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新中国成立初期，从1950年至 1955年，我们党连续开展了五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为什么？回溯这段历史，总结其经验，对我们今天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论述，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为什么要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我们党是在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诞生的。党一成立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第一大历史任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宣告完成。为完成这个任务，党带领人民奋斗了 28年。28年里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新中国成立了，江山打下了，政权得到了，那么，党应该怎么为人民守好江山、掌好权力呢？这个问题很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保持党的性质宗旨不变，必须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坚决防范一切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的危险。官僚主义是封建残余和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在党员领导干部作风上的反映，是党的肌体上的毒瘤，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在这种情况下，党保持清醒头脑，反对官僚主义，避免脱离人民群众，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也正是我们党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表现。如何更进一步地深刻认识这一问题呢？
首先，我们从毛泽东同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来认识。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由重庆到延安进行考察。毛泽东与黄炎培等进行了多次交谈。有一次毛泽东问黄炎培的感想怎么样？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段著名的对话。毛泽东的话，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途径和办法。
其次，我们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重要论断来认识。 1949年3月5日至 13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针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他强调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的报告深刻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要为中国人民执好政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第三，我们从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西柏坡到北平的“进京赶考”的经典对话来认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1949年 3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乘车出发时有一段对话。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对话，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准备迎接执政“大考”的清醒和良好精神状态。
以上三件事是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生动故事。故事虽小，但以小见大，从中可以窥见和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大背景。
二、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开展的五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新中国刚刚成立，党就发动和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从 1950年至 1955年，短短的六年时间进行了五次。
第一次：在整风中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1950年 5月1日，新中国刚成立半年多时间，党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严格地进行全党整风尤其是干部整风。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对这项工作作出部署。这次整风，从 1950年下半年开始，经分批整训，年底结束。主要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整风的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这次整风为在广大新区进行土地改革作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二次：在整党中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1950年的整风时间较短，只是初步解决了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随着政治形势和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提出，以三年时间进行一次整党的任务。整党工作从 1951年下半年开始有步骤地展开。1952年“三反”运动全面开展后，党中央先后于2月、5月发出两个指示，要求把“三反”运动同整党结合起来进行，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经过这次整党，党在组织成分和党员素质方面有了明显改善和提高。
第三次：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中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1951年 12月1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指出，进城两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不断发生，证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防止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正确性。现在是切实执行这一方针的时候了，否则就会犯大错误。我们党为什么要作出这个《决定》呢？1951年 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为了继续坚持抗美援朝这个必要的正义斗争，我们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会议向全国发出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号召。在运动开展过程中，暴露出各级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着许多惊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列举了沈阳市部分单位揭发出的问题。报告讲到，有的人奉行“厚俸才能养廉，薪水这样低不能不贪污”“从公家那里捞一把是可以的，只要查不出来就行”“不会贪污，不会捞一把是傻瓜”等错误思想，大肆贪污。仅工商局各专业公司等单位就查出有贪污行为者 3629人。揭发出来的浪费现象也很严重。比如，东北造币厂因印刷不合格造成极大浪费，东北银行金银管理处把 30两黄金丢在化金炉中不知道，军区油料部仓库漏油 40多吨，后勤军需部物资保管失当损失巨大。而这些现象的发生都与严重的官僚主义有关。11月29日，华北局向党中央报告了河北省揭发出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天津行署专员期间堕落成大贪污犯的严重情况。各中央局报告的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决定开展“三反”运动的。“三反”运动从 1952年1月开始，到 1952年 10月底结束。运动的开展，遏制了贪污现象，制止了浪费现象，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也给予了有力打击。
第四次：在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中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1953年1月5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认真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紧接着，党中央于 1月24日作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反官僚主义斗争总结报告和华北局相关文件的批示》；于 2月 3日作出《关于贯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给华东局的批复》；于 3月 3日作出《批转习仲勋关于文委党组布置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于 3月 4日作出《关于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中有关问题的指示》；于 3月 28日作出《关于在中央一级机关中具体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的决定》；于 5月 9日作出《批转人事部党组关于检查官僚主义的报告》等。
为什么在“三反”运动结束才两个多月时间后，党中央又要继续部署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呢？中央认为：“我党在‘三反’中基本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这次斗争当时被称之为新“三反”斗争。
这次斗争没有采取“三反”运动暴风骤雨式的方法步骤进行，而是紧密结合当时的各种工作和学习，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做法也有所不同。中央一级机关以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为重点，但同时也不放松对某些命令主义与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开展的主要方法是检查工作，同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工作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把检查工作与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联系起来，一面检查，一面建设，并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各地则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拟出具体计划和办法，将执行情况随时报告党中央。这次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在“三反”运动成效的基础上，又取得新进展，也是对“三反”运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成果的一个巩固。
第五次 :在整编中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1955年 4月 2日，党中央批转了上海市政府机关党委关于市府几个单位组织机构中的官僚主义情况的报告及上海局、上海市委的批语。中央的批语指出：“类似上海市府几个单位中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滋长官僚主义的现象，是目前全国各级组织中（包括中央各部门在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的重视。克服这种浪费现象，节约人力、财力、物力，合理地使用到需要的方面去，并克服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改进机关工作，这是当前国家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仿照上海的做法，结合日常工作，对自己所领导的组织机构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一次检查，彻底清查和揭发行政机关及各工厂、企业编制中的不合理现象和各种官僚主义，提高认识，以便进一步合理地调整编制，精简机构，改进领导作风。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各地区党委在接到党中央的这个指示后，都普遍进行了一次在整顿编制工作中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这是继前四次之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又一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年时间里，我们党连续发起和开展了五次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大力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才确保我们党密切联系了群众，才使我们党成功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各项事业，顺利进行了政权建设、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和政治保障。
三、历史启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由于国际国内、党内党外、体制机制等各方面原因，官僚主义今天仍然是党内不良作风的一个顽瘴痼疾。要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就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考研究现实问题，同时应借鉴历史经验，特别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领导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这段历史能给我们提供哪些有益的历史经验呢？
经验一：坚定斗争决心，充分认识反对官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党高度重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很早就认识到了官僚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性。1933年 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1951年 12月，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审阅党中央开展“三反”运动决定稿时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他还强调：官僚主义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1952年 5月 9日，他在讲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必要性时强调，如果我们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将会失败。我们党在开展新“三反”斗争中，也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作风是滋长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温床。反对官僚主义是纠正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关键。历史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面对党在全国执政后带来的风险，必须把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放到“成败与否”的高度去认识。我们党正是这样做了，才经受住了考验。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他特别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它们“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正是从作风建设特别是从整治“四风”入手，以小博大，党风才得以根本好转，党的建设才得到极大加强。
经验二：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之所以连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是因为党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反对官僚主义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动的“三反”运动声势浩大，时间长达近一年。但是，在运动结束后不久，党中央就发现，中央、大行政区、省市、专区机关和党的领导干部，对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发生的危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不了解、不掌握或听之任之、熟视无睹的严重官僚主义问题。
于是党中央在 1953年 1月 5日，向全党发出了新“三反”的指示。指示指出，官僚主义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山东如此，各省市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没有接到像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反映的报告，但已有不少的材料可以判断，有很多地方是和山东的情况相似的。”指示强调：“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
1953年2月3日，党中央在给华东局的批复中明确指出：“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不能像‘三反’一样，采取短期的突击。”这是我们党在进行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实践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历史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重在持久，常抓不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不可蜻蜓点水，不可虎头蛇尾，不可只是一阵风，否则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作风问题不断反弹、愈演愈烈，最后失信于民。”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必须保持定力，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经验三：结合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增强反对官僚主义的针对性实效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开展的五次反对官僚主义斗争，都是紧密结合当时党的中心工作进行的。整风和整党中进行的反对官僚主义，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重心任务的转移，对党员和干部提出新的要求。“三反”运动的开展，直接原因是为了保障全国进行的爱国增产运动。党中央在1951年 12月 1日作出的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指出，为了支持抗美援朝战争，为了进行国内各项建设，特别是为了建设能够带动农业、轻工业向前发展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需要很多资金，而我们国家“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开展“三反”运动，就是为了增产节约，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
1953年 1月，党中央部署开展新“三反”斗争时，在所作的多次指示批示中，都不断强调这项斗争要结合整党建党、全国普选以及其他各项工作一道进行。1953年 2月 13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央军委给陈毅并华东军区党委的批语中，同意陈毅提出的“脱离中心工作任务去孤立地空反官僚主义，达不到深入实际的目的”的意见。1955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也是结合当时的整编和精简工作进行的。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是从落实“八项规定”切入、从纠正“四风”开始的。但目的是为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我们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保持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经验四：探索完善治本之策，在建构反对官僚主义制度体系上下功夫。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五次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党都强调走群众路线，进行思想教育，注意掌握政策、区分不同性质矛盾，坚持民主集中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建立检查制度，主要领导亲自动手，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面典型示范，反面典型通报曝光，精简办事机构，建立逐级责任制等问题。这些做法都是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做法。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既继承和坚持党的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又不断总结和探索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历史表明，反对官僚主义，制度建设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四风’问题，要标本兼治，既治标又治本。治标，就是要着力针对面上‘四风’问题的各种表现，该纠正的纠正，该禁止的禁止。治本，就是要查找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理想信念、工作程序、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抑制不正之风。”“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