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说：“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习总书记这段话其实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时代话题。当前，世情国情党情与建党初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执政党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自我革新、自我超越，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发展之路，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的中国梦。围绕当前中国共产党转型的必要性、必然性与紧迫性，我们邀请五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对话嘉宾：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柴尚金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王建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何虎生
山东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张锡恩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王正绪
主持人：人民论坛记者 徐艳红 杜凤娇 张潇爽
柴尚金：一个政党成功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的利益。一些老牌政党、长期执政的大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并迅速瓦解，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不能适应急剧变革的社会，不能进行自我革新和完善，因而不能更好地代表民众利益。
王建华：今天的国家建设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治理，要求政党必须进行适应性的组织变革。革命与治理——不同的奋斗目标，决定了政党完全不同的组织理念与组织功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都在不断调适着自己的政策与策略，不断进行着自我变革。
何虎生：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多元文化进入中国，一方面对多元文化我们不能一概视其为糟粕，拒之门外，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全盘西化。
张锡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党面临着全新的任务和长期执政的严峻考验，党的转型又成为新的历史必然和紧迫的任务。
王正绪：自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搞经济的经验，对中国的体制造成了一种惯性——党还是以经济为中心，海外有人称之为中国治理中的gdp主义。我们的体制亟需脱离这种惯性。
一 实现政党转型，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人民论坛记者：在中国，近年来转型是个热门话题，如传统农业要向现代农业转型，经济转型应当是渐进性的，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升级转型，等等。如今，在政治领域，要求传统机制、体制转型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新形势下，您认为政党转型的现状如何？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王建华：政党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现代国家建设也推动着政党的成长，二者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共生关系。今天的国家建设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治理，要求政党必须进行适应性的组织变革。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关键是如何实现从革命型政党向治理型政党的转型。
革命与治理——不同的奋斗目标，决定了政党完全不同的组织理念与组织功能。革命视域下，“敌我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革命者对一切社会行为首先进行价值判断，且总是演进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对立。革命胜利后，作为革命对象的敌人已被消灭，社会重新回归理性。市民社会的成长，使得个体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由此决定了政党的组织理念必须从二元对立向多元共存转换。完成多元社会的整合，政党需要实现组织功能的深层变革，承担起沟通、表达与引导的功能。政党应为国家与社会间的沟通提供一个稳定的组织化的渠道，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均能得到充分表达，由此实现社会利益的聚合与政治体制的一体化，共同构筑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社会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因此，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实现政党转型，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一个政党成功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众的利益，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民众的诉求集中起来、表达出来，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各种不同需求。一些老牌政党、长期执政的大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并迅速瓦解，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不能适应急剧变革的社会，不能进行自我革新和完善，因而不能更好地代表民众利益。政党从启蒙时代的“密室政党”、“精英政党”脱胎为民主时代的“平民政党”、“大众政党”，从改革时代的“全民党”、“选举党”演变到信息时代的“网络党”、“媒体党”，所有这些转型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实现政党的“民众利益表达工具、社会发展引领者”功能而展开的。当前，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都在通过变革与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从而赢得更多民众。
世界社会主义要实现复苏与发展，除了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外，还要看共产党主观条件是否成熟和实力是否强大。虽然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应清醒地看到，主观条件滞后是共产党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执政的共产党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需不懈探索，民主、法治和党的自身建设都需进一步加强。近些年来，为争夺选民，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民族主义甚至教派政党，均抢扛“平等、公正”大旗，以追求公正面目示人。昔日共产党最能打动民心的“社会公正、扩大就业、完善福利保障制度”等传统政策领地被挤占，风光不再。一些非执政共产党缺乏明确的、有凝聚力的纲领目标，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左翼“替代”口号与社会党趋同，特色不明显，缺乏吸引力，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没有政治内容的空洞论辩，其主张难以像以往那样广泛吸引民众。
组织转型，或者说变革是世界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
人民论坛记者：历史多次证明，任何事物的转型若非外力所迫一般不会有自我革新、自我超越的动力，当然，这种革新有外因也有内因，您认为政党转型的内因、外因有哪些？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一般来说，政党变革创新能力不足，是因为在国内外难以形成稳固的统一战线。长期以来，一些共产党在效仿“苏联式的民主集中制”过程中，遇到很多现实矛盾和问题，往往出现高度集中和自由化两个极端。民主与集中的对立状态使一些人对民主集中制产生质疑并借此攻击共产党，认为民主集中制就是实行专制独裁。苏共垮台后，一些党随意抛弃民主集中制，改行“民主的运行机制”，结果党内派别林立，组织涣散，党的力量迅速下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种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反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开展反政府紧缩政策的示威抗议活动，但共产党不能很好地把自己的纲领和政治目标融入并体现到运动中，没有抓住机遇提升共产党的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缺乏创新能力和手段来统领各种力量，不掌握运动的主动权。有的共产党虽然强调建立左翼阵线，但由来已久的“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宗派倾向严重，不能采取正确策略，要么在与其他左翼合作时削弱了自身实力，要么过分强调合作条件和原则而未能通过联合左翼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对于是否及怎样参与左翼运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多数共产党内部及共产党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分歧，很难形成共识，甚至很难在一个平台上聚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仅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还必须考虑各种利益需求，拓宽民主渠道，不断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新形势下如何发扬民主和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如何在加强党的战斗力的同时又能有效地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如何实现党的活动方式的创新与转型，是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大课题和艰巨任务。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王建华：为了生存与发展，组织转型，或者说变革是世界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自政党在英美国家产生以后，先后经历从干部党到群众党的转型。上世纪6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大为减弱，政党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开始淡化，政党有意或无意地减少对某一特定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过多的倚重，转而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谋求更广泛的支持者，由此进入全方位政党时代。及至上世纪90年代，西方政党之间有限竞争的着眼点，变成争论究竟谁能提供更有效和更有利的管理。卡特尔政党的出现，使得政党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信息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政党的生存空间。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了的环境，西方政党普遍利用信息技术，推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即减少政党的中间管理层次，压平组织机构，加强领袖、候选人与选民直接的沟通与联系。可以说，政党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变革与转型的过程中。
回到中国语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都在根据革命与建设的目标与环境，不断调适着自己的政策与策略，不断进行着自我变革。中共在民主革命中的成功，就在于其能不断超越自我，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政党必须进行适应性的组织变革。在组织理念上，要实现从二元对立向多元共存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要实现从社会动员向社会整合的转换；同时，要建构适应目标与功能转换的组织体系。
二 中国共产党面临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转型
人民论坛记者：政党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转型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正绪：进入新世纪，中共面临的一个挑战是，须从经济治理转向更全面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搞经济的经验，对中国的体制造成了一种惯性——党还是以经济为中心。中国整个政府、政党机制的特点，就是在被gdp绑架——海外有人称之为中国治理中的gdp主义。我们的体制亟需脱离这种惯性。未来的治理上和政治转型上的核心目标，应着重考虑政治体如何吸纳和满足民众政治上的诉求。这种诉求，并不一定是要实现西方的一人一票、有多个政党供选择的选举政治，而是与政府机构是否考虑群众的愿望、司法体系是否公平公正、官员腐败能否得到控制等相关。
长期以来，我们的官员总是为了满足上级的目标来施政。现在，官员和政府机构必须面向公民、面向社会来施政。公共产品不仅是教育、交通、卫生、环保这些有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些产品的提供是否符合公民的期望，提供的方式是否让公民觉得公平。满足公民的需求、对公民负责并及时回应、权力的运作透明等因素，也很关键。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提出的服务型政党等概念，比较好地概括了我们转型的目标。
山东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锡恩：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明确地划分过类似军政、训政和依宪治国这样三个历史阶段，但实际上我们大体上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1921—1949年，在革命根据地，可以说实行的是类似军政的党治体制；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类似训政的党政不分体制；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走向依宪治国的进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要实行的依宪治国完全不同于台湾的宪政：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1982年十二大，提出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开启了走向依宪治国的伟大征程；1997年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纲领；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活动，党领导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等等。这就是说，我们要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参政的宪法国家，这是大势所趋，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挡这个历史进程。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生：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向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转型，这是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和举国一致的社会动员体制，这既有利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统一，也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这也带来许多问题，特别是一党执政，权力高度集中，党的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缺乏有效监督，容易滋生腐败。同时，举国体制也使个体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有时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在政党转型问题上，各国的政党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
人民论坛记者：政党转型是世界各国政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可循？
山东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锡恩：政党转型，是指一个政党随着其所处的地位、面临的任务及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对其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党政关系、党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改革和创新的过程，转型的内容包括政治转型、组织转型和文化转型等。
综观世界各国政党，其转型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现象。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大都经历了转型的过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社会党，先后经历过多次转型，随着德国社会结构的变迁，19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改良党”的转型；二战后实现了由“阶级党”到“人民党”的转型；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由“纲领党”到“政策党”的转型等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历程，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如党的意识形态应具有包容性、组织结构应具有开放性、社会基础应具有广泛性、历史使命应具有时代性等。事实上，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在战后和平建设的年代，也正是普遍经历了这样的转型过程。譬如，在党的性质上，大都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群众性政党，它们否定“职业革命家的党”，主张建立“群众性的党”；否定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从而否定了党对无产阶级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地位；强调党内民主，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和不同文化思潮存在等等。如日共自称“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是日本国民的党”；意大利重建共产主义运动自称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葡萄牙共产党自称“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政党”，等等。
在政党转型问题上，各国各地区的政党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例如，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既没有实现从无产阶级政党到人民群众性政党的转型，也没有实现从威权政党到宪政民主政党的转型，这些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场事变中，顷刻间崩塌瓦解了。相反，台湾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则由于成功地实现了转型，不仅重新执掌政权，而且正在向“一党独大”的趋势演变。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何虎生：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形成了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对国家渡过困难时期，特别是粉碎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起了重要作用，但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来，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就是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也面临着国家在重要行业的垄断，如对土地资源，金融业的垄断，总之一切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都在国家的垄断下，而无利可图或搞不下去的行业，即以改革的名义，让社会，实际上是民众来承担，这已经严重伤害了民心，导致人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受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完善。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市场经济规律，如何一方面放弃一些利益，另一方面又不致在重大的事关国计民生问题上失控，这就需要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办事，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元化的文化体制，这对于人民意志的集中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多元文化进入中国，一方面对多元文化我们不能一概视其为糟粕，拒之门外，另一方面也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全盘西化。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理论自信，同时也要吸收人类文明的新成果，不断发展、丰富和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目前，我们的主流媒体宣传仍是一套神圣化的东西，与世俗化的社会完全脱节，人民不理解，不践行，甚至极其鄙视。造成了宣传上的价值观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严重脱节。一方面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特别是共产党人价值目标的神圣性，同时要顾及到人民群众世俗化生活的要求，大力解决民生问题，让人民过上他们满意的生活。
三 实现政党转型，以应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各种社会风险，变得异常紧迫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呈现新秩序、世界各国的心态及话语体系都因此而有所改变，再加上信息传播方式的革新，这一切都对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转型提出了严峻的时代课题。世界形势的发展对各国政党的转型时间表有什么新要求？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柴尚金：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政党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多样化，民主进程快速发展，给共产党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带来严峻挑战。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社会中间阶层迅速扩大，传统的阶级对立让位于各种利益群体并存博弈，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及非政府组织参政意识增强，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民主诉求日益膨胀，不断发展的网络文化及民众参与意识推高了人们对政治民主的期望值。传统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共产党的组织方式，是建立在阶级结构单一、利益高度一致基础上的，不太适应今天如此分散的众多利益诉求，迫切需要理论和实践创新。执政和非执政的共产党都面临着如何整合不同利益取向、有效实现民主的难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王建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经济高增长与社会稳定来巩固执政基础。遗憾的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将不可避免。与此同时，社会利益的分化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逐渐增多，社会稳定面临巨大压力。为此，如何实现政党转型，以应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各种社会风险，变得异常紧迫。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政党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虚拟的网络空间。当公众的利益诉求有了网络与新兴媒体后，政党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开始下滑，对政党支持率下降成为各类政党国家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共如何进行针对性的变革，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正绪：社会在经济富裕以后，社会人群对于政治的要求变化比较大，政党要尽快适应这个要求，比方说，怎样创造一些制度、机制来吸纳群众的意见，来把这些公民包容进体制中来，建立一个制度上的连接，避免形成政府、国家、公民之间巨大的割裂。
all politics are local，所有的政治都是本地的，我们容易误会转型总要在最高层发生，一定要最高领导层提出新的思路。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政治也应该常态化、“本地”化。也就是说，对于政治，不要管最高层、国家层是在干什么，而是关注每个人生活中面临的情况，每个党政机关在处理业务、实施治理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程序、方式、技术等。总的趋势是，在大的一党框架下越来越多元化，在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各个领域都不断产生越来越不同的、越来越有效的新制度和新机制，民众所有问题都是在本地解决，都是在自己的领域、自己的空间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能够有渠道解决的话，这种治理的网络、治理的渠道就比较“稠密”、治理就比较有效。就像在日本，政党更替对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影响，政治变成比较纯粹、思想性的活动，个人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哪个政党，但是选上去之后，到底生活有没有发生变化，并不重要。
当前执政党的体制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在经济结构上的调整，在治理方式、治理技术层面上的调整，都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所以我总的判断就是，中共应该利用好今后二十多年的时间，至少未来十年，在制度上做积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