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上午从院办得知蒲老师于昨晚过世的消息，一时很突然，旋即特别难过。按说，蒲老师仁者寿，且刚顺利度过三年疫情，我预期，老师至少轻轻松松岁过百龄。咋闻噩耗，突然者以此。虽我与蒲老师年岁相差近半个世纪，但承蒙老师不弃，自2000年到北大念书任教以来，往来尚属不少。点点滴滴，一时之间潮涌而来。
最早受教于先生，大约在1999-2000年间，我拟从中国史学转入法史学，准备博士生入学考试，基础薄弱，就从图书馆借到蒲老师编著的《中国法制史》，作为重要的参考书籍。我的中法史方面知识的起步，颇得力于此。
及至正式入北大法学院读书，那时老师早已退休。某个秋后的下午，老师来院里取邮件，我恰从学院信箱处经过，遂上前跟老师做了自我简介，希望老师能在学业上给予指点。老师特别热心，跟我聊了很多。那时还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具体的细节多已忘记，但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两点：第一、要特别重视材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没有对材料的广泛涉猎和精读，法史学做不好。第二、要通，要博。你现在虽然跟着导师做的是近代法方面的题目，但要把近代做好，得懂中国传统，至少明清两代要比较熟悉，心里要有数。老师临离开法学院时，非常和蔼地告诉我，他就住在中关园，具体住址和家里电话是多少，希望我有时间就去聊聊。跟蒲老师第一次见面，感觉特别亲切，基本上没什么拘束。如沐春风，绝非虚语。
后来就到老师家拜谒过数次。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我跟老师聊起，从史学转入法学，不知道论文该如何写。老师就让我就相关主题写篇一两万字的小论文，让他看看。我就把博士论文的第一章改名为“清代司法改革原因探析”，打印出来，留在了老师的书房里。大概过了半个月，蒲老师来院里，专门到学科办公室，将打印稿还给了我，说：作为博士生初写论文，大致还可以，可能论得较多，再补充些资料更好。等送走老师后，迫不及待翻开打印稿，密密麻麻的铅笔批注，从材料、文句，甚至标点符号，都一一改动过。一则以深深惭愧，一则以无限感动。
及至我从厦门大学再回北大做博士后研究，也住在中关园，就时常碰见老师和师母。碰见了，没什么事的时候，就跟随二老到老师的书房，从学术、生活、工作去处到学院人事掌故，想到什么就聊什么。那会孩子刚出生不久，还没有上幼儿园，妻子带着孩子常在中关园的小花园玩，碰见二老的频率更繁，二老会经常让他们母子二人到家放松放松，逗逗孩子，聊点家常。记得很多次，我晚上回家，妻子就跟我讲，今天又到蒲老师家去了，二老真好！后来我正式任教，搬离中关园，见二老不再那么频繁，但逢年过节，都会带着孩子去二老家看看，临时有事，也多会电话问候。再后来，二老搬到五道口新居，随着二老年纪日增，蒲老师的听力也大不如前，我也是杂事繁多，渐渐拜谒的次数就稀疏了。现在想来，特不应该。
蒲老师的学问，自有入室子弟予以总结，不敢妄言。我只想指出一点：
每一时代的学问，自不能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但真正第一流的学问，是能恰当跳出这个时代，给著者当下的时代起到引领作用，从而为下一代或几代学人树立典范。阳明先生针对“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教条学风，一反支离，强调致良知的学术本旨，据其亲身学问经历，指出：“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在我们这个时代，学问风气之“虚实温凉阴阳内外”又是如何呢？据我的有限观察，是学人议论太多、依傍太过、功利太盛。恰如段玉裁所言：“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蒲老师淡泊荣华，沉潜史料，论从史出，无事依傍。凭数十年的积累，在八十以上高龄，集中七八年之力，手写出四百多万字的大型专业工具书《中国法制史大辞典》。其间寄寓了蒲老师对中法史学问多大的期望，不言而喻。嘉惠后学，自然而然。
诚则灵，不诚无物，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蒲老师为人之诚，为学之笃，学界有口皆碑，不啻在为古圣先贤斯言作证。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谨拟挽联，以为追忆缅怀：
燕园七十载，经纶数千年法史春秋；
斯学正寂寥，典范何处寻明道淑世？
蒲老师千古
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全体同仁敬挽
李启成
2023年5月9日上午于陈明楼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