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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推进者

——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45周年而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00 次 更新时间:2023-05-27 15:20

进入专题: 胡耀邦    

沈宝祥  

 

发端于1978年5月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五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成为历史。

历史一页页翻过,人事也随之代谢。

这些年来,当年的理论动态组成员,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当事人,一个个离去。

如何保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人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责无旁贷。

一、胡耀邦是怎样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

1998年5月,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我在天安门宾馆召开的研讨会发言说,总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要说五句话:

胡耀邦是发动者和推进者;

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正确引导者;

叶剑英、李先念、罗瑞卿、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给以坚决有效的支持;

各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为大讨论,取得完全的成功,是以上几个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推进者。对此,党中央的悼词,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讲话,都作过明确论断。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胡耀邦“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这样的论断,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本人有专文记述,见附件)。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以后几天,胡耀邦就向党中央提出三条治国建议: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

三、生产抓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三条,否定了“批邓反右倾”,否定了“文革”,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胡耀邦提出这三条,依据的不是文件,不是语录(“最高指示”),而是实际情况,是实践标准。

1977年5月7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上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这是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

1977年7月15日,胡耀邦创办了《理论动态》这个刊物。

胡耀邦1977年12月2日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他排他性、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吴江依据耀邦同志的思想,提出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撰写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体现了又深化了胡耀邦的思想,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本语言。现在,这句话已经被历史留下,成为流行语。

胡耀邦指导中央党校同志撰写学习文件,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并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学员讨论,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和序曲。

胡耀邦两次审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拍板定稿。

胡耀邦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并同意用“特约评论员”署名。这意味着由他承担此文的全部政治责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公开发表后,即遭到指责打压,有关负责人在会议上责问,“特约评论员”代表哪个中央,并点了胡耀邦的名。胡耀邦独自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后,胡耀邦分析形势,有针对性地指导理论动态组和有关人员撰写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有力地推进讨论的发展。

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深入揭露和剖析了“两个凡是”,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标准。

以上事实有力地表明,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推进者(推进,实际就是领导)。

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是胡耀邦的一大历史功绩。

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代表人物”的问题

近年来,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代表人物”的问题。

谁能被称之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代表人物”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判断,也是一个有关保持历史本来面目的问题,要采取严肃科学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判断。对待这样的问题,切忌随意性。

周扬同志认为,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第三次就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见1979年5月7日《人民日报》)周扬同志这个论断,已经成为学术理论界的广泛共识。

要说代表人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当然就是陈独秀。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应当是胡耀邦。

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即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当之无愧。

把仅仅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的作者,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代表人物,这符合历史实际吗?

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稿,被吹得很高。但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到现在,人们没有看到这篇文稿的原稿。只有《光明日报》的编辑阅看过这篇文稿的原稿。他们也对这篇文稿作过介绍。

一篇署名辛广文的文章说:原稿“约七、八千字,主要是理论阐述,文中许多是引文和对引文的解释,主要是理论阐释”。(《光明日报通讯》1986年第6期)

《光明日报》的编辑在一篇文章中说:1977年9月,作者给哲学专刊同时投寄两篇文稿,一篇题是《女人也是生产力吗?》,另一篇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编辑组长出差在外地。哲学组人员认为,第一篇没什么理论可言,决定不用,第二篇是“纯理论”文章,也决定弃置不用,但等组长回来最终决定。

1977年12月,组长回京后,同意不用《女人也是生产力吗?》一篇。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尽管理论色彩浓厚,引证马列原话及阐释较多,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比较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和真理标准的问题,批判了林彪、‘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符合报社理论部和《哲学》专刊组稿的基本要求,只要把那些冗长枯燥的大段引证删去,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于是就动手删去了一些我认为重复的文字”,把它发排了。(《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第90、92、93-94页)

《光明日报》编辑修改后,“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的这篇文稿,共5100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基本原理,占全文的一半,第二部分讲革命导师如何以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第三部分是“联系实际”,占全文的五分之一。文稿的这一部分说:“机会主义以理论与实践相分裂为特征。在我党的历史上,王明、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表现得尤其突出”。文稿依次批判了王明、林彪,也点名批判了姚文元、张春桥。文稿结尾的一句是:“在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面前,‘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彻底破产了,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推。”人们看不出这篇文稿有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

《光明日报》的编者曾写文章申明:“原稿和历次改稿中没有出现批判‘两个凡是’的字样,不仅没有两个‘凡是’,连一个‘凡是’也找不到。在我向他约稿时,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多次当面交谈和信函往来中,我没有向他提出过此文的重点要放在批判‘两个凡是’上,他也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有不少论著,介绍他写作此文时的思想和内心活动,说他如何如何酝酿批判‘两个凡是’,如何如何力求文章中选择什么角度体现批判‘两个凡是’,等等,对此我不好妄加评论,也许它们是真的;但我作为此文的约稿者、发排者和责任编辑,我得坦言,当时我感觉不出来,我不知道也从未与他说过。我当了40多年编辑、记者,现在仍在做编辑工作,我知道,当年约稿或最初修改稿件时,如果我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我会把它列为文章写作的重点,明确告诉作者,否则就是失职了。同样,我也认为,如果当年作者能认识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极端重要性,一般情况下他也会把它列为文章的重点,并明确告诉我,以引起我和报社对它的重视。可是上述这两个情况都没有发生,这只能说明,当时我们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观念”。(见《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第100-102页)

以上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的原貌。

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稿,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照,真可以说是“面目全非”。

这样的文稿公开发表后,能成为一声“春雷”吗?能引发一场大讨论吗?凭这样一篇文稿,能称之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代表人物”吗?(如果有人要看这个《光明日报》编者第一次修改的、最接近作者原稿的文稿,本人可以提供)

把仅仅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的作者,定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离这一历史事实真是太远了。

这里要强调一下,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稿,仍然要肯定。将作者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作者之一,就是给予充分肯定。这样的肯定,已经足够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作用巨大、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都是需要记载的。我相信,严肃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研究。他们会认真查考有关史实,依据经过审查的史实,作出客观的评价。当年的有关当事人,也将成为被检验者。

一位知名学者说得好:“真理是慢性子的巨人,总是会战胜虚假。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再神气活现,总是站不住的”。

三、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全会公报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公报的这一段话有力地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充分肯定了实践标准,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否定了“继续革命”理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总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转折,为改革开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恢复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思想路线作了规范的表述:“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标准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很明显,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践标准推倒“两个凡是”的结果。十二大以来,党章几经修改,但党的思想路线的规定,一字未改。

四十五年来,我们时时感受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影响,实践标准也具体化了。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中说: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胡耀邦文选》第477页)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改革开放,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胡耀邦和邓小平都讲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文字略有差别,但基本涵义一致,都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我们正是依据这“三个有利于标准”,破解“姓资姓社”的争论,清除“左”的影响,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于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是非。

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实现了小康的目标,正在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新的征程,面临复杂的形势,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不能照搬条条,而是要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综合国力的增长,看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看人的全面发展,看民主和法制的发展状况,看生态环境的改善,依据这些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实现状况,来作出判断。

2023年3月28日初稿

2023年4月27日修改

2023年5月9日定稿

 

附件:

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有删节)

据我的研究,胡耀邦是我们党内最早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文化大革命”,并付诸实施的领导人。

胡耀邦能够明确地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和总结十年“文革”,这决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了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显示了他的政治勇气,同时,他有较深的哲学修养,特别是牢牢地掌握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材料表明,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

(一)1964年11月,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赴任前,中办主任嘱咐他,到任后一年不要说话。那时,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农村进行。这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具体实践。陕西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搞得很“左”。胡耀邦到陕西上任后,敏锐地发现,运动搞得很过火,打击面过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被整死的有六七百人,基层干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气氛紧张。生产形势十分严峻。粮食总产量由1956年的108亿斤下降到87亿斤,八百里秦川富庶之地的社员们生活过得比河北、山西的农民还苦。胡耀邦轻车简从,深入基层,直接同基层干部和群众见面,不到两个月,就跑遍了关中、陕南4个地区20多个县。他通过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对陕西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明确提出:“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的标志。”胡耀邦主持起草了省委通知,特别指出:“这样成绩,那样成绩,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最大的成绩;这样错误,那样错误,生产搞不上去就是最大的错误。”他大声疾呼:“所有干部都要钻研生产,学会生产,参加生产!”

发展生产力是农村的基本实践。胡耀邦鲜明地把“生产好不好”,作为检验各项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这就是生产力标准,就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就是以实践标准作为检验、判断党的路线方政策和各项具体措施的标准。这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同“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的宗旨,是尖锐对立的。

1965年,是陕西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年。全省粮食总产量由70亿斤提高到125亿斤,增产了55亿斤。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胡耀邦坚持实践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的思路和方针是正确的。当年随叶剑英去陕西视察的张爱萍将军说:“陕西肥了,耀邦瘦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满妹:《思念依然无尽》第144页)

(二)1975年7月,胡耀邦被派往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中国科学院有直属研究院所93个,是中国科学技术人才荟萃之地,在“文革”中,又是重灾区,仅北京地区,170多位著名科学家中就有130多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关在“牛棚”里。胡耀邦到科学院上任后,立即着手恢复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秩序,让这个庞大的学术研究机构迅速运转起来。

针对中国科学院一片荒漠、无人敢搞科研的惨象,胡耀邦响亮提出:“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没有成绩,那才是最大的错误。”(同上第194页)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但在那个年代,却是很不寻常。

科学院,顾名思义,是搞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是科学院的基本实践。但在那个年代,任何单位的最重要的实践,只能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只能是搞“斗,斗,斗!”胡耀邦却敢于说,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是最大的错误。这是在科学研究领域坚持实践标准,同“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是尖锐对立的。

(三)1973年,在党的十大召开之前,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要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对此,虽也有人表示拥护,但许多人都想不通。毛泽东要周恩来一个一个去做说服工作。一位被“说服”之后的同志到耀邦家来,问他赞成不赞成这件事。胡耀邦明确说:“我不赞成。”来人提醒说:“这可是毛主席的意思啊!”胡耀邦说:“毛主席的意思,我也不赞成。不能个人说了算,这是我们在党章上已经写清楚了的。谁能当接班人,要有实践的检验,要有全党和人民的拥护。”(同上第210页)在用人上,在挑选重要干部上,特别是在挑选领袖接班人上,坚持实践标准,非常重要,但在人治的环境下,也非常不容易,而且有风险。胡耀邦却不顾个人的得失安危,面对最高权威,鲜明地提出,“谁能当接班人,要有实践的检验”。这种以实践标准否定权力标准的勇气和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以上几个实例,生动说明,胡耀邦一贯坚持实践标准,而且,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在重大现实问题上坚持实践标准。胡耀邦坚持实践标准,不是坐而论道,都是在关键时刻、在重大问题上,为了维护人民利益,坚持党的原则,针对实践中的重大偏差,提出实践标准,坚持实践标准。

(二)面对政治权威坚持实践标准。胡耀邦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冒着很大的风险,同权力标准相碰撞,甚至顶着最高权威,提出实践标准,坚持实践标准,显示出很大的政治勇气和科学勇气。

(原载《学习时报》第431期,2008年4月14日。收编进沈宝祥著《亲历拨乱反正》,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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