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引出
退休使我成了“闲云野鹤”，不用去操心工作了。最近从网上看到年轻同事们谈对自己工作的看法，讲同城一所学校老师批评一个学生后，该生回家自尽，后来法院判学校和教师也要承担40%的法律责任，再谈到师生之间种种矛盾和冲突，哀叹教师职业成了“高危行业”。多年来，涉及学校教育的各种腐败新闻不断被披露，有些性质十分恶劣，因高考失败而自杀的学子几乎年年都有耳闻，不少有识之士对教育的指责也是越来越尖锐，甚至提出教育再不改革，人种都要退化（资中筠语）。同时年年讲改变应试教育，实际上是“越演越剧”。种种现象都说明我们没有找到教育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没有找准“病因”。
如何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社会发展离不开人们对社会的基本认知，改革开放使我们放弃了不少“革命口号”，或者说不少认识做到了与时俱进。但更早时期产生这些革命理论的认知，例如严复先生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能风行百年，到今天依然是知识界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对此认知并没有认真思考，提出的质疑也没有进入主流媒体。但这一观点深深影响着中国的教育，无论是应试教育的长期存在，还是家长们最流行的态度“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都是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观点作为基础，这也是相当多读书人（包括“精英”们和普通人）对社会看法的基调。这八个字很少镌刻在学校的墙壁上，但把它作为指导我们学校工作的核心思想基础，可能提出异议的人不会很多。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一百多年前严复编译《天演论》内容的高度概括，当时风靡中国读书人，而且百年不衰，我也深以为然。对这八个字产生思考是源于同龄人徐友渔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但当我在70年代初期读到赫胥黎此书的新译本《进化论与伦理学》时，却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因为我看到赫胥黎在此书阐述了一种与历来印象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 《天演论》是这本书的翻译版，徐友渔认为：“严复对原著作了与原意背道而驰的误读，中国学界一直没有人指出和纠正，反而追随严复的误解，造成声势，形成定论。”我很同意徐有渔先生的这一观点，这八个字对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个社会，尤其是如何认识“教育”，应该怎样进行教学活动，实在太重要了，不能不重新认真思考。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在变化的，也可以说是在“进化”的，但这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我们把宇宙中的一切都看成“物”，则物理学回答了这个问题；达尔文的“进化论”回答了生物进化的规律。而对人类社会来说，由于也可以认为是生物界的一部分，达尔文的学说也就部分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但人类社会完整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和生物界的发展规律不同在哪里呢？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回答了这个问题。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生存状态：一个是达尔文总结出来的生存斗争学说，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也是一种完全的自然状态，人的生物学状态；另一个是人类努力摆脱“自然力量”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有序”生存状态，并不是只是强者生存，弱者也能生存。人类社会的“尊老爱幼”、“救死扶伤”是最直接的反生物进化规律的表象。而市场的出现，货币的发明直接否定了“丛林法则”。今天 “弱肉强食”的现象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但得到遏制。是什么力量遏制了这“丛林法则”而建立了人类社会呢？赫胥黎把这种“力量”概括为“伦理”，泛指“道德”、“善”、“美”等。我们认真体会他所指的“伦理”都是属于“文化”的范畴。也就是控制人类社会的有两种“力量”，一是人类从生物界那里继承的“生存斗争”的“天性”，是天然的；另一个是人类所特有的“文化”力量，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两种“力量”实现了对人类社会进行控制。人类社会实际出现和存在的种种现象印证了这个理论：强制、暴力等现象是“生存斗争”力量导致；而遵守“道德”、“法律”、“契约”等现象是以“文化”作为基础。而所谓人类社会的“进化”就是指自然状态越来越式微，而人为的“有序”状态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人类社会是从“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历史。
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没有从被宇宙过程操纵的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他的这段话就清楚说明，一个人的“集合”（指所有人和“人群”，包括家庭、“单位”、民族、国家……）没有生存斗争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必然会被“消灭”；如果“生存斗争”能力太强，压制了区别于动物的“人性”，情况会更糟，将自我毁灭。而我们理解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是强调了要有竞争能力，而忽视了对竞争能力的遏制。在现实的世界里容易让人们感受到“强权”的力量，“胜者为王”，“弱肉强食”，各种生存斗争肆意妄为，但在这众多表象的背后，“文化”依然显示了它的力量，任何“强人”难逃对“神、鬼”的恐惧，任何成功的政治家也会恐惧“史书”的记载。我们的思想意识如果不能与“规律”合拍，认不准社会发展的真规律，当然在行动上就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强者”或是“适应者”，无论是希望成为世界的强国，还是希望民族复兴，都只能是“梦”。
如果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中国能发生文革这类极荒谬的大灾难，按照赫胥黎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如果这种天性（指斗争能力）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要从内部遭到毁灭”。文革的发生是强权得不到控制，控制社会的另一种力量，也就是文化力量被极大削弱的后果。而中国文化力量的削弱主要是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的，这场运动后，原来应该由“文化人”也只能是“文化人”占领的“教育阵地”被丢失了，这是几千年不曾有的社会“畸变”，而后发生的惨烈社会饥荒和极其荒谬的“文革”，都是这一“畸变”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今日也依然没有走出这一“畸变”的阴影。在专制的清王朝都有“乞丐（武训）”办学的故事，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权力”开始进入学校，每所学校都是各级“权力”链条上的一环，校长都有行政级别。原本蔑视权力的地方引入了权力，原本改变“丛林法则”的地方恢复了“胜者为王”，这充满“火药气息的阵地”能是学校吗？如今这种“畸变”了的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他们陆续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中国所有难解决的问题，都可以从没有受到完整教育的这一代代人身上找到原因。学校是加强学子“生存斗争”的能力的培养；还是交给他们如何克制自己的“天性”，如何去限制“权力”的肆意妄为；这是一个是“畸变”了的学校还是常规学校的分水岭，马虎不得！
学校应该秉持的基本理念
赫胥黎所提出社会进化的观点在今天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处存在“竞争”，没有“生存斗争”的能力是不行的；但“生存斗争”能力过强，也是不行的，将导致自我毁灭。这个判断前一部分大家都接受，而后一部分大家常常“遗忘”，是社会不能正常发展的原因。学校是社会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在自然进化中生存斗争能力是非常强的，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去成立学校。人类社会所以要开展教育，要办学校，主要是为了遏制野蛮天性，培养区别于动物的人性，也就是所谓的“修身养性”，而“学文化”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把手”。今天学校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个是教学子如何“做人”，这是主要的；一个是如何“做事”，是将文化扩展到更多领域。
学“做人”不是学做“胜利者”，而是学做“平常人”。诚实、言而有信、谦卑、怜悯等等这些 “低调”的人生态度才是“做人”的基本内容。在改革初期，南京4中提出了新教育理念：“和风细雨展淑女气质，谦恭礼让显绅士风度”，“出言吐语勿忘语言文明可净化心灵，行为举止切记恶小不为能修身养性”，这些理念也是民国时期学校常常提倡的，是符合办学基本目的的。也许你会说，在如此严峻的社会环境中，去讲“修养”，去讲谦卑，可能吗？不是自取“灭亡”吗？这种看法实际是没有认识到这个文明社会真正运行的规律，把握不住谁是这个社会真正的“适者”。是“绅士”还是“流氓”；是“淑女”还是“泼妇”。
学习文化是我们学“做人”的“工具”，是通过学文化来陶冶我们的性情，并不是把学文化作为主要目的，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不器”就有这个意思，我们提倡“因材施教”也是这个原因。我们学校真做到这一点，何来师生之间的种种激烈冲突呢？一所好学校应该给学子们提供多种文化去选择，每个学子不可能面面俱到。现在学校都把“偏科”作为一个学子的大缺点，这实际表现出的是教育理念的偏差，忘记了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如何“做人”。教师在教学子如何“做人”上主要靠“为人师表”，在校园中创造出一种环境，而这个环境首要是人与人的平等，而不是谁比谁“高明”，这也是“自尊”的基础！每年的“三好生”评选是最没有效果的“德育教育”之法，也是对“真道德”的亵渎。
南京4中当时提出的这“真教育”理念很快就昙花一现，有些学校的校训中或许也有这方面内容，但都只能是“陪衬”，现在的学校可以说无一不将“励志”作为学校校训，把学校作为培养“人才”之地。说到底，“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校长、教师、家长最大的“共识”，“胜利者”是人们仰望和羡慕者，把学校作为学子们的“竞技场”，这种认识上的错位正是我们学校教育问题多多，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误入歧途的理论基础。“作茧自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今天中国教育的写照。
行政制度是典型的“级别”制度，是将“强”顺序化，行政办学不可能按真正的教育理念去办教育，而是自觉不自觉实行崇尚“权力”的教育，默认不平等现象。这些是和真正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学校不可能脱离社会，但它应该是尽可能摆脱“生存斗争”的地方，虽然实际效果可能很差。而对极广大弱势民众来讲，进学校学文化是他们掌握“文化力量”的重要途径。这里是展示人类理想的地方，应该是“弱者”肯定能获得尊重的地方。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导致大家对行政办学的认可，时间长了，把“畸形”看成了常态，我们对教育中出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仔细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大部分问题的源头来自“教育行政化”。
必须对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进行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科学和法治的“元素”应该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举制度”的长期存在，它的要害是“权力”绑架“文化”，使得世俗“权力”更强，而削弱了“文化”对野蛮天性的遏制作用。这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制度遭到有识之士的指责，而最终在1905年被明文废止，随后有了民国时期文化的大发展，每位军阀枭雄也对“文化人”有所畏惧。但后来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确立，使“科举制度”死灰复燃。全国统一进行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本身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在文革刚结束之际，拨乱反正，矫枉过正，举行统一考试入学是政治上明智之举，但步入正常发展时期，必须将教育交给“知识分子”自由发展，而不是政府“垄断”。以高考为“龙头”的教育已经失去了它的原本意义，文化教育体制成了公开对“人”划分“等级”的制度，是野蛮和落后在“高科技”时代的表现。知识不是物质，不存在你有他就不能有，追求知识的努力一般不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也就谈不上触犯“法律”。现在每年高考都有警力介入，作弊是触犯法律，说明高考已经和“真”文化教育没有关系，不过是在利用“文化”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好”的社会的确应当是有文化的人收入高一点，好学校要选“英才”而教，但这些决不能是行政权力来做的事情，一定去做，说轻了是违反文化教育的规律，从法治上讲是“违宪”行为。
一个人能否摆脱贫困在常态社会是由市场规律决定的；在非常态社会是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决定的，从来不存在靠文化决定是否贫穷或者富裕的社会。把高考获胜作为摆脱贫穷之法的宣传是极不负责任的，“真文化”和具有商业价值的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学校教学活动主要是考虑它的“真文化”价值，同时具有“商业价值的文化”真要实现其商业价值也是一个漫长的路。一个比较贫穷环境中的青年学子要想改变命运，在常态社会里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并无其他捷径。每年的高考成功者毫无疑问是同龄人中智商较高的一批，这批人如果认识不清我们的社会，沉湎在“考试”获胜的喜悦中，高考很可能是他们走向平庸的开始。从自然状态上讲，任何贫困地区都会有具有竞争力的青年冒出，而我们的高考迅速将这些“人才”挑出，让他们离开故土，并让他们成为没有真正竞争能力的“书呆子”，这是贫穷地区长期落后的真正原因。
高考最主要理由是高教资源是有限的，大家都上大学，都上好大学不可能。这里有几个问题，“教育资源”有限如果是在动乱或战争之后不久是可能成立的，例如文革结束时；在和平发展数十年之后如果还是缺乏，这就是社会管理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社会有钱可以吃喝嫖赌，但“买”不到学上，没有地方去“修身养性”，这是怎样一个奇葩社会呢？受教育，尤其是上大学，并不是人人天然喜欢的事情，所以才有“十年寒窗”之说，人人都来挤这上学的“独木桥”实在是受了“蛊惑”，也是不少经济政策出了毛病的缘故。一所学校希望有自己特色，珍惜自己的声誉，来求学者多，招生有限，这个矛盾应当由学校自行解决，一般是采取考试，但这过程应该由学校组织和监管，你可以委托其它文化产业机构，如“考试公司”、“人才公司”，唯独不能交由“权力”机构。因为“权力必然带来腐败”，世俗权力进入学校必然导致学校“变态”，这是不符合我们办学的基本目的。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长期争论的政治历史问题。自从社会工业化以来，社会相当多的管理都有所谓的“技术含量”，采用行政管理通常是低效而浪费，这是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因素。而作为文化教育事业更是复杂和多样，采用行政管理实在缺少“道理”。各级学校热衷于考试，不过是掩盖“外行领导内行”的现实，应试教育的顽固存在是学校行政化的必然结果。我不会下围棋，但一定要管理和评判棋手们，此时一定会想到举行比赛，由比赛结果来说话。文化教育极其复杂，不可能有人全部精通，这就导致学校行政化后通过“考试”、“考核”来实现对学校的管理变成常态。应试教育是不符合教育的规律，弊端太多，而要克服不得不考虑各级学校的去“行政化”。
提高行政管理的有效性离不开“统一标准”的建立，而“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多元，也就是不存在统一判断对错的标准，做为学习文化的主要场所的学校自然要摒弃按一张考卷进行的“排队”的做法。教学的过程会常有“考试”，但目的是为了享受文化带来的愉悦，促进学习，不是用来区别“人”的优劣。我们在高考时采用“总分”来评判，从逻辑上讲，不同的物体是不能“加”在一起，八只马加两头牛等于十个动物，这有意义吗？一个会计算微积分的普通教师和一个靠唱歌出名的“星”谁更有“文化”，这能说清楚吗？再如我们考试后，用总分来评判学子的学习好坏只能是一个很粗略的做法，但我们划出明确的“分数线”，以此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不是缺少道理吗？对缺少基本逻辑的东西奉若神明，认为是“公平”的，这不是缺少理智而愚蠢吗？有学校就会有考试，我们不是反对“高考”，而是终止政府主导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这实在是振兴中国教育迫在眉睫的事情！
如何理解社会中的竞争和平等
高考制度所以受到人们的追捧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公平”、“平等”的渴求。“平等”可以讲是人类脱离自然界而进入文明社会的最基本的追求，但由于自然环境和人类现实社会的复杂，每个人在“生存斗争”能力上是不可能平等的，有人天生强壮，有人多病；有人生于富豪之家，有人家境贫寒；有人生于北京首都，有人降生世界屋脊……，这些现象反映出的道理是：在生存斗争中是不存在平等的，只有弱肉强食。按照自然法则去优胜劣汰，胜者通吃，同时这又是自然界的“公平”，两只狮子赤裸裸直接撕咬这是“公平”，一旦失去了自然状态，例如一只狮子有了“工具”，有了“帮手”，“公平”就不存在了。而我们所追求的“平等”是非天然因素之外不能人为出现不平等现象。我们追求的“人生而平等”，是指不能制定区别例如“城里人”、“乡下人”之类的“标准”，户籍制度是最典型的“不公平”。“平等”也意味着我们选定一个“标准”之后不能在制定其它标准，例如我们决定以考分作为入学标准，你再加上“户籍”条件，此时“平等”就没有了。人们喜欢体育比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体现了“公平”，但人们在赞赏“公平”的结果中往往忘掉了产生结果的“过程”，也就是体育比赛是建立在人为的、单纯的、透明的“游戏规则”基础之上，在复杂的现实中我们很难有这样的基础。例如初中和小学都以“就近入学”作为“标准”，何为“就近”？就出现了以户籍地址为准，这样又牵出“落户”的条件……，这种难以确定的“标准”何谈有什么“公平”吗？人们渴望教育的“公平”是希望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受教育的条件和环境，这和人人有同样的工资水平一样是一种乌托邦思维。而文化教育的出现是希望改变自然界的“弱肉强食”，摒弃“你死我活”，大家都有平等的生存机会，不希望有“级别”，更不希望用“文化”建立不平等的“级别”制度。
每个人的能力有所不同是普遍存在的；人们也希望能将事情干得更好；社会需要稳定和秩序；社会的发展需要少数的“人才”来领导；高等院校需要“高智商”的青少年；企业管理需要能干的企业家……。这一切都说明选拔人才是无可非议和必要的，为了管理在一定范围内的“等级”也是需要的，“优胜劣汰”和“竞争”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人类抑制“野蛮天性”的同时又保持竞争带来的社会进步的突出“创造”是市场制度的建立，在市场“规则（契约）”的规范下展开“竞争”，人们往往将“市场竞争”现象和人类野蛮天性不注意区分，如人们常说的“商场如战场”，而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物竞天择”所表现的是生存斗争，狮子捕食掉跑得慢的斑马，只有强壮的雄狮才有交配权，这样下来，只有跑的更快的斑马，更强的狮群才能生存下来，这是“生存斗争”。而市场竞争的本质是“交换”，不是“你死我活”，是“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掠夺”。在教育资源公平配置上只有走市场化的道路。例如允许口碑好的学校收费，更重要是允许这些好学校扩张，兼并所谓的“弱”学校；主张每所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教育公平的真正障碍是学校的“行政化”，不透明的教育财政拨款，重点（实验学校、示范学校）学校的确立，都是教育中不公平的源头，才是我们值得关注的地方。
人们常常希望有文化的人作为社会的“强者”，是社会最“适”者。这实在是“空想”，文化的特点是多元的，而且越是高深的文化能被认知的人就越少，“阳春白雪知音稀”就是这个道理。现实中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孤独”，毫无“强势”可言。上世纪历次政治运动中，文化人斯文扫地，受尽凌辱，何谈是“强者”？人们羡慕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科学家、教师的工作，羡慕文艺工作者豪华生活；一定要注意，这一切这如果是市场规律的结果，则是正常的；如果是“权力”的作用，是靠“权力”来提升“文化人”的经济地位，不过是对“文化”的腐蚀，付出的代价是丧失对“权力”的束缚力，同时破坏了市场秩序，是不会持久的。
教育改革的困难和前景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长期误读，造成人们对权力的迷信，在观念上推崇“胜者为王”。而在现实中，学校基本上都是行政管理，有复杂而完善的考试制度，教师有完善的职称制度，整个中国教育体系看上去十分完美。权力行政机构长期介入教育，使我们的社会有了一个靠“级别”维系的庞大教师队伍，进入这个队伍最大的好处是有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收入，有真正意义上的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和法定假期，相当多的人其稳定的收入来自“权力”的直接“配送”或是通过“垄断”间接获得。这是人们最向往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挤入”这个阶层，这也是学子一定要参加高考的真正原因。
这个阶层的出现是我们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问题所在。用“权力”确定的秩序势必和市场经济规律引起冲突，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正常市场规律的建立。市场规律中的薪金是由社会中“智力”和“体力”的供需情况来决定的，一般是遵照“按劳取酬”的原则，怎么能出现高考成绩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的这种现象呢？怎么能有长期存在的由职称来决定你的薪酬呢？这个阶层不断践踏“按劳取酬”的社会底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弃“劳动”，利用各种机会“挤”到这个队伍中来，大家都知道产能过剩，但没有注意到“高教”过剩，“知识”过剩。这支僵化而臃肿的队伍，不仅在文化教育上是低效的，也无助于科学和创新的发展，同时严重拖累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颠覆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教育形式面临大变革。例如高校可以完全满足学子需求，“独木桥”很可能成为“康庄大道”。从各方面发展来讲，行政办学将会成为历史遗迹。
也许会有人讲，学校行政化是为了“掌握政权”的需要，必须“占领教育阵地”，这种认知是缺少逻辑的。“权力”就是对强势的“宣示”，容不得“讨论”，主要表现在对“武装力量”和“司法”的管控上和对社会不稳定现象的管控上，和学校教育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中国古代的确有对“教育”加强管控的理论论述，主要是法家提出，也就是提出要长久掌握政权应该实行“愚民政策”，也就是让民众没有文化，只知道干活、打仗的百姓是可靠和容易管理的。如今社会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是造“机器人”的时代，不是把人变为“机器”的时代，法家的这种观点不会作为执政者的理念。垄断教育，实行行政化办学不过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由国家政权来管理一切，包括经济和文化教育。这种乌托邦式的想法在现实中被打得粉碎，首先在经济上不得不放弃“计划”，而在文化诸多事业上，尤其是教育界，正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目标。同时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教育和政治紧密结合无助于政治的稳定，很有可能形成不稳定的元素，文革就是从行政化的学校开始的，历史值得借鉴。
小结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是对赫胥黎原著内容的误读，但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尤其在文化教育领域导致了对行政办学的认可，形成了由高考来“指挥”所有教学活动的“畸形教育”，这种“错位”现象的长期存在可以解释上世纪政治运动频繁的原因，也可解释我们现阶段在思想文化领域，政治、经济领域所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位“老三届”人对教育的思考，也是对教育家陶行知曾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