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国的历史，毛泽东最熟悉法国近代史。在法国近代史中，他最感兴趣的是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最喜欢谈论的政治人物是拿破仑。毛泽东明确表示过，“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①。如果要量化的话，从1910年到1973年，毛泽东读谈拿破仑，不下40次。这只是为写这篇文章，查阅毛泽东著作和谈话记录的初步统计。
关于毛泽东阅读拿破仑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为什么喜欢谈论法国大革命，笔者已有专文叙述②。本文要梳理的是，在不同时期毛泽东是怎样根据实践需要来读谈拿破仑的，他希望从拿破仑身上总结出什么样的历史经验？
一、豪杰霸王：早年读谈拿破仑
清末民初，有两个外国历史人物在中国政坛和知识界享有特殊盛誉，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一个是法国的拿破仑。当时的人们，显然是把华盛顿和拿破仑这样的人物当做解国危于倒悬的希望。譬如，1903年益新译社和上海文明书局分别发行两种题为《拿破仑》的传记，前者的“译序”一开始就说：“古今之英雄，孰不推拿破仑为第一？稍知学问者，无不震之于拿破仑之名”。后者的“传序”说得更彻底：“中国人心之不振久矣，医国者无术以唤之起，不得不借助于人。拿破仑其扁鹊乎？”
毛泽东读谈拿破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1910年他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杰传》，读到华盛顿、拿破仑这些人物的事迹，曾感慨地说：“我们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人物”③。在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以后，回顾年轻时的思想探索，谈论中也总是涉及华盛顿和拿破仑。他经常讲，自己早年，“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④。“听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⑤“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⑥“小时候信孔夫子的封建主义，后来进了学校就信资本主义，觉得华盛顿、拿破仑了不起。”⑦“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⑧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些回忆中，反复出现当时“只知道”，很“相信”，觉得“了不起”，是“英雄”，“中国也需要”等等，表明华盛顿和拿破仑，已经成为毛泽东早年思想旅途中两个难忘坐标。⑨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毛泽东的独立思考日益深入，他对拿破仑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华盛顿和拿破仑虽然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但华盛顿的主要功绩在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独立建国方面，毛泽东一生对他都赞誉有加，甚至用“我们可以追认他为‘共产党’”⑩ 这样的话来表达好感。拿破仑则不同，他于法国大革命开始10年后的1799年发动政变，后来又改行帝制，搞军事独裁，不断地对外发动战争，企图把大革命的成果连带法国的利益扩展到整个欧洲。人们耳熟能详的“沙文主义”这个政治概念，由狂热拥护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的拿破仑士兵沙文而得名，也绝非偶然。五四运动前后，站在中国这样的弱国立场看拿破仑，其英雄形象自然要打不少折扣。
于是，“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11)，成为拿破仑在毛泽东笔下第一次登场的模样。他固然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但靠的只是不世功业。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圣贤，是有德有业、德业俱盛的人；豪杰，则欠于品德，只有大功大名(12)。
从客观上讲，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很可能缘于他的伦理课老师杨昌济。杨昌济在其《论语类钞》中引王夫之的话说：“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13) 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里记下此语，并说了上面那些圣贤与豪杰区别的话，才断言拿破仑是豪杰而非圣贤。此外，在杨昌济之前，中国知识界在传播拿破仑事迹的时候，即有人是从这个角度来描述的。在可能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拿破仑事迹的《盛世危言》里，便有这样的描写：“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倏忽败亡，亦固其所”。书中还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后，要求普鲁士赔偿巨资，普鲁士哀求减少一点，拿破仑非但不答应，还傲慢地回斥：“汝德人何敢与我战乎？”俨然是一个只行霸道、不行仁道的人，很有些像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样的描述，自然会对青年毛泽东的认知产生影响。
从主观上讲，毛泽东当时崇尚的，主要还是思想上、文化上和道德上有革命意义的“圣贤”人物，用他当时的话来讲，“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据此，他当时崇拜的是康德、托尔斯泰这些“大革命哲学家，大伦理革命家”，是谭嗣同、陈独秀这些“真理所在，毫无旁顾”的“魄力颇雄大”者。(14) 兵戎相见的拿破仑，固然“魄力颇雄大”，但毛泽东当时还不觉得他有“真理所在”，故而也难成为他心目中的正面英雄。不唯如此，一旦联系中国的现实，毛泽东甚至把拿破仑视做虽势焰熏灼却最终败亡的反面枭雄。例如，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毛泽东便把袁世凯比做拿破仑，进而认为袁世凯以及劝袁称帝的人，不懂历史，没有汲取中外历史上“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乃世间“最愚者”(15)。
拿破仑作为专制和靠武力说话的人格形象，在毛泽东那一代人成长过程中留下的印记是比较普遍的。因为他们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一个思想动因，便是反对军阀的压制和列强的侵略，拿破仑靠武力称霸之举，很容易使他们联想到中国所处的现实。因此，直到1943年，周恩来在批判蒋介石专制统治时，还讲到蒋介石所为，是近代“湘、淮军传统思想和拿破仑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16) 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周恩来当过政治部主任，让黄埔生读《拿破仑传》，当为不虚之事。需要说明的是，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军阀，也多少想学拿破仑，但多少也歪曲了拿破仑。拿破仑是有主义的，而绝大多数军阀没有主义，他们只看到拿破仑拥有的枪杆子。唯有点像拿破仑的是蒋介石，他有主义，也有枪杆子。中国共产党早年恰恰是只要主义和群众，而没有特别重视枪杆子，因此吃了亏。
逞强而以势迫人，最终都会因遭遇剧烈的抵抗而失败。这是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援引拿破仑事迹的习惯角度。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为了论述“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的观点，毛泽东举的史例，即“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是也”(17)。这里说的，是1814年3月31日，由英、奥、普、俄等欧洲国家组成的反法联军攻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一事。如此引用拿破仑的遭遇，在青年毛泽东的文章中绝非孤例。他立论的角度是，人的冲动欲望一旦冲破理智，就会不顾一切地勇猛前进，只有遇到了比欲望扩张更大的抵抗力，才可以将它打回。比如，“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想再做皇帝的”，因此西方历史上为了杜绝祸根，处死国王的例子很多，像“拿破仑被囚于圣赫利拿”，“总算很便宜的”(18)。又如，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对这样的人和事，“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19)
青年毛泽东还从这个角度来评论当时的国际关系。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订立的《凡尔赛和约》，使德国让出1/8的领土，并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在德国被迫接受条约后，法兰西举国高兴。毛泽东则提醒法国人不要高兴得太早。为什么呢？他想到了法国爆发大革命后，“深恶法国的民权自由”的欧洲各国组织同盟军干预并几度躏蹂法境，“结果遂崛起拿破仑，而有躏蹂德国，令德人头痛的事”。此后，拿破仑又重蹈覆辙，他的性格比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和节制，“拿破仑躏蹂德意志，分裂他的国，占据他的地，解散他的兵。普王屈服，称蕃纳聘。拿破仑何等高兴”。结果呢？却为后来普鲁士攻陷巴黎埋下了历史的伏线。由此，毛泽东提出疑问，《凡尔赛和约》针对德国的苛刻要求，“和拿破仑对待德国，有什么不同？”“包管20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20) 历史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在强势压力下被迫接受的《凡尔赛和约》，像一把利剑深深刺伤了德国的民族感情，也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伏笔。时间恰恰是20年，德国人真的给法国带来“一番大大的头痛”。
正可谓大扩张必遭大抵抗，大屈辱必起大反复。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格局，一国之所得，便是他国之所失，每次战争虽然都以拿破仑的胜利并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告终，但同时也播下了新的战争种子。这是青年毛泽东在拿破仑身上看到的国际关系中强者和弱者的大反复，而拿破仑捍卫法国大革命成果进而影响历史进程的传奇，在他眼里，不免有些模糊。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多棱镜，承载历史的中心人物，其性格和主张以及行事原则，自然也不会是单纯的。
二、军事成败：延安时期读谈拿破仑
延安时期，拿破仑的形象，在毛泽里眼里发生一些变化。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阐发抗日战争方针的过程中，拿破仑作为军事统帅的形象在毛泽东眼前凸显出来。
拿破仑一生几乎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他一共指挥了大小50多个战役，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此前西方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军事统帅。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笔下第一次出现有关拿破仑的事，却不是用兵，而是用笔。他在1936年12月写给女作家丁玲的那首《临江仙》里说：“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里引用的是拿破仑的名言，即“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三年后，他在题为《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演讲中再次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21) 在中国革命史上广为宣传且大有效果的“两杆子结合”思想，竟然是从拿破仑的一句话中引申出来的。
不过，对中国革命和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来说，“两杆子”中最要紧的还是枪杆子，即怎样指挥“毛瑟枪”来打败敌人。为了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在1938年精读了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每天读了多少页，他都记下来，时间是1938年三四月间。(22) 此后，毛泽东又专门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集体阅读这本书，还请懂得德文的何思敬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讨论一章。
正是在精读《战争论》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拿破仑的军事指挥艺术有了更多的了解。克劳塞维茨参加过欧洲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他研究了1566年至1815年间所发生的130多个战例，并总结了自己所经历的对拿破仑的几次战争的经验才写成《战争论》。该书对毛泽东影响很大的观点除他经常引用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外，还有战略上最重要的准则是集中优势兵力，防御和进攻是互相转化的等等。据参加《战争论》读书小组的莫文骅回忆，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23)
拿破仑在20年间，曾指挥法国军队同几乎整个欧洲的军队作战。虽然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战役中都取得了胜利。从指挥艺术上讲，最突出的原因就是毛泽东说的集中优势兵力。集中优势兵力，对军事统帅来说似乎是个常识，但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何集中兵力，并且能够打败强敌，却不是一般统帅能够办得到的。拿破仑指挥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可称为经典。当时，法军有7.3万人，俄国和奥地利联军有9万人。拿破仑以1万法军吸引联军4万人，集中6万人攻击5万联军，结果大胜，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对这样的战役指挥，毛泽东习惯于从辩证法的角度作分析，认为客观事物的矛盾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拿破仑的多数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24)“为什么拿破仑一生的战争大都与胜利联系着，而滑铁卢一战却军败身俘一蹶不振呢？”原因就在于“过程就发生矛盾，而且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变化”(25)。
关于拿破仑军队的战斗力来源，毛泽东后来还从别的角度谈论过。比如，在军队作风上，他说拿破仑领导军队时，不许打人骂人(26)。在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上，毛泽东认为：“热武器，能打八百公尺的步枪，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拿破仑的军队就是使用这种步枪的。恩格斯说，因为有了步枪这种武器，法国军队的组织就改变了，战斗力大大加强了(27)。拿破仑之所以能横行欧洲，在军器上的原因，就是这个。在政治上是因为他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28)。
但是，当毛泽东把目光从历史的大过程收回到具体的战场，拿破仑指挥的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在毛泽东笔下，则成为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相互转化的一个反面例证。
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第一阶段（1812年6月至9月）是法军进攻，俄军败退，直至莫斯科沦陷；第二阶段（1812年10月至12月）是法军退出莫斯科，俄军开始反攻，到法军被彻底击败，退出俄境为止。在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中，为强调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不要轻易讲战略决战，毛泽东提出要勇敢地采取“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29) 这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说：历史上的战争有一个阶段就完结的，例如1905年的日俄战争，只有日军进攻，俄军败退，就结束了。还有一类战争，“虽则两军强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优良条件，给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因此是“以两个阶段宣告完结。例如法俄战争，拿破仑从进攻到退却，俄国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30) 原先占优势的一方之所以会从进攻转向防御，原因是“占地越多，危险也越大，如拿破仑，如马其顿王亚历山大”(31)。
为捍卫和扩大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拿破仑率领他的军队踏遍欧洲大陆，并建立了许多“卫星国”。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此时的拿破仑，“占地越多，危险也越大”。当拿破仑在1812年把战争之剑指向妨碍他主宰欧洲的主要障碍俄罗斯的时候，战争的转折点出现了。无论对正在艰苦卓绝进行抗日战争的中国人，还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发生在拿破仑对外战争中的这个转折点，都格外有现实的启迪意义。毛泽东在一篇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文章中，就从1812年拿破仑兵败莫斯科，联想到了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历史好像在一模一样地重演，相隔100多年的两场国际战争的转折点居然在同一个地方发生：“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32)
100多年前的俄国人，是怎样战胜强大的拿破仑军队的呢？解释其中缘由，对正在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共领导人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不少将领比较轻视游击战。毛泽东、朱德和陈昌浩、刘亚楼、萧劲光、郭化若等人经过反复讨论，撰写了一批关于抗日游击战的文章。1938年7月，延安据此印行了一本署名“毛泽东等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在这本书中，专门用俄军打败拿破仑的战例，阐述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
1812年9月，法国拿破仑以气吞全欧之势，率领十万步骑炮的大军侵入俄国。当时在俄国弱而无备的正规军实行集中之前，主要的是用坚壁清野与哥萨克骑兵及一部分农民自卫的游击队，节节妨碍法军的前进。在鲍诺丁之役，俄军战无结果之后，断然放弃莫斯科，重整兵力，而以各五百人的九个游击支队，加上广大的农民自卫游击队，不断扰乱，疲惫与打击法军，使其再不能进展。10月，法军因冻饿受困不得不实行退兵之时，沿途的游击队大大地起来，配合正规军的战略反攻，截击和追击敌人，打败法军，使雄绝一时的拿破仑大军几于全军覆灭。游击队俘获不少的官兵，缴来不少的枪炮。俄军的这一全胜战，虽然有它当时制胜的各种条件，主要的还是依靠俄国的正规军，然而游击战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
1938年，延安还印行过署名“朱德、毛泽东著”的《游击战讲话》，里面再次引证了1812年俄国抗法战争中农民参加游击战的史例，还充满感情地描述说：“当时俄国的农民奇击的功劳是不小的。这些武装的农民非常勇敢，胸上佩着十字架，手里挥着农具，来参加最悲壮的战斗。他们的奇击，简直使得当时法国的军队一睡一饮之无暇，周章狼狈，流离败窜。”(33) 一直到晚年，毛泽东谈到拿破仑的莫斯科之败，依然不无感慨：冬天不能度过俄国的严寒啊，也没有粮食，主要没有群众拥护，俄国人民不合作(34)。
如果说，拿破仑在青年毛泽东眼里，主要是一个霸道的豪杰枭雄，那么，在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眼里，拿破仑则主要是一个有战争智慧的军事统帅。为着领导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对日作战，毛泽东从拿破仑以少击众的胜利中，汲取的经验是要善于集中兵力；从他以强击弱的失败中，看到的经验是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妙用。这两点，事实上也是军事大家毛泽东此前和此后在敌强我弱条件下最为推崇并且娴熟的用兵之道。
三、革命经验：新中国成立后读谈拿破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论拿破仑，其思考的主题，是总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捍卫法国大革命成果并扩大其影响的历史经验。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间虽然不是最早的，但其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剧烈，内容之彻底，影响之广泛，却无出其右，这是毛泽东感兴趣的原因。他说：“法国的革命比英国的复杂，反反复复，经过多次战争。”(35)“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开始了。但这个革命失败了。后来，就是帝制，拿破仑上台。以后又有几次曲折，时而共和，时而帝制；有革命，有复辟的，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的第二共和国。”(36) 所以，“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37)。
的确，越是复杂的历史事件，越是曲折的革命过程，也就越有经验可以总结。何况，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复杂和曲折，早已浓郁地积淀在毛泽东的胸中，似乎等待着来自异国异代的典型人物，走进去扣发共鸣，实现升华。
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挟带着热气腾腾的革命经验，出现在毛泽东的阅读视野时，他从下面两个方面突出感受到他们的价值：一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依靠的力量来自何处？二是这场革命的进步意义和它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
毛泽东的答案是基层群众。谈到拿破仑执政之前的情况，他推崇山岳党领袖罗伯斯庇尔，称之为“英雄”，还说：此人是个乡下小律师。到巴黎来结结巴巴，讲不出很好的巴黎话。他就依靠那个长裤党，穿长裤子的，就能够打败所有的敌人。(38) 所谓“长裤党”，即来自法国底层的群众。这个说法，反映了毛泽东关于革命依靠力量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一贯主张。
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有力量的基层群众，当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之一，则是让农民得到土地，由此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后期，拿破仑坚定地维护了这份政治遗产，从而使他的军队具有非凡的战斗力。对此，毛泽东多次谈到：
法国大革命时，保皇党是不愿意解放农民的。吉伦特的那个党也不愿意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后来彻底解决法国农民的要求的是山岳党，罗伯斯庇尔。山岳党不是共产党，我看比好多共产党高明……我讲法国的历史就是说明要取得农民的拥护。(39)
在政治上是因为他（拿破仑）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法国农民愿意跟着他打仗。(40)
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的支持。当然，他是资产阶级，你们是共产党，性质不同。(41)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不可回避的内容，是衡量民主革命是否彻底的标志，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获取支持的力量来源。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拿破仑军队的面貌，他的士兵大部分是分得土地的农民，不少军官都出身下层，拥有很强的战斗力。恩格斯谈到普鲁士在拿破仑军队的进攻下节节败退的原因时指出：“依靠经常处于被逐出自己家园的威胁之下的服徭役的农奴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的子弟的。”(42) 这个说法，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吻合。
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得到农民的拥护，谁得到农民的拥护谁就得到中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历史逻辑来做的，并且一直把拿破仑的做法作为一个成功的例证。例如，中共中央1927年4月发表的一个宣言指出：“若不经过农民革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不能够建设的。法国农民拥护拿破仑20年，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对于农民给了一个改善的办法。”“法国农民帮助拿破仑战胜封建的欧洲。中国的农民将拥护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统治。”(43)
早在1925年就提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毛泽东，更是经常谈到拿破仑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从事土地革命的必然性。据美国记者白修德回忆，毛泽东在延安和他谈话时，便“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农民的进步意义”(44)。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为说明这场运动的性质，毛泽东提出：分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私有制变成个体农民私有制，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拿破仑也分过。(45) 他还比较了一些西方国家在民主革命中进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情况，认为英国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封建土地制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大都和我国现在这样先进行土改，后发展工业的情况不相同。“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46) 意思很明显，在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验的比较中，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做法，是最彻底的，因而也是最典型的。
再说第二个问题。
毛泽东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进步意义的推崇，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以贯之，这反映在他对法国大革命具体过程的描述之中：
法国1789年到1799年革命，开头是搞民主，但要皇帝，搞君主立宪，是改良主义。到1791年，皇帝也维持不下去了，想跑到东部去找保皇军，到中途被抓回去了。你要跑，又要投降敌人，1793年就把皇帝杀了。这一下，就把欧洲惹翻了，因为欧洲国家大多有皇帝，就引起国际干涉，英俄组织五次反法同盟军，占领了土伦。保皇派军官也跑到外国去了。后来才解决了土地问题，当然不像我们的土改，并组织了国民自卫军。(47)
罗伯斯庇尔资产阶级左派专政时，法国扩大到了莱茵河流域。那时，法国完全孤立，英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俄国都起来反对法国政府，反对法国大革命。(48)
砍了路易十六的头，全欧洲都攻你们，全欧洲联盟都进攻你们。说你们把国王杀了，犯了大罪啊。欧洲的国王一齐来反对你们。对卖国贼，杀得好。(49)
对改变全世界的政治形式，法国的影响很大。我所说的形式，就是说君主制改变为民主制。那个时候，整个欧洲都反对你们，打到巴黎附近。总之后来罗伯斯庇尔、拿破仑把所有的包围圈都打破了。(50)
这些谈话，传递的中心意思是，法国大革命最根本的贡献是把封建君主制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随后又成为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大革命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是当时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进步。唯其如此，这场革命无论是在法国内部还是在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都以罕见的冲突形式向前滚动。在国内，有革命派与保皇党的斗争；在国际关系上，有五次反法联盟的围攻；即使革命阵营，也有左右之争。在如此乱局中，拿破仑脱颖而出，也就势所必然。革命年代需要并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强势英雄。拿破仑在国内捍卫和巩固大革命的成果，在国外打破欧洲各国的包围，也就有了非他人所比的进步意义。法国大革命这种典型过程，也从一个角度让人想起中国革命的剧烈而曲折的进程。这或许是毛泽东反复同人谈起法国大革命过程，肯定拿破仑的兴味所在。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意义还不止此。拿破仑称帝，搞军事独裁，确有为后人诟病之处。但恩格斯仍然认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51)。在这个阶段，拿破仑军队所到之处，客观上就像清扫肮脏的牛圈一样，使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和各国贵族僧侣们的封建统治土崩瓦解，由此“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52)。毛泽东正是从这个角度，肯定了法国大革命这艘携带暴风雨的船，在拿破仑的操纵下，从两个方面为欧洲“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一是推翻封建制度，二是促进小国林立的民族地区变成统一的大民族国家：
法国人，把欧洲的封建制度扫得差不多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拿破仑的前一段都是肯定的。(53)
19世纪初，意大利有十几个国家，是经过战争统一的。开始是加里波第从西西里岛向北打。后来拿破仑把北部统一了，这也是个贡献。拿破仑一倒台，各国又纷纷“独立”，后来是资产阶级统统把这些王国削平，把意大利统一了。(54)
拿破仑使欧洲一些国家变成大民族国家，也起了作用，德国、意大利，原来分成许多小国(55)。
在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中，拿破仑本人最为看重的，是他主持起草并以他的名字传世的《拿破仑法典》（《法国民法典》）。在最后的岁月里，他曾说过一段名言：“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56) 恩格斯也高度评价说，《拿破仑法典》“总结了革命的全部法规”(57)。今天的法国人不是因为拿破仑打了许多胜仗才称他是“天才”，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凝聚在这部法典当中，并成为法国人现行宪法和制度框架的基础。对此，毛泽东也是欣然认同的，并且不只一次地补充说：“拿破仑研究过罗马法典，他搞了个拿破仑法典”(58)。“罗马法典，他也读过啊。他所以能创造法国的法典，就是因为他读过罗马法典。”(59) 在这两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以自己没有研究过《罗马法典》和《拿破仑法典》而引为憾事。
走笔至此，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谈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都出自会见外国来访者的场合。原因说来简单，这与他当时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有关。他的判断有一条主线，就是革命与战争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主革命的运动，最为他所关注。这是他不断同亚非拉国家一些政治家谈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原因之一。譬如，他和委内瑞拉的客人说：“前些时，南非联邦共产党派人来中国学经验，我告诉他，资产阶级的革命经验我们也要研究，比如孙中山的革命经验、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验，都可以作为历史过程加以研究。”(60) 他又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讲：“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讲了法国大革命的具体过程后，毛泽东还补充一句：“我讲法国的历史就是说明要取得农民的拥护”(61)。毛泽东谈论法国革命经验的针对性，不言而喻。
四、国际战略：晚年读谈拿破仑
最后说说毛泽东对拿破仑失败原因的解读。这是毛泽东晚年谈论拿破仑的主要话题，并且与他当时对国际局势及中国处境的判断有关。
毛泽东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经验时，多次谈到欧洲各国的干预和包围，不能不让人想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封锁包围的现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先后与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签订双边条约，以及同其他周边国家签订《马格达条约》、《东南亚条约》等，在中国的东、南、西三面形成了包围圈。6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苏联在中国的北部又陈兵百万。这些，不仅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威胁，即使外国人也看到了中国所处的不利环境，并且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的处境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形联系起来。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说到法国大革命“整个欧洲都反对你们，打到巴黎附近”时，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便直接比喻说：“当时我们被包围的形势比现在中国被包围的形势还要严重，整个边界上都是武装的军队”。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又明确讲：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全世界都反对我们，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美国，一个苏联。美国说我们比希特勒还要坏。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说，赫鲁晓夫请他帮助反对中国。他把这个话讲给戴高乐将军，讲给杜勒斯，总而言之逢人就讲。他高兴赫鲁晓夫反对中国。所以我们总感觉西方各国有一股潮流要推动苏联向中国。苏联野心很大呢。整个欧洲、亚洲、非洲，它都想拿到手”。随后，毛泽东便和蓬皮杜谈起拿破仑称霸欧洲而遭受失败的具体情况。
立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肯定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打破欧洲五次反法联盟的正当性，但拿破仑后来超出为捍卫革命成果而战的范围，去侵占别国领土，性质便发生了变化。虽然多数战役的胜利不断增强了法国的地位，但始终无法实现独霸欧洲的目标。这时候的拿破仑，在毛泽东心目中也就成为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62)，甚至是“大殖民主义者”(63)。不知道毛泽东在作出这些评价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想着当时被他认为“野心很大”的国家，以及试图“推动苏联向中国”的国家。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凡是野心勃勃地侵占别国的国家，结果都会失败。
关于拿破仑的失败原因，毛泽东从政策和战略角度有不少具体评述：
他（拿破仑）是偏要侵略别的国家的。他吃亏就吃在侵略的地方太大了，树立了太多的敌人。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同他作战。法国当时的人口是2800万，这是讲法国本土。当时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都被他占领了。后来他还占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以前还占领过埃及和叙利亚。他占领得太多了。树敌太多。(64)
拿破仑时农民拥护，后来的政策就不好了。他犯了两个错误，攻打西班牙和葡萄牙吃了亏，西班牙家家户户打游击，然后是打俄国。他和英国是死对头，也不讲一点妥协……得罪的人太多了。拿破仑后来的政策是不好的。(65)
（拿破仑）这个时候力量就不足了。他的失策是不应当进攻俄国和西班牙。西班牙用游击战争牵制了法国二十万还是四十万军队。(66)
后头拿破仑占领了差不多整个欧洲。此人后头犯了错误，政策也是不大对了。第一是不该去占那个西班牙，第二是不该去打俄国。又是冬天，你不能过冬。入冬为什么不可以呢？俄国人烧房子，就没房子住。打莫斯科不打彼得堡，一下子把沙皇抓住……拿破仑还犯了一个错误。他的海军比英国弱，跟英国打了一仗，就被消灭了。(67)
拿破仑晚年的政策不那么高明。一个不该占领西班牙，引起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反对他。二不该去打俄国。不晓得为什么，不论拿破仑也好，希特勒也好，到了俄国就不行了。(68)
拿破仑占领埃及，激发了人民的革命感情。拿破仑不该杀死几千投降的军队。(69)
他反对英国，封锁英国货物的政策搞得不好。结果封锁不了。主要在棉布、白糖、咖啡这些物资。再呢，海军不该跟英国海军打。如果保存海军，拿破仑最后失败了，也可以跑到美国去。(70)
毛泽东反反复复地谈论这些，有对历史的总结，有对英雄的惋惜，有立足现实国际关系的考虑，更透露出中国受到当时霸权国家威胁的一种特殊心境。什么心境呢？毛泽东1972年7月10日同法国外长舒曼讨论拿破仑失败时说的一段话，或许传递出一些信息：
你让人家来，好打，你去打人家，就是不好打。现在我是事后诸葛亮。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又没有当他（拿破仑）的参谋长。我是打过仗的，我不是搞文的，是搞武的啊，打了二十几年仗。所以谁要来打，人要想一想。
显然，毛泽东晚年谈论拿破仑四面树敌的国际战略，已经同20世纪70年代美苏称霸世界的国际格局，以及中国当时面临的战争威胁，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强大的拿破仑军队的最终失败中，他看出失道寡助的历史规律，彰显出中国不怕霸权国家威胁的信心。
五、结论
结论之一：毛泽东总体上怎样看拿破仑
“去打人家”的拿破仑最终失败了，但他依然是英雄。这是毛泽东晚年评价拿破仑的基调。对如此这般的英雄，毛泽东很关注历史上同拿破仑有瓜葛的一些国家对他的评价。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谈到，英国人“一派是同情拿破仑的，一派是不大同情拿破仑的”，“几十年前在延安的时候，有个俄国人，(71) 我问过他对于拿破仑的认识怎么样。他表示很尊敬，说拿破仑是了不起”。毛泽东还说：“不晓得有多少拿破仑的传记，有法国人的，有俄国人的，有英国人的，就是没有中国人写的。”但他明确表示：“中国人是欢迎他的。”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时，毛泽东说：拿破仑，无论怎么样，使后人向他表示学习。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这样好一点啊，那个人相当聪明。
一千本拿破仑传，就有一千种拿破仑形象。划时代的革命及其代表人物，有的会闹出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但评价泥沙俱下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主要是看其代表的历史力量和前进方向。拿破仑虽有这样和那样的失误，但毛泽东一直看重他代表进步力量扫荡旧物的革命意义。
结论之二：怎样看毛泽东读谈拿破仑
人们总是从自己的经历和认知水平，特别是所从事的事业角度，来理解和阐发重要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的。对那些不是在书斋里讨生活和经营事业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来说，尤其如此。毛泽东读谈拿破仑，既是“我注六经”，也是“六经注我”，由此形成他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不同阶段的思考重点：年轻时从圣贤理想角度来援引和议论拿破仑的人格形象，延安时期立足抗战需要来探讨拿破仑军事指挥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内外形势出发总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革命经验，晚年则根据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思考拿破仑在国际战略上的失误。这种阅读，实际上是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是思想和经验的交流。书被读活了，历史人物也被读活了。反过来说，也只有拿破仑这样曾经影响过历史并在许多方面留下遗产的人物，才可能在后人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中，绵延出这些丰富的侧面，不断地鲜活起来，从而和后人的实践有了某种精神上的关联。
注释：
① 毛泽东会见弗朗索瓦·贝纳尔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月30日）。
② 陈晋：《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谈法国近代史》，《党的文献》2011年第1期。
③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2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⑤ 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8日）。
⑥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2页。
⑦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的谈话记录（1968年11月28日）。
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
⑨ 崇拜拿破仑和华盛顿，是清末民初有志之士比较普遍的现象。比毛泽东大7岁的朱德也曾回忆：“拿破仑算是不错的。我小时候非常喜欢他，也喜欢华盛顿。”《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页。
⑩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59—560页。
(11)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1页。
(12)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31页。
(13)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69页。
(14)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75—576页。
(15)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4页。
(16) 《周恩来政论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443页。
(17)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60页。
(18)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1页。
(19)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页。
(20)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29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57页。关于拿破仑的这句名言，孙中山曾有类似引用。1922年8月24日，他在《与报界的谈话》中说：“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常言谓：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1922年10月17日在《致〈觉民日报〉函》中，他又说：“拿氏谓：‘报纸功力胜于三千毛瑟’”。
(22)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82—283页。
(23) 莫文骅：《永不磨灭的怀念》，《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1页。
(25) 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的讲授提纲（1937年8月）。
(26) 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27) 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参见《反杜林论》。原文是：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的这种新的作战方式，“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兵士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末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2页。
(28) 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64年2月9日）。
(29)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7页。
(3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77页。
(31)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1941年10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3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88页。
(33) 在其他八路军将领单独发表的著述中，谈到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也常常援引俄国抗法战争的经验。1938年朱德在延安出版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明确提出抗日游击战“是争取这一战争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例证就是1812年俄国抗法战争时，“由农民和小部队的军队混合编成的游击队或单由农民编成的游击队，竟然完全破坏了法国军队的后方工作系统，并且，使法军几乎饿死”。1938年10月1日，叶剑英在《国民公论》上发表的《以抗战经验说到当前战局》，详细叙述拿破仑军队在俄国遭受失败的过程后，进一步发挥说：“要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起来进行空室、清野。使在莫斯科对付拿破仑的办法，在中国的各市镇、各乡村，普遍地采用起来。”
(34) 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4日）。
(35) 毛泽东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36) 毛泽东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友好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8年5月24日）。
(37) 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38) 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10日）。
(39) 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记录（1970年5月1日）。
(40) 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64年2月9日）。
(41) 毛泽东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的谈话（1966年11月8日）。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43) 《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4月20日），《向导》第194期，1927年5月1日。
(44) 白修德：《不可磨灭的印象》，阿古拉泰主编：《一百个名人眼里的毛泽东》，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428页。
(45) 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4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25页。
(47) 毛泽东晚上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一些军队领导同志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
(48) 毛泽东会见由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中央政治局委员奥斯瓦尔多和迪诺组成的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8年8月13日）。
(49) 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10日）。
(50) 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4日）。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5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14页。
(53) 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54) 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8年8月13日）。
(55) 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记录（1970年5月11日）。
(56) 俞曾元：《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35页。
(58) 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8年8月13日）。
(59) 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60) 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巴西专家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
(61) 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记录（1970年5月1日）。
(62) 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记录（1970年5月1 1日）。
(63) 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68年8月13日）。
(64) 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21日）。
(65) 毛泽东会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谈话记录（1970年5月1日）。
(66) 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4日）。
(67) 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的谈话记录（1972年7月10日）。
(68) 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谈话记录（1973年6月22日）。
(69) 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谈话记录（1973年9月23日）。
(70) 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71) 指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他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