得到了公开的认可，甚至在那些母国与殖民地关系最为尖锐的国家，即使没有对殖民地国家的再分配赔偿，这种因果关系也是非常清晰的。第二个问题不太为人所知，这与当前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有关。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内享有公民权利并被视为公共政策的合法对象或国家福利的接受者，往往与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归属于国家的哪些历史有关。然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比通常所承认的民族共同体要广泛得多，种族分层程度也更高。没有承认这些公民的帝国主义历史归属，这助长了当前基于外来族裔排斥和“白人遭到少数族裔替代”恐惧的独裁政治的兴起。
例如，在应对欧洲当前面临的挑战时，赫尔加·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指出，欧洲社会民主正受到大量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威胁，他们正在使得欧洲福利体系面临重负，并削弱社会凝聚力。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主张有必要保护那些富裕国家人民的公民权利，以防止来自世界较贫穷地区的移民向这些国家流动。这是因为富裕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并连同许多其他优势一起将财富传递给下一代公民。集体获得的财富在同一个国家内代代相传，并为本国公民所享受。但是，正如我一直所说的，欧洲国家不是简单地作为国家组成的，而是作为帝国政体组成的，而且这些国家财富在历史上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对其他国家的殖民掠夺得来的，那么，仅仅只为“自己的”公民保护这些财富意味着什么呢?面对这个问题，诺沃特尼和米兰诺维奇对于福利民主国家继承得到的财富的来源几乎哑口无言。
因此，在整个政治光谱中，学者们提出了关于福利国家消亡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论点，这些论点被理解为(种族化)移民的后果或承认政治的兴起，他们认为，这导致了维护社会民主所必需的国家和阶级团结的瓦解。然而，只有无视资本主义发展的殖民历史，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这一点必须明确：福利国家不是工人阶级的历史性成就，而是由于通过对殖民地的种族剥削和殖民掠夺而得以改善母国国内贫困状况的结果。随着帝国和正式种族隔离在20世纪末的消亡，福利国家本身受到动摇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新自由主义也许可以描述为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国民未能跨越种族剥削和殖民剥削历史所创造的福利基础的产物。
六、结论
我所聚焦的重点在于，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历史为基础，从中发展出作为资本主义理论核心的概念和范畴。基于此，本文试图阐述殖民主义如何构成资本主义及其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我试图挑战大多数资本主义学者所接受的四个熟悉的阶段，并提出另一种概念。这样做的目的是纠正我们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偏差，因为当下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主流理解主要聚焦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而认为其他形式的占有只是边缘性的存在，但他们难以回答这些其他形式是如何破坏基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资本主义分析框架，从而破坏阶级分析在资本主义分析框架中的中心地位的。我尝试纠正当前的资本主义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关于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及其结构的全球考察报告，它超越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解释，因为这些传统解释没有承认各种形式的殖民侵占和殖民掠夺的重要性。考虑到殖民进程也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基于的种族不平等的核心，我们认为，种族不能被视为次要的和衍生的现象，也不能只是仅仅被视为身份问题。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由于殖民进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中心作用，种族剥削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我的结论是，之所以有必要对资本主义概念进行重新定位，是因为当前对资本主义理解的最关键部分都集中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上面，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又被认为是理解资本主义动态(包括其转型)的关键。然而，当前分配正义只试图改变劳动盈余和资本收益方面的分配不公，却忽视了其他诸如种族隔离和殖民剥削形式的分配不公。正如我所说，这些殖民剥削形式和种族剥削形式长期以来才是资本主义结构的核心。如果分配正义不承认殖民主义的修复正义要求，那么它将永远是片面的。更糟糕的是，它已成为区隔既得利益群体与弱势群体及边缘群体之间的基石。要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就需要明确承认欧洲和北美国家财富的历史来源。承认这一财富的殖民历史和帝国背景有助于形成更广泛的团结，并有利于争取后殖民正义修复和再分配正义。这一切都需要新的资本主义历史分析框架，能够让我们可以重新理解资本主义，从而使我们可以深入到全球再分配正义的本质。
【译者简介】肖玉飞(1992-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注释：
①wallerstein immanuel,the modern world-system i: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academic press,1974.
②brenner robert,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new left review,vol.104,1977,pp.25-92.
③fraser nancy and jaeggi rachel,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polity press,2018.
④阿比亚亚拉大陆(the continent of abya yala)即为美洲当地土著居民对于美洲大陆的原有称呼，玻利维亚前总统，印第安土著艾马拉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曾经积极主张使用“阿比亚亚拉大陆”取代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新世界”及“美洲”。——译者注
⑤patnaik utsa and patnaik prabhat,a theory of imperiali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pp.277-317.
⑥效价是管理学概念，即一项工作或者一个目标对于满足个人需求的价值。——译者注
⑦mann michael,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3,global empires and revolution,1890-1945,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12.
⑧holmwood john,three pillars of welfare state theory:t.h.marshall,karl polanyi and alva myrdal in defence of the national welfare stat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3,no.1,2000,pp.2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