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日关系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极具特殊性、重要性的一对双边关系，这种特性以及中日关系严峻的现实，使日本研究成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门“显学”，而中日关系研究无疑是这门“显学”的核心。同时，中日关系研究又涵盖、包容着广阔的相关学科领域的成分-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安全关系、文化交流关系等大大小小、包罗万象的两国间双边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明显不足。认真总结成绩与不足，对于新形势下深化日本研究、促进学科发展、实现学术创新，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1 阶段划分与特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战略背景下，中日无邦交的非正常关系状态持续了23年，直至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早在1952年5月政务院即成立了对日领导小组，全权负责中国的对日事务，组织开展日本政治与政策研究，起草政府政策文件。
但在学术研究层面，由于政治和经济条件所限，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这20多年中成果寥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呈现出繁荣发展景象。
(一) 日中关系研究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发展阶段是：
(1)从2o世纪7o年代末至整个8o年代，为重新启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有众多日本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或重组，研究成果大量面世。据统计，1978年l2月至1993年3月，有3157部关于日本的著作和译著出版，其中不少涉及中日关系主题。
(2)从90年代初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为多元拓展阶段。
随着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动以及中国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急需对新形势下的诸多新问题作出回应、提出建议，中日关系研究也由此逐步深入到各个学科专业领域，成为各学科普遍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
(3)从2008年至当前，为深化发展阶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继1992年之后，战后中日关系的又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一阶段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成果，不仅数量丰硕，而且质量上有明显提高，战略性研究成为其中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
(二)决定中日关系研究阶段划分及其基本特征的因素
决定中日关系研究阶段划分及其基本特征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三方面。这三个方面是：
(1)中日关系本身(包括实力对比、关系态势、互动模式、相互依存度、摩擦剧烈程度等)的演变，对这对双边关系构成直接影响的两国国内形势、对外战略政策以及包括美国战略政策等第三方因素在内的外部环境的调整与变化。
(2)中国的战略需求。从重点“借鉴” 到“应对”再到“塑造”、“引领”，变化发展的轨迹十分清晰。
(3)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研究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与进步。作为广泛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国别研究主题，中日关系研究直接获益于相关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得以不断深化、提升。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日关系研究发展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相关专业学科的蓬勃发展。
(三)中日关系研究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30多年来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呈现鲜明的阶段性发展特征。作为对不断发展变化的上述三方面要素的体现与回应，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不断深化和提高，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国内、国际背景。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这种阶段性特征与总体向前的进化过程，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研究的视角与维度，越来越广阔和多维。
(2)研究的主题与重点，随形势与时代背景的变化有所转换，而总体趋势是多元化发展。
(3)研究的主体与方法。
“专业队”、“非专业队”共同构成中13关系研究的基本力量，知识结构、年龄结构更趋合理，专业素养普遍提高，但方法论缺陷成为制约研究进一步深化发展的瓶颈。
2 研究视角与维度
在上述三方面基本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视角和维度上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从单向到交叉、从平面到多维的重要转变。这一进化过程，标志着中国日本学界对日本、对中日关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
(一)在中日关系研究的重启阶段，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学习借鉴日本经验、促进中日合作、谋求自我发展，是这个阶段研究的着眼点一是体现了中国在“实用理性”文化基因的作用下，自近代以来“透过东洋学西洋”的传统思路。
戊戌年康有为在进呈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中，曾明确阐述借鉴日本经验推动变法维新的思路。称，“今我有日本为向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
二是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随着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制定，中国急需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引进资本和先进技术促进现代化发展。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13本经验、分析中日关系的经济层面问题，成为一项重大、紧迫的战略任务。
三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相同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推动中日关系进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两国各领域交往迅速增加，经济相互依赖日渐密切，这为“学习型”
的中日关系研究取得成果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在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第二阶段，视角开始趋向多元，研究更具体系性，更显立体感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给中日关系的国际战略环境带来重大变化。同时，中日两国都面临社会转型期，对外战略迎来选择窗口期。
1992年堪称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年份。是年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国改革开放步人新阶段，中国经济重回高增长轨道。
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宣示中国的陆地领土包括“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同样是在这一年，日本楼市、股市双双暴跌，经济泡沫破灭，并由此进入长期低迷状态。
另一方面，面对国际格局新旧交替过渡期的到来，日本显示出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战略冲动，主张经济上的“日美欧三极”应适时转化为政治三极。海部俊树首相明确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首度表达出要与美欧共同主导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
日本1993年版《外交蓝皮书》进一步提出，为了维持、促进世界整体的和平与繁荣，
日美欧的责任和作用尤为重大。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中日关系告别了8o年代的“黄金十年”，进入错综复杂的90年代。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保持经济主题的同时，开始将触角广泛延伸到外交、安全、军事、能源、地缘政治等领域。
(三)在中日关系研究深化发展的阶段， 中日关系日益被作为中国战略全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国际秩序中”、“地区格局下”、“规则制定中”的中日关系研究视角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首先与中日之间力量对比、关系态势的变化直接相关。
继1992年之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个重要拐点。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最早从危机中摆脱出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至2010年总体规模超过日本。日本维持了20多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一去不返，战略焦虑进一步加剧，“中国威胁论”呈现“全民化”发展趋势。
其次，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对外战略更趋主动、积极。这在党的十八大后更加明显。新形势、新需求，促使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开始越来越深入地触及秩序、格局、规则等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中日关系研究则日益融入到核心、全局问题的研究之中。同时，塑造中日关系、引领关系走向的主动意识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3 研究主题与重点
由于历史科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的性质，以及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尚未恢复，战后中日关系长期处于非正常状态等一系列因素，1972年邦交正常化后的中日关系研究起步于历史研究。
这一点，可以从当代中国日本研究学术团体诞生的先后顺序中得到生动的印证。
(一)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重启阶段，经济主题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阶段，如何通过学习日本经验，加快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主线。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问题》(1985年创刊，1991年更名为《日本学刊》)创刊号所述，战后“日本人民在土地狭小、资源贫乏的海岛上，经过几十年的勤奋努力，终于赶上和超过了欧洲一些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各国学者竞相研究和探索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力图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这一时期的研究广泛涉及日本经济体制、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企业经营模式，成果数量之多如过江之鲫。
2o世纪9o年代，对日本泡沫经济的研究成为日本经济研究的重点内容。但无论在哪个时期，日本经济研究作为中日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体现出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正如中国社科院一份跨所合作研究报告所述：
“中国有日本这样一个先行者、一个走在我们前面的‘蹬地雷’者，是非常幸运的。无论日本是成功还是失败的方面，都能使中国受益匪浅。”
(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研究中政治、外交、安全主题地位上升
1993年，执政38年的自民党首次失去执政地位， 日本政治开始进入持续动荡时期，政治生态、政党政治出现明显变化。
同时，90年代特别是中期以后，日本外交政策、安全战略出现大幅调整，重新强化日美安全体制。从对《日本学刊》所刊载论文的统计看，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外交、安全研究成为最为活跃、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相关论文的比重明显增加。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有：
(1)政治研究领域：日本国内政治力量对比，政治转型的价值取向，政治右倾化，国家主义思潮，右翼势力。
(2)外交研究领域：日本公开明确“入常” 目标(1994年)，
日本提出亚洲货币基金(amf)构想(1997年)。
(3)安全研究领域： 日本制定《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简称“pko法”，1992年)，出台冷战后首份《防卫计划大纲》(1995年)，强化日美同盟(1996年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修订防卫合作指针)，通过《周边事态法》(1999年)。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研究在安全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2008年以后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视野更为广阔，研究更为厚重，所关注的重点更为大、深、远
在短短几年间，中日关系研究成果斐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明显跃升，呈现出与此前两个阶段明显不同的特点。
(1)尝试从世界、地区格局的视角分析预测中日关系。如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未来的中美日关系》、张蕴岭《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中日关系》、朱锋《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
(2)借助多边关系、特别是美国因素、中美日三边的视角深化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如冯昭奎《发展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 —兼论中美博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高兰《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介入浅析》、杨伯江《美国对日政策内在矛盾及地区战略影响分析》、廉德瑰《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中美日因素”论析》。
(3)注重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如高兰《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模式与法德模式的比较》。
(4)理论性、战略设计意识、政策针对性明显增强。如吕耀东《中日双边互动模式：情境与调控》、蒋立峰《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 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理论分析》、徐万胜《论中日关系机制化建设》、吴寄南《试论中日重构战略互信的路径选择》等。
4 研究主体与方法
“专业”、“非专业”科研队伍共同构成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基本力量。3o多年来，专事et本与中日关系研究的学科队伍在规模上基本保持稳定，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上更趋合理，专业素养普遍提高。但方法论缺陷成为制约中国中日关系研究实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深化升级的瓶颈。
(一)“专业”加“非专业” 的基本研究力量
根据中华日本学会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于2008年实施的联合调查，中国现有110个日本研究中心或院所，其中多数是综合研究日本的学术机构。
这些研究机构可大致分成三类：隶属于党和政府部门的日本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系统的日本研究机构、分布于全国各地高校中的日本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所。
调查显示，上述各类研究机构中，从事日本问题研究的人员为1011人。其中，第三类机构的研究人员约占70% ，第一、二类机构的研究人员各占约10% ，新闻出版等传媒系统以及其他类型的日本研究人员约占10% 。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布是：
43% 的人研究日本语言和文学，18% 的人研究日本历史，14%的人研究日本经济，12%的人研究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13%的人研究日本哲学、思想、教育及其他。
但应当强调的是，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力量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专事中国与日本关系的研究群体。实际上，在近年来中日关系各领域研究的相关成果(特别是期刊论文)中，非专事日本研究的作者均占有一定的比例。
(二)学科队伍发生重要变化，研究主体水平明显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专事日本与中日关系研究的学科队伍在规模上基本保持了稳定。据1985年有关部门对日本研究队伍的粗略统计，总共为1138人
根据1996年中华日本学会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联合实施的调查，总共为1260人。在改革开放之初，从事日本、中日关系研究的人员大多数是学习日语出身，熟悉日本语言文学，而其他学科的日本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从2o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日本研究的人才成长迅速。
全国各日本研究机构培养的人才逐渐崭露头角，许多日本研究人员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提高了专业素质，一些在日本学成回国的博士成为日本研究的骨干力量。发展到目前，这支学科队伍在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上更趋合理，专业素养普遍提高。
(三)方法论缺陷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化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在30多年来中日关系的研究实践中，日本研究学者通过与非日本研究专业学者的合作，强化了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度和学科意识，提高了研究的对策性和应对性，巩固了日本研究相关专业的理论基础，有效促进了国别研究与学科研究的相互融合。
此期间，日本研究学者始终关注对方法论的探索与运用，尝试“通过运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学科的交叉渗透中来把握事物的关联性，发现新规律或者提出新观点”，促进日本研究水平的提高，但总体而言，截至目前，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距离构建中国的日本研究范式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正如有学者尖锐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研究方法和理论取向比较单一”，“缺乏对人文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运用”。
“一些论文虽然声称使用了跨学科的方法，但分析和运用的力度不够。在关于中日关系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上，跨学科方法应用的自觉性和有效性不足。”此外，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对国际学术前沿关注不够”。
由于知识储备和学者个人学术素养所限，“中日关系学者未能追踪和把握欧美学界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动态，对于欧美学界关于国与国之问关系的研究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不够了解，导致中日关系的研究难以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
打破方法论瓶颈，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顺应进而用好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国际化的新趋势，将成为中国中日关系研究今后努力的方向。
(注释略)
杨伯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来源：《日本学刊》2015年b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