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oxford)历史学家罗恩•巴特勒(rohan butler)在为法国政治家舒瓦瑟尔(choiseul)所写传记的第一卷末尾写道(第1078页)：“舒瓦瑟尔公爵的外交与政治生涯刚刚开始。”
可惜，巴特勒还没来得及继续书写这部传记就去世了。我们一定期待同样的命运不要降临到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这位为一名伟大的“国际公仆”、学者撰写鸿篇传记的作者身上。这部传记长达近1000页，结尾时才写到1968年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华府首次被委以重任——担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国家安全顾问。起飞前滑跑了很长一段距离。
这不是质疑基辛格在20世纪历史中的重要性和知名度。现年92岁的基辛格是美国全球霸主时代的伟大人物之一。无怪乎他在先后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期间曾15次登上《时代》(time)杂志封面。此外，在1977年卸任后的几十年里，他依然继续受到明星般的关注。这部分是由于他任职时的作为使他成为阴谋论者的隐秘宠儿;这本传记的下一卷想必会谈及此类争议。基辛格对公共辩论(一直持续到今日)经常性、权威的干预也使自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他提出自己的观点，不仅是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还是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也许正是后面这一点吸引了弗格森——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纸媒和电子媒体活跃的撰稿人。他对传记对象的早期学术著作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并且大量引用，仿佛这一切理所当然会揭示出当基辛格在总统权力之下转变成世界最强大政府核心圈子中的一位政策制定者时可能具有的行事作风。这些段落实际的作用是提醒我们，基辛格并非生活在价值中立之域;他显然受斯宾诺莎(spinoza)和康德(kant)的影响比受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影响更大。
但我们可以从基辛格从政多年之后的著述中更多地了解他的策略和战略。例如，通过阅读199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大外交》(diplomacy)，你可以了解他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头脑中的先占观念。该书阐述了为现代世界带来最持久稳定的两个国际体系的重要相似之处：1815年至1914年之间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以及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体系。如今，通向世界秩序的道路更加难以辨别和前行。
基辛格从巴伐利亚——那里的犹太社区遭到纳粹团伙的恐吓——的工业城镇菲尔特(fürth)来到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领导下的、“快乐的日子又回来了”时期的纽约，这段个人旅程可以让我们对他的价值观和勇气有很大的了解。起初，他对自己的新家园的感情是相当矛盾的。在1939年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像其他许多首次踏入美国的欧洲人一样，他不得不在自己赞美的事情与谴责的事情之间保持平衡：“除了过量的财富、极端的贫困。然后就是个人主义!你完全只能靠自己，没人在乎你，你不得不自己往上爬。”
这正是他所做的：首先，作为一名公民和士兵在欧洲战斗，然后，作为一份子，参与了战后非纳粹化运动，并在集中营发现了纳粹主义对数百万犹太人、同性恋者及其他少数族群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细致地向自己的父母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工作不应该涉及追求复仇。公正与坚强同样重要;他并没有失去对德国是欧洲文明中心的坚定信念。他曾指示那些为他工作的人“不要失去任何机会以言行证明我们理想的坚不可摧”。
回到美国后，像另外200万美国军人一样，基辛格依靠《退伍军人法》(gi bill)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带着一条小猎狗smoky。他的同辈中人才济济，其中许多人后来在政治、新闻和公共服务领域身居要职。他主修政府管理，但撰写了一篇名为《历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history)的长篇论文。然后，他开始了多年的激烈论战，这在充满竞争的学术界是很常见的，辩论的激烈程度往往与议题的重要性成反比。
像其他雄心勃勃的学者一样，基辛格不停地穿梭于波士顿与华盛顿之间，向任何愿意倾听他的人给出自己的建议，无论他们是哪个政党的。他很反感苏联在欧洲施加权力和影响力的计划——如建议德国在中立的基础上实现重新统一。他对德国政治以及德国对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在飞往欧洲时总是倾向于先到波恩和柏林，甚至巴黎，之后才到伦敦。
弗格森认为，说到基辛格在德国事务上的洞见，他的问题在于，相对其国籍所在的美国，他更了解自己出生的国家。本传记的作者认为，直到1959年，在美国50个州中，基辛格到过的可能不到10个。这必然导致了他的一个主要盲区：他无法理解为何富有贵族气派的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州长——他曾投效此人——越来越不可能在共和党中吸引多数支持，这个政党当时很轻易地在转向右倾立场。他被196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右翼支持者狂热的偏执吓到了，就像他后来震惊于大学校园里各种奇怪的反越战活动一样。
基辛格首次成名源于他关于核战争中战术的著作，这让他获得了“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的不公正声誉。平心而论，他试图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置信的美国安全政策的基础，即如果美国的利益或其盟友(如德国)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那么大规模的核报复将成为必然的回应。在学术层面，很难想象地球上有人能严肃地考虑迎接世界末日，如果(比方说)莫斯科过于逼迫柏林的话。基辛格认为，每一种威胁都应以适当力度应对;可以用小型核武器应对较小的威胁。但使用小型的所谓的战术核武器不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说法无法令人信服。从任何意义上讲，由此带来的后果都可能无法控制。
如果上述情况发生的话，可以进行灵活的政策回应，就像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所做的，将可信的军事威胁与富有想象力的外交结合起来，在不会毁掉整个世界的情况下结束古巴导弹危机。至于冷战期间的其他危机，它们受到莫斯科与华盛顿都具有的一种相同认识的制约——在安全事务上任何过火的企图都会导致“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这项政策被恰当地缩写成“mad”(疯狂)，正如其名。近年来，基辛格加入了其他前美国外交政策及安全官员的行列，倡导销毁所有核武器。
弗格森反对一种流行看法——基辛格是一名终极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与用理想塑造并贯穿自己行动的人士截然相反的类型——的论述尤其令人信服。当然，根据情况，在某一刻务实、在下一刻又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可能、明智的。的确，正如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职业生涯所展现的，有时甚至可能(即使令人困惑)出现在同一时间被两种思想意识所左右的情况。这位英国前首相在对那些践踏本国公民人权的国家进行干预时提出的理由就是这样的。在弗格森看来，基辛格是主流的欧洲保守派，由康德的关于人性的现实主义和伯克(burke)的对历史力量的尊重所塑造。“这是保守主义的困境，”基辛格曾写道，“不得不匿名进行革命斗争，用其实质，而非其对外所宣称的。”基辛格关于如何处理战后德国、如何遏制苏联的野心以及如何表述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观点都既有实用主义的精神，也有道德和理想主义的内核。
如前所述，基辛格的盲区包括缺乏对美国民主政治的了解，这无疑导致了他与尼克松之间的看似不可能的联盟。他曾经为肯尼迪和约翰逊效力，在为后者工作时，被越南人圆滑的外交手腕所迷惑，可敬地寻求促成一项可使美国避免一场可怕的分裂战争的和平协议。他一定会喜欢为洛克菲勒政府工作，而且在这位亿万富翁政治家的总统梦最终破碎之前贡献了许多好的观念。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人可能在那很久之前就已经放弃了洛克菲勒号这艘船。然后尼克松——狡猾但聪明的迪克——几乎在偶然之中向他伸出了他不可能拒绝的橄榄枝。历史中的偶然因素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尼克松与基辛格一样崇拜伟大历史人物。在我看来，基辛格本人过于夸大了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地缘政治智慧。就像他的新主人一样，他正确地看到了毛泽东——一个可怕的暴君、但又是一个庞大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国家在二战后部分源于其领导层的残酷统治而团结起来——的巨大重要性。中国有巨大的潜力和希望。尼克松可能比基辛格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经济重要性，基辛格似乎从来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推算、出口数据和人口结构这些东西不太在行。尼克松明白，越南问题对美国而言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使人分心的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必然将战胜共产主义，而且全球化将创造一个不同的、但不那么两极化的世界。如何最有效地摆脱越南并将中国吸引到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中?对1968年在华盛顿结成的伙伴——“不相配的一对”——而言，这些都是占主导地位的主题。
弗格森只讲述到这里。他在最后一段告诉我们，对基辛格而言，“变为……的时代已经结束”;“作为……的时代终于开始”。这种基调类似于巴特勒对舒瓦瑟尔的评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叙述“作为……的时代”的未来卷将比本卷激起更多争议。讨厌基辛格的人士一定在数着日子。因此，下一次，激情将会更加高涨;刀剑将要出鞘;结论将会做出，过于简单地要求对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的从政生涯做出评判，而他就像我们这些人一样(但在全球层面上)试图设法解决作为人类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