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美国政客和媒体常常自夸其民主制度的“精巧设计”，标榜美国民主制度为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自诩为“民主样板”“民主灯塔”。但事实上，美国民主制度不仅存在先天结构性缺陷，而且在实际运行中被金钱、媒体、利益集团等所影响和操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代表性缺失问题，直接引发了“代表制民主的终结论”“我们认识的民主走向终结”等论调，甚至连美国《纽约时报》《外交政策》等报刊都声称美国民主制度无力充当民主合格的“代言人”。
选民选举的代表性不足。选民参与选举投票的过程，就是选民行使民主权利、反映自己意见建议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选举投票率高，一般意味着选举的代表性也高。从现实来看，美国的选举已经逐渐从一种授权和问责的手段沦为空洞的授权仪式，选举民主更是蜕变成“选主”民主。无论是美国联邦层面的全国性选举，还是各州的地方性选举，投票率都持续走低，造成选举的代表性严重不足。
一方面，选民参与美国总统选举的积极性不高，造成当选者的得票率较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为67%，这居然成为自1908年以来投票率最高的一次选举。另一方面，美国地方性选举的投票率“低得可怜”，甚至可以用“惨淡”来形容。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跟踪地方选举的项目“谁为市长投票”2016年统计结果显示，美国最大的30个城市中，有10个城市选举投票率不足15%，其中迈阿密不足12%、拉斯维加斯9%、达拉斯6%。美国纽约市选举委员会的数据表明，2021年的纽约市选举投票率只有21%。美国联邦以及州层面选举的代表性缺失，造成大多数选民的意愿被“合情合理”地忽略了。
国会议员的代表性不足。国会议员的代表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形式维度上，国会议员的人员构成与整个社会结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缩影”。二是在实质维度上，国会议员应代表和维护选区选民的利益，履行民意代言人的职责。从现实来看，无论是美国国会议员的组成，还是选区选民利益的代表，都存在比较突出的代表性不足问题。
一方面，美国国会中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在议会的代表性总体偏低。美国参议院151年以来只出现过11位黑人议员，众议院的黑人议员的比例也一直偏低。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已经成为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争权夺利的主要场所，国会议员则逐渐沦为替自己以及所属政党服务的工具，而不再是服务于整个国家或选区选民利益的代言人。调查显示，65%的美国民众认为大多数政治候选人竞选公职是为了“服务个人利益”，只有21%的民众表示大多数人竞选公职是为了服务社会。美国国会议员代表性不足的问题，造成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的呼声无法被倾听、利益诉求无法被代表，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效能感和对政治体系的认同。
政党的代表性不足。代表是西方政党的首要功能，主要表现为代表和维护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它们要赢得总统选举或者国会多数议席，都要代表和维护本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然而，随着新兴技术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党的代表功能不断受到冲击和削弱，逐渐变成党魁把持操控的政治工具，引发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严重的代表性危机，使得美国民众认同民主、共和两党的数量不断减少，而对“独立人士”的认同则越来越多。
一方面，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回应其所属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造成越来越多的选民不再依据政党标签进行投票，更多的是考虑对候选人的看法或对具体问题的态度。例如，美国民主党在名义上应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却不断背弃工人阶级的诉求。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仅得到28%的白人工人阶级的选票，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反而获得了大部分白人工人阶级的选票，这成为决定双方胜败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美国两党从事与政党密切相关活动的各类积极分子的数量也在不断下降。美国政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党员，一般是根据参与政党活动的程度来认定是否为政党的积极分子，比如是否为候选人捐款、是否参与政党集会、是否参加政党竞选活动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事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密切相关活动的各类积极分子人数都减少了。
公共政策的代表性不足。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在于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然而，由于受到政治极化的影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它们制定的一些公共政策越来越缺乏公共性和代表性，民意基础较为薄弱，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
一方面，公共政策只顾及少数特权群体的利益，没有考虑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甚至牺牲他们的利益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例如，2011年，美国政府在制定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时，最后的受益者反而是少数金融机构——它们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而大多数普通民众却陷入经济困境。在枪支政策方面，美国共和党长期坚持反对任何枪支管制的立法，使枪支泛滥成为美国政治痼疾。究其原因，在于美国步枪协会是不少拥枪派共和党人的金主，为共和党提供了重要的竞选资金。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只考虑本党“铁杆”选民的利益，完全不顾及社会其他方面的利益诉求。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税收、债务、移民等政策相互攻讦，公共政策的制定沦为党派博弈的工具，最终牺牲的是民众的利益。代表性严重不足的公共政策，不仅促使政治极化日益加剧，造成族群、党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而且让政党之间的合作、民众之间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所谓“三权分立”逐渐演变为“否决政治”，削弱了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信任度持续低迷已近20年，2022年只有21%的人表示相信联邦政府大多数时候会做正确的事情。
媒体报道的代表性不足。在美国，媒体普遍被视为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并立的“第四种权力”和民主的“守门员”，一贯标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并包装成客观、公正、独立的化身。但在现实中，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沦为少数精英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服务于金钱和党派政治，造成其在报道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时具有严重的偏向性而缺乏充分的代表性。
一方面，在关注和确定报道主题时，美国媒体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失明”现象，在诸多事务上奉行双重标准，丧失公正客观的立场。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媒体对乌克兰难民问题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对长期存在的中东、北非以及阿富汗等战乱地区的难民问题却视而不见。欧洲议会议员克莱尔·戴利公开质问：“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民被迫逃离家园……但这从未被提起过，没有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是因为他们不是白人？是因为（阿富汗）危机是来自美国的武器、美国的入侵？”另一方面，在采访对象上，美国媒体聚焦于少数精英阶层，反映的是少数人的意见，并没有了解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呼声，造成报道失实失真。美国主流媒体报道的代表性不足，成为美国民主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并且带来了严重后果，即错误地引导公共舆论，最后造成政府的决策失误。
美国民主制的代表性困境，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和制度性根源。一方面，以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等为代表的非选举型政治代表，未经选举产生却又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代表作用，履行代表职责，这对传统的国会议员、政党的代表身份及功能形成了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们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赢者通吃”的不合理选举制度，让美国总统只需赢得某州的多数票即可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以及美国国会议员赢得选区多数票便可当选，这就让支持落后的一方变得毫无意义，造成美国选民参与率持续走低，进一步凸显了代表性困境问题。这都表明，美国民主制度并不像美国政客和媒体所鼓吹的那般，相反，它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并已经步入了发展瓶颈。
（作者：黄小钫，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