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缘起
钱锺书先生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锺书作了极高评价。这可以说是贯穿在“钱锺书评论小史”中的一条主线。那么，这些有头有脸的中外人士，何以对钱锺书如此青睐呢？是他们胡乱捧场，还是一律看走了眼？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全世界都在总结省思二十世纪的学术历程，瞻望下世纪的学术向路，然而对钱锺书在本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却未见论及。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锺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多有不确。一些人认为，钱锺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
例如，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九日《中华读书报》某文，批评钱氏之学不值钱；六月号《街道》杂志钟某文，即排行榜上时髦书《心香泪酒祭吴宓》的所谓“代序”，认为钱氏为人不足取；当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几位文科博士生的观点，断言钱锺书有知识无思想，以钱为中国文化代表，乃无能表现。后来，其中一位博士生发表《我看钱锺书》一文，声称：“在钱锺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锺书“上课”；一九九七年一月三日《羊城晚报·新闻周刊》刊文，批评钱锺书不行，钱学有病。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表达了对钱锺书的不同看法，很锐利，很值得注意，但都属于零星随感，这里就不一一指明了！
应该指出，上举诸文的作者，对钱锺书及其著作，对所谓“钱学”，都不甚了了。抛却他们观点的正误不谈，专就事实而论，是颇有错讹的。例如，《钱锺书研究》只出版过三辑，而《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却说：“这个研究集据我所知出了四集之后便不见下文了。”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蒋寅研究员的一篇文章。这篇很有代表性的《请还钱锺书以本来面目》，最早登在《南方都市报》，后被某报转摘，并且设定在一个栏目里，叫做“刮垢篇”。
文章有几层相连接的意思：一、“钱锺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二、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三、要恢复钱氏本来面目，就需要“解构钱锺书的神话”；四、钱锺书不是“大师”；五、钱锺书只是“优秀学者”、“博学家”、“真正的读书人”，“乾嘉之学的尾声”。
五层意思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而实际上又包含了两个针对：一、对着钱锺书，二、对着“钱学家”。
对着“钱学家”的，第一顶帽子是“廉价赞美”和“庸俗化研究”。可是，全世界的“钱学家”，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位，都能一一叫出名姓。我不了解，到底哪一位的哪一篇文章哪一本书属于“廉价赞美”和“庸俗化研究”？写文章，讲究个论点、论据、论证俱全，总不能只有论点，没有论据、不加论证吧？
这实际是把“钱学家”作了全盘的一笔抹杀。可是，蒋寅又对“钱学家”作了空前绝后的过誉，因为他说：“时下的钱学，眼界与钱锺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暇接，自无意去留意钱锺书如何看。”但是，哪位“钱学家”的“眼界”与钱锺书“齐”？
第二顶帽子，是只读钱锺书的书，不读钱锺书读过的书。进而整个“学术界”，之所以“缺乏有力度的思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读眼前的大师，更多的是谈大师”。这实际把整个钱锺书研究，不，是把大部分人文学科，给取消了。读大师的书，特别是当代大师的书，也就成为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可以这样说，现下学界的各位“反钱学家”（恕我用这个字眼），只是谈他们的感觉，而非发表研究的成果。这种零星观感性的学术评论，以打擦边球为特长，以似是而非为特点，以议论代替实证，以联想代替分析，以混乱冒充高深，以自鸣高蹈掩盖浅薄媚俗，以思想火花充当系统思考，以矫揉造作的骄傲充当学识高深的证明。总之，是以魔以幻，去“魔”人“幻”人。所以，我将它称作魔幻现实主义的学术评论。然而，这种魔幻性的学术评论，最难批驳。试想，需要什么样的穿透力才能化解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呢？当然，我不反对随感（那太头巾气了），我也不认为随感就毫无价值，我只想说：批评应当以深入认识批评的对象为前提。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还某某以本来面目的命题才能成立。
二 关于读大师读过的书
研究钱锺书当然得先读钱锺书，正像蒋寅先生研究唐代大历诗人，总要先读大历诗人，而不是先读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即便研究大师读过的书，也得参看大师对那书是怎么读的。莫非读大师读过的书叫读书，读大师的书就不叫读书？
大师的书，大师读的书，都是人写的。人前有人，书前有书。照蒋寅的逻辑，只有读书读到无书时，才可叫读书。然而，又有谁能够把人类的文明史从头走上一遍呢？
不读大师的书，就要读非大师的书；不读眼前大师的书，就得读先前大师的书。大师所以为大师，就因为他的书是大师级，读大师级的书总比读非大师级的书收获大些吧？读眼前大师的书又怎么就不如读先前大师的书呢？
在我看来，大师和大师读过的书，不能绝然割裂。要读大师，总要对大师读过的书有些了解，或有选择地读一些。读《管锥编》，却不知《史记》为何物，这怎么可能？所以，说研究大师的人不读大师读过的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但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一作还原性研究，把大师的读书过程重走一遍，只能尽量多读以求深入而已。提一个无人能做到也没必要去做的要求，然后予以指责，我们称之曰“架空式的批评”。更不用说，蒋寅原本认为，一个“被许多人目为空疏的人”，换言之，一个没读过很多书的人，也可以是“当然的大师”。那么，这个大师很空疏，你让我们读他读过的什么书呢？
蒋寅指责说：“许多人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能说得头头是道，但这些大师读过的那么多书，他又读过多少呢？”我不懂，能够“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说得头头是道”，得有多大本领？不用说“许多人”，有十位就不得了，居然都不能入蒋先生的法眼。我是没有这个本领，既能把“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都说得头头是道”，还要把“从弗洛伊德到德里达”读过的书再从头读上一遍。我也不知道，弗洛伊德、德里达到底读过多少书！
实际上，读钱锺书的“钱学家”或多或少都读过一些钱锺书读过的书。但是，也确实没有人把钱锺书读过的书通通读过一遍，不用说“钱学家”，全世界也找不出这样的人。蒋寅先生读过吗？指责钱锺书和“钱学家”的博士们读过吗？不要说“钱学”，蒋寅先生到底读过多少大历诗人读过的书呢？我深表怀疑。博学如钱仲联先生，对“小钱”的著作尚说：“中国学问不敢多让，但洋玩艺我不懂。”那么，你还能要求谁呢？
再说，读书本如吃饭，不在多吃，而在消化。钱先生所谓：“譬若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不然伤食过饱，横梗胸中，不但无益，反而生痰长疮。蒋寅不是也说，博学不是大师的必备条件，故博学如朱彝尊、纪昀、钱大昕、余嘉锡、陈垣都算不得大师（且不论是否恰当）。古人所谓寸铁可以杀人，而不会杀人，给一车兵器也没用。可这里蒋寅的立论点又全在多读书上，何一文之内，观点如此背逆？不消说，大师的书是奶，蒋寅所谓“自然结果”，大师读过的书只是草或草料，为什么不许人喝奶而统统赶去吃草呢？
在我看来，“学术界”之所以“缺乏有力度的思想”，“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只读眼前的大师”或“谈大师”，而是读得还不够、谈得还不深。浅尝辄止，而汗漫大言早已流走天下；一知半解，而伪做高深早已浪得虚名。恕我直言，各位“反钱学家”就无不坐此弊。但是，自己丑不能怪镜子，与大师本身如何、是否该读该谈大师并非一码事。
批评一种现象，原不必理论上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又必须遵守起码的逻辑规范。不然引申开去，结论必然荒诞，对批评对象也毫无损伤。蒋寅要批评学术界空疏不学、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要批评“钱学”研究中的伪劣假冒，要探讨钱锺书的“不足”之处，单刀直入很可引起同情，而浑然不顾逻辑规范，把谈大师、读大师也一体否掉，则属于烂煮糊涂之面、错判葫芦之案，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岂能使人信服？而所谓“钱学”，说到底，还是要对钱先生的著作深入钻研，当然也包括尽量多地去读钱锺书读过的书。深入钻研了，自不会轻薄为文。所谓“读书多，胆子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三 钱锺书没有道义和责任感吗
蒋寅认为，钱锺书不是大师，因为，大师应当对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而钱锺书却与此无缘。
说钱锺书对人类文化没有贡献，显然不能使人信服。我看蒋寅对人类文化就有贡献，只是大小而已。那么，钱锺书是否“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呢？
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一本小书中，我说过：笺注古籍只是钱著的形式与外衣，最终目的是人类本性与观念的探究抉发。后来，我又在《钱锺书生平与学术》中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这里不便重复。总之，我坚信，《管锥编》就是一部“对民族、人类文化抱有终极关怀”的著作。
但是，蒋寅的立脚点实际并不在这里。他的真实思想是说：“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的道义和责任，我们还没看到与他地位相称的担当。”换言之，钱锺书不是没有道义感和责任感，而是太少。
这就不好办了，因为“没看到”当然不等于“没有”，而“地位”和“道义”、“责任”怎样才能“相称”更是无法量化。照蒋寅的逻辑推演，一位算不得大师的优秀学者，似乎也不应要求他去担当救世的责任。这就可以看出，在“道义”等等上面，蒋寅对钱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在“学问”等等上面，却又作了较低的评价。然而，高低之间，基准何在？
而且，所谓“地位”，如果是指政治地位，我真要替钱先生叫声惭愧了，因为我实在看不出他有多高的政治地位。如果是指学术地位，则又不能不与蒋寅的一系列看法相冲突。钱锺书不是大师，没有开创学术范式，没有思想，连分析论证都没有，等等，等等，换言之，连个优秀的博士生都不如，何谈学术地位？
所以，蒋寅的话实在太含混，而这又恰恰是反钱学家的特点之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评价一位主要在书斋中生活的学者？是以他的学术贡献为评价基准，还是以学术以外的其他什么为标准？我以为，责任道义云云，不是非得表现在大嚷大叫、示威游行、签名上书诸方面，也不是非得成为“国务活动家”、“无党派知名人士”不可。真正的知识分子，关心政治而不做政客，担当道义而不忘学问，敢于负责而不哗众取宠。更多的，是通过著述，来表达对人类、对现实、对自然的沉思。他不是一时一事一地一国的执事，而是影响全人类千万世的智者。所以，康德一辈子没离开家乡，著作却走遍了全世界。谈到道义、责任，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四 钱锺书没有开创新的学术范式吗
蒋寅还认为，大师必须“开一代风气、创立一种规范”，重要的是“对学科、对部门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而钱锺书同样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钱的“学术纯然是自愉性的”，“看不出对当代学术的介入，对学科建设的关注”。钱锺书“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他的学问一如其态度基本上仍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
这里的基本前提是：“自愉性”与“学术范式”对立，与“对当代学术的介入”、“对学科建设的关注”对立；“新的学术范式”与“中国传统的学术范式”对立。
这个前提毫无逻辑根据。“自愉”与“规范”，“新范式”与“旧传统”，并不必然对立，而往往相成。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但开风气不为师，都表达了“自愉”和“规范”的辩证关系。而所谓“文艺复兴”，“旧瓶装新酒”，则说明新旧之间可以良性互动。
“自愉”者并非不可成为“规范”者，而能否成为，往往不决定于“自愉”者，而决定于接受者。这就仿佛某种工艺品，原本是做着玩玩“自愉”的，偏偏风靡天下，成为俏货。而一旦成为俏货，亦即成为“规范”，亦即“介入”。相反，拼命想做学术领袖的人，大家不卖账，也没办法。故古人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钱锺书有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不取决于钱的主观，而取决于其著作与当代学术能否契合。照钱的主观，绝对不愿自己的著作成为“范式”，因为“范式”意味着僵化和死亡，而他要使著作永远流动、新鲜，则宁愿采取反“范式”的著述形式。许多人不知就里，张嘴便贬钱没有“体系”，却不知道他是故意这样做。而作为客观，又有许多人偏要把他作为“范式”，所谓“钱学”能够有此一说、一些教师以其著作教授学生，均其表现。某些博士生不是也指责“以钱为中国文化代表，乃无能表现”吗？但这绝不是钱先生“本来面目”的范式，而是编织范式者所理解的钱之范式，所谓“犹昔人、非昔人也”。
至于说钱锺书的学问和态度都依旧“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方式上”，那更是对钱锺书的误读误解，浅读浅解。老实说，晚清以来，中国学者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固守“传统的学术方式”了。而五四后的学者，要想固守“传统的学术方式”，就更不可能。而对于生长在五四之后、受过西洋正规教育的钱锺书来说，不但不可能固守“传统的学术方式”，而且在思想上早就有超越“传统学术方式”的自觉。这一点，不仅有他的自述足资证明，而且更有他充满洋文的著作足资佐证。
例如，一九四一年春，钱锺书为《燕谋诗稿》作长序，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其一贯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超越古今中西的综合人性一元文化史观，体现了他从大学时代直到晚年贯穿始终的“一贯之道”，而《管锥编》就是这种文化理念的实践产品。蒋寅也说过，《管锥编》“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然而，在“征引”“西洋原典”的过程中不受“西洋原典”的任何影响，显然是不可想象的。我想，但凡对钱锺书的生平学术略有所知，绝不会认为他只是乾嘉学者的现代版。
五 钱锺书没有体系吗
这里牵涉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也最为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即钱锺书到底有没有范式或体系？许多学者持否定的看法，我对此也不能苟同。
什么是范式、体系？说白了，批评者所谓范式、体系，实为西方中心论的无形发病，是根深蒂固的体系崇拜心理的第一千零一次发作。他们看了黑格尔等西方主流哲学的样子，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凡是与黑格尔传统不一样的，就是没有体系；没有体系，就是没有思想，就是无能，至少不能算是大思想家。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从西洋到中国，从实证主义到科学主义，真不知毒害了多少人。实则，从许多当代哲学思潮来看，这种观念至少落后了一个世纪。
就我的有限观察，现代哲学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把“体系”的理念否定掉了。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体系”这个法宝在哲学上是越来越没有地位了，所以有人把这种世纪交替称之为是从“思想体系的时代”向“分析的时代”的过渡。不必讲尼采式的思想家，就是恩格斯，也曾经对黑格尔式的思想体系作过严厉批判。恩格斯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最没有价值的，恰恰是他精心构筑的体系，倒是他体系里面某些层次较低的东西，如辩证法，具有价值和意义。对于那些试图构筑体系的青年大学生，恩格斯认为非常可笑。这种思想，我在《钱锺书生平与学术》中已经有所论述，指出在体系的问题上，恩格斯与钱锺书的认识是一致的。实际上，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从我们自己的阅读体验上就可以感觉出来的。比如，我们读汤因比，吸收其中的什么呢？还是吸收一些具体的论断，不会把他包罗全世界的文明体系圈子搬过来。这些划分严整的思想体系，只具有思想史的价值，没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所以，钱锺书不可能以黑格尔那种方式去著作，绝不可能写一部什么“概论”或“纲要”，他压根儿就反对那样做！并不是没有构造的本领。他早年曾经动笔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当时发表的该书序言看，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完全是西洋的。但他后来显然放弃了这种系统著述的方式，只是在《中国诗与中国画》、《谈中国诗》、《读〈拉奥孔〉》以及《〈宋诗选注〉序》中保留了系统论述的方式。所以，批评钱锺书没有体系，我总感觉像是指责坐小车的大官不会骑破自行车，其实质就在于用十九世纪的思想坐标去衡量二十世纪的文化事物，用一种落后的眼光来看待他尚不能理解的新事物。实则，大学者的境界很高很高，他不会对“体系”毫无自觉。对此，应当多去领会，不可轻易指责。不然的话，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品头论足，自以为说了内行话，外行听了也觉得在理，而内行听了，却只会感到好笑。
另外，所谓范式、体系，也有不同的表现方法。就黑格尔的体系样式看，我们确实可以说钱锺书没有体系。但须明白，这种样式钱锺书是故意不为，具有思想动因。但从尼采的哲学样式看，我们又可以说，钱锺书还是有他的体系与范式的。
所谓反“范式”，也是一种范式。换言之，也是一种“体系”。钱的体系，是以具体显现共相，以微观指向宏观。看上去满纸书名人名引文，实际上蕴涵着共相。“管锥编”这个书名，就有以管（微观）窥天（宏观）的意思。乍瞅是自谦，有贬义，实则也透露出从眼角眉梢看情感、从麦浪麦梢察风向的方法学意义。钱先生的著作不是没有体系，而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体系。假如“体系”垮掉了，形象、具体的事物、材料等等，还会存在，不至于像黑格尔体系那样整体垮掉。老黑的体系垮了，剩下的也还是些具体的东西。所以，钱先生的著作是长蛇阵法，材料支撑理论，理论支撑材料，附之以精美繁复的修辞文采，贯之以严密周至的著作体例，绝不会整个垮掉。这就是他采用《管锥编》这种著述样式的思想动因。从中也可以看出，在写作上，钱锺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完美主义者。
换角度说，它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蕴涵在材料中的“体系”。看不见这个不同于传统西方式“体系”的体系，只看见黑压压满纸引文，真让人觉得钱先生还不如没有学问的好。因为，学问在许多反钱学家们面前，不但成了钱锺书仅仅是学问家的证明，而且成了钱锺书没有思想、理论、体系、范式、只是“评点感悟”的证据。这真是学术评论中一个十分有趣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譬如说梁漱溟，人们上来便会说他是思想家，不会说他是学问家，因为在梁的著作中，实在谈不上什么学问。而梁作为思想家，也就沾了缺乏学问的光。而近代文化史上的名人林琴南，却吃了多才多艺的亏。有人夸他能翻译，老头子反而不高兴：要是不搞翻译呢，你不得夸我是古文家？同样，作为思想者，钱锺书竟然吃了学问太大的亏。要是他什么引文都不引呢？你不得说他是个现代思想家？瞧，多才多艺的多面手总不能受到公正评价，还是专家实惠。
实则，钱先生的著作，第一位的，正是其智慧、思想、理论，而不是材料和学问。我想，作为方法，在阅读钱锺书的时候，人们不妨先把他的学问“悬搁”起来，看看在“密密麻麻的注释”之外，还有些什么：是留下了一些什么呢，还是一切的一切都从学问的筛眼里溜走了。
六 钱锺书没有思想吗
与体系问题相关联的，是钱锺书到底有没有思想。换言之，钱锺书的思想到底有没有原创性。对此，许多人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
记得有一次和蒋寅兄闲聊，他说：“《管锥编》实在没什么，将来电脑发达，资料输进去都可以处理的。”我听后惊诧得一句话没能说出，只是过后心想：那敢情好，键盘前一坐，文字录入员都能成为钱锺书，中华民族必雄居世界文化首霸。
这可以算得所谓钱锺书没有思想最直接痛快的表述了。而一位认定电脑可以“处理”出《管锥编》的人，能从钱先生的书中读出什么呢？于是，有人便说了：《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评点感悟”式的文本，“只不过运用了几种语言进行了比较学的研究而已”。
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学者又承认钱锺书富有智慧。例如，蒋寅说，《管锥编》《谈艺录》“内容都很精炼，充满智慧和启示”，“许多条目很容易扩充成一篇专题论文”，“任拈一段都可以敷衍成长篇大论”。又说：《谈艺录》“深刻凝练”，是“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是古典文学的锦囊”。
可他们同时又否认钱锺书有思想。蒋寅说：“他的小说过多地流露出文人气，看不到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他的诗则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管锥编》的内容大抵就是读书心得”，“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有材料有结论，惟独缺少分析、论证过程”。“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学术笔记的路子，唯一不同的就是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等等。
钱的小说，已经有很多专家评论，我不想多说。而钱的诗艺如何，懂诗的老前辈自陈衍、夏敬观、李宣龚、卢弼，到陈声聪、冒效鲁、徐燕谋、郭晴湖等等，均有评价，我也不想多嘴。诗无达诂定解，小说亦如是，本不必多说。我只是不明白，蒋寅一会儿批评“钱学家”们要多读书，一会儿又强调仅仅博学不足取；一会儿说钱著是笔记体，没有开创范式，一会儿又说“学术笔记本身并不规定学术范式”；一会儿说钱著“充满智慧和启示”，一会儿又说它只是“缺少分析、论证过程”的“材料罗列”，其学问形态忽略了“更为艰难的分析论证”，是“非常取巧”的，“有点避难就易的味道”。全文跳跃腾挪，而中间偏又缺乏连接，何以如此使人不解？此外，一个富有智慧的人怎么又会没有思想，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怎么又会有那么多智慧；运用若干种语言进行“比较学的研究”实在很了不起，何以又居然是“只不过”的“而已”，我都想不明白。莫非智慧只相当于一个人的小聪明，而思想则等同于思想家的思辨力与构筑力？可哲学，据说不就是“爱智”吗？
也许，看一下思想家们对钱锺书的评价，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据我所知，胡适、张申府、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等人都曾对钱锺书有过高度评价。我想，假如钱锺书仅仅是个学问家，毫无思想，这几位富有思想的人物还不至于那样不开眼吧！而且，我们得承认，大学者具有高度发达的理性，对自己也具有相当的自知力。这就启发我们去追问：钱锺书为什么从来不说自己是学者？他为什么只承认自己是通人？这样一位“通人”，何以独对《管锥编》这样一部“缺少分析、论证过程”的“读书心得”那么得意？据我所知，在知名思想家中，只有李泽厚把钱锺书看作学问家而非思想家。自然，仅仅“博学”电脑也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对人来说，充其量，是个优秀资料员，而荟萃着俞平伯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所居然上来便以钱某为一级研究员，也就很奇怪了。
实则，《管锥编》就是一部观念史著作，主要是谈思想，谈观念；考据呢，也属于所谓“思想考据”、“知识考古”。这部书的英文译名，就是“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钱先生读书作过几大麻袋笔记，但那是“入”而非“出”，正如马克思写《资本论》，以历史的资料入，以逻辑的形式出。“出”之以“逻辑的形式”，也就有了“分析论证”。所以，指责钱先生缺乏分析论证，没有思想等等，均可谓未思不察。
人们之所以觉得钱锺书只是学问家、还够不上思想家的原因，不外乎是受到了钱著“密密麻麻的注释”的阻碍：看到满纸云烟般的书名人名引文，甚至很少有自己的话，就本能地觉得，这里除了学问，实在没有什么。老实说，我粗读《管锥编》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我当初甚至感觉，简直不知道钱锺书在说什么，想说什么。后来，再仔细阅读，便觉得有点意思了！这种阅读体验，不止一个人对我讲过。今天，再回头看这种体验，不觉十多年已经过去了！
实则，钱锺书始终对哲学抱着浓厚兴趣。在他的知识结构中，哲学实为大宗。
上清华时，他交往最多的老师，大概就是张申府。有一次，张申府在一篇文章中说，人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有三种形态，即：有灵论、机械论、辩证论，而法国思想家孔德所说的神学、元学(形而上学)、实证（或科学）三形态，张申府认为是不对的。当时，钱锺书告诉张，在英国科学家甄思的一篇以宇宙数学为题的演讲里，已经有与张几乎完全相同的主张。钱锺书在张申府主办的《大公报·世界思潮》上面还发表过六篇文章，都属于思想史的范围。其中《休谟的哲学》与《大卫·休谟》讨论了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思想，《作者五人》分析了英国新实在论者摩尔、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莱以及罗素和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斯、批判实在论者桑塔亚那的文章特色，《旁观者》表达了一种人文主义历史观。
特别是后一篇文章，给人的感慨真是良深。这篇文章本是对西班牙当代哲学家加赛德所著《现代论衡》一书的评论。对加赛德这个人，我本是一点都不了解的，只是到了一九九三年，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读到何兆武先生对此人的长篇分析介绍，才对他有所知道。我没有仔细考察，不知道除了钱、何之外，是否还有中国学者论述过加赛德其人，而钱、何的文章，在时间上却恰好相距了六十年一甲子。何先生作文的时候，加赛德已经去世许多年了，早已地位稳固，成为思想大师，而钱先生作文的时候，加赛德却正在著述之年。两相对照，岂不使人生感！我曾经把这种感慨对何先生提起，他也对钱先生在三十年代就论述过加赛德深表惊讶。这就可见钱锺书对哲学的笃嗜精通了！然而，钱锺书阅读过的哲学家，又何止一个加赛德。
我不想引证《管锥编》中对中外哲学的评述分析，也不想提及该书包含的哲学内容，只想指出，一九四七年钱锺书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评论，其中辨析了英文的“存在主义”一词，并说他有一部雅斯贝尔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生存哲学》，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卡缪的《希齐夫对话》要早四五年，“近来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著作有了英译本，这派哲学在英美似乎也开始流行。”读了写于一九四七年的这段话，我们这些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了一点存在主义概念的人，又作何感想呢？于此也就可见钱锺书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关注之早、所知之深了！
到六十年代初，金岳霖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实在主义的文章，但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应，只有钱锺书作了口头上的反对。对此，金岳霖先生深感欣慰，说是“要谢谢他”。
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举出许多，只是想说明：钱锺书绝对不是没有思想，不过他是有学问的思想家，而且学问太大，主攻又不在哲学，这就难免会使得一些对他不够了了的人误以为，他仅仅是一位学问家。
说《管锥编》是读书心得，有材料有结论，征引文献的范围扩大到了西洋原典，我都没有异议，但要说《管锥编》只是“素材积累”，缺乏“分析、论证过程”，我就不敢苟同了。所谓“分析、论证”，是与上举“体系”观念相联的，实际上是指逻辑推导。“体系”针对结构而言，“分析、论证”针对方法而言。钱锺书既然不采取黑格尔式“体系”化的著作结构，就必然不会采用“分析、论证”的逻辑推导方法。他所采用的方法，是“现象学的显现”，即在材料的排比中显现出结论。例如，羊是白的，逻辑推导的方法是：因为甲羊是白的，所以乙羊以至n羊都是白的，所以羊是白的。现象学的方法则是：把一群羊摆在那儿，于是羊是否是白的，不言自明。至于是否有黑羊黄羊，也只能在显现中去自明。所以，《管锥编》不是没有分析论证，而是没有黑格尔那种样式的分析论证；黑格尔那种样式的分析论证，被钱锺书超越了！
另外，我想指出，“注释”也是一种创造性工作，不能说“注释”就可以不要思想，不需要创造。“素材积累”而经过了“加工选择”，也就包含了创造的过程。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管锥编》中包含着许多创见。所以，认为《管锥编》只是“注释”，只是素材，没有思想原创性，等等，实在是只看到了《管锥编》的一些表面现象，没有深入到该书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