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齐宣王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大国仁而小国智”，这是中国古代先贤对国际关系之道的最初思考。大国以仁保天下稳定，而小国则以智保国家安宁。在这种仁智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了“厚往薄来”的“朝贡体系”，维持了东亚地区不同文明国家间上千年的总体稳定关系，实现了区域的长期发展。
然而，这个体系在近代被西方列强带来的殖民地体系所打破。西方推动的殖民化运动，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外部化进程。发端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推动欧洲建立了主权至上的民族国家，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王权和罗马教廷神权的控制，保障了资本在特定区域的持续积累，促进了欧洲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其成为世界最早的发达地区。
不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未能解决主权国家之间的争夺，欧洲国家主要通过对内建立均势，向外进行殖民扩张来缓和彼此的矛盾。东亚的“仁智体系”就是被欧洲国家推行的充满血腥暴力的殖民地体系所摧毁，亚洲国家和美洲、非洲一道被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成为贫穷落后的边缘地带。
到了20世纪，“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成为历史潮流。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纷纷实现独立，这不仅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也为第三世界国家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到20世纪末，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改变全球经济格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1990年到2022年，发达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从64%下降至39%;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将从12%升至39%。此消彼长的经济分量，也在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
如今，在全球危机背景下，日渐失序的世界呈现礼崩乐坏的迹象。在以资本持续积累为基本目标的全球竞争中，主权国家必然陷入锱铢必较的无序竞争。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军备竞争成为全球现象，越来越多的军费没有给世界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全球成为一个大的火药桶。排他性增长导致的文明冲突，更让国家和非国家的恐怖主义蔓延成危及全球的癌症。世界一定程度上坠入了“他人即地狱”“他国即对手”的普遍困境。
要想走出困境，除了要解决紧迫的危机性事件外，还要有更加长远的思考和设计。而传统的“仁智体系”的合理内核，在当代展现出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价值。
“大国仁而小国智”，是大国要讲道义、讲责任，对小国、对不同文明要包容，要允许实力偏弱的国家来搭强国的便车;大国之间要以礼相待，相互尊重、兼顾彼此利益;要鼓励多样性和多体系共存，允许建立平行体系和秩序。小国则要保持独立与合作的均衡，要有正确认识自身力量和利益的智慧。新时代的“仁智体系”，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以维系全球的整体稳定和长期发展。
在未来的世界上，秩序的基础单元应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可以是主权国家、也可以是超越主权国家的洲域共同体，还可以包括跨国公司等非政府组织，重要的不在于组织的具体形态，而在于彼此利益的非排他性关联。对不同文明和宗教，都应保持包容性，同时也要抑制极端行为，不使其损害人类整体、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简单地追求一统，而是以人类文明自身的丰富来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求得个体与集体的均衡、利己与利他的结合，实现多样性、丰富性与共同性的对立统一。以和而不同为思想内核的“仁智体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更适应未来的发展。
在推进新体系的建设中，中国理应具有战略定力。因为中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具有全产业链、独立金融体系、自主内政和外交、完整科研和教育体系、足以自保的军事力量的国家。国家综合能力和力量结构奠定了中国的自信，使我们可以在自信基础上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推进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华文明在历史和未来的使命，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建立公平、公正的区域与世界秩序，维持世界的和平发展。
在资本世界体系深陷困境、模式角逐的大争之世，中国则要奉行“合作最大化”的原则，促进区域共同体发展。但在任何时候，国家实力都是国家意愿和行动的基础。当菩萨必须要有真法力，不然就是自身难保的泥菩萨。中国不能学宋襄公式的“仁义”，要保持强而有力，不让列强、宵小萌生觊觎之心。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坚持先把中国自己的事办好，“不可胜在己”，中国把自己的事办好了，便能够从容应对全球危机的波澜起伏，才能推广有生命力的“仁智体系”。(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