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摘自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朱云汉是台湾最具国际声望的政治学者之一，对两岸问题颇有洞见，又兼具国际视野，是少有的受两岸尊敬的台湾学者。在《高思在云》一书中，朱云汉以大历史观解读全球大变局与中国道路，深入探讨了中国兴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这个大问题。本书荣获“2015中国好书”，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6年上半年推荐书目，《人民日报》曾整版刊登本书内容。
中国长期维持一党执政体制，不可能没有它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背景应该是儒家文化圈内部最熟悉的，因为这个体制实质上建立在满足“民享”，而不是“民治”之上。它的政权基础是很抽象的，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叫“民心”，而不是选票。孟子言：“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原来就是中国传统中获取政治正当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强调的“民为邦本”，是一种有两千年传统的精英政治模式。这种精英政治模式就是以培育与选拔有才德的人进入政府体系任官，并辅以道德激励、物质奖惩以及监察举报等机制，来维持整体国家治理机构以谋求全民福祉为基本导向，以最终实现“民享”为目标，这就是“民本主义”的要义。中共体制目前仍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与难题，有些难题不容易跨越，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个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脉络里，有其论述基础。
“做一天中国，一天就好”
正因为如此，面对中国政治体制，西方学者非常困惑：中国如何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欧美社会百年的工业化过程？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如果没有“民治”，怎么可能有“民享”呢？不过中国学者可以反问：菲律宾与印度有“民治”，但是它们有“民享”吗？所以这两者之间也不能直接画等号。
西方学者也发现，他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这30多年来的具体发展成果，中国在承办北京奥运、处理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海啸时所展现的统筹兼顾能力，也让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危机、迎接挑战。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书里第16章的标题是：“做一天中国，一天就好”，他在这章里谈到跟通用公司(ge)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的对谈，伊梅尔特谈了很多关于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推动哪些立法以及采取哪些措施，来引导美国社会节能减碳以及摆脱对进口石油的倚赖。弗里德曼听他讲完这些理想的方案后，很坦白地对伊梅尔特说：你的这些构想我都很赞成，但这些东西在美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都做不到，因为美国的利益团体的游说政治一定会否决你这些政策；除非“让我们做一天中国”才有可能一步到位，把这些理想中的法律与政策在一天内搞定，然后第二天开始又恢复美国的体制。
当然，这是弗里德曼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话，但是透露出他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比美国体制更有可能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他也看到了美国政治体制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担心美国处在不断的内耗过程中，没有办法让这个国家真正有效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他特别在意美国一定要发展绿色经济，一定要对可再生能源投入大量的研究预算。但他发现，美国石油界与能源界的利益集团太庞大，他们在国会可以左右所有这一类型的立法，所以他才很感慨地提出这个荒诞奇想。
与西方代议民主维持健康竞争关系
现在少数有反省能力的西方学者，也感觉到必须重新检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传统二分法，应该用广义的“有效政治秩序”与“良好治理”指标，以及用能否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准，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
当我们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的优劣时，我们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视。从宽广的历史角度，中国政治体制可以与西方的代议形成一种健康的竞争关系，多种政治体制的并存、相互竞争与彼此借鉴，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可以产生推进力量。如果西方代议民主变成唯一的选项，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民恐怕只能长期忍受或迁就质量低下的代议民主，因为其他道路都被堵死。
我最近认识的一位关心全球公共事务的著名金融投资家伯格鲁恩，也提出非常类似的观察。伯格鲁恩是the world post新闻网站的创办人，这个网站在全球知识精英社群具有很高的能见度，影响力日益上升。伯格鲁恩最近与政治评论家加德尔斯合著一本名为《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的书，提出很多前瞻与大胆的建议，引发很多回响。他与加德尔斯特别强调西方经验与东方经验都没有展现最适合21世纪需要的政治体制，应该彼此借鉴对方的长处，西方民主体制也应该汲取东方的政治智慧。他们特别提到，中共体制有引导社会追求长期目标的优势，这是陷入短视、民粹与分裂之当代民主所欠缺的，但像中国与新加坡实行的“东亚家长式贤能政治”也必须纳入公民参与和问责机制，才能适应21世纪网络社会。
中国人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与治道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仍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因为还有诸多难题与挑战需要克服，特别是要逐一化解过去30年快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不平衡，以及为此付出的高昂社会成本，包括对环境、健康与社会诚信的过度透支。同时，中国发展模式仍然需要根据新的发展形势与挑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与尝试制度创新，因为没有完全现成的历史经验与模式可以依循。
我经常提醒欧美政治学者，中国面临的治理挑战其特殊与复杂程度，已经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知识的范畴。我们要这样想象，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应对人口相当于2.6倍大的欧洲这样一个巨型国度之有效治理挑战。在人口只有5亿的欧洲，欧盟与欧元的制度试验到目前为止还未能证明具有可持续性，一个希腊债务危机就足以动摇欧元的基础；西方政治学者不要自我膨胀，以为当前主流政治学真有能力指导中国如何建构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
平心而论，历史上人类社会累积的各种公共治理经验，面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情境都会显得有所不足，中国人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与治道。当代中国继承的客观历史条件——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国土安全天然屏障如此单薄，各区域气候、地理与人文条件差异如此之大，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如此紧张，地质与生态环境如此脆弱——先天上就构成巨大的公共治理挑战。如何在这些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建立统一的、稳定的、有效的政治权威，既能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自主，又能够推进快速的经济现代化，绝非易事。
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动态环境——社会结构与利益群体愈来愈复杂，以个体为单元的主体意识日益牢固，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依存关系日益紧密，几亿人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快速跨域流动，网络科技与社会媒体爆发性增长，知识界的意识形态争论既情绪化又混乱，各级公权力机构的独立性也正面临被传统血缘宗派关系与权贵资本主义两头侵蚀的危险——这些复杂的情势更让公共治理的挑战加剧。
中国政治体制应该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与潜力
尽管挑战如此艰巨，到目前为止中国政治体制仍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韧性与调适能力。展望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应该还有很大的制度创新空间与潜力，也仍有必要借鉴各国进步思想与成功的实践经验。
例如“审议民主”的理念与“审议民调”的直接民主实验，可以在中国更广泛地接地气，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更充实、更具可操作性。我2013年在台北遇到斯坦福大学“审议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费什金教授，他与何包钢教授领导的团队已经在中国大陆好几处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协商民主试验。例如，2006年浙江温岭市第一个采纳费什金设计的审议民调程序，推出“预算民主恳谈”，让公民代表在预算范围内决定优先启动哪些公共建设项目。这个模式陆续被江苏无锡、广东顺德、安徽淮南采用。2012年云南盐津更将这个模式全面纳入乡镇政府的整体预算编列程序，并鼓励群众直接参与并监督预算的执行。
21世纪将是民主试验创新的大时代。网络社会与大数据的神速发展，将为个别公民、利益攸关群体、官僚体系及政府决策者之间的联结、互动与沟通关系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社会媒体蓬勃发展与大数据唾手可得的时代，所有民众都可拥有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在网络时代，每一个公民都有机会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贡献一己之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分享知识、意见与信息的传播平台；人人都可以成为激发同道、动员群体、聚集资源的发动机；人人都可以成为督促、监督政府与干部的排头兵。如果能将这样的潜力转化为推进与落实“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原则的法宝，将是民主制度的重大突破。
同时，代表中国共产党自身传承的“反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指导思想在网络时代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容与实践方法。中国这一届领导人以大力度推进“打贪”与“禁奢”，其吓阻力量无远弗届，主要就是倚靠群众，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举报、搜证、监督与建言，让腐败行径与奢华作风明显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