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写一本书都想写一个“后记”，用以记录在写作过程之中和结束之后的心情感受，作为书的“补语”。读者所面对的往往是作者的成型的甚至感觉有些冷冰冰的文字，他们“看”不到作者经年累月实际“在写”的工作情态，当然也体察不到作者在著写文字中的“有温度”的精神行动，更不可能想象作者实际“在写”中有可能流逝大量未尝记录在现下作品中的“飞扬的思绪”。有时候，真正好的作品，可能恰恰是那些未曾著为文字而瞬间流逝的部分（当然，作者有时也会主动舍弃一些与主题不相干连的“无用之思”）。“后记”可能会采撷这中间的某些“思想的碎片”，来与读者分享。
1979年本人自鄂北山村（八棵树）初到京城求学，迄今恰逢四十周年。这四十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岁月流经和时间积累，其中交织着一个普通人难以忘怀的悲切与欢愉、彷徨与希冀、挫败与奋进，不可以一言尽述之。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每一个人自己本真（也可以说天真）的世界，但却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对自己所不能掌控的外部认知世界保持好奇、甚或恐惧（在笔者看来，2019年伊始，刘慈欣先生所构想的科幻世界——“流浪地球”和“三体”文明中的自然灾难引人关注，“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一个[零道德的]宇宙中生存？”这个问题不自觉地扰动了多少人逃避思考的大脑），也时常对逐利的生活世界怀抱有心犹不甘的奢望。有人对罗德里格斯执导的美国科幻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 battle angel）之人物故事有过这样的评论，非常精彩和深刻：“生活的常态是横无际涯的庸常，这种庸常的腐蚀性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的那点痛苦，被稀释得很像是矫情……阿丽塔和他身边的人，让我们在科技的钢铁寓言里，拥抱到微弱跳动的人性。”
回首过往的岁月，四十年来，笔者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许最成功的改变莫过于慢慢学会抑制对争名逐利的生活世界漫无目的和漫无目标的热情，而逐渐沉浸心灵，保持安静（冷静？）、适度天真和自由的心绪，在暗夜悠然地点着一盏萤灯，徐徐地展开浩瀚书海一页页以不同文化符码书写的文字，在充满人文-规范思辨逻辑和语言义理的世界中轻快地进行智识的畅游，拂去身心周遭远近骤然而出的任何光影的变幻和声音的波动，唯有倾听来自纯化的个人内心世界与作为对象体的自在无垠的形而上学世界之间的思想对流律动的声音。天明时分，则透过书斋一窗之外宁静的天空，探看春华秋实、雁飞雀居。
然而，此等宅居/斋居，绝非是想象中的“自我封闭的”心灵桎梏，而是一种保持自由伸展的心灵翕张，乃秉承着过往先贤千百年来同样体验过的“自缚”与“破茧”交叠的思想感觉/心情。如此探知著文，一股觉然之气亦渐次顿开，所谓“文以气为主”，“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故气胆之养亦可遏制“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而“气也者，神之盛也”。
得此文情气脉，笔者于最近十载乃杖笔躬耕，这一年一年，周而复始，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偏居乡田一隅的画师每天厮守一件似乎永远无法完成、但却自感其有生命形态的作品，喜悦地呵护其孕育成长，并不急于盼望其以娇弱稚嫩的身躯突然降临于凌厉的世界任凭风吹雨击（有时我们自己亲身打造的生命体[包括文字生命体]本身让人爱不释手，每天一早醒来面对这可爱的似有呼吸的生命，与之融乐，不忍放生或示人）。于是，乃谨慎雕饰、集微成著，时至今日方有一定结构的样态——《法学的知识谱系》奉献于读者。
《慎子·知忠》云：“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诚者斯言！一木不成廊庙，一腋难续白裘，一言鲜为文章。文章之道在于眼高手勤，眼高者统览泱泱乎书海而不乱心神，手勤者极于玄思冥想而尚能著字成文。我相信这句话：“最高级的想象力其实是不自由的。”尤其是写作本书这样的主题，过于自由任性的想象力可能是完全有害的。为了能够寻找到写作中的“高级的不自由的想象力”，需先确定与主题遥相呼应的材料、语言工具与表达方式，搜寻可供不断突进的理论出发点、思想逻辑和专业术语，选择一个作者本人确信严谨的世界观、观察角度，以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瞭望高地，在嶙峋崎岖、充满荆棘的思想密林中开凿出一条看起来还算可以实际通行的道路。
《法学的知识谱系》写作的整体速度是缓慢的，主要原因，除了搜集海量的文献资料外，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阅读这些搜罗而来的艰深作品（特别是以哥特体印刷的17世纪至19世纪的多种西文文献）。不过，阅读尽管不是特别轻松，但过程却是充满愉悦和兴奋的：我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中，悉心发掘西方古代修辞学（特别是“争点论”）、论题学、辩证法（术）、决疑术的发展脉络，领略古罗马法学的思想与技术的魅力，寻找优士丁尼《民法大全》（尤其是《学说汇纂》）手抄版本时明时暗的流传历史，借助过往文献的记述作为路标，一步步撩开欧洲“中世纪”文化的神秘面纱，观赏欧洲大陆近代色彩斑斓的壮阔的法学学术思想大剧，透过现代逻辑学的争论，追寻19世纪以降的法学人在法学知识论和法学方法论上的所思所想以及艰难的探索。
上述一切的一切都让作者沉迷其间，心无旁骛，乐此不疲，让我真正体验到了冯友兰先生所述“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之“大乐”、“极乐”、“天乐”之境，诚所谓“一卷好书在手赏识，书喜人喜、书悲人悲、人我两忘，或酣畅淋漓，或惊喜轻呼，或拍案击节。此万般喜乐之情绽现，笔墨难以传其神韵，尽其风流”。“此等大乐，非一般人力所能逮及。纵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然胸中不通点墨，不识经纬河汉，终不得其真乐矣”（语见拙作《文人的苦乐》）。
不过，读者也许注意到，本书不是一本法学学说史或法学思想史的著作，故而作者不可能根据过往先贤或当世学人在法学学说史或法学思想史中的地位来对他们的法学思想给予平均的篇幅论述：比如，在德国19世纪，鲁道夫·冯·耶林无疑是重要的，其在法学史上的整体地位可能仅次于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但就在本书中，耶林的确只是一个“配角”，仅仅在个别主题上偶尔闪现一下自己的思想身影，其学说评述所占篇幅不仅不及萨维尼，而且也赶不上古斯塔夫·胡果、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以及伯恩哈德·温德沙伊德等人。20世纪在法哲学、法理论和法社会学方面叱咤风云的人物，比如，汉斯·凯尔森、赫伯特·l·a·哈特、罗纳德·德沃金、尼克拉斯·卢曼等等，在目前中国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的讲坛上个个备受追捧，几乎到了“不读哈特的书，不配做法理学研究”的地步，但本书没有给这些“大人物”留有足够的位置，只是在个别地方（或者在脚注中）一笔带过。反而是那些法理学地位相当次要的学人（如沙伊姆·佩雷尔曼、罗伯特·阿列克西、斯蒂芬·图尔敏等）、甚至一些尚不是特别有名的“小人物”（如特奥多尔·菲韦格、亚历山大·佩策尼克、奥利斯·阿尔尼奥等）的学说更受本书作者的关注。这里，写作取材的标准可能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所述学人在法学（尤其是在法教义学方面）知识成长中的方法论贡献（而不是他们在法理学或法社会学上的实质思想贡献），二是作者手头文献资料匮乏，不可能通览所有外文文献和所有作者的作品，故不能对一切学人的思想均作出有深度的研究判断。所以，著述不尽如人意，遗珠在所难免，冀望后世拾补。
本人已经对《法学的知识谱系》的内容做了每章的“提要”，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特别是没有时间和耐心通读全书的读者）了解本书梗概之用（当然，这样做有利有弊：利处在于提点所得、方便读者阅读，弊处在于挂一漏万、遗失整体脉络），故此不再一一赘述。
借撰写后记之际，本人想谈一点题外话，讲一下我所在大学的地理与人文，隐隐散发一缕“思古之幽情”。感谢命运让我毗邻而居于尚存有一丝历史沧桑之感的元大都土城墙西，这里有著名的京西景点“蓟门烟树”，其四季有树影婆娑的黄栌和河边枝条疏动的垂柳相绕。乾隆十五年（1750年）立碑于此，乾隆皇帝（1711—1799）亲书“蓟门烟树”四字刻碑正面，并于碑阴赋诗曰：“十里轻杨烟蔼浮，蓟门指点认荒丘。青帘贳酒今何少，黄土埋人即渐稠。牵客未能留远别，听鹂谁解作清游。梵钟欲醒红尘梦，断续常飘云外楼。”沿此地再往西南方行走，就是元大都肃清门（俗称“小西门”）瓮城遗址，瓮城遗址正西有一小桥，穿桥过小月河，即为北太平庄明光村北，现今称作“明光北里”，那是我所在的政法大学的地望。
看起来，政法大学所在地还有真的有点历史。清末民初的地图曾把此地称为“大王花园”，据说因清康熙皇长子直郡王允禔（1672—1735）赐地而得名。目前，校园东门围墙内外尚存一片老桧柏树林，长有桧柏树33棵（其中2棵挂有“古树”二级牌，显示为清朝古树，距今约110-120年），还有若干棵清代的古油松（有1棵树树龄在210年）。与老桧柏树林相隔不远有一处被废弃的墓地，曾经葬有允褆第十二子（《清史稿》卷二百二载：允褆第十三子）爱新觉罗·弘晌（1718－1781），1953年因建大学发掘并平整墓地封土，于今仅孑立一方驮龙碑（乾隆帝圣旨碑）和守墓人曾经居住院落内的一棵老枣树（据悉，守墓人及其后代至今仍居住在政法校区内），驮龙碑碑身四周雕刻盘龙栩栩如生，碑中间是汉文和满文，额题“圣旨”，首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弘晌与乾隆弘历同为康熙之孙，弘晌比乾隆小七岁，为皇弟，故称“宗室”），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有专家测量石碑为汉白玉质，通高5米，碑宽1.2米，厚0.5米（资料来源：“有孔铜钱”的博客）。游客来访，尚可辨认弘晌碑的文字（“朕惟旌门展绩筹边资分阃之才……庶垂令问勿替方来”）。
初到政法大学时，并没有感觉校园内外的这些“废墟”（遗址）有何特别之处，近年因做一点法学知识考古研究，方知一城之“废墟”乃一城文化历史之真正不可磨灭的记忆和不可多得的宝藏，其飘散着远古之“钟鼓相闻”、“昏晨氤氲”的审美气息。加之本人现今将逾“知天命”之年，遥想柯尼斯堡的智者康德，不喜远游，乃于临小月河畔的“银波得月”、“蓟门烟树”、“大王花园”一线仄地踱步盘桓，益发对京城的“废墟”有了一份挥之不去的关怀，而将“诗性的火种”逐渐封存于心灵的深处。记得当年我的同事查海生（海子）在明光北里这一片“废墟”之地创作长诗《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奔放地迸发出“渴望无限接近天空”的想象火花，幻想着作为“远方的忠诚的儿子”，一直在“太阳”里高飞。其诗歌呈现的“万丈晨曦从天而降”（刘广安兄语）的景象也曾经震撼过本人青春时期沉郁而闲敏的感性知觉。
然时过境迁，“青春时期”的“诗和远方”逐渐转幻为“知非之年”的“思与此在”。或者说，“诗和远方”属于年少时即有大情怀之人（或者像我尊敬的同事海子那样），而我辈虽远不能至海子诗之天空，尚可以携带一支枯笔在有诗意的“林中路”上闲静地记述“思与此在”的动念。偶得闲适，或外走田畴，登高望远，远望“在蓝天下吐焰”的城市；或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听鸟鸣蝉吟、空谷清音；或临沧海平湖，数点远近归舟、江枫渔火。或邀朋友两三，散坐草庐，品茗呷茶，数黄论黑，嘻笑怒骂，尽展自由。情致骤至，或捋袖挥毫，随意涂鸦，情急之下成得意之作，也未可知。或缓步闲走街巷，见人博弈，心动不能自持，乃席地而坐，与人争棋较胜，或面红耳赤，或大汗淋漓，痛快之极，竟至不思归家（见拙作《文人的苦乐》）。本人曾偶发奇想，打算写一本书纪念笔者四十载在法大的乐学经历，题目就叫作《法大地理——每一平方英寸的土地》。不过打算归打算，至今亦尚未动笔成文。数年之前有一篇短文《小月河边，有一所大学叫政法》发表，也算是对这一想法的一点表达，小文至今尚有不少年轻读者念及，本人对此不免生出不尽的感激。
最后再说一说音乐。笔者独处之时，亦喜好八音之韵，悉埙箫鼓瑟、管笛琴笙，偶有兴味，自弹自娱，虽不必然合于音律，但也逸解心智、和理气脉。当然，个人平素尤爱聆听带有一点历史与地理感觉及情味的乐曲，比如，俄罗斯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rachmaninoff piano concerto no.2 in c minor，op.18）、犹太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伊扎克·帕尔曼演奏的《辛德勒名单》主题曲（theme from schindler’s list）以及由英国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的中国交响曲《一条大河》等等，从中感受音乐家们沉重的游魂与悲悯的情怀，体验乐曲本身所展现的苍茫大地的质感、不灭的人性以及哀而不伤的高贵气质，在音乐的世界里寻求持久探索和写作的精神动力。在此之前，本人也曾忙里偷闲写作过《法律与音乐》、《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等等散漫的篇什。
本打算认真地写一本《法美学原理》或者《诗人法学家》之类的作品（有出版社编辑约稿多年），于今笔者却不得不暂时割舍下自己的法美学偏好，而置身于在外人眼里看来“出力不讨好”、“带着镣铐跳舞”的法学的知识考古之中：我想，还是那一句话久久萦绕不散，即，个人问学或许是寻找“不自由的想象力”，而非挥洒“想象力的自由”。值此之际，又不由得想起诗人艾青的著名诗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带着同样的情怀，我们的法学者身上多了一份历史感，一份沉重的责任，它激励吾侪像过往一个一个世纪无数像伊尔内留斯那样的法学“工匠”躬奉天职，安静平和，与世无争，惟有在前人传留下来的文献里寻获并保存法学文明的火种，小心翼翼将这火种继续传递给未来的时代，一直到遥远未知的法学世纪。
2019年2月7日星期四
农历2019年正月初三
凌晨1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