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月24日晚，当代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枬森先生不幸逝世，享年92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重大损失。黄枬森教授生前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并大力支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工作，与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2012年初春，时任中央编译局局长韦建桦同志两次登门拜访黄枬森教授，并就哲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当面求教，相互切磋。
本文是韦建桦同志与黄枬森教授这两次学术对话的完整记录。韦建桦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与编译工作，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经典著作译文审订首席专家和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先后主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一系列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传记，曾任中央编译局局长(1996—2010年)；黄枬森教授是带头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领军人物，在长达70余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两位学者的问答和交谈以黄枬森教授的求学经历和治学生涯为切入点，围绕哲学学习和研究这一主线，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建设、哲学研究的学风建设、哲学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以及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根据切身体会坦诚地表述了各自的见解。
这是黄枬森教授在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学术访谈。为了进行对话和讨论，他抱病进行了认真周详的准备，事后又对记录全文作了仔细审核和修订。读者可以从文中真切地了解黄枬森教授的奋斗历程、学术追求和真诚品格。本文曾以《关于哲学的十个问题》为题，刊载于中央编译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2012年第6期。哲人已逝，风范长存。现将此文重新刊出，以表达我们对黄枬森教授的缅怀与景仰之情。
一、哲学与自然科学
韦建桦：首先感谢黄老师接受我们的请求，围绕哲学学习和研究这个主题进行访谈。我们都知道，从上个世纪40年代至今，在70余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等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您在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使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和编译工作中深受启发。
今天的访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有许多问题要向您求教；我想，我们的问答和讨论能否从您的求学经历和治学生涯切入，因为您在过去70多年风雨历程中的亲身经历和深切体会，本身就是年轻一代学人所珍视的学术财富，其中也蕴含着认识和解决当前问题的一系列重要启示。
通过阅读您的回忆文章，我了解到您早年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原本是自然科学，后来才下决心转而攻读哲学。您能否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在青年时代作出了这个重大的选择，并在数十年的人生道路上坚持这个选择？
黄枬森：是的，我起初学习的并不是哲学，而是物理学。1942年秋，我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后来才转入了哲学系。
从物理系转到哲学系，对我来说是思想发展的必然。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我的父亲是前清秀才，我自幼跟随他学习中国古典文献，这段时间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
在熟读四书五经之外，父亲要求我每周写一篇文章，多为论述文。通常的方式是以《论语》、《孟子》等著作中的某一句话为题，写作一篇史论或政论性质的文言文。这种训练养成了我勤于思考和进行理论分析的习惯。1939年，我进入四川省自贡市蜀光中学读高中。这所学校由张伯苓先生主持，教学设施很好。在上高中之前，我对哲学一无所知，甚至连哲学这个学科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高中时期，我开始接触艾思奇、潘梓年等人写的书籍，并且阅读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读物，例如《新哲学大纲》等等。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哲学，知道了世界上有一门学问叫“哲学”，而且我第一次接触的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对这门学问很感兴趣，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观念：哲学是一门科学，哲学是离不开科学的。那时候，我们的高中课程很少涉及哲学。我之所以能接触哲学，是在国文教员王冶秋先生提倡下，通过阅读课外读物才获得相关的知识。 在对哲学感兴趣的同时，我的物理学和数学成绩也很不错。我们的班主任是物理学老师，他鼓励我报考物理系。于是，我报考了西南联大物理系。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最终是要研究哲学的，而哲学离不开科学，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可以通过自学获得，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知识就很难通过自学来掌握。我对物理学的理论是很感兴趣的，学习过程也有很多收获。但是西南联大的实验仪器太过简陋，物理实验的数据与标准结果差距太大，这影响了我继续学习物理学的兴趣。我原本打算是要学习哲学的，西南联大转系也很容易，于是我从理科转到了文科，进入哲学系学习。
韦建桦：离开物理系转入哲学系，这对于您来说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熏陶，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读物的影响，使您在青少年时代产生了对哲学的向往。当时在您的心目中，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功能是什么？
黄枬森：那时候我就思考过，哲学到底要研究什么？我认为要研究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宇宙的奥秘，另一个是研究人生的真谛。要研究宇宙的奥秘，就不能不懂物理学，它对揭示宇宙的奥秘有直接的作用。我除了在大学用一年时间系统地学习物理学，高中的时候我还学习了化学、生物学等学科，掌握了基本的科学概念，具备了基本的科学素养。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我还选修过高等微积分，当时的老师是杨振宁先生的父亲杨武之教授。此外，我学习过华罗庚先生讲授的数论，听过他的报告，还到他家里去过几次。我一直对自然科学很关注，对科学的学习使我认识到哲学并非很随意、很自由、很浪漫的东西。后来我也经常思考，物理学的学习对我攻读和研究哲学有什么帮助呢？我认为，物理学的学习经历对我后来坚持哲学就是科学的观点有重要影响，对我后来哲学观念的树立有很大帮助。
韦建桦：说到物理学与哲学的关系，我想起了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他曾经指出：“物理学对于一般哲学思维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不仅仅表现在我们对于自然界不断深化的认识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物理学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不断向我们提供了修改和完善我们作为认识方法的概念系统的机会。”[1]您的经历证明了玻尔的论断包含着深刻的真理。仅仅一年的物理学训练，就对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可见深切关注和深入研究自然科学，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不仅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而且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前提。欧洲进入19世纪以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迈进一个崭新阶段，一些揭示自然界各种物质形态之间的联系的新学科纷纷建立。特别是恩格斯高度评价的“三大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创立，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促使人们将哲学革命的历史任务提上日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无与伦比的理论勇气承担了这一伟大使命。在创立新世界观的历程中，他们一方面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研究社会科学的各种论断与方法，一方面密切关注并潜心思索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撰写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著作、笔记和书信，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内涵。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这样描述马克思一生对自然科学的高度重视：“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2]这段话说的是马克思，同时也是恩格斯本人的真实写照。
他在与杜林论战时，曾经这样叙述自己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经历：“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3]
我每次阅读这段话，总要想起我们中国哲学界的状况。同样是面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步，中国哲学界的普遍反应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态度形成了对照。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新发现层出不穷，其数量和影响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活着，他们会怀着多么喜悦的心情注视科学技术领域的新成果，并以深刻的理论概括来丰富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宝库！面对当代自然科学技术在天体物理、物质结构、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中国的自然科学家们对各种新发现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和哲学意义做了认真的评述和广泛的讨论，但在这样的重要讨论中，中国哲学家的声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声音却没有给人留下应有的深刻印象。
近代以来，从笛卡儿到黑格尔，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推动哲学家们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研究领域前进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恩格斯的回答是：“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4]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5]恩格斯的这些重要论断说明，哲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果对于证明和丰富唯物辩证法的巨大意义。相形之下，我们中国哲学界缺少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眼光、魄力和襟怀。中国古代哲学长期满足于对“天地运行”、“天人合一”、“大化迁流”和“万物演进”的想象和猜测，缺少像欧洲哲学那样重视自然探索和实证研究的历史传统，也缺少像古希腊罗马时代和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涌现的大批具有自然科学造诣的哲人。今天，我们在中国的哲学研究领域依然能够看到旧传统的影子。我认为这种状况需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自觉努力去改变。
我们应当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哲学研究的实践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ga2）第4部分即笔记部分，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进行总结、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一直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潜心研究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领域的最新发现及其方法，研究各种前沿技术的最新成果及其应用，研究这些发现和成果在人类社会生活和理论思维中引起的革命性变革。他们留下的大量笔记、摘录、图表和批注说明，他们绝不是抽象地谈论自然科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关系，而是在具体深入的探索中将两者结合起来，并在这种结合中丰富和修正已有的结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使这种哲学始终敏锐而又准确地反映自然科学和工业的每一个重大进步，从而具有无可辩驳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我认为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今天应当认真进行的工作。
我发现，您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您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这一重大课题，专门设立了“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这个子课题，并且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6]我们希望这样的研究在哲学界不断拓展，蔚然成风。
黄枬森：您所指出的倾向确实存在。我们习惯于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合称为“哲学社会科学”，而没有将哲学跟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同时，也有人主张取消“哲学社会科学”的这个说法，建议改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谓“人文科学”是指文史哲，“社会科学”则包括政经法；在此范围之外，是自然科学。现在文理分科的结构，就认为哲学从属于文科。而事实上，哲学一半是文科，一半是理科。哲学应当既是人文的、社会的，也是自然的，这样的定位才是准确的，目前的倾向是取消“哲学社会科学”的说法，以“人文社会科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种主张不妥当。我们将哲学研究所置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而不是置于中国科学院，我看这种做法也并不合理。由于对哲学的认识不完整、不准确，哲学界就出现了一种流传很广的观点，认为哲学不是科学。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一条腿走路。这种状况应当改变。钱学森同志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努力在具体的自然科学学科与基本的哲学理论之间架设桥梁，使两者相互衔接，这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
韦建桦：您在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以后，最初攻读的是西方哲学。您当时把理论兴趣集中于这个领域。几年后，您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在此后几十年中以极大的热忱和坚定的信念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黄枬森：对我来讲，这个转变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出现这种转变主要是受外部影响。从高中时候开始，我就对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也立下志向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在西南联大转系时，实际上想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时候我十分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认为它的任务就是探索宇宙奥秘和人生真谛；至于它的革命性，我没有明确的认识。进入联大哲学系以后，我却始终见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踪影。不但老师在课堂上不讲，各种参考书里也只字不提。当时我们看到的各种教材，例如蒂利和韦伯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根本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情况让我十分不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此重要，为什么在哲学史里一点地位都没有呢？后来我才了解到，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在客观上使我失去了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学术兴趣慢慢转移到了西方哲学。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有许多观点和学说。我对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尤其感兴趣，他们的哲学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当时讲授康德哲学的是郑昕先生，我同他比较接近。通过聆听郑昕先生的课程，同时通过阅读康德的原著，我的思想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那时的认识是：不学习康德哲学，就根本不清楚什么是哲学；学习了康德哲学，我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那时候我的学习兴趣相当广泛，我选修了外语课程。我的英语一直不错，在大学的时候就能够比较顺利地阅读哲学原著。除了英语外，我又开始学习德语，因为我认识到，对于学习哲学来讲，德语尤其重要。我的德语老师是杨业治教授，那时候我就能用德语马马虎虎看些书。我还学习了法语，老师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弟闻家驷教授。为了掌握这三门外语，我花了不少时间。解放后，我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也能够马马虎虎看点书。外语学习增进了我对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的了解和兴趣。
我再度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受形势的影响，是由于工作的需要。1948年大学毕业后我原本想到解放区去，由于北平面临解放，组织上希望我能留下来做些工作。我考取了郑昕教授的研究生，继续攻读康德哲学。事实上，我没有多少时间用来读书。我当时是一名地下党员，参与了许多地下工作。1949年北平解放，我的时间就更显得紧张。我是研究生中唯一的党员，北大开展全校师生理论学习，我就被安排去讲政治课。当时的政治课包括社会发展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我一边听教育部组织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报告，一边将听来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讲课内容。当时很多高校的政治课都是这么进行的。我将西方哲学的研究暂时搁置一旁，而把主要精力用于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课程。后来我到人大马列主义研究室进修了一年，再后来转到哲学研究室继续学习。1953年我调回北大，做了苏联哲学专家的助手。这样，我就从讲授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基础，最后落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上。在这三、四年间，我从西方哲学不由自主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转移不是我争取的，是时势的需要。当然我是愿意的，没有引起任何思想上的矛盾。 要是追问我当初为什么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条路，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自己有这方面的思想基础和强烈愿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在青年时代就确立的志向。早在1947年，我就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组织“腊月读书会”，接触了许多进步书刊，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且每个星期都参加讨论。所以，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我是有思想准备和知识准备的。这种转变对于我来说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我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工作的需要，也就是政治教育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需要。从此，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学成为我的终身事业。甚至在我被开除出党、不让我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情况下，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韦建桦：如您所说，在转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前，您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攻读了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我们希望了解您在这方面的学习和积累对您后来研究工作的意义；如果可能，我们也希望您根据切身体会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研究的关系。
黄枬森：我感到，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我本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学习和认识，特别是对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学习和认识，对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很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其直接的理论来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革命实践中自然而然地从德国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它是科学的哲学、实践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由于从渊源关系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西方哲学中的一支，所以从研究西方哲学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转变是很自然的，它内在地符合哲学史本身的发展，也符合我本人思想发展的历程。至于谈到今天二者的关系，我有一个看法。西方哲学今天的主要趋势仍然是否定本体论研究，哲学家们热衷于各种部门哲学的研究，特别是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心灵哲学等等，但是，本体论与部门哲学不可偏废，二者是互补的，我认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不但有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部门哲学的内容，也可以推动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发展。
韦建桦：我在阅读您的著作，特别是阅读您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著作时，常常深切地感到，深入了解和探究西方哲学传统，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的必修功课和必备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哲学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成果，而且广泛涉猎和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欧洲中世纪哲学，特别是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精辟的论析。因此，不熟悉西方哲学史，就不可能全面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问题是除了“史”以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若干重大命题有没有必要进行研究并参与讨论呢？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须敏锐反映、广泛吸纳并集中代表各个时代在科学上的最新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性及其力量，不仅表现在对同时代各种哲学思潮的消极影响“善于批判”，而且表现在对其积极因素“能够吸收”并“进一步发展”。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一方面能够吸收并进一步发展同中世纪封建势力和僧侣势力斗争的‘18世纪精神’，另一方面又能吸收并进一步发展19世纪初那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辩证法），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性和它的力量，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科学上最新成就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7]对照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实践，我们在这方面的欠缺是明显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中、西、马”的分野和壁垒划得过于机械和僵硬，缺少一种打通、超越和融汇的学术气度和理论眼光，更缺少与此相应的扎实严谨的分析和综合、概括和提炼。在传统格局中，中与西常常只是被批判的思想资源，而这种批判又常常带有简单化的倾向。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同志以经典作家为典范，率先下功夫开创一种崭新的局面，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中、西、马“对话”。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因为迄今为止陈陈相因的格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有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人类智慧和普遍真理的影响力，因而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巩固和加强。
三、哲学与政治
韦建桦：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60多年来中国哲学界一直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界围绕这个问题有过热烈的争论；文革结束后，类似的讨论再度发生。您也曾在文章中说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我感到必须处理的最重要的、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8]我认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哲学的研究方向，而且也关系到哲学研究的方法和学风。
您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地下党，积极投身于我们党领导的政治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您同北大广大党员和师生一起，密切关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对重大政治、政策和理论问题表达自己的见解，发挥积极的作用。作为一名学者，您数十年来的学术生涯是同您的政治实践紧密相连的。您在这个实践过程中贡献过力量，遭遇过挫折，经受过锻炼和考验。就这一点来说，您不仅与那些崇尚“纯学术研究”的学者不同，而且与那些没有经历过政治斗争风雨的年轻学者也不一样。所以，您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就不会仅仅局限于纯粹理论的层面。在《黄枬森文集?自序》中，您一开始就概要地谈到您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学术性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和认识。[9]您所说的“意识形态性”，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性。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明确和深化的过程。
黄枬森：您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解析为两个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问题，另一个是一般哲学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问题。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政治性，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谈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世界观，是一门科学。目前存在一种普遍的倾向，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与之相对应的是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只承认它的学术性、科学性，而否定它的政治性。其次，人们在讨论哲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往往将二者割裂开来，将问题推向两个相反的极端。要么是一些学者只研究学问，而从不关心政治；要么就是所谓的政客研究哲学，只是为他的政治服务。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境遇来看，主要的极端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我认为，在处理哲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这个问题时，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要弄清楚两方面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两方面的关系，进而弄清楚一般哲学在这两方面的关系，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能用一方否定另一方。
解放后不久，北大哲学系曾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和学术性应该结合起来，学术性越强、科学性越强，政治性也就越强。政治性越强，又反过来推动学术性和科学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以此指导革命实践，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越强，就越能达到革命实践的目的，它的革命的政治性也就越强。反之，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是一种失败。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学术性和政治性是没有办法结合的。如果是政治，就不能是学术；如果是学术，就不能是政治，二者不能兼容。这场争论没有得出结论。
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人们往往过分强调政治性而否定科学性，往往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没有注意到学术性和政治性原本是应该结合起来的。学术追求真理、纠正谬误，判断的标准是“真假”和“是非”，探求的是客观世界内在的规律性；政治则主要关注利益，以政治目标能否实现来论成败，重视的是“利益”和“好处”。所以学术性和政治性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实现相互推动，防止片面化、极端化，避免无限地突出一方，因为二者不可偏废。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人们认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而最高的政治就是领导人的观点和意见。如果坚持这种主张，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就被抹杀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当作学术来研究，而抹杀其政治性。如果无视甚至背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宗旨和方向，那么，这种哲学肯定不可能保证其科学性和正确性。
建国后的前30年，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常常强调科学性与政治性的高度结合。当然，在这30年中，也有错误地将学术问题视为政治问题的时候，具体表现在夸大学术问题的政治性，导致学者不敢讲真话，不敢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只唯上不唯真，这就压抑了学术和科学的求真精神，造成的最极端的后果就是“两个凡是”的提出。单纯地用政治性来领导学术性，必然造成科学性的丧失和学术研究的失败。改革开放以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就比较好了。当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还心有余悸，多多少少还会怀疑讲真话是不是要受到打击。然而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的学术环境确实比较宽松了，政治不会随便干预学术问题的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努力实现百家争鸣。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处理得是比较好的。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讲，我认为科学性和政治性是可以结合的，而且应当相互结合。不过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科学性和政治性毕竟有差别。这样就难免出现一些矛盾。出现矛盾的时候怎么处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不讲”，在思想上坚持理论的正确性和独立性，但是不公开发表，保留自己的意见。采用这种方式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能够缓解问题的矛盾。不说不合适的话，但是仍然坚持思想的独立性。
1958年，因为我在“反右”时说了一些话，组织上给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59年春又改为开除出党。我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是在党内与党员同志交流思想，属于在内部发表意见，没有到党外讲，也没有公开发表。党章上明确规定党员有这个权利，为什么要处分我？而上级认为党章是适用于正常情况的，“反右”时期是非常时期，暂时不适用上述规定。这没有道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承认错误，进行检讨。当然，文革以后，我的问题也完全澄清了。1978年，在我被开除出党19年以后，未经申诉和讨论，我的处分就被取消了，也恢复了党籍，并且连续计算我的党龄。
现在的环境比较宽松，大家不再需要有这方面的顾虑。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群众中总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而不是学术、不是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为政治服务的。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着很多科学真理，比如，唯物主义就完全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不仅仅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赞同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是符合客观事实、符合客观规律的。
韦建桦：您刚才提到群众中存在着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性认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群众中会出现这样的看法？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在下面讨论“哲学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养和社会责任”这个题目时，再谈一谈我不成熟的想法。
您对60多年来中国哲学与政治关系史的回顾和论述使我深受教益。这段历史使我们受到了多方面的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并不取决于哲学本身，而是取决于哲学所面对的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如果这种政治比较清明，比较民主，比较宽厚、宽容、宽松，哲学研究就不会经常受到无端干涉和无理压制，哲学家也不会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痛感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最难处理的问题”。相反，如果政治和政策环境不是如此，哲学家在学术生活中就会时时有临深履薄之感，动辄得咎，无所适从，怕讲真话，言不由衷，甚至在政治形势变化之后依然心有余悸。不仅哲学家是如此，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艺术家等等也莫不如此。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我们要深刻总结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倍加珍惜今天的政治局面和学术环境。这种局面和环境为哲学实现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结合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从而使哲学有可能为推进社会变革发挥先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到摆脱“姓社姓资”的束缚；从提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目标，到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哲学在引领社会进步的历程中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思想的魅力。可以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哲学作为马克思所说的“文化的活的灵魂”[10]必将对整个民族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定位与学科建设
韦建桦：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1]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来临，它使哲学走出书斋，走向风起云涌的现实世界，成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谋求解放的思想武器。今天，要使哲学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哲学”，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在亿万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发挥引导作用，就必须把哲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建设、运用和发展。这是您在改革开放以来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在我们看来，对哲学的科学性质和科学作用的定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命题。这个定位关系到哲学的学科建设方向，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哲学研究的方法与学风。您能否围绕这个命题，谈一谈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有哪些问题亟须解决？
黄枬森：您引证了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一段论述。这段话说得太好了，我想除了极端唯心主义者，不会有人反对它。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在观点上分歧很大，但几乎都认可这段话。按我的理解，这是与马克思后来的实践观点一致的：哲学不但要以其内容来理解世界，而且要以其功能来改造世界，哲学与时代是相互作用的。因此，80年代以来，大家都同意以马克思的话作为新时期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以时代精神的精华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代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21世纪初我主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坚持、发展与创新研究”这一课题，2011年推出最终成果，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为题的4本书。这4本书就是按上述思想设计的：一，时代精神；二，科学技术；三，哲学研究；四，体系构建。我提出，今天应当更加自觉地来从事构建一个更加科学的体系，即更加真实、更加完整、更加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实际上，这就是以时代精神的发展为目标。我们是哲学专业工作者，不是国家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我们直接改造的世界，就是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思想世界。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体系如果能够更真实、更完整、更严密，就会具有更强大的感召力和说服力，广大学生和读者就会用科学的哲学思想武装起来，就能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认识和改造世界。这样，马克思的话就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基于这种看法，我认为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的科研工作，应该就是学科建设，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学科建设分为两个方面：一，基本理论研究；二，现实的哲学问题研究。前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创新的前沿问题。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所谓前沿问题比较简单，因为那些学科一般比较成熟，它们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前沿问题，解决一个就前进一步。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而言，情况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在有些人看来，它能否作为一门学科都成问题，例如，它的对象是什么？它是否是一门科学？它是如何构成的？它是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等等。这些本已解决的问题今天还有争论。我们应当在新的时代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现实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
五、推进哲学理论研究与树立“诚实研究”的学风
韦建桦：把哲学作为科学来建设和发展，需要哲学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方向、科学的方法和诚实的态度。马克思在他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12]根据我的理解，“诚实研究”就是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始终坚持忠贞不渝的真诚态度；就是在考察历史进程、分析现实问题、研究文献典籍、做出理论判断时采取科学的、严谨的方法；就是要根据确凿的论据和缜密的逻辑得出结论，力求让每一个结论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做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信而有征、高度负责，反对穿凿附会、弄虚作假、哗众取宠和轻率浮躁。在学术研究中标举一个“诚”字，摒弃虚伪诡诈、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做法，这也是我们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礼记?乐记》强调“著诚去伪”；易经《乾?文言》中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千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诚挚之心”和“质朴之学”的推崇与追求，同马克思的治学精神是一致的。而学术界目前存在的一些倾向，既背弃了我们的传统，又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我感到，马克思所强调的“诚实研究”的学风，在当代哲学学科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具有现实的指导性和很强的针对性。您能否根据多年来从事哲学研究的切身体会，针对当前存在的学风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黄枬森：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诚实的态度应该是研究任何问题不可缺少的。缺乏诚实的态度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诚实的态度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也是实事求是精神的表现。真正要贯彻这种精神，还要求胸怀坦荡，一心为公，摒除各种偏见。因此，一个人要做到一辈子“诚实研究”，也不是容易的事。应该在理论界大力倡导“诚实研究”。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违背“诚实研究”态度的情况还非常突出。我认为有几种表现。最严重的是弄虚作假的行为，这其中最常见的是抄袭，把别人的成果抄袭过来，变成自己的；编造科研成果，也是一种常见的作假行为。这类事例媒体时有报道。不过，这种不诚实行为一旦被发现，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有的还会受到适当的处分，或赔偿受侵犯者的经济损失。这是由于这种欺诈行为是容易识别的。而另有一些不诚实研究的行为则不易识别。例如，有的研究者为了某种个人目的，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甚至强词夺理，弯来绕去，让人感到其中有深奥道理。又如，有的研究者虽没有抱着某种个人目的，却认为语言越深奥越有学问，因而把简单明了的问题说得晦涩难懂；或者认为越时髦越好，因而盲目地追风赶浪，什么观点时髦就主张什么，不管它有没有根据，根据充分不充分。这种研究不是科学研究，不是“诚实研究”，我们都应拒绝。
六、科学品格与科学精神
韦建桦：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要求哲学工作者具有探求真理的勇气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恩格斯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3]恩格斯认为，要使哲学研究随着时代向前推进，就要始终保持对真理不懈追求的崇高纯洁的“理论兴趣”，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尊重哲学的科学品格，“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14]。在恩格斯看来，那种“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以及“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乃是科学精神的大敌，它必然会使崇高纯洁的理论兴趣日渐衰退直至消泯。[15]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的研究条件和研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恩格斯所倡导的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无疑仍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内核和特质。坚持这种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学术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迫切需要。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学术领域中，恩格斯当年痛切指斥的那种庸俗之风和市侩习气仍然时时浮现；重温恩格斯的教诲，可以在我们中间产生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您亲身经历并积极参与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关于人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组成部分和体系的讨论以及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请您结合自己参加这些重大问题研讨的经历，联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谈一谈我们在今天如何发扬恩格斯所倡导的科学精神。
黄枬森：恩格斯倡导的“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的科学精神，确实是科学研究和学术事业的灵魂。没有这种精神，科学研究和学术就不可能创新，不可能发展繁荣起来。经典作家是这种精神的典范。历史上大科学家、大哲学家没有一个是不具备这种精神的。这种精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勇气，它与坚持真理、敢于反潮流的意思差不多。这个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如果缺乏这种科学精神，就必然会发表一些违心之论，在理论上也很难做出有价值的判断。不过抽象地谈这种精神好理解，而要真心贯彻这种精神，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里不但需要勇气，而且要灵活地、妥善地处理种种矛盾。例如政治与学术，就社会主义社会来讲，是一致的，但也并不是绝对一致的。二者有区别，有时难免有矛盾，就要妥善处理。又如多数与真理，真理总是可以得到多数人同意的，但这是从最终意义上谈的，而有时多数人站在错误一方，形成了思潮，也得妥善处理。因此，我认为不但要有勇气，而且要有智慧；不但要敢于坚持真理，而且要善于坚持真理；不但要敢于反潮流，而且要善于反潮流。
七、前沿问题探索与基本理论研究
韦建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离不开对东、西方哲学的历史和文献的广泛涉猎，尤其是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和深刻领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基本功，也是坚持严谨学风和科学精神的重要保证。我们注意到，几十年来，您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可以说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由您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就是一个标志性成果。这部50万字的著作融汇了丰富的知识，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提出了中肯的见解，凝聚着大量的心血，不仅为研究列宁哲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著作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内容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直至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整部欧洲哲学史，并且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一系列重要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进行介绍和评析。直到今天，在林林总总的哲学论著中，您主编的这部《注释》仍然以其扎实的功底和独特的价值受到学界的重视，使很多同志深受教益。除此之外，您长期坚持对照原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力求准确把握原意，做到融会贯通。您认为“这种基本功”对您的学习大有益处。[16]我们深深地感到，这种精神对于端正学界风气、启迪年轻学人具有重要的价值。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黄枬森：千方百计地读懂和理解所读的经典性著作，是做学问的基础性功夫，我从这一点获益不少。在我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有几次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次是中学老师王冶秋先生教我做读书笔记；再一次是1951年在人大进修，苏联专家要求我们做列宁著作的读书笔记；还有就是编写《哲学笔记》注释。苏联没有专门的注释性著作。中国有这样的书，但只对列宁的某些批注加上注释，至于列宁所做的大量摘录，读者仍然看不懂。苏联专家讲课，主要是梳理列宁的思想，但听后对读懂《哲学笔记》帮助不大。碰巧在当时的北大有两个很好的条件，一是有丰富的图书资料；二是有掌握了丰富的哲学理论知识和外语知识的教员。我带领几位教师花了三四年时间，完成了编写工作。从那以后，我没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再做过系统的注释工作，但碰到疑难问题无法理解时，我还是喜欢查阅原著，并与译文对照研究。我的体会是：第一，原著及其表达的思想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理解、解读原著，就是一种认识，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解读它。第二，一定要弄懂原著的思想再对它作评价或引申，切忌望文生义，尤忌掐头去尾。第三，反对“六经注我”、为我所用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原则，决不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理解所引证的经典作家的话。第四，经典作家的话不是绝对真理，不是自己观点的最后证明，只有实践才是最后的证明。
八、继承与创新
韦建桦：本世纪初，您主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这一重大课题。这个课题的最终成果——4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已经问世。正确理解和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您在这方面有许多思考和论述。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您在倡导和推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同时，反复强调要十分尊重和公允评价前人的探索历程与研究成果。从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否定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以及其他学术著述，到一再强调要重视和研究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和贺麟等老一辈哲学家的学术生涯和重要贡献，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您在这方面的历史意识。在谈到个人学术道路时，您也经常提到艾思奇、潘梓年、胡绳、许德珩、冯定、郑昕等老一辈中国学者以及鲍罗廷、萨坡什尼可夫、格奥尔吉也夫等曾在中国任教的俄国学者，谈到他们在治学方面对您的启示。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的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续、薪火相传、集思广益、不断升华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都凝结着人们追求真理的智慧和心血。您对历史、对前人采取的尊重和理解的态度，不仅反映了一个学者的道德，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学风。我们希望听到您关于学术继承和学术创新方面的具体想法，特别是您在这方面对年轻学者的期望。
黄枬森：继承与创新具有非常普遍而又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人类文明今天与原始社会相比可以说有天壤之别，其所以如此就是由于继承与创新。有继承才有积累，有创新才有发展，人类文明才能日新月异，才有今日之高水平和大规模。创新与继承是人类文明方方面面的永恒课题。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能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哲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是对前形态的继承与创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以前哲学继承过来的东西看成是以前哲学的“复辟”，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今形态从以前形态继承下来的东西看成是“过时”的东西。
在我国思想界，有过极端化的偏向。例如，对西方哲学一概否定，对中国儒家哲学一概批判，对苏联的哲学体系根本抛弃，这些都是否定继承的偏向；而复古主义、教条主义则是否定创新的表现。这些偏向都是应该纠正的。我当年也曾陷入一些偏向，今天也正在努力纠正。在我看来，抽象地承认继承与创新并不难，但掌握好分寸不容易，因为问题总是具体而复杂的，继承什么、继承多少，创新什么、创新多少，都很费功夫，往往需要长期艰辛的劳动。
九、哲学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养与社会责任
韦建桦：哲学是一种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人类智慧。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世界观，既包含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理解，又包含对历史以及人与历史关系的总体理解，同时还包括对人本身以及人生意义的总体理解。哲学的这种科学性质和科学地位，势必对哲学工作者的思想文化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马克思说过：“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7]按照马克思的这个精彩论述，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首先必须是自己研究的理论的笃信者和践行者，同时还必须超越本专业的畛域，经常把目光投向更加宽广的天地，去涉猎政治、经济、法学、史学、教育、道德、科技、文艺、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广博知识；必须关注时代的进步和民族的命运，贴近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必须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中汲取营养，并且在考察世界历史、思考人类未来的过程中不断获取新的感悟和动力。正因为如此，公众对于哲学家的思想文化修养有很高的期许。在公众的心目中，“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18]，因此公众希望了解哲学工作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自己的修养，积累丰富的知识，保持高尚的情怀。您能否围绕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黄枬森：这个问题提得好，很重要，但往往为专业工作者、专家所忽视。专业是有范围的，但专家是人，人是社会的人、综合的人、全面的人。人不但应当有专业修养，还应当有综合修养，也就是你提出的思想和文化修养。这对哲学专业工作者尤其重要。因为哲学之为专业，在于综合、整合，在于全面、系统，在于普遍、一般，其为学也涉及百科，包含最广、最多、最深，这就是说，哲学专业工作者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全面的文化修养。至于思想修养，我认为这也是哲学专业必然蕴含的内容之一。自古以来，艺术、道德、宗教、哲学四者何者应占主导地位，一直争论不断。事实上，在哲学的科学形态出现之前，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因为这四个领域都在追求最后的东西，即终极的东西，难分高下。只有在哲学成为科学之后，即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出现之后，世界观的最后最高指导作用才显露出来。辩证唯物主义包含科学的历史观、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的价值观、科学的信仰——人类的共产主义目标。而在前科学时期，发挥最后最高的指导作用的不是世界观，而是超物质、超自然的感情、意志、心智，或者是“全知全能的神”。至于说到我个人，很惭愧，我没有自觉的思想文化修养，不过我的兴趣是广泛的，喜欢百科知识，欣赏文学艺术；不封闭，不自以为是；重视独立思考，不喜追风赶浪；遵循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古训。
韦建桦：您刚才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所具有的“最后最高的指导作用”。我想，这种最后最高的指导作用首先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必然成为工人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指它应当而且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它应当让千千万万在人生道路上艰辛跋涉的普通人获得启迪，从而以清醒理性、从容旷达的态度去面对浮沉顺逆、进退得失、灾祸疾病、衰老死亡。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使人活得更加清楚明白、乐观自信，能够引导人到达一种恬淡高洁、平和自然而又积极进取的人生境界，也就是说，它能够使人获得真正有益的终极关怀。您在《黄枬森文集?自序》中也表述了这样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成为个人安身立命之处，给个人以终极关怀。”[19]然而据我所知，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这一点并不认同。他们在寻求终极关怀时往往只把目光投向旧时代的人生说教或现时代的流俗观念；一些人为了走出人生困境、获取精神抚慰而转向了宗教，其中也有共产党员。这个现实问题应当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反思。
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哲学的现实功能和社会责任问题。在物欲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历史环境中，哲学有责任帮助人们免于沦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奴隶，克服贪求躁竞的心态，始终作为自身的主体保持一颗坚定安静之心，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能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20]因此，哲学一方面要发挥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一方面要关注和热爱人自身，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探索“人的解放”这个历久弥新的重大命题。
可是我总觉得，多年来我们不太关注普通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问人生意义时所产生的困惑、焦虑、忧惧和怅惘，不太重视研究、辨析和借鉴古今中外哲学在这方面的丰富资源，不太积极主动地围绕生命历程和归宿问题进行学术研讨和理论阐发工作，所以我们很少看到与此相关的学术成果和普及读物。我认为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我们要通过不懈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面对和真正深入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和生活世界，并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贯通融汇，成为亿万普通人由衷信服和自觉选择的实践指南、心理支柱和生存智慧，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提升我们自己的思想修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使命。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生命力呢？您在前面的谈话中曾经提到：“群众中总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而不是学术、不是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为政治服务的。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着很多科学真理。”我感到群众中之所以出现您所指出的这种片面性认识，主要是由于哲学在过去的意识形态领域曾经被教条化、庸俗化、政治化，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哲学诠释和宣传普及存在着片面性，缺少对哲学“本当是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科学回答和完整说明。群众的看法表明，我们还远远没有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真理，包括这种哲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和人生真谛深入人心，以致许多人没有体会到这种哲学同他们日常的精神生活有何联系；而任何科学的真理如果没有掌握群众，就不可能变成物质的力量。哲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一种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哲学，最终必然会受到大众的漠视和疏离。
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经典著作编译
韦建桦：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从欧洲语言向中国语言的转换。实现这一转换的关键，在于研究和领悟经典作家的思想，同时要辨析和判明中西文化的异同。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译者必须透彻地理解经典作家的原意，然后设法用严谨规范、明白晓畅的中文将这种原意表达出来，使读者阅读译本就像阅读原著一样；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使读者能够“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把握原著的核心内容和整体风格。这真正是一项“代圣人立言”的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对于编译工作者来说，这既是崇高的使命，又是严峻的挑战。
理论上的准确性是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首要目标。理论上的认识和表述不准确，一切都无从谈起；在这方面，任何细微的偏差都会引起读者在理解上的巨大讹误。您在前面曾提到：“原著及其表达的思想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理解、解读原著，就是一种认识，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解读它。”这正是我们在编译经典著作时的指导性原则。然而要真正实现这个“实事求是”的解读原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心理、语言、风俗、习惯、传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经典著作涵盖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广泛领域，这就要求编译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术修养和语言造诣。所以恩格斯强调指出，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是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21]
从20世纪初到现在，中国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艰辛跋涉、勤奋耕耘，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学说逐步介绍给中国人民，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果。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已经形成包括全集、选集、文集、专题读本和各种单行本在内的完整的版本体系，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伟大事业。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及其表达的思想”既然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理解它的要旨、把握它的精髓就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在新的形势下，这项工作需要与时俱进，不可能一劳永逸。
您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长期关注和支持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我们了解到，您本人在潜心研究的同时，也曾从事各种文献的翻译和介绍，您还撰写过文章，阐述编译工作对于整个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呼吁人们高度重视这项事业。借此机会，请您谈一谈对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希望，特别是谈一谈还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创新的过程中妥善解决。
黄枬森：对经典著作的翻译我是一个十足的外行，不过我对这个工作的特点和甘苦是了解的。我十分尊重和尊敬这些译者，尤其是编译局的译者们。我几十年来以研究和阐述经典作家的思想作为我的毕生事业。我阅读的主要资料都出自你们之手，我对编译局一直抱着感激与尊敬的感情。前30年来往较少，后30年交往较多，编译局对我帮助、支持也很大，当然了解得更多更深一些。《光明日报》的文章《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对你们的介绍和评价引起全国强烈的反响，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的认识可以归结为几点：第一，一个合格的译者必须具备很高的条件：精通外文，精通中文，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还要知识渊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第二，具有很强的为弘扬学术事业而自甘寂寞的精神，不仅敢于坐“冷板凳”，而且甘于坐“冰板凳”，是真正的无名英雄。第三，经典著作的译者尤其如此，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解放前，阅读经典著作要受迫害，何况翻译。解放后，经典著作的翻译是一个集体的事业，署名往往是集体性的，有的甚至没有署名。第四，近30年来，编译局的同志们不仅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和发展了翻译工作，而且加强了经典著作的研究和传播的工作，把编译局建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编译、思想研究和理论传播的重镇，成为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变化无疑是编译局适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的结果。
就今后来讲，我认为编译局无疑应当继续发挥编译、研究和宣传这几方面的功能，但应该坚持以编译为重点、为基础。在这个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时代，理论界十分活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是中国化、是创新，但是一方面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许多领域都是问题，都有争论。要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离不开对经典作家理论的准确解读，离不开文本，离不开翻译。在这方面，编译局的翻译已形成真正的权威，这是基础，是不能轻易改动的。在我看来，编译局在经典文本的准确解读方面，也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面，具有其他单位难以取代的地位和作用。我希望编译局一定要发挥多方面的功能，不能单打一，但编译工作是基础，应该利用这个基础在准确解读经典著作方面发挥特殊的作用。
韦建桦：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第一，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确实应当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仍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首先，我们要更加完整地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遗著，又好又快地推进和完成7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译工作，及早为理论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更加完善可靠的基础文本。其次，对于已经出版的经典著作，我们要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审核和校订，使译文更加准确、编排更加科学、考证更加精当、资料更加翔实。最后，针对理论界和广大读者在学习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涉及版本和译文的问题，我们应当主动承担诠释和说明的责任，同大家一起弄清原著要旨和理论是非。
第二，我们要继续努力，建设一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队伍。正如您所说，做一个合格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学风，而且需要有恒心、毅力和献身精神。我记得朱光潜先生对我说过，以经典翻译与经典研究相比较，前者对学养、学力、学识和学风的要求更严。事实表明，研究工作要求的是“得其要义”，而翻译工作除此以外还要做到“纤悉无遗”；撰写论文可以“扬长避短”，而从事翻译却绝不允许“避难就易”。在经典翻译工作中，单是译名的确定和统一，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以《资本论》为例，在过去80年中，为了确立书中数以千计的中文译名及其体系，一代又一代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今天，我们需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培养出一批能够从事这种艰辛劳动的有志者，来继承这个传播真理的事业。
第三，我们需要同学术界一起，共同推进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这项事业必须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步发展，因为这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和认识真理的过程。当前，我们一方面要深入探讨编译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语言表述问题，包括认真修订和完善一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译名和译语，另一方面要全面研究100年来经典著作编译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问题，例如经典著作翻译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译名体系在中国形成的历程，经典著作译本对中国大众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对马列著作迻译、解读和接受过程的作用与影响，等等。我觉得，这些研究将在理论和学术上促使我们扩大视野，开阔思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和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我们感谢您和哲学界的朋友们对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宝贵建议，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祝愿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今天的访谈涉及哲学学习和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可惜由于时间限制，有些讨论仅仅开了一个头。我希望今后还有机会继续向您请教，使我们的讨论能够进一步深化和展开。
注释：
[1] 梁适编：《中外名言分类大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3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0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1页。
[6] 参见曾国屏主编：《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第3部，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7]《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295页。
[8] 赵为民主编：《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9]见《黄枬森文集》第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2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2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13页。
[14] 同上。
[15] 同上书，第312—313页。
[16] 赵为民主编：《青春的北大》，第12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219页。
[18]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7页。
[19]《黄枬森文集》第1卷，第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第45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