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个世纪伊始，从康熙中叶建立全国统治的满清帝国，便因新一轮的“内乱外祸”，陷于土崩状态，名存实亡。原先发动宫廷政变而绞杀戊戌百日维新的慈禧太后，被迫接受“整容”手术，给老丑的君主专制体制换副新面孔，岂知反而使她更像法术失效的巫婆，召唤来的是遁迹海外和潜入地下的改革幽灵。复活舆论一律的魔法，连满汉权贵也视之蔑如，何况清廷早已失控的南国诸省和外国租界？于是出现新一波的政治现代化思潮，共同趋向是帝国现行体制非改不可。然而汇成思潮的众流，各自取向非常不同，主要分野在于帝国体制可否通过变革起死回生，而每个流派内部也存在极其复杂的意见和利益的冲突。扰攘十年，结局出于所有论者逆料，那就是辛亥革命。
二
现代化，作为界定时代总体趋向的基本概念，五四以后才在中国通行。但映现概念内涵的思潮，晚清已由学界蔓延到政界。从龚自珍、冯桂芬到康有为等，都不断依古谱添新声而弹奏的“自改革”，便是晚清这股思潮的主旋律。然而，戊戌八月政变表明，满清专制体制的“西王母”那拉氏獠牙一露，由康有为“统筹全局”而光绪皇帝用诏书名义力促的“变法维新”，就化作一场“君子梦”。那过程，拙撰《维新旧梦录》的导论，已有简述。
三
正如康有为没能使光绪做成中国的彼得大帝，绞杀“百日维新”并将儿皇帝变成瀛台囚徒的慈禧太后，也没能扑灭帝国内部的现代化思潮。所谓现代，借自佛学术语“现世”，意谓当下或眼前，属于时空既连续又相对的具体观念。或说相对于西方世界，中国早已落后，所以屡与英法俄日等现代化的外敌交战，总是被动挨打。这话不合历史，因为直到鸦片战争前夜，中国的生产力总体水准，仍在全球数一数二，反倒表明中国受富而不强之累。当湘淮系汉族军阀将清廷从太平天国的革命威胁中解救出来，在南国首先倡导“自强”，使练兵、开矿、通商、办新式外交和设中西学堂等，成为“同光新政”时期现代化思潮的关注重心，做的正是以强兵保富国的技术救世之梦。甲午海战，李鸿章多年经营的北洋舰队，与同样引进英德坚船利炮并相同指挥系统的日本舰队决战，结果大败，被迫割台湾赔巨款，联系到先前南洋舰队被实力远不如己的法国孤军歼灭，令康有为、梁启超等觉悟到非变法不足以救亡。他们与严复等南北呼应，梦想促进帝国实现全面的“自改革”。他们感动了皇帝，却更遭以满驭汉二百年而享尽寄生族群的垄断利益的慈禧集团妒恨。他们在举国舆论几乎已向一边倒的态势中，被慈禧一弹指，就或囚或死或逃。假如不是慈禧集团利令智昏，急于废除因诏定“国是”而博得中外舆论同情的光绪帝的君位，假如不是慈禧太后迷信权术，对义和团先打后拉，将拳民的愤火引向武力排外，那么在西方世界彼此矛盾冲突不绝的英俄德日法美等十一国，能否组成八国联军，侵占紫禁城，使慈禧太后与其亡夫咸丰皇帝共创了满清史上首都二次沧陷于外来侵略军的记录，也许晚清史将会呈现别一面目。
四
历史的假设再大胆，总敌不过已成过去而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自从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化装成卖菜佣西逃那时起，大清帝国便名存实亡了。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对此洞若观火。他在戊戌政变后敢于面对慈禧自嘲确为提倡改革的“康党”，他在被慈禧集团贬为粤督后仍拒绝服从太后要他铲平康梁祖坟的懿旨，他在慈禧出逃后被清廷任命为与八国联军议和的全权大臣，却滞留上海数月，恰在这期间云集上海租界的南北名士举行了“国会”，仿照欧美议会而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间自发组成的立法机构，由其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议长，而多数通过的五点纲领，第一条就是指斥慈禧集团为“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可知它揭开了清末现代化思潮新的一页。这一页的涵义，就是前百年无数志士仁人呼号的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前数月还在北京叱咤风云的满洲权贵政府，包括慈禧太后本人，都被“中国议会”以全民代表的名义宣布是假货。
这届中国议会，背景很复杂，两次全体会议的参与者八十余人。从票选的正副会长容闳、严复，到以多数表决确定的书记干事十三人，来自南北名士的不同派系。会间的政治争论甚烈，以致因坚持排满而在会中孤立的章太炎，愤而“割辫示绝”，使远在南天而被诬为寇盗的兴中会，感到喜从天降，得到晚清汉学大师俞樾的首席弟子为排满革命的盟友，从此在理论上也能对抗康党。历史表明，论传统学问，康有为从廖平那里剽窃的经今文学，决非乾嘉汉学正宗传人章炳麟即太炎的对手。
五
从思潮史来看，前述中国国会，围绕如何改变帝国现状的争论，已经预示清末现代化实践的未来取向。
当年曾被选为国会干事的孙宝瑄，是已故帝师孙经次子、屡任封疆大吏的李瀚章的女婿，本人最钦佩力倡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宋恕，与在朝达官和在野名士有广泛交往。因而他的日记的已佚和现存部分，自民初以来均备受论者关注，视作清末现代化思潮史的重要史料。他以贵公子而晋身中国国会核心层面，无疑与已被朝廷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而逗留上海观望时局的叔岳李鸿章有关。因而他在李鸿章临终与列强侵华代表签订辛丑和约之后，于《忘山庐日记》辛丑八月初二，写下的下列分析，便格外引人注目：
“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
“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党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这无疑指早就倡导“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李鸿章，以及曾入北洋幕府的马建忠、盛宣怀，以及严复、宋恕等。
“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这当然特指戊戌后流亡海外而以伪造光绪帝衣带诏作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资本的康有为，及其忠实、愚昧或狡诈的追随者。
“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不消说，孙宝瑄还是依据传统经学，将“革命”理解为所谓天命的革故鼎新。由他的《日益斋日记》庚子七月初一，曾记上海国会首立宗旨五条，第一条就是“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而由同年公历七月三十一日的《井上雅二日记》，得到日本东亚同文会驻沪代表的印证。可知他所谓革命党，实指赞同中国国会“真正宗旨”的人物，包括具体政见大有分歧的唐才常、汪康年等，而孙宝瑄显然自居其列。
然后孙宝瑄写道：“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用不着特别指出，这主要是否定章太炎，因为在中国国会的幕前幕后，坚持变法的前提是排斥满洲，即使以“勤王”召唤起义，也必须预设条件是“救出光绪帝为平民”。此前《忘山庐日记》曾记章太炎自比贾府的忠仆焦大，此后又记，将章太炎主张排满革命而“品最下”，惹恼上海新党，被迫向章太炎致歉。但撇开他的价值判断，单看他描述的上海国会情形，证以多年前拙著对章太炎在上海国会期间孤立于众的原因剖析，可知在上个世纪开端，认定要走现代化，必须首先实行治理体制的改革，而不可蹈袭中世纪改朝换代的覆辙，在清末学界仍属“极无理”的怪论。
不过孙宝瑄的海内党派四分说，较诸近代史论著通行的革命与保皇二分说，近于历史实相。至少他指出所谓变法、革命和保皇三党，都反对逐满，都主张在现行体制内变法，而分歧焦点在于体制内改革主导力量的估计。他是个政治庸人，唯恐跟不上时代思潮，也唯恐思潮失控而掉进漩涡，总是充当局内旁观者。正因如此，这类人对思潮的旁观描述，对于思潮史的研究，经常提供更切近史实的参照。
六
无论上个世纪的开端，人们对思潮流别如何界定，有一点却是各派的共识，那就是中国正受列强宰割，瓜分惨祸迫在眉睫。
谁都知道，戊戌百日维新前的近十年里，康有为曾七次上书清廷请求变法。其中最能打动光绪皇帝的“上清帝第五书”，便是1897年12月初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向皇帝提出警告，说瓜分在即，“栋折榱崩”，“发奋维新，或可图存”，否则将如前明崇祯皇帝一样成为亡国之君，“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那以后的过程，前揭《维新旧梦录》已有力求征信的历史陈述，兹不赘。
康有为晚年自诩他的政论总是“不幸而言中”，就上清帝第五书所献变法三策来看，颇有点像：上策“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预言三策对拯救清廷命运的效应，有三种前景：“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光绪皇帝和他的同志，起初不顾满洲权贵荣禄宣称“祖宗之法不可变”，用密集的上谕表明决意法乎其上，接着退而求其次，欲法“祖制”开懋勤殿议政，刚要试验便被慈禧太后收回了“训政”权力。就是说，帝国体制的现状不容冒犯，宁可亡国，也不准稍变其法，以期恢复失去的弱势。
历史仿佛还要给“下策”提供一回试验机会。八国联军将慈禧一伙满洲亲贵打出北京，列强争相抢夺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占领权。而南国各省督抚，竟然不睬西窜前后慈禧的哀求，非但拒绝发兵北上“勤王”，还由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牵头串联，与侵华列强私订互不侵犯协议，所谓“东南互保”。这些汉人疆臣有好办新军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开明声誉。他们这回公然对抗慈禧集团向列强宣战旨意的行为，似乎成了侵华列强内部主张“保全”中国现存版图的英美日一派，抑阻俄德将东北、山东变成直接殖民地即“瓜分”一派的筹码。这也是同年举行的上海国会的主流意向，都把慈禧当作天敌，却在要不要拥护光绪复辟问题上陷入分歧的空间背景。而唐才常与康有为结盟，利用两湖两江的会党，策动自立军“勤王”，也是出于一种估计，即“劫持”张之洞、刘坤一等成为南国独立的领袖。他们没有料到张、刘都先发制人，使“自立”成为泡影，那是后话。
七
奇怪的是在中国议会坚持“逐满”并割辫示绝的章太炎的态度。他的《訄书》初刻本，据我的考证，付刊于1900年2月初以前。这时章太炎因涉嫌拥护戊戌变法和反对己亥废立而屡遭清廷追捕，却与康、梁和唐才常、汪康年等均为同道。因此，他这第一部自选集，尽管多次提出“攘逐满洲”，却总给“不攘逐”留有余地，证据特别显示于《客帝》、《分镇》二篇。由于他发表驳斥康有为反对革命的公开信，并给邹容的《革命军》作序，于1903年6月底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拘捕，成为名闻遐迩的中国提倡“革命排满”而受难的第一人，因而此前他增删完成的《訄书》重订本，将《客帝匡谬》、《分镇匡谬》列为全书前录，自我批判严厉到甚至判决自己“当弃市”（均见拙编《章太炎全集》第三卷1984年初版有关正文及编校附记）。这两篇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首刊的名论的政治意向，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我在《章太炎选集》（1981）中为《客帝匡谬》所写的说明，已指出1899年5月发表的《客帝论》，是章太炎设计的救时方案，为了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的可能效应，不妨同意康有为“纪孔保皇”主张，条件是光绪帝必须公开承认其满洲祖先用暴力征服华夏的历史罪过，拥戴孔子后裔作帝国虚君，自己退居当今的齐桓晋文，谦称“客帝”，并以真变法平息反满情绪，共图中国富强。然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全城家家都挂出写有“顺民”字样的白旗；京都五城的巡城御史，都变为联军所设各占领区“协巡公所”的官员。这使章太炎痛感汉族臣民，直到满洲入主北京二百四十六年，仍然对满人“外视无异欧美”，因而得出结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由于章太炎在清末曾批评孙中山与日本当局关系暧昧，在民初又一再公开批评孙中山、蒋介石的“训政”论和对苏俄政策，国民党政权一再诬称章太炎是复古保守的“一民主义”者，看来与史实正好相反。
八
由于不辨中世纪“大一统”与现代中国领土不容侵犯二者的根本区别，由于不辨抵抗外来侵略与实现国内民主的互动关系，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对于清末章太炎主张“分镇”旋又自我批评的历史，通常视而不见，说白了就是讳莫如深。
就史论史，人们可以发现，也是发表于1899年的《分镇论》，较诸《客帝论》更具历史合理性。此文首先批评柳宗元的《封建论》，以今律古，害怕藩镇世袭使中央王朝感到尾大不掉。却不知中国太大，地方分权似乎妨害中央集权，却能鼓励区域自治，更有利于抵御外来侵略。章太炎建议，应将中国分作王畿和五道。华北四省和东三省直属清廷，另置关陇附新疆、楚蜀附西藏、滇黔附桂林、闽粤和江浙五道。每道督抚都由它内部决定，朝廷只管向其征税，也允许地区有涉外自主权，比作“附庸之国”。章太炎认为，既然清廷已积弱到没有力量阻止瓜分，那么，“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予方镇？”就是说，即使五道都与王畿平起平坐，归根结底都是中国人自主的地域，“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
然而章太炎很快发现，他的设计，逻辑可通，事实不然。因为这项设计，出发点是“借权”，即清廷将原由君主垄断的权力，分借给各省督抚，前提无疑是疆臣德行才学全属上乘。实事呢？“今督抚色厉中乾，诸少年意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葸畏又过大耋旧臣，虽属以一道，弗能任。《传》曰‘负且乘’，盗之招也。纵满洲政府能弃，若无收者何？”
由此可知，《分镇》是章太炎关于政体改造的设计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和“郡县”制，没有绝对的区别，因不同时势，都可能对国家有利。既然当务之急，是列强利用清廷无能而疆吏无权阻挠它们分割中国权益，那就不如朝廷放权而使各道即由数省组合的地区有内政外交的自主权，并且称之为比联邦制更适合清朝传统的政体，其好处就是列强无法绕过诸道而迫使清廷承认它们侵夺地区权益的合法性，这实际是主张邦联制。然而历经庚子、辛丑两年的事变，章太炎又说这是“怀借权之谋”而悖时的丑话，为什么？就因为那班督抚，不分新老，都像《易传》形容的，是小人窃位，才德俱劣，假以更大权力，必定招来外寇内盗越发嚣张。因而他认定改变中国积弱的良策，在眼下唯有自下而上推倒满清统治，去掉这个祸首，今之“莠言”或可化作“好言”，“夫提絜方夏在新圣，不沾沾可以媮取。”
九
谁能成为“提絜方夏”的未来“新圣”？章太炎曾将目光投向孙中山和梁启超：“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1902年3月致吴保初函）他所谓的生机，就是联手反清革命，实现除旧布新，当然他重订的《訄书》，已经设计了如何涤荡旧染污俗的方案。
不过章太炎虽曾一度说服梁启超赞成“排满”，却无法调和孙、梁的“权利”之争，即争夺同属两人同乡的海外粤商对于本派政见的支持。孙中山一派，就特别憎恶可能左右海外华侨社会舆论取向的梁启超。梁启超呢？当他于1902年仲夏鼓起勇气向康有为坦陈，“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所以，既然“破坏终不可得免”，那就应该承认“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这时得到的回应，却是康有为怒气冲冲的两通公开信。其中一通题作《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它的内容只是重述前一通《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但公开点梁名，显然是逼迫梁启超忏悔，不许再说“讨满”，否则将被革出教门。这正是梁启超的软肋，因为他仅充保皇党的喉舌，如果躯体要求割喉断舌，那么喉舌岂能脱离躯体独存？于是梁启超不得不接受康有为的指令，将《新民丛报》托付给蒋智由等代编，自己前往北美“立功赎罪”，与孙中山的兴中会争夺华侨群众。
正在这时，上海发生了《苏报》案。清廷乞求上海租界当局扼杀新闻自由的这桩案件，原告是清廷政府，主要被告却是帝国两个平民，《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作者章太炎，《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按照租界奉行的英美法律，“君子动口不动手”，就不得干预。因而清政府居然官告民，居然以骂皇帝的罪名，要求租界当局，将章、邹引渡给中国当局处死，等于要求英美政府剥掉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的面皮。不待说这桩案件引发了东西两个世界的轰动。列强驻华使节被迫成为案件的裁决者，互相吵闹数月，只好从轻发落，为了顾全清廷的“面子”，将章、邹分别判处监禁三年和二年。
十
岂知《苏报》案给了梁启超忏悔的机会。据章太炎由狱中传出的消息，他和邹容等被捕，是由于《苏报》主笔吴稚晖的出卖。尽管半个世纪以后仍任国民党中常委的吴稚晖，对此事坚决否认，至今海内外学者也疑莫难明，但当年已在美国活动的梁启超却宁信其有，说他没想到自己支持过的吴稚晖如此卑劣，“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
于是梁启超就坡下驴，在新大陆游荡大半年，言论大变。用他的政治导师黄遵宪的话说：“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光绪三十年七月四日致饮冰室主人书）
所谓俄罗斯之梦，当然指要求清廷效法沙皇彼得一世的改革。这不是新梦，而是康有为在戊戌维新前夜就诱导光绪皇帝做的旧梦。但皇帝早成瀛台囚徒，梁启超也在戊戌八月政变后痛斥慈禧太后的“祖训”是反动，时过五年多，难道旧梦仍未成烟吗？
至少1904年春初在香港举行的保皇党大会，证明康、梁重又续作旧梦。然而次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时加盟的光复会成员吴樾，便用一枚炸弹攻击清廷所派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表明慈禧集团乔装戊戌维新的遗嘱执行人，将遭到排满革命联盟怎样的对待。而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初试锋芒，便向力促清廷立宪弄假成真的《新民丛报》提出挑战，迫使梁启超不得不两面回应，既要批判满清君主专制不够开明，又要指斥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不合国情，只会阻挠中国走向现代化。糟糕的是沙俄国内恰在1905年爆发了民粹党人针对沙俄专制的革命，给梁启超藉申说“俄罗斯之梦”，劝说亲俄的慈禧太后接受保皇党伸出的援手，失却了依据。况且慈禧太后假改革关注的焦点，在于组建由满洲亲贵操纵的新式军队，以便及时镇压一切反专制体制的活动，她怎会容许“开放党禁”，使宿敌康梁在国内取得合法的地位？
十一
梁启超是机智的，向来善于接过论敌的口号，为己所用。他与《民报》论战的策略，便是不再回避“革命”，相反大讲中国需要“革命”，而且利用《民报》前身《二十世纪之支那》创办人、并已蹈海自杀的同盟会烈士陈天华的遗书，声称自己才最理解陈天华的真革命论。他在1906年《新民丛报》发表了多篇辩论文，影响尤广的有两篇，即《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这里不能详析两文的内容，但由清末思想政治的历史所昭示，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尽管不是他的创见，在逻辑上也破绽百出，却堪称清末从假立宪到倡革命的各派共识。例如梁启超的推论，首先说当时中国要行共和立宪，必先革命，“然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即必定导致“民主专制政体”。其次说当时中国也不可行君主立宪制，理由呢？一是“人民程度未及格”，二是“施行机关未整备”。于是，“中国今日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1906年7月慈禧下诏“预备立宪”，岂非依据同一逻辑？以后满清权贵总以“预备”需要时间为由，推宕立宪实施，却又用改官制之类名目掩人耳目，不也同此逻辑？清廷假立宪反而激起固有矛盾公开化，被辛亥革命推翻；那以后的民国，闹制宪却引来复辟，以致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也不由自主地回到当初梁启超的说法，提出由军政而训政，理由不也是“人民程度未及格”？蒋介石在北伐战争后夺取政权，仍然在训政这个关节点上决不背叛“国父”，难道不是已被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前的民国史所证？
自从戊戌维新将政治现代化提上改革日程，直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问题总集中在国家民主化，并没有被不断革命解开死结。使死结难解的因素极其复杂，症结决不能归诸思想界。然而迄今我们的清末民初史的研究，对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和孙中山的“训政”论，怎样成为权力专制的护符？似乎尚未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过整理。于是，上世纪初章太炎称道梁启超、孙中山将成为中国“新圣”，似乎由权力史屡得反证。
十二
本文课题涉及上个世纪末叶学界研讨的一个聚焦点。多年来，有关个案研究，成果累累，尤其是未受在70年代末达到极致的经典教义熏染的新一代学者，以博士论文或其他形式出版的专题著作，常令我辈一新耳目。所惜以全案研究为名的相关论著，数量与质量很不相称。就寡闻所及，倘说这一课题有史论结合而足资全案研究参照的佳制，仍以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卷，堪称个中翘楚。这两册问世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以后新出史料多不胜数。在海内外，从不同角度不同思路，对辛亥前十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想、措置或效应等，局部的或综观的考察论著，更如过江之鲫。由此更凸显近四分之一世纪就此课题再作整合性研究的尝试，何其匮乏。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只会墨守旧术，坚信历史研究必须从材料出发，历史的事实只能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当然前提还是以为历史属于过去，属于任何个人意向或时髦异说都改变不了的客观存在。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固然不足以称作窥斑见豹，而望文生义，趋时附会，用以论代史的空话欺世盗名，就更令人憎嫌。本文的几则读史札记，见解或卑卑不足较，但所述积年讨史偶得，也许尚属敝帚。
2004年7月14夜
本文选编自《走出中世纪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