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事教育学研究的，《决定》 （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 大概前后读了三次。30年前 《决定》 提出之时，我国各方面资源相对匮乏，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30年的改革带来教育进步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这些新问题在我看来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价值观的问题。这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价值观偏差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集中的就是名和利。名利使得教育在变革过程中怪象丛生。我们今天面临的不仅是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有如何消灭这些怪象， 让教育回归其本质。这些怪象有三种表现：一是争名夺利， 喧嚣常态化。二是急功近利、行为短期化。现在大家忙着成功，认为成功远远比教育的本身重要。三是盗名窃利， 手段卑劣化。这些问题我认为已经不能熟视无睹了。
第二， 现在教育改革已进入到多元、 多层推进的状态， 有突破、 有创造， 也有失序、偏激。30年后，应该对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 对我们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成果做整体反思。当下，教育可能并不比30年前所遇困难简单。在某种意义上， 我呼吁出台第二个 《决定》 。
当然我们不可能对如何改革做全面的梳理和讨论，因为涉及面广而复杂，我们应该用新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如此复杂的困难。我想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两者的关系中， 我们历来强调的是教育要为社会服务， 但是我们忽视了一点， 就是社会要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而这样一个问题到了今天已经成了教育改革能不能面对的关键性问题。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虎妈猫爸》 ， 反映出社会对教育一种畸形的焦虑和各种教育思想之间的冲突。没有社会整体性对自身教育责任的认识和多种力量形成合力， 基础教育改革朝前走会有大的难度。
第二， 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我们经常会简单地把社会改革的思路用在教育改革领域。比如， 我们把整个教育系统改革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 宏观的变革常常决定中观、 微观的改革。但宏观改革思路提出时， 经常不考虑中观、 微观的特殊性问题。改革要考虑特殊性， 因为层次不一样， 主体不一样， 改革需求不一样， 改革任务也不一样。我们对特殊性的关注太少， 对普遍号召太多，所以常常一个《决定》出来好久好久都不能得到实现。
第三，要素与整体的关系。我认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得不到落实？很重要原因是我们把要素变革放在最前位， 而对整体变革缺乏思考。要素变革， 比如说课程改革， 可以由中央直接控制。以学校为本的教育改革， 却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今天的教育改革要从要素的变革走向综合的整体。特别是基础教育， 要走向以学校为本， 来推进整体教育改革， 这才能实现协调发展，体现学校自己对于教育独特的追求。
第四，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深入到内部就是教与学的关系，以前强调教师主导，现在以学生为中心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这是把目标中心和教学关系过程中心关系搞混了。当然要把学生发展作为教育的目标， 但教育过程是一个师生交互作用的过程，每一方都不能缺， 缺了任何一方都不能成为教育。
第五，静止研究教育改革与动态研究教育改革的关系。《决定》发表了30年才开展一次研讨，我认为将来的《决定》 出来了以后，每年都要有决定执行情况的反馈，然后大家来讨论， 形成更多更好发展的建议。不管是中央的《决定》 ，还是教育部的《决定》，都应该通过实践去检验。总之， 教育改革在整体上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只讲成绩不直面问题的人， 都不是真的把教育改革放在心上的人。我认为教育改革要注意“度” 的问题， 过犹不足是我们老祖宗的经验， 不可忘。（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选自 《未来教育家》 201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