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因亲历西方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决心教育救国。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重庆南渝中学。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结合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作出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 南开学校 “允公允能” 教育救国
“绩著南开、教泽广布”是李鹏同志为纪念张伯苓先生诞辰110周年而书写的题词，它高度概括了张伯苓先生极不平凡的教育人生。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以字行，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他从青年时代起立志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我国的近代教育事业，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先后创办了包括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以及经济、应用化学研究所在内的完整、系统的近代教育（科研）体系。他担任南开校长凡四十余年，不仅独创性地探索出中国近代私立教育办学的成功之路，而且还在近代教育史上，颇具匠心地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于当时中国国情的教育思想、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成效显著。其中，他经过多年的总结和思考，为南开大学制定“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著名校训，尤为影响深远。因为如此，使“南开学校”得以不断的发展，并逐渐形成其优良的校风。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声名远扬了，成为中外各界人士交口赞誉的著名私立学校。
在这一成功范例的背后，其实蕴涵着张伯苓先生十分丰富而又深刻的教育理念和孜孜不倦的教育家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所有教育理念和因此产生的所有办学经历，实际上是在试图解决一个最重要的时代性主题，这就是“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问题。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来改造中国人在精神上、身体上、乃至思维方式上的种种传统陋习，使之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的迅速变化，和世界进步文明有机的融合起来，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这是张伯苓先生终生从事于教育事业并为之奋斗到底的重要缘由。这就更加显示出他的教育人生的崇高和教育思想的深邃。下面，仅就其中几个方面略作初探。
一、张伯苓极不平凡的办学生涯──从私塾到西式中学堂再到私立大学
中国近代史上的无数英雄豪杰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救国图存之道。其中，一些有识者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屡遭列强的欺辱，主要原因是民众没有受到科学技术的教育，民族文化素质低，只有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发展中国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才是最终走向强国之路的根本途径。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是代表者，张伯苓也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像所有中国近代舞台上涌现出来的仁人志士的生存境遇一样，张伯苓也是在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饱尝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之危难时刻，在不断受到民族濒临灭亡的强烈刺激的时代背景下，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即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令张伯苓永生难忘的一幕民族惨败的悲剧，最终促使他走上了这条义无反顾的救国之路：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以强租“租借地”为形式的宰割中国领土的狂潮，1897年，当俄国占领旅顺以后，英国决定占领威海卫，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利用中日甲午战争之机，拥有了在威海卫的驻兵权，以要挟清政府偿付战争赔款。软弱的清王朝竟然答应英国的要求，应诺英国：等日本一旦撤兵，威海卫立即“租借”大英帝国！1898年，刚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正在“通济”轮上服役的张伯苓亲眼目睹了日、中、英三个国际地位截然不同的国家象征----国旗在一天之内的轮番降升！那次的奇耻大辱深深震撼了他，于是毅然中断了海军生涯，发誓献身教育的“自强之路”。他痛苦地回忆道“其时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济轮上服务，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与此时”。⑴他清楚地看到“国事日非，外侮频亟”，面对“千钧一发之秋”的严峻形势，他认为“要救中国非从教育入手不可”。⑵并指出，“眼看列强要瓜分中国，于是立志要救中国，也可以说自不量力。本着匹夫有责之意，要救国，救法是教育。救国须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先改造人”。⑶于是，张伯苓决定弃武从文。1898年11月，应天津名绅严修的聘请，在严氏家塾任教师，教授英文、算学、理化等“西学”课程。完成了从“海军军官”到“新学教师”的社会角色的转变。从此，他与严修合作，共同创出了一番宏伟的事业，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教育历程。
张伯苓在开创教育的过程中，除了基于挽救民族危机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同样对他的人生道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严修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南开学校的初创时期，严修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严修（1860---1929），字范孙，是清末赞成变法维新的天津著名士绅。曾任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等职，但是他并不留恋官场，却更热心于办教育。1897年，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摺》，提出改革科举制，开设经济特科，以广求人才的变法主张。戊戌维新失败后，他乞假归里，开始大力提倡新教育。聘请张伯苓到家里为子侄授课，教授“西学”，名为“严馆”，开风气之先。这个看似像封建社会颇为典型的“私塾”家馆，却奠定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南开学校的最初基础，而张伯苓也受到严修的器重。在清末的“新政”中，他俨然成为天津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并先后在直隶学务处和清学部中担任要职，卓有政绩。天津所兴办的近代新式学校，与他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1903年，他率先联合林墨青、大盐商卞氏等社会名流，创设天津私立第一、第二两所小学堂，开民办小学堂的先河；又创设劝学所,废置城隍庙改办教育，创办官立男小学十六所、女小学十一所。陆续开办天津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政法学堂、直隶高等工艺学堂等新式学校。⑷他还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被尊为南开“校父”。1898年，他除了创建严氏家馆，又办严氏女塾，时人称其为天津“女学振兴之起点”。1904年在严家的一所小偏院里，张严二人共同创办了私立“敬业中学堂”，1907年又在天津“南开洼”的地方，得到天津著名士绅郑菊如捐助的土地，在此建筑新校舍，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又改名为“南开学校”。他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品德修养的教育，亲自为南开题写“容止格言”。⑸民国成立后，他与张伯苓一起动员社会集资捐助，先后成立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到二十年代末南开教育形成了从大学到小学的完整系列学府。为了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张伯苓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严修也去美国考察教育。1918年末他们回国后，即奔走各地筹集办学经费，严修率先垂范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1919年他捐赠购书款2千美元、中文图书共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对严修的知遇之恩和鼎立相助之举动，张伯苓始终如一地牢记于心。他感慨道：“真万幸，遇到严先生，让我去教家塾。严先生之清与明，给我极大的教训。严先生做事勇，而又不慌不忙。有人说，旁人读书读到手上来了，能写能作，或是读到嘴上来了，能背能说，而严先生读书，真正见诸实行。我们称赞人往往说某某是今之圣人，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他那道德之高，而不露痕迹，未尝以为自是好人，总把自己当学生。-----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我个人真万幸，在严先生指导下作事。” ⑹张严之间非常默契的兴教办学之路，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值得强调的是，张伯苓“教育救国”还有更深层次的动机蕴涵在其中。他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思路，就是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基于“救国必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则先改造人”的教育理念，张伯苓在教育实践中非常自觉地把“教育救国”与“改造国民性”这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支撑他从事教育事业的最为关键的契机。我们从他多次的言论当中很清晰地看出这一点。他对当时的中国国情可谓洞细入微、针贬时弊真是入木三分！尤其对民国初年的各种腐败现象、国人麻木不仁和一盘散沙的状况，深感痛心。他指出“近日屡感触于社会之恶习，益觉中国前途之可惧”、“观社会腐败之现状，每况愈下，又不禁肃然为之惧”，“自鼎新而后，所改者有用无用之名词，实事之增加者，社会中之嫖赌也”。⑺他痛苦地分析道：“国内之纷争日裂，人民之痛苦日深，政体虽更，国乱如故。近日东南、东北干戈迭起，实业停顿，教育破产，最可病者，国人经过此种之政变，忘其责任之所在，一任此辈军阀政客之妄为。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其有真心为国为民族而革命而改造者，盖鲜有起人。” ⑻中华民国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一切依然如故，增加的只是社会动荡和民不聊生。
民国初年，他去东三省作讲演。轮换乘坐了日本、俄国、中国三国管理的的铁路，沿途的亲身体验和所见所闻，使他感触颇深。强烈地刺激他思考增强国家意识、提高国民素质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他失望地看到“吾中国人既日俄之不如，而其松懈懒惰之状，即较之韩人亦略有差”，某些国人“遇事推诿，不善组织。私事尚肯为力，一遇公事，则非营私即舞弊，惟尔诈我虞，故冰消瓦解”。⑼面对一般民众的消极现状，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的途径，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大声疾呼：“夫中国当此千钧一发之秋，所恃者果何？在恃教育青年耳”，⑽ “欲与他国争衡，最紧要之方法，亦惟归诸教育”。⑾同时，他意识到，振兴中华的希望绝不能寄托于军阀和官僚，“将来中国之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⑿，“今吾中华民族所最缺乏者，能引领全族出此迷津之领袖。南开大学即造此领袖之所望。” ⒀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张伯苓为什么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一个私塾家馆起步，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南开学府。很显然，一种沉痛厚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已经深刻地印入到他的教育理想之中，他已经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化成不断开创教育新局面的强劲动力。
二、教育目的和培养方针
只有摸准教育对象的“病灶”，方可“对症下药”。根据多年观察，张伯苓认为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愚”、“弱”、“贫”、“散”、“私”。他说，“上述五病，实为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苓有见及此，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人才，故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之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如何“医治”这五大病症，是张伯苓确定教育目标和方针的立足点。1934年，他在《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精神》的演说中，总结了办学的目的和办学总方针。他说：“要救国，救法是教育。救国须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先改造人。这是总方针。---中国人道德坏、智识陋、身体弱，以这样的民族，处这样的时局，如何能存在？”怎么办呢？他指出，“方法是以教育来改造中国，改造什么？改造他的道德，改造他的知识，改造他的体魄。”最终达到“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总目的。
随着“南开学校”的不断发展，他对教育理念的认识也随之日臻成熟，对现代教育内涵的理解更加深刻。在早期，他认为教育之目的是传授近代科学知识，培养个人能力，学以致用。这期间，张伯苓与同时代的教育家区别不大，以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理论和体制为主。例如，他在《访美感想》中认为：“今后教育当（一）尚实（勿虚）（二）尚理想（勿妄）（三）按科学法教之做事，----（四）当利用物质，利用科学。学科学当学其方法，如观察、实验、公式等，（五）当学组织（六）当学社会科学，即打破旧家族制度，而成国家。”⒁他服膺“学以致大，学以易愚，学以救国，救世界，学能求真理又能善人格”的真理。他说：“南开大学教育的目的，简单地说，是在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张伯苓的思想略有变化，提出中国教育“土货化”。更强调个体之间的团结互助，强调精神气质的培养，认为教育之目的在“为己为群”。他指出，“我以前终以为中国之弱，是只在我们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并且想以我们四百兆之众，苟有一天能与外人一人抵一敌，则中国之强可翘首以待。故一向对于教育方式，都按此目标进行。怠至近来，因经多方观察，觉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能力，而在个人缺乏合作精神。”因此，他认为“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要使人民有组织的能力，合作的精神，负责任肯牺牲，没有名利之思，不做意气之事，什么事都以国家为前提，如此人才，将来组织政府才能使政途清明，政治巩固。这正是我们训练的目标，也正是我们南开的新使命。”⒂按照这种理念，张伯苓认为南开教育的宗旨应“使学生‘自动’、‘自觉’，自负责任，以求上进”，他说：“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国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对症下药，即：1、注重体育，锻炼强健之国民；2、注重科学，培养丰富之现代化知识；3、注意精神的修养，向深处培，向厚处培----，整理中国固有之文化，择其适合于现代潮流者，阐扬广大，奉为国魂，并推而广之，以求贡献于世界。”⒃
教育目的既定之后，张伯苓据此提出了“允公允能”的著名南开校训，作为培养人才的基本方针。
所谓“公”者，是指培养人的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也就是张伯苓特别强调的“国民之自觉心”、“公德心”、“爱国心”。他说“惟‘公’故能化私，化散，团结合作，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所谓“能”者，是指培养人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需要的各项能力。既包括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的培养，也包括身体心理素质的锻炼，同时还包括团体的组织协调能力。“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只有按照“公”、“能”二字去培养和熏陶学生，人的素质才能提高，民族之病症方可治愈。 所以，张伯苓言道：“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他在回顾南开经验时，总结道，“四十年来，我南开学校之训练，目标一贯，方法一致。根据教育理想，制定训练方案，彻底实施，认真推行，深信必能实现预期自效果，收到良好之成绩。”⒄
“允公允能”的方针，是张伯苓教育思想体系中的精华。其中，他最重视的就是“公”的教育。这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来讲，非常切中要害。张伯苓认为，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落后固然是重要的，但并非唯一原因。他更关注的是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应该如何面对外部力量的严峻挑战。他在思索：中国传统文化在伴随着罪恶战争阴影下的近代化进程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是消极抑或积极？人们以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中国梦寐以求的强国之梦即刻实现，但现实无情地告诉人们，近代化之路十分遥远。于是，人们认为，除了引进西方科技、西方政治制度，还要学习西方精神，诸如“自由”、“民主”这些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之上的思想。但是，又容易造成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水土不服”。持“全盘西化”的学者偏激之见往往落空，其原因大概如此。张伯苓则比较冷静，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能从西方文化中吸收其精髓成分，例如“社会公德”、“自觉心”；同时，对中国儒家思想并不全盘否定，例如“忠孝”。但是，他也指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一个“私”字，“此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知有个人，不知团体。流弊所及，繸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⒅所以，他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公”的涵义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他强调通过培养“爱国心”、“自觉心”及“合作”、“诚信”、“公平”、“负责任”、“有毅力”、“专注”等精神气质，使封建的“臣民”演变成现代意识的“公民”。
三、“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举措
为实现上述目标和方针，张伯苓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教育措施，并长期贯彻下去，使南开学校形成了优良的校风。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1、重视体育：体育在张伯苓教育思想中是一个极富于光彩的部分。在其一生中，身体力行，几乎参与了中国所有重大体育赛事。从清末至民国，他多次担任大型运动会的总裁判长，并组织发起成立中华体育总会，还曾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世界或远东国家运动会。他强调“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乏者为体育。”由于张伯苓的大力提倡，南开学校的篮球队、足球队在华北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1929年3月 ，南开篮球队赴南京、上海、青岛等地比赛获全胜，并在上海战胜菲律宾球队，因有“南开五虎”之称。张伯苓并不是单纯地强调体育，而是有更深刻的意义，这就是“体育与品德”之间的密切关系。他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运动以锻炼意志与品格，培养和训练体育之精神。他认为体育场上最能体现出“团结合作”、“公平竞争”、“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面貌，这正是作为现代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
2、提倡科学：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倡科学、开发民智、以促进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在筹办南开其间，他从日本购置了实验所需的全套科学仪器和设备，开风气之先。南开大学成立后，为了更好适应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张伯苓在科学技术教育方面，果断采取了二个方针：一是努力建设校园环境，多方筹集资金，完善各种设施，（“绣山堂”、“思源楼”、“木斋图书馆”等）同时，聘请优良的师资。学校规模虽小，但师资力量较强，例如：姜立夫（数学）、饶毓泰、吴大猷（物理）、杨石先（化学）、李继侗（生物）、蒋廷黼（历史）、李济（人类学）、肖公权、罗隆基（政治）、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张彭春（教育学）、柳无忌（英文）、冯文潜（哲学）、张克忠、张洪元（化工）等。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范文澜（历史）等也都曾在南开短期任教。
二是选择对社会经济发展实用性强的学科加以扶持，推动其优先发展。南开大学成立时，设文、理、商三科，招收学生96人，1920年增设矿科（1926年停办）。学校确定重点发展经济学和应用化学。1927年成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和满蒙研究会（后改称东北研究会），经济研究所形成了何廉为核心的“学者群”，趋重实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多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借重。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又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到抗日战争前夕，南开大学已经成为拥有3个学院、12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高等学府，学生429人，教职员110余人。1932年3月8日 ，应用化学研究所成立，张克忠任所长，张洪沅任研究所研究室主任。⒆
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南开大学终以优越的学术环境、严谨的科学训练方针以及崇尚务实的精神而名驰南北，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是其杰出代表。
3、美育教育：南开是国内最早上演“校园话剧”的学校。张伯苓曾自编自演《用非所学》，之后，又排演了《一员钱》、《新少年》、《娜那》等，轰动一时。剧作家曹禺，当时在南开上学时，从中获益非浅。同时，音乐活动也非常活跃。
4、道德培养：张伯苓认为教育的范围绝不应该限于书本教育，应重视人格的培养和训练。在道德培养方面他制定了非常全面的措施，也独创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他鉴于社会风气颓废，个人习惯不良，作出十分严厉的校纪规定：“乃将饮酒、赌博、冶游、吸烟、早婚等事，悬为厉禁。犯者推学，绝不宽假。”凡学生有违纪行为者，“则予悬牌记过”，以示警示。在校门口，高悬一大镜，上面写着校风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必正、肩必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这些箴言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它简明扼要地归纳出学生应当做到的文明规则。经过多年潜移默化的教育，使南开学校的风气非常优良，学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当有外国教育家问起张伯苓，为何南开的学生与众不同时，他便带之到箴言镜前观看，原来谜底就在其中！
同时，他还强调“诚信”是学生今后为人处世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南开学校第八届毕业班的典礼讲话时说，“是故诚之一字，为一切道德事业之本源，吾人前途进取应是为标准。事出于诚，既无不成，偶败亦必有恢复之一日”。他特别对“虚伪欺诈”、“投机取巧”等不良品行深恶痛绝，严加斥责，认为这些东西在我们国人中很有“市场”，必须予以彻底的根除，他提倡“欲成事者须带三分傻气”、“穷家子弟咬牙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奋斗精神，鼓励学生发扬“南开精神”，即：“硬干精神”、“不自私”、“肯为公”、“持之以恒”、“继之以勇”，他极其重视这种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坚信“以此精神置之学校既发达，置国家亦必能富强也”。⒇
“我没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没有学得甚么特别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点成就，完全由于一件简单的事实，就是我对于教育具有信心和兴趣。”（21）这是张伯苓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他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奋斗历程中，艰辛探索，埋头苦干，百折不挠，表现了积极的进取精神。他的坚忍不拔的毅力、朴实无华的作风、开拓创新的气质，无疑会给我们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去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⑴⑵⑶⑹⑺⑻⑼⑽⑾⑿⒀⒁⒂⒃⒄⒅⒇王文俊等编《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43页、第154页、第185页、第185页、
第1页、第126页、第32页、第1页、第110页、第98页、第92页、第62页、
第155页、第181页、第247页、第27页；
【2】⑸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81页；
【3】⑷《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4】 ⒆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32页；
【5】（21）梁吉生主编《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