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3年以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增长速度放慢，通胀有所缓和但仍处高位，美欧货币紧缩引致金融脆弱性加剧，相继爆发多起金融风险事件。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总体复苏的态势基本明朗，供需双侧企稳回升，但细分领域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并存，青年群体稳就业压力较大。建议一方面着眼于短期视角，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快扩大内需政策落地生效，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全面巩固增长回升势头，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另一方面着眼于中长期，利用好中国经济复苏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窗口期，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以稳外资为重点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紧抓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关键词：经济发展；宏观经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
课题组协调人：李雪松，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主任。执笔：冯明、张慧慧、李双双、张彬斌、左鹏飞。通信作者：李双双。其中，冯明、张慧慧、李双双、左鹏飞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彬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课题组感谢参加报告初稿讨论的各位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总体复苏的态势基本明朗，供需双侧企稳回升，但细分领域仍存在结构性差异，青年群体就业、房地产、地方财政等领域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全面客观地分析研判2023年第一季度和全年经济走势，是科学制定宏观政策，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基础。
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形势分析
当前，全球经济增速已然放缓，通胀虽有所缓和但依然处于高位。美欧货币政策收紧一方面导致自身经济下行压力增加，金融风险暴露，另一方面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大增。与此同时，俄乌冲突背后的俄美较量仍在延续，美对华竞争从零和博弈转向负和博弈，对全球经济稳定继续造成负面影响。
（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通胀有所缓和但依然处于高位
得益于中国防疫政策的优化调整，全球经济发展预计略好于2022年，但受到美欧货币政策收紧、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速下滑趋势未变，全球贸易依旧维持2022年第四季度以来的疲弱态势。与此同时，以国别cpi同比中位数度量的全球通胀水平虽已从2022年7月9.4%的高点降至2023年3月的7.3%，但仍处于高位。2023年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状态的概率依然较大。
（二）美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分化加剧
发达经济体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并因货币政策收紧导致实际经济增速承压。美国通胀黏性和就业市场紧张推动的政策紧缩，可能引发经济走低甚至陷入衰退风险。欧盟经济基本面相对较弱，2022年第四季度已陷入负增长，通胀尚未实质性缓解，迫使政策当局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叠加地缘政治影响，经济继续承压。日本经济复苏缓慢，外需减少和内需不足叠加，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长依旧分化：印度得益于离岸外包和投资扩张，经济继续维持高增长；俄罗斯经济呈现韧性，有望在2022年萎缩的基础上实现正增长；中东石油出口国由于能源价格下降和高基数效应增速显著下降。
（三）美欧货币政策紧缩引致金融风险暴露，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高企
近期，美国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以及瑞士信贷银行等金融机构接连陷入困境。虽然美欧政府机构出手救场，试图稳定金融市场，但金融风险仍处于演化之中。同时，美欧银根紧缩和国际资本回流，也增加了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本币贬值压力与偿债风险。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债务大部分以美元计价，本币对美元贬值又会导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资产负债表估值受损，从而推高债务风险。斯里兰卡、加纳已先后爆发债务危机，赞比亚也处于主权债务危机边缘，巴基斯坦等国家也有爆发债务问题的迹象。
（四）俄乌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稳定，美对华竞争从零和博弈转向负和博弈
当前，俄乌冲突背后的俄美较量仍在延续。美国进一步联合盟友以意识形态为由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调整，通过“小院高墙”、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手段建立排除中国的平行体系，继续在高科技上抑制中国发展，对华竞争战略思维和实践从零和博弈恶化成负和博弈。此外，美国推行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加强与东盟合作，并在g20缓债议题上提出将缓债范围扩大到全部中等收入国家，企图挤压中国国际发展空间。
二、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与特征
党的二十大、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2023年全国“两会”释放出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明确信号，对改善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总体复苏的态势已基本明朗，供需双侧企稳回升，但细分领域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劳动力市场表现仍然疲弱，稳就业压力较大；cpi涨幅总体温和可控，ppi在高基数下持续呈现负增长；进出口同步走弱，外资微涨但趋势性承压；财政收支持续处于紧平衡，地方城投债务风险担忧情绪上升；国内社会融资回暖，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持续增强。
（一）经济增长企稳回升，不同领域修复态势存在结构性差异
随着2022年末新冠疫情政策调整和平稳转段，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形势明显回暖。总体来看，服务业生产恢复强于制造业，需求修复速度强于供给扩张，经济进入被动去库存阶段。从需求侧来看，除汽车销售受政策退坡影响降幅较大外，绝大多数消费品类需求呈现正增长，特别是住宿和餐饮、客运等接触性服务业修复程度显著强于商品零售业，对消费整体回暖形成有力支撑；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稳。从供给侧来看，制造业及非制造业pmi环比修复态势强劲，表明市场主体预期回暖；电气机械、运输设备制造业及其相关上游行业增速较快；清洁能源、光伏电池及新能源汽车生产呈现高速增长。
（二）劳动力市场表现仍然疲弱，稳就业压力较大
2023年1—2月，城镇新增就业实现情况整体略弱于前两年同期，青年失业率仍处于较高水平。2023年2月制造业及非制造业pmi从业人员分项均曾短暂回到荣枯线以上，但3月又再次降至收缩区间，部分企业类市场主体创造就业的能力有待进一步修复，汽车及其零部件、仪器仪表等制造业企业日均新岗位发布量处于收缩区间。需要指出的是，灵活就业和零工市场为稳就业发挥了一定支撑作用。
（三）cpi涨幅总体温和可控，ppi高基数下延续负增长
全球通胀冲击有所缓解，中国国内保供稳价政策效能持续释放，通胀水平总体处于温和区间。就cpi而言，在总体温和可控的情况下，考虑到输入性通胀风险尚未完全解除，加之一些领域产能恢复速度不及需求扩张速度，消费者面临的实际物价上涨压力仍然存在。受消费跟进不佳、屠宰企业压价收购的影响，猪价总体呈现振荡偏弱态势。就ppi而言，2022年10月以来，同比水平在高基数下连续6个月呈现负增长，工业生产部门面临的通缩风险需引起关注。
（四）进出口同步走弱，利用外资承压
受海外需求收缩影响，中国2023年第一季度按美元计价出口出现微幅正增长，主要贸易伙伴中除对东盟、韩国出口维持增长外，对欧盟、美国、日本出口延续下降趋势。出口疲软导致相关进口收缩，叠加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不足，进口出现较大降幅。实际使用外资总体在2022年高基数上呈现微弱增长，其中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速较快，显示中国对外资吸引力仍然较强。计划对华进行大额再投资的在华外企占比降至5年来新低，表明外资企业对在华投资变得更为谨慎。
（五）财政收支持续处于紧平衡，地方城投债务风险担忧情绪上升
在主动减税降费、房地产下行、新冠疫情转段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广义财政收入下滑。消费税、个税、关税、车辆购置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均大幅萎缩，个人所得税自2022年12月以来连续出现负增长。同时，2023年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等项目或不复存在、或大幅减少，以致财政收入更加依赖于经济回暖形成的内生性税源增厚。财政支出同比增速维持在7%左右的较高水平，支出进度相比往年更加前置。减收与增支叠加，造成一些地方库款现金流紧张，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和地方隐性债务风险加剧，金融市场上对城投债务违约风险的担忧情绪滋长蔓延。
（六）国内社会融资回暖，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持续增强
广义货币（m2）余额增速维持上升趋势，同比增速偏高。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触底回升，与m2增速的“剪刀差”在经历2022年持续扩张之后开始收敛，历史经验表明这一指标是经济活跃度回暖的先导信号。企业部门中长期贷款相较于2022年明显扩张，以房贷为主的居民部门贷款略有好转，但仍处于低位。普惠金融贷款余额持续高速增长，其背后潜在的风险值得关注。货币政策呈现价降量增的格局，金融机构贷款平均利率持续下行，降准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了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
三、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尽管2023年第一季度经济复苏态势已经明朗，但与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目标相比仍需持续加力。内需尤其是消费已经明显回升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经济复苏的力度和持续性均有待观察；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并存，青年群体稳就业压力较大。此外，房地产、地方财政、国际金融等领域也需要引起重点关注；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引发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竞争热潮，需要及时研判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经济复苏的内需基础仍不够强劲，力度和持续性均有待加强
就消费领域而言，前期被压制的消费潜力逐步释放，推动2023年第一季度消费增速回升；但家电、建筑装潢等居住类消费修复偏弱，汽车及手机等耐用消费品增速大幅下行，品牌专卖店零售额接近零增长。现阶段，推动消费恢复的短期因素占主导地位，居民对长期消费的信心仍然不足。考虑到低收入群体超额储蓄占比偏低，2022年中低收入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中高收入人群，且就业市场整体疲弱，消费长期持续复苏的基础仍不够强劲。另外，随着人口总量和结构的转折性变化，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刚性支出的上升空间受限，消费持续扩大和升级的关键仍在于稳定就业和居民增收。
就投资领域而言，尽管2023年第一季度投资实现平稳增长，但其中的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除房地产走弱、外需不足、企业产能利用率偏低等诸多客观因素持续制约制造业企业投资扩张外，民间投资与国有控股投资之间的差距扩大，港澳台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等现象表明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和经营预期仍未有效修复。这也印证了宏观经济数据向好，但部分领域微观经济主体的体感偏冷的矛盾。
就生产领域而言，中下游行业增速慢于上游、高技术制造业增速明显下行、工业整体利润率大幅下降等迹象表明生产持续恢复的基础不够牢固。随着美国对中国压制措施的升级以及中国外向型供应链产业链外移效应的显现，制造业企业订单不足成为制约生产经营恢复的重要因素。在外向型企业产能及产品短期内难以完全匹配国内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保持生产部门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加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二）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并存，青年群体稳就业压力较大
当前劳动力市场供需两侧均存在较大压力。一方面，就业承载力强的部分产业受订单不足、产业链外迁、企业注销等因素影响，岗位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有就业需求的劳动力数量规模庞大，但技能结构供需不协调、青年就业预期转变等因素导致就业实现进展迟滞，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一是制造业生产进入收缩调整区间，人员溢出和再就业压力加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持续向东南亚转移、高技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或重构生产版图，导致这些行业创造就业和稳岗稳员的能力双双趋弱。加工贸易类生产企业出口订单量普遍不足，部分企业在手订单接近枯竭，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用工预期，并可能导致现有岗位消失。
二是高校毕业生规模庞大，就业去向落实进度缓慢。2023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1 158万人，扣减预计升学规模，并综合考虑前两年毕业但仍未就业的劳动力数量，全年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校毕业生存量将超越本年毕业总人数。按往年进度，企业集中开展校园招聘、政府及事业单位接收应届生招考的主要时间段已过，但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的落实进度整体缓慢，需要特别关注中低收入家庭的毕业生就业推进情况。
三是农民工就业机会阶段性收缩，成为居民收入稳健增长的阻力。工程建筑、加工制造、居民服务等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要行业领域用工需求不足，开工的不确定性增大，农民工外出务工等待时间延长。应当防范中低收入家庭就业不足引发的收入下滑、生活困难风险。
（三）房地产主要指标降幅有所收窄，但市场预期仍然不稳不强
房地产市场在经历2022年阵痛式大幅调整之后，2023年开始呈现筑底迹象。2022年春节之后，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小阳春”行情，2023年第一季度销售面积、销售额及投资规模等指标降幅明显收窄。然而，房地产市场能否及时消除阵痛、转向平稳发展的新阶段，仍然有待观察。
一是总体来看全国房地产市场活跃程度并未显著回暖。“国房景气指数”略有回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潜在购房者依然抱有谨慎观望情绪，在预期不稳的情况下，需求恢复的可持续性存疑。二是房地产企业风险尚未充分释放，房地产业上下游资金链条、债务链条依然脆弱。如果市场需求不能及时恢复，出现风险余震或再次爆雷的可能性依然较大。三是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和“长效机制”的具体内涵尚不够明确，导致地方政府、房企、居民等相关主体对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缺乏稳定的预期，反过来进一步制约了短期内的购房意愿和投资意愿。四是根据前期土地购置情况推算，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可能再度出现供给短缺、房价较快上涨的风险。偏高的房价对一、二线城市居民消费造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
总体而言，预计全年商品房销售额将比2022年13.3万亿元的低点有所增加，但相较于2021年18.2万亿元的历史高点仍将存在较大缺口，其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收缩效应仍然不容低估。
（四）财政收支结构性矛盾凸显，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与中小银行风险交织
财政在总量层面维持紧平衡的同时，结构层面也在发生一些深层次变化，值得引起重视。
一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萎缩。2021—2022年土地财政收入降幅超过2万亿元，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财政运行的灵活性。此前对地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的“房地产—土地财政—基础设施建设”循环不再顺畅、不可依赖，但尚未找到新的来源和模式，对土地出让收入的高度依赖加大了地方财政困难。
二是在经济下行和税收收入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非税收入占比上升。从全国来看，非税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由2021年的15%上升至2022年的18%。非税收入高增长的背后影响因素复杂，其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均需要提升。
三是地方政府对债务性收入的依赖加重。不论是一般债、专项债等法定债务，还是地方政府所属融资平台举借的各类形式的债务，近年来规模均出现大幅扩张，债务风险持续积累。由于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可靠的“隔离墙”机制，缺乏完整的债务主体人格，且与当地城商行、农商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城投公司债务风险向地方政府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转移的可能性较大。此外，鉴于大多数地方债由地方性银行购买，城投公司风险、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了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的难度。
四是债务付息支出和缺乏现金流回报的投资支出增长速度较快。2023年前两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项下的债务付息支出同比增速达到27.3%，城投债务付息支出也处于高位。在投资性支出内部，市政道路、地下管网、园林绿化等缺乏直接财务回报的低现金流、无现金流项目占比上升，铁路、公路、机场等现金流回报可观的项目占比下降。支出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
（五）chatgpt引发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竞争，需警惕其对中国可能形成的新技术桎梏和业态壁垒
2023年以来，由于技术成熟度和可商用化水平的快速提升，chatgpt成为ai领域的大规模商用产品，引发世界科技与产业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虽然目前chatgpt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诸多局限，但中长期来看它的出现是生成式ai走向大规模商用的前奏，具有标志性、引领性和示范性意义，叠加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强推“脱钩断链”政策，中国需警惕由此带来的新技术桎梏和业态壁垒。
在产品方面，国内同类产品与chatgpt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大数据、大模型和强算力有效结合的产物，chatgpt发展势头持续增强、用户规模高位增长，推动ai写作、绘画、编程等应用加速落地，为持续培育和激发未来应用场景打下基础。虽然当前国内已经出现对标产品，但在研发基础、参数规模、用户体验等方面与chatgpt仍有较大差距。
在企业方面，国内ai科技企业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与竞争压力。作为ai领域的颠覆式创新技术，chatgpt快速迭代升级，核心算法的实时性和有效性不断提升，先行优势逐步转化为领跑优势，并有望成为未来信息流的重要入口，掌握行业话语权，从而给国内企业带来较大挑战。
在产业方面，国内ai产业可能遭遇进一步围堵和孤立。chatgpt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全球许多厂商都在探索接入接口，以期创造出新的衍生应用。在chatgpt热潮推动下，ai领域或将形成新型国际wintel联盟，加上美国及其盟友体系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遏制策略，未来中国ai产业可能遭遇进一步围堵打压。
（六）美欧陷入“抗通胀”与“防风险、防衰退”两难，国际金融风险易发高发
近期，以美国硅谷银行、瑞士信贷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相继爆发风险事件，国际金融市场进入风险易发高发的周期，主要原因来自四方面：一是美联储自2022年3月以来连续多次加息，导致长短期利差快速收窄乃至倒挂，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等金融资产市值大幅缩水。二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超级宽松的流动性环境转为收紧，进一步加剧了金融机构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三是2008年之后美国监管当局将一批大中型银行排除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范围之外，免于接受压力测试，导致风险被掩盖。四是由于本地汇率贬值叠加能源价格上涨，欧洲等一些国家经常账户恶化，金融机构同时面临资产方和负债方双向挤压，流动性紧张和资不抵债风险同时加剧。
针对上述若干风险事件，相关国家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试图管控个案风险。然而，金融风险易发高发的大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关国家政策当局在“抗通胀”与“防风险、防衰退”之间陷入艰难的权衡取舍。展望未来一段时间，根据政策取向的差异，可能出现两种情形。情形一：政策当局继续以“抗通胀”为主要目标，延续高利率政策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促使通胀向合意水平回归；但货币政策收紧可能使得更多金融风险暴露，经济陷入衰退的压力也随之加大。由此导致的外需收缩对中国出口下滑的影响将加大，同时中国企业海外融资及持有海外资产的质量也可能因金融条件收紧而受损。情形二：政策当局转向“防风险、防衰退”，停止加息进程或转为降息。在此情形下，通胀水平可能持续位于高位，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同样会增强。对中国而言，会暂时缓和出口下滑压力，但需要防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输入性通胀风险卷土重来。
四、总体判断及2023年走势分析
总体而言，2023年以来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影响显著下降，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基本明朗；居民消费明显复苏、政府投资持续发力、高技术产业投资韧性较强等均对扩大内需形成有效支撑；服务业生产明显改善，绿色低碳相关行业增长较快，数字经济相关的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阶段性企稳等成为助力增速目标实现的重要有利因素。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以及其他国内外环境变化交织叠加带来的不利因素仍未完全消退，突出表现为企业投资信心和居民消费信心恢复的长期基础仍不够扎实，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均衡、不匹配的问题仍较为突出。
就需求而言，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动力相较于2022年有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外需下行导致经济增长对内需支撑的要求提升。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陷入衰退的风险上升，同时中国部分产业链环节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加速，导致出口需求下降，外向型企业在手订单持续期明显缩短；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措施进一步升级，给中国高技术企业融入国际经贸合作带来较大困难。内需方面，消费恢复力度是决定2023年经济整体表现的最主要因素。2023年第一季度消费显著回暖的背后，体现了前期消费需求释放的短期作用，而影响消费持续稳定恢复的就业及收入等长期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政府投资对2022年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性作用，2023年政府投资仍是维持投资总量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考虑到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同时公共投资领域资本产出率偏低，充分激发民营部门的投资积极性对于扩大投资规模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就成为当前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
就供给而言，2023年以来，制造业及非制造业pmi环比大幅回升，表明市场主体预期正在回暖。同时也须看到，大、中、小型制造业企业pmi指数依次降低，表明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领域面临的困难依然较多。特别是对于主要从事出口导向型生产的企业而言，外需下行叠加转内需不畅将会给企业经营带来较大挑战。此外，随着服务业经营活动限制条件的消失，预计2023年生活性服务业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五、政策建议
在对2023年第一季度和全年经济形势进行分析研判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一方面，着眼于短期视角，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快扩大内需政策落地生效，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全面巩固增长回升势头，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另一方面，着眼于中长期，利用好中国经济复苏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窗口期，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一）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全面巩固经济增长回升势头
1.加快扩内需政策落地生效，全面巩固经济恢复势头
一是提振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一方面，通过增加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减轻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压力，从而提振居民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政策措施，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水平，通过改善重点人群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
二是持续扩大投资规模，提升投资效率。一方面，深化投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绿灯”投资案例尽快落地，为民营企业“松绑”，审慎出台各类限制性措施，保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等对待的政策落到实处，稳定企业家投资信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进一步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逐步完善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机制、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同时，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发展自由度，激励地方政府加速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政府引导性和政府支持性投资渠道，健全产权保护制度。
2.多方面谋划举措稳外贸，积极扩大海外市场需求
一是通过拓市场、挖潜力、争订单，多方面扩大海外市场需求。加大力度拓展新兴市场需求，充分发挥rcep协定功能扩大区域内贸易，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在维持欧美现有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争取进一步挖掘潜力，扩大对欧新能源产品和具备成本优势的制造业产品出口，通过加强与美国基建合作扩大对美机械设备出口。实施贸易促进政策，帮助企业获得更多订单。
二是保用工、降成本、防制裁，全方位稳定企业供给。地方政府要帮助外贸企业解决招工难问题，加大对外贸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支持，缓解外贸企业竞争压力，并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制裁和贸易救济调查，为企业提供充分风险预警。
三是扶强项、转饱和、促转型，分类别促进产品出口。大力扶持出口增长前景较好的产品，引导发达国家已经饱和或对中国施加进口限制的产品转向新兴市场，帮助东部地区失去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或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四是提效率、防风险、固信心，优化体制机制。借助新业态和新模式提升出口效率，完善外贸企业汇率风险规避机制，通过畅通出口转内销渠道、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健全信心巩固和预期稳定机制。
五是积极应对外向型经济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加大对东南沿海重点地区、重点企业的关注和资金支持力度，为企业出海争取订单创造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加对企业技术引进和创新、设备升级改造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减弱东南亚地区承接中国产业链转移产生的替代效应，增强互补效应，打造中国在国际产业链“雁阵转移”中的“头雁”企业。
3.树立就业优先导向，落实落细稳岗扩岗政策
把就业稳定作为判别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关键指标，突出就业优先在制定各类政策时的导向作用，从劳动力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着力，加大稳企扩岗和就业促进的支持力度，真招实策稳就业。
一是更加注重就业政策的针对性和预期成效。突出市场化、社会化的扩就业方向，着力减轻市场主体负担，优化生产经营环境，加大对市场化原则下稳岗扩岗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提供精准高效的公共就业服务，为企业经营活跃和宏观就业稳定提供良好支撑，确保市场主体具备充分的人员调整空间、失业人员能够及时获得就业服务保障。
二是把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兼顾短期就业解决和长期质量提升。一方面，高校就业部门要加大访企寻岗力度、优化毕业生创业支持举措，为毕业生提供充足的就业信息和就业创业辅导。及时把握大学生就业的变化趋势，提升积极就业政策的针对性，防止青年失业转化成长期失业。另一方面，统筹燃眉之急和长远之计，即便是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当下，也要坚持以质量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分阶段、有步骤地扎实推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显著提升，把人才强国和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全面提高就业质量的根本。
三是更好保障农民工务工增收的权利。对农民工组建施工队、开办小微企业等吸纳就业的举措给予充分便利性和政策支持，鼓励农民工根据城镇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更新技能。尊重农民工根据身体素质条件选择工种的权利，扩大职业伤害险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保障机制。
4.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经济金融风险
一是一体应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当前，地方财政、金融风险呈现互传互溢的倾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之间资产负债表相互交织，仅靠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各自采取措施容易“按下葫芦浮起瓢”，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中央层面已经提出“建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在具体落实上，建议以省级政府为主体建立工作机制，协调财政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按照“三位一体”的原则统筹处置化解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一体监测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的负债端信息和金融机构的资产端信息，一体化解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的偿债风险和金融机构的坏账风险，一体构建区域政府性债务可持续性指标和金融稳定性指标并进行考核。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助力房地产行业及时恢复平稳运行。当前房地产市场仍处于阶段转换的特殊时期，市场预期不稳，信号紊乱，情绪脆弱，亟须加强政策引导。一方面，稳定供给端。坚持底线思维，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兼顾市场化原则与危机应对原则，为行业提供稳定的流动性支持，推动行业重组并购，改善资产负债状况，有序处置化解房企风险。对人口净流入城市，根据市场需要优化住房建设用地供给。另一方面，激活需求端。因城施策，优化购房指标和信贷管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通过货币政策手段引导房贷利率下行，降低居民增量和存量房贷的利息负担。
三是审慎做好应对外部金融风险的准备，防范溢出效应。其一，加强对主要国家经济金融形势和宏观政策变动的跟踪监测，及时洞悉外部环境变化、预判风险点，制定应对预案。其二，加强资本和金融项目管理，防止海外金融相关政策收紧引致的跨境资金短期内大量流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引导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做好对外风险敞口管理。其三，吸取美国硅谷银行、瑞士信贷银行等机构风险事件的教训，在宏观上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微观上强化国内金融机构风险监管。
（二）抓住时机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充分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1.深化财税体制和房地产等重点领域改革
加快构建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和“长效机制”。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房地产市场高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同时城镇化进程仍在持续，人口净流入城市仍然有大量住房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住房品质有待提升，老旧住房改造需求大量涌现。总体上，房地产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系统重要性产业。下一阶段，房地产市场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结构优化、品质提升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为适应这一转型，建议进一步明确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和“长效机制”的具体内涵，向市场发出明确的政策信号，为稳预期创造条件。一是明确商品房与保障性住房的发展定位，二是优化住房买卖市场与租赁市场的分工和联系，三是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建设用地指标配给体系，四是研究设立兼具政策属性和市场化功能、专门的国民住房银行。通过以上措施，多措并举推动房地产行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2.以稳外资为重点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应抓住当前有利时机，主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是扩大制度型开放。以制度的稳定性减缓政策的多变性，进一步完善稳定可预期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负面清单管理，增强行政审批的规范性和可预期性，坚定外资来华投资和持久经营的信心。二是着力稳住外资存量。加强与已在华经营外资企业的政策沟通，建立专门针对外资企业的跨部门政策沟通机制与申诉救济渠道。帮助外资企业解决其面临的实际困难，防止存量外资企业外迁。三是积极拓展外资增量。抓住美欧经济下行、金融脆弱的时机，主动加大力度吸引海外优质企业来华投资。当前，欧洲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点突破口，建议对欧实施更加灵活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尽快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生效，或单方面宣布率先履行《中欧投资协定》中的一些承诺，增强对欧洲企业来华经营的吸引力。四是警惕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出现的违背当地要素禀赋、严重同质化、过度承诺土地税收优惠等问题，防止“一哄而起”、恶性竞争。
3.紧抓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激发创新活力
人工智能日益成为重构科技创新能力、重建产业生态系统、重塑经济发展动能的关键驱动力。中国应紧抓关键窗口期，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一是加快推进生成式ai产品研发与应用。密切关注行业动态，明确自身差距，支持头部企业打造和完善对标产品，鼓励大型数字科技企业开展通用大模型布局和应用生态构建，推进ai开源框架与开放平台建设。
二是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强相关基础研究项目部署，建立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对ai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研发支持；健全和完善科技领军企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重点科研机构的联合攻关机制，完善基础研究与产业需求衔接机制，推进ai技术的场景化应用和规模化落地。
三是多领域优化人工智能企业发展环境。优化ai领域创新生态、孵化服务，引导龙头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完善企业间沟通机制，推动ai产业链形成规模效应、协同效应。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切实增强初创企业的技术研发和融资能力，全面推进初创生态圈建设。加快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强化ai算力服务供给；加快国家数据局组建步伐，促进数据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提高基础数据供给，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底座。积极开展ai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和技术规则的制定，深度参与国际治理，不断提升中国在ai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本文首发于《改革》2023年第4期，第26～36页。此版本略去了参考文献，若有需要请关注“改革杂志”公众号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