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流动，从“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到“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背后的逻辑是市场化与全球化推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国内社会科学界对于农民工流动的研究从最初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讨论、对城乡隔离制度的批判发展到对流动背后的阶级与性别、乡村的商品化与社会化乃至发展主义的揭示，包括这种流动所塑造出的不平等与断裂的城乡关系等。随着流动的多元化和推动制度变迁力量的多元化，农民工流动、乡村发展以及城乡关系也有了新的选择可能性，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关 键 词：农民工/城乡关系/政治经济学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逐步转向市场化，同时也不断被卷入全球化，形成一个以资本主导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相对收入水平的不断下降，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与非农业部门寻找工作机会，这些被称作“农民工”的劳动力支撑起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庞大的农村人口被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动员起来，他们尽管已经成为城市与工业部门的主要劳动力，却没有被城市所吸纳，而是不断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反复流动。城乡之间、内地与沿海之间的年复一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一个独特景观。塑造这种流动形式的制度背景、权力结构，以及为这种流动所链接、形塑的城乡关系成为国内众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主题。以下谨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工流动状况及其制度背景变迁，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进行一个综述。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流动变迁概述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部门的转移并非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有农村集体组织、以“农村副业队”等为形式的外出务工，用以增加集体收入。①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年中，这种转移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规模愈来愈大的流动，从80年代初期的不足200万人②发展到2011年的1.58亿人（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③占到中国农村人口近1/4。④除了庞大的流动规模外，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推动是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区别于改革之前的主要特征。
（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就地转移与选择性准入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将家庭作为组织农业生产和核算的基本单位，农业模式也从规模化的集体生产回归到以自耕农的家庭小农场经营模式为主。尽管土地在法律上仍然归村集体所有，但是通过村庄内部按人口分配和不定期调整土地的原则保证了每户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而土地的平均分配则带来普遍性的劳动力投入过密化，并且人口增加和新劳力的投入使这种过密化较之集体化以前更为严重。⑤这一时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发生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稠密、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通过经营家庭副业和进入当地乡镇企业就业的方式实现就地就近转移。⑥
由于自身沉重的就业压力，这一时期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依然对农民关闭着。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采取严格控制农民外出务工的措施，各地大量清退农民工和计划外用工。以“农民工”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在1982到1984年的三年中大部分文章是关于开展清退工作的。仅1982年的两期《劳动工作》就刊发了六篇宣传清退工作“先进经验”的文章，涉及到安徽、山东、河南、山西、青海五个省。而在《劳动工作》1983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清退农民工和控制农民进城务工的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当时城市大量待业青年的就业需要。⑦相应地，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积极鼓励“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中央与地方政府也出于增加就业与财政收入的目的大力扶持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
尽管如此，农民并没有被完全排斥在城市之外，一些高度危险、体力繁重的工作被挑选出来向农民开放，例如煤矿采掘（齐管，1981）、⑧码头搬运⑨等等。这种做法在当时被作为改革用工制度、提高经济效益的“先进经验”进行宣传。从1984年开始，国家准许农民在“自筹资金、自理口粮”的条件下进入城市务工经商，⑩这种规定实际上希望农民工能够进城从事那些为城里人所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同时又免除了城市为农民工提供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责任。这个城市工业部门对农民的选择性准入机制，提供那些限定性的工作（体力繁重的、环境恶劣的、工作危险的、地位卑下的），采用非正规的雇佣方式（包工、临时工），不负责劳动力的再生产，为此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农民工陷入半无产阶级化境地埋下了伏笔。
（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民工潮与歧视性控制
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大城市的迅速扩张，很快将本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完毕，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甚至通过将村庄整体变为工业园区(11)或纳入城市成为城中村(12)的方式，彻底“消灭”了农村和农民（在此之前，这些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以吸收本地农民为主，外来劳动力主要通过承包土地从事农业的方式填补本地农业劳动力转移后的空缺(13)）。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生产力释放作用的衰减和对农业、农村投资的减少，农民税费负担的增加，农民面临着日益沉重的货币压力。内地乡镇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原因包括效益下滑、破产改制，以及一些政府部门以治理假冒伪劣、环境污染为名义的打压等）将大量已经被就地吸纳的农村劳动力重新抛出。在沿海地区与大城市日益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和内地农村的货币压力与就业压力共同作用下，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民工潮”取代“离土不离乡”，成为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常年流动的农民工约有5 000万到6 000万人，其中四川、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六省就有2 400万人，(14)从而形成了此后以中西部省份作为劳动力输出地，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作为劳动力输入地的格局。
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面对有增无减的民工潮，各级政府依然试图将其阻挡在城市之外。通过极力凸显农民工进城的负面信息（诸如挤占城市公共资源、违法犯罪、影响市容等等），或者称之为“盲流”，(15)从而实现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污名化”。然而，随着1992年以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劳动密集产业主导的外向型经济日益在国民经济起到了支柱作用，内地农民工对于满足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劳动力需求的重要性已经无法忽视，各级政府对待劳动力流动的态度从单纯限制转向控制与规范。(16)这一时期各地政府部门对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政策可以归纳为输出地有组织、输入地有管理、流动中有控制，而劳动力流入地区以“暂住证”和“收容遣送制度”为代表的流动人口管理措施也得到空前强化。并且，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造成的大量城市下岗工人在给城市带来就业压力的同时，也成为当时社会抗争的主体，各地方政府和媒体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而将外来农民工视作城市就业机会与福利资源的争夺者，从而通过限制与歧视性的准入政策来转嫁就业压力。(17)部门利益驱动的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使原有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断被强化，(18)农民工处在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而沦为无权的“弱势群体”，(19)这种地位的直接体现就是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水平在90年代几乎没有增长。(20)在这里，歧视既是各种控制流动人口措施的普遍特征，其本身亦是制造隔离并进行控制的手段。事实上，直到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21)和2004年起的“民工荒”(22)现象之后，对待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工的种种歧视与控制政策才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逐渐改变。
需要注意到，随着跨区域流动成为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形式，并形成相对固定的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划分，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工流动的态度也因为各自所在地区角色不同和相关利益不同而产生差异。对于农民工输出地，由于农业收益微薄而工商业弱小，农民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无疑对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和增加财政收入意义重大，当地政府因此更乐于积极推动本地劳动力外出。(23)对于农民工输入地，特别是一些自身就业压力巨大（下岗工人多）的大城市，当地政府更倾向于限制外来劳动力的进入；(24)而对那些以劳动密集的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地区（例如南方沿海地区），开放外来农民工进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歧视与隔离控制更多是为了维持外来劳动力的无权与弱势地位，满足资方对劳动力“廉价、听话”的要求。(25)
（三）2000年至今：农民工流动的多元化与多元推动的制度变迁
进入新世纪，农民工流动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主体。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80后或90后，在外出打工之前接受过中等教育，大多是从校门直接走上外出务工的道路，缺乏务农经验，有些甚至没有基本的务农常识。(26)与第一代农民工为赚钱补贴家用而外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则趋于多样化，赚钱已经不是唯一的目标，追求生活意义与自我发展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动机。相应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农民身份认同开始趋于弱化，对于家乡农村的认同也趋于弱化，因此有学者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位为“介于生活者与生存者之间”和“介于回归乡土与定居城市之间”。(27)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增大而陆续回到农村，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占据流动的主体部分。他们虽然在身份上依然是农民，却几乎没有、也从未想过从事农业，无法返回农村却又无力融入城市，(28)他们的未来依然不确定。这种不确定反映在现实当中，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中强烈的“漂泊”感和不满与焦虑情绪，频繁地转换工作和在农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之间流动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还有就是对不平等现实的激烈抗争。一些学者认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生的农民工同他们的父辈相比，少了对现实的屈服与忍耐，而有更多的权力意识和反抗意识。(29)相比于90年代以城市下岗工人和沉重税费负担下的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抗争，新世纪的社会抗争运动更多由农民工发起，激烈的讨薪维权乃至大规模罢工事件屡屡见诸社会媒体，“愤怒”(30)与抗争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特征之一。
除了流动主体的多元化，在流动方向上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即大规模向外流动与大规模返乡回流的并存。新世纪以来频频出现的“民工荒”与“返乡潮”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形成鲜明对比，其背后的原因既有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长期不变和各种歧视性待遇引起农民工“用脚投票”的抗争，也有深度卷入全球化的中国外向型经济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对农民工的危机转嫁。而在返乡农民工中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农民工回流的原因包括年龄、婚姻、生育等自然与家庭原因，外出就业失败或遭到欠薪、工伤等侵害，厌倦工厂流水线单调紧张的生活等等；(31)年龄较大而被城市工业部门所抛弃的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选择不再外出而重新务农，而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则感到在家乡“无事可做”，他们倾向于再次外出；(32)同样，一些在外出务工过程中积累了资金、技术、人脉的返乡农民工则会在家乡农村或附近城镇投资现代农业或工商业，(33)还有一些则成为乡村精英、意见领袖或者被选为村干部，(34)他们带回来的新的观念与思维方式也对乡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日常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同农民工流动的多元化类似，影响流动的制度变迁在新世纪以来也呈现出推动力量多元化的特征，除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外，全球化与社会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日益显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到市场经济体系当中，参与全球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成为满足全球市场需求的“世界工厂”，同时也成为中心发达国家资本输出与利润攫取的重要场所。为了满足跨国资本最大化剥削剩余价值的需要，维持一个权力缺失、频繁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而不必负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将其转嫁给农村），(35)全球化力量不断产生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机制。(36)因此，尽管国家从2000年起致力于构建一个打破城乡分割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变过去的一些歧视性政策与控制措施，并且在2004年正式承认农民工是“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7)但是农民工真正的“无产阶级化”依然遥遥无期。(38)事实上，政府部门对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工的态度转变与政策调整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日益卷入全球化并高度依赖世界市场现实的顺从，“民工荒”与“返乡潮”正因为影响到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劳动力需求与经济增长而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了全球化因素，一些非政府因素也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力量，这其中有非政府组织（包括农民工自组织）、社会媒体、学者与公共舆论等。各种自发的讨薪、维权、罢工等抗争行动，使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某些情况下作为一个阶级）展现出不容忽视的力量，并推动着农民工的自组织（例如农民工的独立工会）建设。在公民社会推动下，人口外流引起的农村凋敝、农业萎缩、留守人口处境和城市外来人口公民权缺失（例如农民工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一些列问题得以被呈现，类似“孙志刚事件”等标志性事件被广泛关注，为推动相关法律完善、政府政策与行为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公民社会力量，特别是农民工自组织力量的成长，对改善劳动力市场中国家、资本与农民工之间不公平的力量博弈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民工流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三十年来的变迁
（一）20世纪80年代：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研究
国内社会科学界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最早是从关注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开始的。如前文所言，农村废除集体生产而恢复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革使人多地少的矛盾凸显。在中国期刊网上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题名检索，第一篇文献是魏时中发表在1982年1月《赣江经济》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在哪里》，而在当年就有五篇以之为题的论文，这一年恰是中央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起始，(39)这些研究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普遍共识就是向工商部门转移。(40)
共识达成之后便是转移路径与方式的具体讨论。冯兰瑞将可供选择的转移模式概括为：不离土不离乡——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户兼业化，使农业能够吸纳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的方式，使剩余劳动力在当地向工商业转移；离乡不离土——通过外出在异地承包土地耕种的方式实现转移；离乡又离土——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工商业部门。(41)由于当时城市就业压力巨大和资源限制，以“不离土不离乡”或“离土不离乡”的模式，通过农户兼业化、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实现转移受到学者与政府的推崇。然而，当时也有学者指出“离土不离乡”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初次转移”，而“离土又离乡”的城市化才是“农村经济变革的大趋势”。(42)此外，也有学者对中国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估计展开了讨论，估计结果差异的背后是对未来农业人均土地规模与机械化水平变化和技术进步预期的不同。(43)这一时期，一些国外关于城乡人口迁移的理论被引介进来，例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和托达罗的改进模型、(44)人口迁移理论（包括推力——拉力模型）(45)等，这些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深深影响了以后中国的相关学术研究和政策选择。(46)
（二）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与农民工流动的制度分析
“民工潮”的涌现意味着沿海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主要通过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乡镇企业，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完成转移），同时也表明内地农村对“不离土不离乡”和“离土不离乡”模式尝试的失败。对于迫使农民离土向外流动的原因，吴怀连通过对湖北省四县34个村庄的调查认为，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收入差距的巨大是主要原因，而非劳动力剩余；(47)黄平等对全国四省八村的调查也认为，土地缺乏和农村劳动力剩余都不是导致农民外出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农业收入的相对低下迫使农民放弃土地而选择外出务工，务工收入成为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而农业生产则被贬低为一种补充性的副业或“家务劳动”。(48)这些研究实际上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工业部门（城市/沿海发达地区）攫取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实质。
“民工潮”的兴起使国内许多研究者将关注点集中于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他们认为过去“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模式使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49)并希望这种跨区域流动能够推动农村人口城市化，实现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50)因此，这些研究者批评城市政府对农民工设置的各种准入障碍与歧视性政策，认为不利于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与最优配置，阻碍了城市化进程。(51)由于国家（包括中央与城市地方政府）对劳动力流动的严格控制与歧视性政策是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于制度及其形成与变迁的研究开始得到重视，一些学者开始对劳动力流动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蔡昉将对外地农民工的歧视政策归因于城市居民为维护既得利益（例如国有部门的高福利，这些既得利益被认识是改革之前城市与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结果），向本地政府施压的结果（如前文所言，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不满构成当时城市维稳的主要压力）。(52)尽管这些研究依然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论与方法，但是反映出塑造经济行为的制度、权力等因素开始得到研究者的重视。
作为流动主体的农民工，他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从事非农的职业却依然是农民的身份，生活工作在城市却又为城市所排斥，处在一种游离与边缘的地位。(53)这一时期对城市农民工的研究主要考察他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心理与观念、越轨行为与犯罪问题等。(54)例如李培林对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的时候也把家乡农村的家庭伦理关系带入了城市，他们的信息来源与交往方式、职业变动与社会流动仍然更多地依赖亲缘与地缘关系，而与这些资源的市场化程度没有关系；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在发生着地位分化，形成占有资本并雇佣劳动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并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的打工者三个社会阶层。(55)周晓虹通过对北京“浙江村”和温州一个农村社区农民流动史的考察，认为流动经历与城市生活体验对于影响农民精神世界，培养个人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56)
人口外流对农村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被关注。徐勇的研究认为，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使农村稀缺的资金、技术、人才、知识与需求等资源向城市集中，乡村发展陷入“空心化”的困境，流动不仅没有带来乡村传统结构的转型，一些外来文化冲击反而破坏了原有的乡村秩序，使乡村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状态。(57)部分家庭成员长期在外务工也使完整的家庭生活遭到破坏，于是产生了留守人口的问题。高小贤的研究关注到了男性劳动力大量外出引起的农业生产女性化现象，(58)繁重的农业生产任务对留守妇女的负担是讨论的主要话题。对于留守儿童，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是其教育问题。
（三）2000年以后：阶级的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的主体部分，他们疏于农事，缺乏对农村生活的认同，将来似乎已经无法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回到农村。(59)然而，城市对他们的接纳依然遥遥无期，农民工在城市中依然维持一种“边缘”、“无根”的状态。(60)王春光把这种状态称为“半城市化”，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了城市，并且工作、生活在城市，却在体制、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上被城市与市民所排斥，当这种排斥长期不能改善时就会使“半城市化”结构固化并不断自我复制，他认为这种“半城市化”具有长期化的趋向。(61)于是，许多学者发出尽快实现“农民的市民化”(62)的呼吁，并就如何实现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市民化展开了探讨。(63)但现实中城市准入门槛的不断提高（尤其是经济上的，例如住房价格），以及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阶级再生产倾向，(64)似乎正在应验“半城市化”结构固化的预言，以劳动力流动推动城市化与社会结构转型的期望日渐渺茫，“漂泊无根”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典型“归宿”。(65)
1.回归阶级视角
作为一个新的劳动主体与抗争主体，一些学者开始从阶级的视角来看待农民工以及他们的流动。刘剑在评论潘毅等人的《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一书时提到，占据中国转型社会研究主流的阶层分析视角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内在对立的结构性因素”，主张阶层利益调和与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农民工问题可以通过制度文化的改进得到解决；而阶级分析视角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利益对立的结构性基础”，强调劳资之间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秉持阶级分析视角的学者主张“只有将处于失语、错位和扭曲的阶级话语拯救出来，才能够直面和回应产生利益对立、制造社会不公的结构性根源”。(66)
潘毅认为，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及其地位的塑造是由国家代为进行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了给强调个人主义、专业分工机会平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铺平道路，阶级的话语被压制，阶级的话语先是被国家、而后被市场话语所取代。另一方面，户籍制度同劳动力控制机制的紧密结合形成一种权力形态，在深化对农民工的剥削（利用农村的自给自足经济压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同时也在模糊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既非农民亦非工人的身份模糊性，以及因为无法在城市定居而不断流动的特征，都阻碍着农民工作为一个阶级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在对打工妹群体及其日常抗争的研究中，潘毅呼吁重归阶级的视角来理解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暴力的本质，以此“召唤一种崭新的，可以超越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非政治冲突或政治冲突、地方性斗争或全球斗争的抗争理论”。(67)沈原指出，当国际社会与经济学家们纷纷断言中国已经成为一座“世界工厂”时，也就表明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形成，因此他呼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认为当代中国正处在外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内部社会主义体制向市场化转轨这两次“大转变”的交汇点上，从而出现了不同于国有企业“老工人”的农民工，即转型期的“工人阶级再形成”。对于农民工研究，沈原主张从研究“抽象工人”转换到研究“具体工人”，提供各种工人的具体形象、具体生活与工作场景，描绘他们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实践逻辑；其次要返回到生产中心性，重视生产过程对塑造农民工的决定性作用。(68)
事实上，在潘毅和沈原提出回归农民工研究的阶级视角之前，严海蓉于2001年发表的文章《“素质”、“自我发展”和阶级的幽灵》就通过一个打工妹的叙述展现出一个农民工个体的阶级觉醒过程。改革开放使农村成为无穷的劳动力源泉，但是这些“低于现代标准、廉价、没有劳动纪律”的劳动力需要加以改造以适应市场与跨国资本的要求。于是，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下进行“自我发展”，将含有资本价值观的“素质”话语自觉内化，用个体的自我否定与改造来取代阶级认同、遮蔽社会对立。当资本的压迫与剥削不断加重，当“自我发展”无法改变被异化的命运的时候，农民工也将摆脱“素质”话语的束缚，重新回到作为一个阶级的群体认同。(69)而在对建筑工地的研究中，潘毅等发现建筑业包工制的用工体制将建筑工人置于一种劳动关系缺失的困境中，资方与工人之间的层层转包遮蔽了真正的劳资雇佣关系，分包制将工程进行分解的同时也对工人进行了分化，而包工队内部则以准亲缘（例如朋友关系）和地缘等人际关系代替劳资关系来管理、控制工人。分包劳动制为资本控制工人并剥削剩余价值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然而当这种压榨突破工人的底线（拖欠工资，违背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等价交换”原则）时，讨工钱的斗争便将劳动与资本之间内在对立和被隐藏的阶级关系清晰地呈现在工人之前。在抗争的实践中，当分包制遮蔽下的劳资关系浮现出来，真正的老板出现时，地缘意识会反过来成为工人迅速团结的社会基础，建筑工人的阶级意识由此形成。(70)
2.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无产阶级化是劳动者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向他人出卖劳动力的过程。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时期，无产阶级化既是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人口的过程，也是劳动者同他们原有的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的过程，工业化、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相伴随而进行。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化不同于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的情况，而是大量劳动力向非正规经济部门集中，(71)从事低工资、缺乏保障、临时性的工作，成为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刘建洲在对无产阶级化的相关理论及不同历史、地区无产阶级化过程进行广泛梳理的基础上，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转化由于国家力量的干预而并未完成，不得不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农民工作为劳动的主体，其劳动力的出现、使用与再生产在空间和社会意义上被割裂和拆分开来，他们的劳动力以工人的身份在城市被使用，却必须回到农村、以农民的身份得到再生产。(72)孟庆峰认为，“半无产阶级化”是波兰尼社会“大转变”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劳动力一方面被商品化为资本积累服务，同时又有一定程度的“去商品化”，是一种“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但是中国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却是在农村取消集体经济而重归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力的再生产阶段同被商品化的劳动力使用阶段一样失去了社会保护。(73)
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源于其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过程的分离，无法在城市进行劳动力的世代再生产，让一些学者注意到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方式对其身份与阶级塑造的影响。任焰、梁宏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方式为资本主导或社会主导，未见国家或地方政府对解决农民工居住方面的贡献。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条件与居住质量决定了其居住的临时性，仅仅满足个体的基本生存要求而无法提供完整的家庭生活条件。而所谓的资本主导也即工厂提供的集体宿舍居住方式，社会主导则是以社会提供的房屋租赁（一般位于城中村）解决居住问题。(74)周大鸣的“二元社区”描述了农民工居住的拥挤的城中村、出租屋与工厂宿舍同本地人（工厂的出资人、管理人员或分利者）居住的“文明小区”之间的隔离，这种隔离不仅体现在居住空间与条件上，还体现在分配制度、职业、消费与娱乐方式和社会心理上。(75)任焰、潘毅认为，只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集体宿舍劳动体制在宏观上实现了劳动力的高流动性，满足资本对劳动力的廉价、年轻的要求；同时在微观上使工人的生活过程同劳动过程一样被纳入工厂（资本）的控制之下，使工厂能够灵活支配和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力使用的剩余价值率。(76)
人为阻断的城市化进程使农民工陷入农民身份与工人职业的矛盾中，无法扎根于城市实现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统一，使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始终处于无法完成的状态，使这一劳动主体“只能永远停留（流动）在‘半无产阶级化’的特殊状态之下”。(77)
3.其他研究视角
劳动力流动背后的关系、性别，以及推动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化（商品化）、发展主义等也成为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并构成了对阶级视角的补充。
关系视角主要被应用于对建筑工地包工制的研究。周潇对建筑工地的田野研究发现，建筑工地上工人与管理者和工人与工人之间普遍存在的地缘与准亲缘（朋友）关系，在网络化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二等公民”的社会身份和建筑业独特的生产组织特性下形成一种“关系霸权”，包工头等管理者利用关系霸权在工人中获得忠诚与支持，约束并消解工人的反抗，促使工人积极投入到劳动与“自我剥削”当中。(78)蔡禾等对路桥建设行业的研究发现，包工头在工程款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对农民工的工资发放遵循一种“逆差序格局”的逻辑，即按照与包工头的“关系”由远到近作为工资发放的优先顺序，以降低由于“环境不确定性”而可能导致的关系边缘工人流失。因此，关系霸权降低市场风险的作用对于包工头和关系核心工人而言是不平等的，它使包工头的风险被最大限度降低，而关系核心工人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79)当然这些研究也认为，倘若涉及到根本的利益冲突（例如拖欠工资），则工人与管理之间的关系霸权则可能破裂，而关系网络在工人群体中造成的分割亦可能弥合，原有的地缘、准亲缘关系将让位于阶级关系与阶级认同。(80)
针对打工妹群体的研究特别强调性别视角的重要意义。潘毅在呼唤对中国打工妹研究的阶级视角的同时也指出“打工妹是女性的打工主体”，女性因其更加容易被管理和控制的特征而被国际资本所挑选出来；因此打工妹的社会抗争不应被简化为传统的“阶级斗争”，这种社会抗争“既是打工者对制度和资本的反抗，也是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反抗”。(81)严海蓉对保姆这一特殊打工妹群体的研究，梳理了改革话语下家务劳动负担如何从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替换为知识分子的“阶级负担”问题，(82)而保姆则成为转嫁这种性别负担的“性别替身”，因此家政工（保姆）的雇佣背后是城乡、脑体、性别三重关系的运动与调整。严海蓉最后提出“任何对家务劳动价值的严肃讨论都必须正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并“通过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关联来寻求解放性的方案”。(83)
一些学者从农村商品化（社会化）的现实出发，主张超越传统的经典小农范式来理解农民的行为。徐勇、邓大才将“社会化小农”作为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即在农村日益卷入市场经济当中，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分工和农民生活空间的商品化带来巨大货币压力的情况下，小农的行为遵循一种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和货币支出最小化的“货币伦理”。(84)在货币伦理的支配下，社会化小农被货币压力驱赶着向外流动，不惜将自身作为换取货币的商品，与家人的团聚、农业劳动的相对清闲甚至身体的健康如果不能带来足够货币收入则变得无意义了。(85)邓大才认为，中国农民的打工逻辑经历了从生存逻辑向货币逻辑的转变，打工动机从生存最大化向货币最大化的转变。目前大多数农民外出务工依然遵循货币逻辑，包括已婚者为即期的货币压力而打工，未婚者为缓解未来的货币压力而打工；但是一些年轻打工者正从货币逻辑向前途逻辑转变，从货币最大化向利益最大化转变。(86)如果说阶级的视角让我们认识到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的现实，那么社会化小农的货币逻辑则解释了农民在拥有一定生产资料与生存能力的情况下何以会“主动”地寻求自身无产阶级化。
这一时期，关注农民工流动导致的留守人口、农业老龄化与农业女性化、农民工子女教育等相关主题的研究大量出现。叶敬忠将劳动力流动以及留守人口问题置于发展主义的背景下来理解，并对这种以现代性霸权、唯经济增长和城市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发展模式进行批判与反思。(87)
三、研究取向的新变化
近年来研究成果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将农民工流动置于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在揭示其背后的宏观结构及其内在的矛盾冲突。研究的目标从过去对已有现象的解释为主，延伸向对未来趋势的预测与应对。在2000年以后的研究文献中，以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特别是阶级视角的研究），将农民工的“半城市化”与“半无产阶级化”视为最大的问题，其暗含的政策取向依然是通过农民工的彻底城市化来实现“无产阶级化”。另一些研究以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和小农为对象，则更多关注劳动力外流、资源外流所导致的农村“虚空化”，关注商品化对小农的压力，更多强调乡村与小农经济的价值与意义，主张重建乡村。此外，对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正式制度的研究，随着城乡行政壁垒逐渐瓦解，也从过去对产生负福利的隔离制度的批判，转向对完整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的关注，意在推进公共福利的均等化。
农民工流动主体与流动方向的多元化和推动制度变迁力量的多元化趋势，为这一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空间，一些研究者开始用新的经验材料重新审视旧有研究结论。
对于农民工的所谓“市民化”问题，已经有学者的研究开始对此米6米乐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提出质疑。李强、胡宝荣的研究发现，城市户籍制度的松动并没有显著改善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难。(88)并且，当户籍身份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联时，“市民化”更多是农民工面对国家征地时的被动选择。(89)
同时，有学者关注到了农民工的回流趋势。李郇、殷江滨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回流后主要在家乡县城、集镇从事非农产业，从而促进了当地小城镇的发展。(90)对于回流人口向家乡小城镇的集中现象，有学者提出了“回流式市民化”的概念。(91)同时，当回流伴随着沿海企业向内地迁移时，也有可能使曾经双重脱嵌于乡村和城市社会的农民工实现“再嵌入”。(92)
一些学者也开始从福利而不仅仅是收入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工流动对农户家庭的影响。彭大松的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长期外出对于家庭福利带来了损失。(93)叶敬忠指出，大规模的农民工外流在农村造成了大量留守人口，同时也导致对这些留守人口的“照料赤字”。(94)也有学者开始研究童年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从而将“农民工”和“留守儿童”两大主题建立起关联。(95)
四、结论及未来可能的研究议题
通过对三十多年来农民工流动以及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兼业化是中国农民维持生计的惯常策略，但是大规模农民工流动并非自发的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从“离土不离乡”变为“离土又离乡”，是国家发展战略从本地工业化的均衡发展向沿海优先的非均衡发展转变的结果。而维持农民工的流动与半工半耕、“半城市化”的状态，也是国家和资本为保持劳动力集中、廉价且驯服的竞争优势的共同需求。因此，农民工流动受到国家各种政策、法规、管制的推动与引导，也被资本通过建构生产体制和控制劳动过程所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权力、生产关系塑造的结果，而这种塑造的力量、机制与过程正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农民工流动仍将是长期存在的现象；农民工彻底的城市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批农民工在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务工与务农之间潮汐式的流动，依靠家庭农业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支持，能够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劳动力相对低成本的优势。(96)每当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时，农村和农业蓄水池对城市过剩劳动力的吸纳，总能使城市的危机得到缓冲，避免大规模失业对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带来的冲击。(97)在中国的产业升级还没有完成，经济增长和就业对劳动力密集、附加值低的出口加工业的依赖还没有彻底摆脱时，城市的就业容量也就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在没有能力提供充分的城市就业与生活保障的情况下，此时过于急切地推动农民工“彻底城市化/无产阶级化”并非一个明智的选择。
农民工的工资价格优势是建立在家庭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上，需要有可持续的家庭农业来支持。同样，农民工为适应经济周期的双向流动也建立在能够返乡的基础上，需要有能够支持家庭生活与生计的乡村作为归宿。然而，现时的农民工流动在给城市输送人力的同时正不断掏空农村，在为城市生产财富与繁荣的同时正制造着农村的寂寥与衰败。如果说过去的农民务工是城乡间不平等的要素交换，那么当前的农民工流动则更多体现为城市对农村单向的资源汲取。在发展主义和城市化的话语霸权下，新生代农民外出务工换取的收入不再是投入家乡的农村建设与农业生产，而是积攒起来作为逃离农村进入城市的资金储备。这种以抛弃乡村、废弃农业为代价，使农民无根的流动是难以为继的。
笔者认为，学者们的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展，将乡村和城乡关系纳入研究视野，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米6米乐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劳工研究领域，关注农民工本身，而对乡村和流动关注较少，研究视野和对米6米乐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的想象都存在一定局限。农民工本身是一个兼有农民与工人两重身份、村民与市民两种特征的角色，农民工的流动将城市与乡村、工厂生产与家庭农业联系起来。因此，对农民工流动的研究需要从劳工研究中拓展开来，需要将乡村以及城乡互动纳入研究视野，需要多领域、多视角的共同关注。在米6米乐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上除了“彻底城市化/无产阶级化”，同样需要有乡村的建设与复兴，需要构建新的、更加平等的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农民工流动在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且变化的经验事实，对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依然应当是对经验事实的研究，其研究主题的发展也必然服从于经验事实的发展。由此观之，劳动力回流趋势能否改变农民工彻底无产阶级化与市民化的“唯一前途”，回流对于农村发展的影响如何，新的城乡关系如何实现，社会力量在流动中能够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发挥建设性作用，都有可能成为未来新的研究主题。
①齐管：《煤矿掘进的新用工形式——对平顶山矿使用农村副业队承包井下工程的调查》，《劳动工作》1981年第6期。
②刘建进：《1997～1998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流动状况（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③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④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末中国农村人口为6.56亿。
⑤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6页。
⑥宋林飞：《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⑦安徽省劳动局：《芜湖七千城镇青年到建筑、搬运队就业》，《劳动工作》1983年第1期。
⑧庄启东、张晓川、李建立：《关于贵州省盘江、水城矿务局使用农民工的调查报告》，《计划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王思诚：《煤矿井下试行农民合同轮换工的调查》，《经济管理》1982年第7期。
⑨尚劳：《上海港务、交通、造船行业改革用工制度经济效益提高》，《中国劳动》1984年第13期。
⑩马雪松：《从“盲流”到产业工人——农民工的三十年》，《企业经济》2008年第5期。
(11)折晓叶、陈婴婴：《村庄的自然“城镇化”》，《中国社会学年鉴：1995～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9-129页。
(12)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3)胡俊生：《广东代耕农生存状况调查》，《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第5期。
(14)朱泽：《“民工潮”问题的现状、成因和对策》，《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12期。
(15)任贤良、熊小立：《盲流还是潮流？——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深层思考》，《农村经济》1989年第6期。
(16)马雪松：《从“盲流”到产业工人——农民工的三十年》，《企业经济》2008年第5期。
(17)蔡昉、都阳、王美艳：《城市排斥外来劳动力的政治经济学——北京案例》，《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四集》，2005年。
(18)李怡乐：《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政治经济学解读》，《科学•经济•社会》2012年第2期。
(19)江立华：《论城市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0)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经济学家》2005年第4期。
(21)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17日，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遭遇警察盘查，因缺少暂住证被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后又转到广州收容人员救助站，遭受到工作人员和其他被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3月20日被发现死亡。由于孙志刚是一名毕业两年的大学生，这一事件受到人们广泛关注，并直接导致已实行20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
(22)民工荒：2004年起，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现象，是农民工面对过低的工资与歧视待遇时的一种“用脚投票”。
(23)安徽省委政研室：《关于安徽省“民工潮”的调查与对策建议》，《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1期；许平：《从政府行为到市场行为——竹镇劳务输出个案研究》，见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7-251页。
(24)蔡昉、都阳、王美艳：《城市排斥外来劳动力的政治经济学——北京案例》，《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四集》，2005年。
(25)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62页。
(26)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流动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27)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7期。
(28)王春光：《对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半城市化”的实证分析》，《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29)符平：《漂泊与抗争：青年农民工的生存境遇》，《调研世界》2006年第9期。
(30)程小娟：《艰难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入城农民的文学镜像》，《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
(31)张术环、张文萃：《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综述》，《经济纵横》2009年第2期。
(32)田先红：《返乡农民工村庄适应的代际差异》，《东岳论丛》2009年第7期。
(33)石智雷、杨云彦：《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34)周大鸣：《外出务工与输出地政治结构的变迁——以江西省为例》，见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35)潘毅、任焰：《农民工的隐喻：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http://chinaleftreview.org/?p=534，《中国左翼评论》2011年第4期[2012年8月9日]。
(36)李怡乐：《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政治经济学解读》，《科学•经济•社会》2012年第2期。
(37)马雪松：《从“盲流”到产业工人——农民工的三十年》，《企业经济》2008年第5期。
(38)潘毅、任焰：《农民工的隐喻：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http://chinaleftreview.org/?p=534，《中国左翼评论》2011年第4期[2012年8月9日]。
(39)1982年1月1日发布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被认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确立。
(40)魏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赣江经济》1982年第1期；宋林飞：《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41)冯兰瑞、姜渭渔：《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42)蔡龙：《试论离土也离乡》，《农业经济问题》1985年第7期。
(43)邓一鸣：《我国不同类型地区农业劳力剩余及其转移》，《农业经济丛刊》1985年第6期；季庆曾：《我国种植业只能容纳1.6亿劳动力吗？》，《农业经济丛刊》1987年第1期；邓一鸣：《怎样确定种植业容纳劳动力数量》，《农业经济丛刊》1987年第2期。
(44)蔡昉：《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评述》，《开发研究》1988年第3期。
(45)林友苏：《人口迁移理论简介》，《人口研究》1987第2期。
(46)李义平：《农业与城市化——重读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读书》2012年第8期。
(47)吴怀连：《关于农民离土原因的探讨——湖北省四县市34个村庄调查》，《农村经济与社会》1992年第2期。
(48)黄平、e.克莱尔：《对农业的促进或冲击：中国农民外出务工的村级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49)辛仁周：《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转移方式存在的问题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1995年第6期。
(50)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51)宫希魁：《撵走农民工安置下岗工实属下策》，《改革与理论》1998年第5期；王西玉、崔传义、赵阳、马忠东：《中国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政策选择》，《管理世界》2000年第5期。
(52)蔡昉：《中国城市限制外地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4期。
(53)张敦福：《城市农民工的边缘地位》，《青年研究》2000年第9期。
(54)马德峰、雷洪：《关于城市农民工问题研究的新进展》，《浙江学刊》2000年第5期。
(55)李培林：《流动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56)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57)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58)高小贤：《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业女性化趋势》，《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2期。
(59)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7期。
(60)朱力：《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61)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62)文军：《农民的市民化》，《开放时代》2009年第8期。
(63)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周明宝：《城市滞留型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社会》2004年第5期；白南生、李靖：《城市化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4期。
(64)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阶级再生产功能，可以参见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周潇：《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社会》2011年第5期。
(65)仰和芝、赵玲玲：《落地生根还是落叶归根抑或漂泊无根》，《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66)刘剑：《把阶级分析带回来——〈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评述》，《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67)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68)沈原：《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69)严海蓉：《“素质”、“自我发展”和阶级的幽灵》，《读书》2001年第3期。
(70)潘毅、卢晖临、张慧鹏：《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
(71)黄宗智认为，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今天2.38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1.68亿人，比正规就业人员多出一倍半。见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72)刘建洲：《无产阶级化历程：理论解释、历史经验及其启示》，《社会》2012年第2期。
(73)孟庆峰：《半无产阶级化、劳动力商品化与中国农民工》，《海派经济学》2011卷第1辑。
(74)任焰、梁宏：《资本主导与社会主导——“珠三角”农民工居住状况分析》，《人口研究》2009年第2期。
(75)周大鸣：《外来工与“二元社区”——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76)任焰、潘毅：《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77)潘毅、任焰：《农民工的隐喻：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http://chinaleftreview.org/?p=534，《中国左翼评论》2011年第4期[2012年8月9日]。
(78)周潇：《关系霸权：对建筑工地劳动过程的一项田野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79)蔡禾、贾文娟：《路桥建设业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差序格局”——关系降低了谁的风险》，《社会》2009年第5期。
(80)周潇：《关系霸权：对建筑工地劳动过程的一项田野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81)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
(82)严海蓉：《“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83)严海蓉：《阶级的言说和改造——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二》，《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84)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
(85)邓大才：《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86)邓大才：《农民打工：动机与行为逻辑——劳动力社会化的动机——行为分析框架》，《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87)叶敬忠：《留守人口与发展遭遇》，《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88)李强、胡宝荣：《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
(89)李强：《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河北学刊》2013年第4期。
(90)李郇、殷江滨：《劳动力回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城市规划学刊》2012年第2期。
(91)潘华：《“回流式”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趋势——结构化理论视角》，《理论月刊》2013年第3期。
(92)黄斌欢、徐美玲：《工厂内迁与劳工的再嵌入——江西陶瓷厂的工厂政体研究》，《学术研究》2015年第6期。
(93)彭大松：《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福利的影响》，《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94)张风云、叶敬忠：《农村孩子安全之忧折射发展之痛》，《农民日报》2013年8月15日。
(95)汪建华、黄斌欢：《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社会》2014年第5期。
(96)贺雪峰、印子：《“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2期。
(97)温铁军：《八次危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
作者简介：宁夏，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