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育诞生于18世纪末，由德国哲学家、戏剧家席勒所首倡。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学科意义上的美育观念，却有着十分深厚的美育传统。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等学者继承古代的美育传统，将审美教育视为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美育在修身养性、人文化成等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和人性观念的融入，使其对于人性的理解更具现代色彩，进而赋予中国现代美育独具特色的人文教育特征。
注重情感教育
中国古代美育是作为人文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其核心是通过诗、礼、乐的教化使人脱离自然状态，养成文质彬彬的仁人君子。如同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所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及至近代，中国社会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家思想随着传统制度的瓦解而遭到怀疑和批判，其所主张的诗、礼、乐的教化亦随之成为历史的尘烟。但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当中国现代学者将西方现代美学、美育理论引介到我国时，传统儒家思想作为前理解结构影响了他们对于西方理论的接受，通过“视域融合”促进了中国现代美育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学者往往致力于借助思想意识的重建来挽救风雨飘摇的中国，将人心视为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家同样如此。梁启超试图通过小说的“熏”“浸”“刺”“提”之力来培养积极向上的情感，实现“新民”的社会目的。蔡元培将美育视为世界观教育的一种，其作用在于使人超越“人我之差别”和“幸福之营求”，塑造舍己为群的公民道德。朱光潜面对将美学视为“谈风月”的指责，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而欲求人心净化，必先使人生美化。这正是为审美、为美育而作的“辩护词”。可见，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家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来思考美育的，试图通过美育来改良人心、塑造新民，最终实现社会与国家的整体变革，这一思路正可谓传统儒家经由诚意、正心、修身进而治国、平天下精神的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情感在上述思路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鲍姆嘉通在创立美学学科时将其命名为“感性学”，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家则不约而同地将审美置于情感的领域，并将美育阐释为情感教育。不仅如此，情感还构成了他们思考人之本质的重要维度。
在王国维看来，就生活之欲而言，人与禽兽无异，二者的区别在于“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梁启超曾作《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情圣杜甫》等专论，将情感视为“宇宙间一种大秘密”。朱光潜对杜亚泉等人以理智支配生活的主张予以批判，认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在朱氏看来，人之所以异于动物正在于感情，片面强调理智而轻视感情的人生是没有价值、了无生趣的。情感既为人之本质，又是审美的固有领地，审美对于人的影响自然是举足轻重的，美育亦成为更新人之材质的重要途径。对于情感的重视，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美育的人文教育性质。与此同时，这又不同于西方现代美学思潮对于非理性的强调，显示出与传统儒家思想的亲缘关系。
塑造完整人格
在感性与理性二元分立的西方语境中，情感往往表现为非理性的激情。正如乔纳森·特纳等人在《情感社会学》中所说：“从历史上来讲，在西方思维中，情感和理智被看作相反的两种力量，一端是情感和非理性，一端是认知和理性。”而中国传统儒家哲学则主张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情感。蒙培元曾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将儒家哲学命名为情感哲学，认为儒家的情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理性化的情感”。传统儒家学者常使用“情理”“情义”等术语，表现出理性对于情感的涵育。
中国现代美育学者虽然受到西方现代美学的影响，但又对其中的非理性倾向予以摒斥。就朱光潜而言，他虽然多次引述尼采美学，但相比于在尼采思想中占据主导的酒神狄奥尼索斯，和谐、刚健的日神阿波罗更为其所倾心。平衡、克制的“静穆”之美始终是朱氏最高的审美追求，这也正是其标举陶渊明其人其诗并将其身份儒家化的重要原因。宗白华早年虽然倾心于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但很快意识到感性意欲和生命创化的非理性，故而借助对《周易》“鼎”“革”二卦的诠释融合感性与理性，实现了欲望的理性化与生命的形式化。但与儒学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美育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简单延续。对于道德的强调是儒家情感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特点，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于感性欲求的压抑，因此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将矛头对准传统儒学的关键原因。
中国现代美育之所以具有现代品格，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对传统道德主义观念的扬弃。中国现代美育学者既承认人的感性欲求的合理性，又主张赋予感性以形式，以期实现欲望的升华和情感的提纯，其所要培养的是一种具有丰富情感和敏锐感知力、感性与理性相平衡的现代人格，即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所说的“完全之人物”。
张扬生命活力
对于生命活力的维护与张扬，可谓中国现代美育区别于传统儒家美育的重要特点。王国维在叔本华意志哲学的影响下，将欲望视为世界的本原和生存的本质，如其在《去毒篇》中所说：“人之有生，以欲望生也。”这一观念与传统儒学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孔子虽不言“性与天道”，但又主张“我欲仁，斯仁至矣”，将仁视为普遍人性的内在根据。孟子以及之后占据思想主流的宋明理学均明确主张性善论。荀子虽有性恶之说，但其思想多是对人性自然欲求的描述，因而更接近于性朴论。与此种人性观相适应，儒家美育始终采取道德本位和集体本位的立场，如孔子认为《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礼记·乐记》主张乐教之功效在于“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
在中国现代美育学者的理解中，人性更加多元化，这通过其对于儒家“尽性”论的阐释即可得见。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对个性的压抑太甚，故而倡导思想解放，提倡“尽性主义”，即将人的各种天赋尽其所能地发展起来。朱光潜在将学术志趣转向美学之前，曾在香港大学修读教育学和心理学，是最早接触弗洛伊德思想的中国学者之一。他批判地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相关理论，认为文艺是对本能欲望的升华和心理能量的释放，同时融合瑞恰慈的综感论，将“尽性”阐释为包括“食欲性欲哀怜恐惧欢欣愁苦”在内的多种人性冲动的解放，并认为孟子所说的“尽性”即人类所有可能性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主要是指发扬人性内在的善端，而非瑞恰慈所说的由种种欲望构成的复杂人性冲动。
由于对西方思想的吸收和对人性理解的转变，梁启超和朱光潜分别赋予了“尽性”以新意，使之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同时也与救亡图存的现实诉求相契合。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现代中国亟须健旺的人格与勇猛的精神。梁启超、朱光潜重新阐释“尽性”的现实驱动力正是改良国民性，追求国家富强。
在中国现代美育学者看来，人的存在始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王国维虽然接受了康德对人之心意能力所做的知、情、意三分，但又认为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朱光潜曾批判康德至克罗齐一脉的形式主义美学，认为美感经验无法被割裂地看待，“美感的人”同时也是“科学的人”和“伦理的人”。中国现代美育所观照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非可以被理性所穷尽的对象，这构成了其人文性质的一个重要维度。正因如此，中国现代美育虽然在救亡图存的总体目标之下强调群体的作用，但始终尊重个体的完善。以宽广、持中、开放的胸怀看待人性，通过审美教育作用于情感，塑造健康、和谐、积极进取的完善人格，正是中国现代美育之人文教育性质的核心内涵。中国现代美育既不同于传统美育对于个体性的忽视，又区别于西方美学对于非理性的偏重。它并非空洞的知识生产，而是从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出发，“淬厉其所本有”“采补其所本无”，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更新，进而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思想形态，构成了中华美育精神在现代阶段的新展开。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