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学，由来已久。《庄子·天下篇》述“古之道术”云：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荀子·劝学篇》云：
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这些都是关于战国时期儒家经学的论述。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经学成为学术的正统。《汉书·儒林传》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经师讲学，听众常有千百人，所讲亦常常流于烦琐。
汉代以后，经学经过多次演变，迄于清末，才逐渐丧失其正统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独尊的局面结束了。但是仍有少数人鼓吹“尊孔读经”。事实上，以经学为学术正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诗》、《书》（《尚书》）、《易》（《周易古经》）、《礼》（《仪礼》）、《春秋》五经，是中国最古的文化典籍，“六经皆史也”，确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是，到了今天，它们与我们的距离太远了。经书的一个特点是文辞古奥，不易理解。其中《尚书》的文字更是佶屈聱牙，晦涩难读。时至今日，五经只能作为专门之学，由专家学者来研究，不能是一般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了。
“五四”时期，曾有人反对读古书，甚至有人反对读中国书。这事实上是偏激之谈，是难以推行的。
不读中国书，专读外国书吗？外国书是应该读的，但是中国书也不可不读。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传统的精神文明应有所了解。只有对中国精神文明的基本内容有所了解，才能燃起热爱祖国的激情。
世界上各先进国家莫不尊重自己的民族传统（当然也重视别的国家的文化成就）。而近年一些鼓吹“全盘西化”的人们却偏偏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实际上这是可悲而又可笑的！
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是应该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弘扬其中的精华。
我们要想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粹思想，读经不如读子。先秦诸子实为中国文化精华之所在。我认为，有十部子书，乃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必读。这十部书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管子》《韩非子》《孙子兵法》，以及汉代王充的《论衡》。
这十部书中，《论语》《老子》字数不多，可以全读；其余《孟》《庄》等书，都宜选读。
例如《孟子》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中于《告子》《尽心》两篇，但是关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言论，见于《滕文公》篇，也是必读的。
《庄子》可选读《逍遥游》《齐物论》，以及《马蹄》《秋水》等篇。
《荀子》的《劝学》《王制》《天论》《正名》等篇，《墨子》的《兼爱》、《非命》以及《经上》、《经下》等篇，都能益人神智。
《管子》书中提出全面的治国安邦的政治学说，其中《牧民》《形势》《权修》《枢言》等篇，兼重法制与道德教化，确实具有深切意蕴。韩非专讲“法、术、势”，排斥道德教育，未免陷于偏谬，但是他的议论往往“切于事情”，如《显学》《五蠹》等篇，犀利透辟，仍然值得阅读。
《孙子兵法》系千古名作，不仅适用于军事。王充《论衡》文词冗赘，但其《自然》《物势》《论死》《订鬼》等篇乃是宣扬无神论、破除迷信的光辉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以上仅举各家的代表作，阅读当不限于这些篇，这里不必详列）。
《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后来都列入“十三经”，在本质上属于子书。五经中的《周易》又分经传，其中《周易大传》（“十翼”）传说是孔子所著，事实上应是孔子再传弟子所著，本质上亦属于子书，其中精粹之语很多，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应理解的。《礼记》本是孔门七十子后学所著，许多篇章取自儒家子籍，亦应选读。
自16、17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突飞猛进，但是西方学者并未诋毁西方的古代传统，许多学者仍赞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西方学术确已推陈出新、超越了传统，但是并不标榜“反传统”。超越传统是必要的，但是超越传统，必须先理解传统。
正如列宁所说：
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忘记自己的民族传统、甘心自卑自贱、自暴自弃吗？
近年有些人写文章论述哲学问题，从古希腊讲起，一直讲到西方近代，却只字不提中国本土的思想，好像中国是一片荒漠。这种“数典忘祖”的作风，能促进文化的发展吗？
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学者应不会忘记先秦诸子的精湛思想。
当然，先秦诸子距离我们也已两千年了，我们应超越他们的局限，达到新的高度。
摘自《群言》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