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结以来，碳政治（又称“气候政治”）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从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有关碳政治的著述一部分是基于客观事实判断之上，一部分秉持特定方法论或分析框架。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借鉴批评话语分析范式，将理性主义强调的权力因素与理念主义注重的伦理和知识因素相结合，从而更系统地阐释如今国际碳政治的复杂现状和具体作用机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相关研究的方法论意识。
国际碳政治博弈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
本文结合国际碳政治形势，试图将沃达克的理论延伸至国际政治层次，建立了一个以话语、知识和权力为核心的国际碳政治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概念如下。
其一，碳话语权之争。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似乎必然会推动国际协作，但是鉴于其中涉及的过程和利益，在国际碳政治现实情境中助长分歧的力量也是很强大的。当前国际碳政治博弈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分散化的格局。在传统的欧盟、“伞形国家”集团以及“77国集团 中国”三足鼎立的基础格局之上，新增、分化出了多个谈判联盟。因此，为了在利益竞争中形成优势，各国都希望通过气候谈判提升国际影响力，以获取更大的议程设置权和规则制定权，这也就是国际碳政治的话语权之争。
其二，“前台”与“后台”。在国际关系的行动场域内，国事访问演讲、就职演讲、在跨国组织会议上的演讲、宣战等政治语体构成了碳政治“前台”中最重要的语体，目的就是说服受众，引导国际和国内舆论，进而使受众相信国家的“善”，使其行为变得合理化和更易于实现。换言之，这是一种树立形象的表演政治。与此相对，国际政治的“后台”既指狭义上的走廊政治，也指广义上的未经公布的资料，以及公开资料所掩盖的不为人知的内情。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一个国家虽然可以通过话语建立起特定的身份和国家形象以赢得广泛支持，但是总有一部分的行为无法被完全掩饰，因此将一国的“言”和“行”加以比对，看其言行是否一致，就得以窥见是否存在“后台”的影子。
其三，知识。本文采用沃达克的三种知识类型划分和定义，即组织知识、专家知识、政治知识。首先，国际政治中的“组织知识”是指有关国际事件与实践的共有知识、有关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共有知识，以及有关一国的特定立场和观点的共有知识。其次，外交实践对科学的需求不仅指能够获得大量高质量的科学信息，还指能够在谈判和决策过程中使用这些信息。这就意味着一国在参与国际政治实践的过程中还要拥有能为其主张背书的特定领域的科学知识储备，即“专家知识”。最后，如何在国际谈判和协商中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增加行为的有效性，取决于一国通过知识管理进行演讲、谈判、辩论的能力，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政治知识”。
其四，权力。通俗来说，国家的硬实力是进入国际政治领域的门票和基础，决定了国家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起点。“话语的权力”意指符号和意义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宏观结构的影响，以及行事者发现其所处的语言游戏之规约的影响。也就是说，当某种被普遍接受的话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具有了相对稳定性，比如成为一种共享知识或者理论思想，这就形成了对特定话语的路径依赖，相较于其他话语，该统治话语本身也就拥有了非对称权力。
国际碳政治博弈的“前台”
气候正义是碳政治的行动指南，如何将气候正义规范化、制度化是气候谈判的重点。虽然减缓气候变暖、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次生灾害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的“善”，但在原则制定和实践路径的“正当性”方面，国家间的分歧仍是巨大的。
根据目的论道德取向，发达国家相信“目的说明手段正义”，只要行为产生的积极后果大于消极后果，那么这一行为就是可接受的、合理的；换言之，无法满足自身初始偏好的行为就是没有意义的。
在碳配额的分配问题上，“理性经济人”是发达国家说服谈判方接受价值引导的第一个预设话题。第二个预设话题是“历史基数”。所谓“历史基数”（又称“祖父原则”）是指一国减排量的确定应当参考不同国家的历史排放规模，以该国在历史上某个时间节点的实际排放量为基准分配碳配额。第三个预设话题是“共同责任”。顾名思义，在这一预设话题下，发达国家似乎没有逃避自身责任的缘由，因为责任是共担的。然而，目的论道德取向对于责任承担的态度是消极的，也就是说，承担责任不是一种积极义务，而是为了避免最坏结果的发生。
国际碳政治博弈的“后台”
发达国家在国际碳政治实践中为其气候伦理的摇旗呐喊看似气氛热烈，但全球气候变化仍然在恶化的现实却是严峻的。发达国家参与碳政治的热情依然有增无减。凡此种种无不说明道德话语权之争只是碳政治话语博弈的表象，其背后暗藏更为复杂的权力与利益竞逐。
（一）以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为核心的碳金融话语权之争
从高举道德话语大旗的表演政治幕前走到碳话语博弈现实政治的幕后，国际碳机制话语权之争的首要方面是围绕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展开的金融话语权博弈，这是由碳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决定的：碳排放权可能以锚定物或者国际本位货币形式带来金融领域的变革。和煤炭、石油等货币锚定物类似，碳排放权也具备需求上的普遍性特点，且碳价也与货币呈现负相关性。
（二）以节能减排技术为核心的低碳技术话语权之争
以节能减排技术为核心的低碳技术话语权博弈是碳机制话语博弈的另一重现实，其要义是节能减排技术国际标准和行业规范的制定。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与减排技术直接相关，掌握技术就掌握着话语权和引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碳政治实践中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的“低碳经济”和“技术理性”话语本质上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霸权话语，意在通过巩固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来攫取经济利益，在现实中体现为绿色贸易壁垒和低碳技术壁垒。
“后台”中的知识供给与权力运作
低碳技术亦与知识和权力密不可分。低碳技术脱胎于相关的知识体系，所以低碳技术话语权的建构也离不开知识体系的支撑，而低碳技术的知识体系本就是权力配置的产物，权力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创造了低碳技术的知识门槛。知识体系的完善与否取决于知识供给水平的高低。因此可以说，知识供给与权力运作共同形成了碳金融话语权和低碳技术话语权博弈的内在结构。组织知识是制度性权力在知识体系中的呈现，是关于规则的共有知识。
专家知识供给状况反映了物质性权力结构。政治知识供给水平是一国参与政治“语言游戏”进行知识管理的能力体现，从根本上反映了一国政治领导力。综上，制度性权力、物质性权力和政治领导力是碳政治的“后台”得以运作的基石，三者共同塑造了碳排放领域的主导话语与知识供给结构，形成国际碳政治话语博弈的内在机理。
国际碳政治话语场域是以碳道德话语权竞争为核心的表演政治和以碳金融话语权与低碳技术话语权竞争为核心的现实政治的集合，前后两者分别构成了国际碳政治实践的“前台”与“后台”。
碳政治博弈是一个复杂难解的过程，从批评话语的角度加以解释不失为一个删繁就简的方法。透过道德话语权博弈的“表”得以窥见金融话语权和低碳技术话语权博弈的“里”：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而非北半球的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却热衷于碳政治话语权争夺，其道德的高调是为了掩盖背后金融和低碳技术领域的权力竞争，以及更深层的话语主导权、知识供给权和利益竞逐。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的进程中，不仅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发达国家参与国际碳政治的“后台”运作逻辑，避免陷入发达国家的话语陷阱，还应主动参与话语竞争，推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4期p113—p114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原题《国际碳政治的话语权博弈：基于批评话语的分析视角》，摘自《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5期，汪书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