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上帝存在的证明”，然而康德批判哲学表明，上帝存在不可能获得思辨理性的证明；而任何存在皆不能获得思辨理性的证明，如自我存在是自我对自我精神存在的信念（而非逻辑证明）。基于此种信念，中国古典哲学在“人法地-天-道”即“天人合一”意义上认为宇宙与自我具同一性，故人我精神存在本身就是对天道（上帝）存在的证明。精神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精神者的表现——自由运动。中国哲人在天地中洞察到自由的存在进而“看到”天心的律动——这便是对超循环运动中蕴含心灵的发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即超循环运动，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即宇宙心灵所在。而自然科学在企图确定性描述系统运动之不能中使我们领悟到结构复杂性的本质乃是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所在，即宇宙的精神性所在。
system abstract: the proof of god’s existence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of the theology of religions in the european middle ages. according to kant's critical philosophy, however,it is impossible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any existence in the world with rational reason. for example, the proof of self i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self-spirit exists. based on this belief, the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of “the identity of the universe and man” holds that man is the epitome of the earth, the earth reflects the universe, and the universe reflects the spirit of god. as the universe and the self are identical, the existence of self-spirit is th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god. the spirit is invisible, bu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pirit is visible. therefore, by observing the movement of the world, chinese philosophers observed the existence of freedom, and “saw” the rhythm of the heart of the universe, which is the movement of the
hypercycle. the inabilities of natural science to describe the systemic movement let us realize that the nature of the structural complexity is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hypercyclic movement, which is the spirit of the universe.
（一）中西方在天人关系理解上的差别
西方文明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古希腊文明，一个是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与古希伯来文明在对人类发生于宇宙中这一重大事件的理解上明显不如中国文明成熟。我们说人类在宇宙中的出现固然可以“奇迹”形容，但西方文明的两个源头将这种奇迹表达为一种生硬的神奇——在另一种意义上是拟人化的简单：近似于人类活动中的“机械制造”方式。在《圣经》中我们读到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第一个男人亚当：“主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圣经•旧约•创世纪》），之后上帝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如此最初的男女构成家庭，于是人类开始了繁衍。古希腊人对于人类发生的想象也是这种拼凑方式，传说普罗米修斯用泥土塑造了第一个人[i]。
在中国当然也有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这表明早期中国人与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有相似的想象力。然而之后中国人很快从“机械造人”神话而过渡到宇宙发生学与人类发生学的历史哲学。而在欧洲，由于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被奉为国教，而后基督宗教逐渐成为欧洲人精神的核心，《圣经•旧约•创世纪》关于上帝造人的古代神话借着宗教信仰而深入人心，甚至于现代某些狂信的人依然对此深信不疑，故这种造人的机械性-非历史性对于欧洲人思维的影响长期固化。
人类固然是天道-上帝创造的，但《圣经•旧约•创世纪》以及古希腊造人神话所显示的外在制造、而非以宇宙历史的内在运化，则是对绝对精神理解的误会，这种误解性可在西方人与中国人心智发展的思维成果之比较中显现出来。“道成肉身”当然是对的，但需要以宇宙历史为中介；天道-上帝是人类超越意义上的父亲，而非如人类血亲父子关系那种意义上的父亲。故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所理解的最高主宰就比摩西在西奈山聆听旨意的那个发号施令的耶和华更接近对上帝的正见，也比耶稣的母亲被圣灵感孕生育耶稣的传说更配得上人类作为理性精神存在者的地位。古希腊哲人的理性思维固然也与中国先秦思想家几乎同样高级，然而文明的短暂使他们的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毕达哥拉斯数本原论所导致的欧洲人逻辑主义[ii]则有对世界理解的太大误会，虽然逻辑主义世界观所促进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至于今日正好成为我们现代人印证中国古典哲学天道观之“天人合一”论先见之明的有力材料。
当人类从神话时代迈入哲学时代，中国人心智的成熟使他们对天人关系的理解超越了地中海文明圈。在泰勒斯的水本原论、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论、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火、土、气、水）中，我们看到了物质主义的倾向，而在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论中则进一步以逻辑必然性远离了精神，即人的精神自由与自然世界必然性的疏离。与此相反，中国人则是从神造人的神话发展为历史性形而上学，他们在自然世界中尽力发现那个人我而外而使人我发生、同时远比人我广大的精神。“《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系辞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先民那种通过体察万物变化而在天地万物运动中领悟超越精神（道）的用心。
牛顿在其著作（《光学》）中固然也有如机械运动的原因绝非机械的论断，他说：“自然哲学的主要任务是从现象出发，而不是臆造假说。从结果推到原因，一直推到第一原因，第一原因肯定不是机械的。[iii]”然而他的“第一因”即上帝却不是内在于宇宙的自组织性、而是外在于宇宙而与宇宙决然区别的神秘力量，他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数学决定论的世界无须上帝意志。牛顿作为虔诚的上帝信仰者不自觉地受了《圣经•旧约•创世纪》上帝命令式地造天地的影响——上帝外在地如人类制造钟表那样地制造了宇宙这个巨型机械，然后施予第一推动，如此宇宙就按着牛顿发现的力学原理必然性地运转起来。在法国人拉普拉斯看来，宇宙必然性运动无关于上帝，盖上帝若是数学定律，就否定了上帝，因此当拿破仑问他何以没有提到上帝的时候，他对拿破仑说：“我没有对于这个假设的需要（je n’ai pas eu besoin de cette hypothèse）[iv]”。显然，牛顿的上帝信仰并没有与他的机械宇宙模型统一起来——机械宇宙也不可能与精神自由统一，这也是促成十九世纪尼采所谓“上帝死了”的宇宙论方面的原因——宇宙论与生存论在人类思维中总是相互作用的（尼采哲学偏重于生存论）。
逻辑必然的宇宙与精神自由的人类之间是无法协调起来的；或者只能采取独断论的方式在文辞上让“必然”与“自由”统一起来：宇宙必然与人类自由是对立统一的。然而这实在是一种空洞的对立统一判断，因为它作为一种主观命令并不能说明人的自由如何从必然性的宇宙中发生出来，故只能归结为外在性奇迹——将上帝运思等同于如人类劳动中的他组织活动，即空洞的对立统一只能以上帝的无所不能圆通：上帝制造了机械宇宙，而他机械制造人类后如《圣经》所述“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便灌注了自由，人的发生就像钟表的齿轮之间孳生出细菌——细菌的发生与钟表齿轮无关——一样。这种“奇迹”说辞就好比无能的剧作家让舞台上空出现急救神，有太明显的编造痕迹，是与绝对精神运化自然世界那种不露痕迹的一以贯之的思维相背离的。
当然，机械主义者也有人不满意于牛顿上帝的这种精神分裂，于是就将必然性看作基础，而视人类精神自由为派生，即让必然还原自由，如法国人j.o.拉美特里《人是机器》[v]的思路。然而，即使拉美特里有现代人的脑科学知识，他也无法让人体内的一系列生化反应所对应的化学方程还原人脑的自由思维，盖自然科学的确定性描述中不存在通达自由的逻辑斯蒂。自由作为精神的表达是宇宙更本质的存在，当然不可能为必然还原。
中国古典哲学之历史性形而上学的最高成就是“天人合一”论，对“天人合一”论哲学之最精妙表达是老子的“人法地-天-道”论，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我们由此看到了天道-上帝、宇宙、地球、人类依次而“法”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中的创造绝非机械制造式的“神迹”，而是时间绵延中的宇宙整体与宇宙中的存在者其精神的累积性增长——天道将其精神逐渐贯注到有形的存在者中。其中“法”的意义最可玩味，其为动词乃师法-效法意。就“人法地”而论，地球远比人为大，而且大地没有如人体的五官四肢、五脏六腑，师法-效法乃“摄魂-模魂”意义，即大地将自己的生命体性-自由性从她分散的时空中收集起来而凝结为人。这种“凝结”不同于溶液凝结出晶体那种凝结——物质从溶液中转移到晶体中，而是超越性凝结，地球将自己分散的生命体性-自由性凝结为人的过程中，地球的此种凝结不但没有使自身任何损失、而且其生命体性-自由性增长了，盖凝结的过程乃是地球进化的过程。从《老子》一书对江海、风雨的论说来看，在他的“人法地”中蕴含有天道将大地的一系列江河湖海、风雨雷电的超循环运动凝结在人体结构中的意义，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可理解为“不断的返回（即超循环运动）乃是天道运化宇宙历史的方式”，人类的动物祖先就是在宇宙超循环运动中活动（此活动同时作为宇宙超循环运动中的有机部分）而实现了“法天”而进化成了人——人是对宇宙整体精神的浓缩（人是微缩的宇宙）。这种“法”的超越性凝结-浓缩义当然也存在于“地法天”中，即大地（地球）结构乃是对宇宙结构的超越性浓缩-凝结。而“天法道”的“法”有所不同，因为“道”是看不见的绝对精神，道非如地球、宇宙那样可感知的存在，故“法”的师法-效法意义也就更具抽象性——超越精神通过“无中生有”而将自己表达在宇宙中。这也是庄子“物物者非物[vi]”（《庄子•知北游》）意义所在，即使万物成为存在的原因绝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即“天法道”是超越精神者将自身表达为物质存在。因此物质存在即宇宙万有不是出离于道、而是与道具同一性，这便是庄子的“物物者与物无际[vii]”（《庄子•知北游》）判断，即宇宙是不可见的天道的可见表达。老子的“道法自然”即是说道是他自我的原因——他以自身为法，即道是绝对自因者，他没有自身而外的原因。
由此可见，在中国古典哲学“天人合一”认识中，人的精神自由与宇宙精神自由统一，既然“人法地”，那么人的精神自由性也就是大地的精神自由性、人的生命体性也就是大地的生命体性；既然“地法天”那么大地的自由性-生命体性也就是宇宙自由性-生命体性，而宇宙的自由性-生命体性乃是对天道-上帝的表达。由于上帝无限，而宇宙有限，这种表达当然是非完全全息性影射。也就是说，宇宙的自由性-生命体性在“天人合一”世界观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也就不存在西方哲学之人的自由性与宇宙的必然性之间的分裂。
中国人当然并非没有意识到宇宙的必然性，但他们不认为必然性是宇宙的本质属性，而认为只有精神是宇宙的本质属性（《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复卦•彖辭》所谓“复”即超循环运动——其循环部分即必然性部分，但正如车轮的转动乃是为了实现车的自由运动，必然性不过是“天地之心”即超越心灵自由运动的“用”（工具）而已。即精神自由是体，必然性是用。体用固然不二，但不能以必然性为体而以自由性为用。可见西方逻辑主义、还原主义正好背离了中国哲学的这种体用论关系。
（二）逻辑地证明上帝存在是不可能的
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论是自然科学发展之自然哲学方面的一个动力（自然科学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是人类经验），同时也是科学主义的源头，科学主义者认为逻辑斯蒂是宇宙遵循的法则，他们否认宇宙运动是心灵运动。古希腊人当然有自己发达的形而上学，而且自从赫拉克利特提出逻各斯【λὀγος（logos）】理念后，斯多葛学派关于逻各斯的理解已近于基督教神学家的上帝观念。然而这个学派更多地将这种思想表达为生存论哲学，而并没有如老子那样深究宇宙发展的历史理性意义；基督教神学家也是如此，他们虽坚信《圣经•旧约•创世纪》所述上帝创造世界，但就像人造物一旦完成便脱离了与制造者的关系，他们并不认为超越精神不离万物而与万物具同一性，即没有达到庄子“物物者与物无际”思想。
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黑格尔（1770~1831），他认为加利利人耶稣作为上帝的出现（所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乃是比古希腊人抽象的逻各斯（或柏拉图的理念）更高的思想形式[viii]。一个有限的人若可以是上帝，那么上帝也就不过是有限的存在了；但显然并非如此，上帝这个最高的观念本身决定了他不是有限的存在者。不独耶稣，每个人都是一个微缩的上帝——这是“人法地-天-道”的固有之义，我们也唯有从自我出发理解上帝；但须知人与神的同一性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同一，包括耶稣在内，任何个人皆不同一于上帝，人类全体也不同一于上帝，上帝作为无限完善的人格是有限的人的理想，正因此个人作为上帝存在——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当然，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观念与老子的天道观有所接近，但由于其时西方自然哲学之逻辑主义与牛顿力学对逻辑主义的“成功验证”的局限，他并没有在反驳康德对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之后而在自然世界的运动中见出精神自由的存在。当他论艺术时他说人的作品高于自然的作品，显然没有想到自然的作品之活的精神是人的作品在其作品结构层次上所没有的，而且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作品。黑格尔视自然物品为无生命的死物——他认为宇宙物质物世界作为绝对精神精神的否定阶段不是精神存在（见其《自然哲学》），故其《精神哲学》之所谓“客观精神”所讨论的是法律、道德伦理、国家，我们说法律、道德伦理、国家固然是客观精神在人类世界的表达，但须知宇宙物质物世界乃是客观精神的更基本表达，人类世界之诸自然建构（法律、道德论、国家）就建立在此基本表达之上。
与黑格尔同时代的谢林提出了“精神是看不见的自然，自然是看得见的精神”——这种思想似乎与庄子的“物物者与物无际”处在同一思维水平上，然而他所谓“精神”依然是费希特“自我设定非我”意义上的主观精神，黑格尔将谢林的这种思想叙述为：“我们思维中一切客观东西的全部内容叫做自然[ix]”；即使我们将谢林的“精神”理解为黑格尔的客观精神，究竟自然如何是“看得见的精神”？——须知牛顿宇宙机械模型中根本没有上帝容身之地，黑格尔也只有浪漫主义式地以主观命令强迫自由与必然统一，即费希特所谓“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统一”之类的变种。显然，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即人-地-天-道依次非完全全息性影射[x]意义尚且没有到达那时欧洲一流哲学家的思维中。
西方哲学中虽然也有如斯宾诺莎那种对东方哲学的借鉴，但总体倾向是将东方“泛神论”作为一种蒙昧时代万物有灵论的现代遗存而加以拒斥，当然也就不能领悟到庄子“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道无所不在”（《庄子·外篇·知北游》）乃是对万物有灵论的超越性回归，也就不能达到“大海有沤，沤即全海[xi]”——宇宙精神为个体精神之累积、个体精神非完全全息影射宇宙精神——之综合，当然也就不能认识到老子“天法道”的意义——宇宙同样是一个不完善的上帝，或者说宇宙是上帝运化人类的途径即中间环节（或曰“天使”层级），证明上帝的存在的根本义就是首先理解宇宙万有的精神性。
在后世理解中，巴门尼德斯的“存在与思维同一”的著名判断乃是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源头，然而我们究竟其残篇中对此问题的表述，乃近于王阳明“人心与物同体”（《传习录•下》）的意义，即其“思维”并非如他后世斯多葛派逻各斯那种“神的思维”意义。巴门尼德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表述，基尔克、拉文对古希腊文的英语翻译是：“what can be thought is only the thought that it is. for you will not
find thought without what is, in relation to which it is uttered.[xii]”（凡是能被思想的只能是关于存在的思想。因为你找不到没有存在的思想——它却能被表述的），即巴门尼德斯的“思维与存在同一”的“思维”是人的思维，而非超越者的思维。而他的“存在”意义更近于后世唯物主义所谓的“物质”，其著作残篇中有：“存在是既不生成也不消灭的[xiii]。”“存在是完整的，如同球形[xiv]。”将存在理解为对全体存在物的抽象，认为存在是不生不灭的绝对存在，如此便杜绝了宇宙的发生，也就使一切精神性存在者成为派生的了。我们知道现代宇宙学之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有其发生，即存在脱胎于不存在（无）；然而巴门尼德斯否认“不存在”存在，他说“决不能证明存在着非存在[xv]”。显然，关于存在与不存在（无）的关系，老子的论述更为合理，老子认为无与有“两者同出，异名同谓”（《老子•第一章》），存在一旦从不存在中发生（无中生有），存在就立即显现了存在之前的不存在的存在。可见巴门尼德斯的存在论哲学没有达到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境界，其存在的不生不灭论也没有达到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宇宙发生学与宇宙进化论的思维高度。
当希伯来人的上帝观念与古希腊人的本原论哲学在欧洲会和，便产生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与希伯来人将上帝信仰贯彻于日常生存的路数不同，基督教神学家试图将信仰与理性统一起来——即将上帝观念与自然哲学协调起来，这便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基督教神学家所理解的上帝显然不单是基督宗教中的耶稣基督，否则耶稣的门徒们的言论就是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了，他们所谓的上帝是统摄世界的绝对精神。基督教神学家对上帝的这种理解延续了斯多葛派的逻各斯论与柏拉图的理念论而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天道观趋于一致，也就是说上帝不仅如希伯来人认为的那样为生存论世界之最高观念，而同时是宇宙论世界之最高观念。虽然基督教神学家心中的上帝是人我精神而外的客观精神，但他们对于这个客观精神的证明却是纯粹主观的内省。圣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绝对的统一体，是包括一切的真理；上帝是最高的存在，最高的善，最高的美。[xvi]”对应于灵肉二元论，受他启发的神秘主义者将世界划分感性世界（感性认识对象）与超感世界（理性认识对象）二元论，而且更有完全分离的两种自然“肉体的自然（physica corporis）和灵魂的自然（physica animoe）[xvii]”，人通过自我理性而静观灵魂的自然世界就可以确认上帝的存在。这种通过沉思上帝这个最高观念本身就能获得“上帝存在的证明”思想突出地表达在安瑟伦的《论道篇》中，他认为：“如果上帝被认为是（最完善的存在），他必然也被认为是存在着的东西，而不可能是非存在的东西。[xviii]”
将古希腊人的理性精神贯彻于上帝信仰，进而相对合理地协调理性与信仰关系的是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某些论述中，他似乎否定圣奥古斯丁那种感性（肉体）与理性（精神）对立的二元论，认为人的认识只能来自感官，而这些认识所达到的哲学乃是神学必须的材料；然而他有时又强调天启的意义，认为对上帝的认识不依赖于低级的如哲学的认识论，这又与圣奥古斯丁一致了。不过总体上，他关于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超越了圣奥古斯丁，他不再单靠内省、而是企图通过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证明上帝存在。
托马斯•阿奎那 “上帝存在五种证明”的基本思想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目的因）论证上帝存在。一为运动因证明：从事物的运动变化证明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一物运动总是受他物推动，他物又受其他事物推动，如此追溯，总有第一推动者，是为上帝。二为溯因论证明：一个事物之存在总有其原因，此原因又有原因，因因而求必至最初的因，是为上帝。三为恒在论证明：万物皆有生灭，都不是永恒的，甚至宇宙也不例外，但必有永恒存在者，是为上帝。四为完善论证明：世界中存在皆有不完善处，不完善程度等级序列必至于最完善者，是为上帝。五为目的论证明：人与生物活动皆有其目的，必有绝对智慧者使一切目的性活动成为可能，是为上帝。”
托马斯•阿奎那的五种证明其证明方式就是从有限上升到无限，后来笛卡尔（1594~1650）在确定“我思故我在”这个最牢固的思维支点后也利用了这种有限上升到无限的方法，他认为自我是一个不完满的存在者，自我能想象一个最完满的存在者，而凡是自我能清晰明白地思想的事物一定是存在的，故那个最完满的存在者即上帝一定存在[xix]。
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是雄辩的——他认为中世纪神学家以及而后的哲学家们那种从有限上升到无限的思维方式而证明上帝存在必定造成二律背反，而理性的法庭对于背反的二律没有裁决何者正确、何者错误的能力，因此他们并没有如他们宣称的那样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康德列举了四组二律背反（我们不在此一一罗列），康德或许没有注意到，一切理念论皆存在二律背反，这是由于一切概念都存在其对应的理性概念即理念，而理念的对象既然是概念朝着它的理想所发展的一个无穷序列，当然就有无限可能，我们人类作为有限的存在者不能像我们对经验概念那样对蕴含无限可能的理念做出确切的判断（而实际上我们对经验概念的判断也是粗糙的——经验概念之不违反矛盾律是因为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微茫而忽略之[xx]，人对一般经验概念之具有确定性判断是由于循环性显著——即超循环运动超越性的微茫使世界万物基本稳定而非瞬息万变的缘故），即任何关于理念的判断，都有背反的判断相伴随。按照康德对于二律背反论述的思路，比如关于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证明的第一种证明，就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证：
正方：一物运动总是受他物推动，他物又受其他物推动，如此追溯，总有第一推动者存在，是为上帝。
反方：一物运动总是受他物推动，他物又受其他物推动，如此无限追溯，没有尽头，即没有第一推动者，上帝不存在。
那么运动的因果链究竟是可以无限追溯、还是有限追溯？这是理性自身无法判定的，因此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或否证哪一个正确，理性的法庭无法做出裁决。
我们说，任何存在者的存在都不可能逻辑地证明，我们不可能如证明三角形的内角和是一个平角那样证明存在物的存在，也不可能如此证明自我精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但我们从人的感觉来自于天赋因而反映天性出发而确信存在物存在，而自然科学就奠基于这种对人类感觉的确信。而人的感觉显然不是独立于人的精神而单独存在的，它是精神中的低级层次，而我们在相信感觉对于存在物存在的真实性时，已经设定了自我精神存在，因此自我精神的存在已经先验地存在于我们的任何判断推理中，也就是说时空中存在是以不在时空存在的自我精神来确定的。
然而如同那些坚信眼见为实论者，康德却把感觉经验的存在作为存在的最可靠支点——其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如空间三维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他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提出的想法是——设想未来形而上学成为所谓“科学”（他心目中的科学样本就是牛顿力学），因此他在其历史哲学的论文中提出希望历史学中产生发现历史必然律的牛顿（这已经和那种希望发明“发现科学定律的逻辑机”——使发现科学定律成为批量生产活动——的天真想法相去不远了）。康德虽然并没有因上帝存在不可能为思辨理性所证明而否定上帝存在——而且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将上帝观念作为人类道德律的基础，但他认为上帝存在仅仅是悬设-假设。然而他对于上帝存在之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证明的反驳同样适合于对人类自我精神存在的反驳，这是由于人本来就是一个微缩的小宇宙——人是宇宙整体的非完全全息性影射。按康德的思路，可以设想在人体内的细菌（它们作为与人体共生的生命体其地位与人在宇宙中的作为宇宙整体中的有机部分的地位有所差异——细菌并不是在人体中进化出来的）有关于它们生存的“宇宙”是否有一种圆满的灵魂存在的问题，它们同样无论如何都无法从其经验世界（人体结构）中综合出一个理性概念“上帝”（人我）出来，如果有某个如哲学家安瑟伦的细菌提出本体论证明，康德的反驳依然雄辩。然而自我精神是存在的——这是我们人类一切生存论与宇宙论的基础！因此是不可怀疑的——不会因为我们体内细菌中的某个哲学家如康德者反驳而否认。显然，自我精神的存在高于人我的感觉，如果将感官感觉存在物的存在看得比自我存在还要真实，无疑就本末倒置了。
那么天道-上帝的存在性是否因康德的反驳而崩塌，即天道-上帝不存在呢？回答是否定的。
（三）复，见天地之心[xxi]
西方人思维传统是注重于具体经验，他们将人我而外的外部世界看作与自我生命体截然对立的东西——正如石头与人我生命体对立一样[xxii]，既然石头等物迥异于人我的自由，那么它就是必然性的存在者，而必然性就是数学法则，因此他们就尽可能用数学描述外部世界。正因此他们产生了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自然科学，而他们的形而上学也就始终无法弥合存在物所遵守的数学法则之必然性与人我精神之自由性的对立，于是他们便祈灵于上帝无所不能的奇迹——实际上是哲学家把自己的困难让位于独断论。甚至达尔文进化论出现后，非但没有改变自然世界之为必然性死物的成见、而且加深了这种成见——认为进化论既然否定了《圣经》上帝造人的神话进而（激进主义者）认为也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如此便将机械宇宙论之运动因无限溯源直至尽头的非机械性（牛顿理解的上帝）也给取消了，故西方人更愿意相信中国哲学之宇宙生命体论是一种缺乏实证的“东方神秘主义”。
而中国哲人则注重整体领悟——他们在诸现象集合中领悟宇宙本体，在中国“天人合一”世界观看来，人是微缩的宇宙，宇宙是放大的人体，人与宇宙具有同一性——即生命体性-精神性，这乃是他们近乎天然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天道（绝对精神）与宇宙大心（宇宙精神-灵魂）的存在是一种自明性观念，人既然是地球的非完全全息性影射、地球既然是宇宙的非完全全息性影射、宇宙既然是天道的非完全全息性影射，那么人的精神存在当然也就是天地之心即宇宙大心乃至天道-上帝存在的证明，就好比法庭上的证人作证意义上的证明——人我的精神存在说明天道-上帝作为超越精神存在。
然而如何指证天与人具有同一的精神性呢？人我精神是不证自明的（笛卡尔后西方人一般皆不怀疑人我精神的存在），关键在于人我而外的“天”即宇宙其精神性在哪里表现出来。
精神既不在时空中存在，则的确如拉朗德所说：“我曾向整个天空搜寻，却找不到上帝[xxiii]”。然而精神者其行为的自由性却是我们人类人人能够洞察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向我们走来，我们下意识地洞察了他言谈举止是自由行为，于是不自觉中认为他与我们一样有其自我精神。我们生存在宇宙中——人体与宇宙的空间大小比例关系当然远比人体中的细菌与人体大小比例关系还要小得多，因此我们不能一眼看到宇宙整体的自由行为；然而我们与细菌不同在于，我们具有领悟能力，能够从宇宙内部的运动中发现自由运动的端倪，就好比假如细菌有人的思维而能领悟人的肠胃蠕动中蕴含着微茫的自由进而领悟人体之为自由者-精神者一样。
中国古人正是在此意义上发现了宇宙的自由——“复，见天地之心”。何以《易经》认为“复”中显现出天地之心呢？我们在《老子》中看到老子对“复”的进一步诠释，他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第十六章》）。事物运动或发展回到起点便是“复”，可见“复”就是循环运动，循环运动的稳定性就是“静”。既然循环，不过是重复，没有任何变化发生，心灵自由从哪里能显现呢？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天道看不见，但他以看得见的“周行而不殆”来显现自己，“周行而不殆”的“不殆”作为怠惰的反义[xxiv]乃是进取，这是最为重要的！这意味着老子的“周行”即“复”不是机械循环，而是超循环。这种超循环的超越性意义在《易经》中当然也是存在的，这便是其“刚，反动而以顺行” （《易经•复卦•彖辞》）中的“刚”以及“天行健”（《周易•乾卦•象辞》）中的“健”。刚、健者，进取也，即超循环运动中的超越性所在。“刚，反动而以顺行”即超越性（刚）蕴含在循环运动（反动而以顺行[xxv]）中；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也是说“反动而以顺行”乃是道之动所在，即超循环运动（其所蕴含的超越性）是超越精神的自由性-想象力所在，而且在宇宙中发生的巨量超循环运动使这种自由性-想象力实现不断累积增长，如此才有宇宙历史的目的性进化——人类的涌现即此进化的成果，即《易经•复卦•彖辞》所谓：“利有攸往，刚长也”。可见《易经》的“刚”、“健”与《老子》的“不殆”是一致的，都是指超循环运动中的超越性。
超循环运动中的超越性乃是宇宙的精神性显现，然而从宇宙局部看来，这种超越性极为微茫，比如在动物父母-子女及其生-死的超循环运动中，木村资生（1924~1994）所发现的基因中性突变导致的生物进化在人类经验的生物整体表象活动之数百年内也难以察觉；同样，在人类一般经验中，地球围绕太阳转动的超循环运动中每圈都大致雷同，于是人类科学理性就忽略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而将其等同于循环运动。而牛顿时代甚至在三体问题出现之后一段时间，非完全循环运动都没有被人们意识到，更遑论意识到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存在了。在牛顿的机械宇宙模型中，运动没有结构性进化，是一个有运动而无变化的宇宙，这种宇宙从来如此且永远如此，而一个从来如此且永远如此的宇宙因无法说明自身何以产生而属于不可能宇宙，故牛顿只能生硬地幻想上帝之手给他机械宇宙模型的第一推动。然而上帝作为绝对精神者是不可能出现于时空中的，这意味着牛顿的机械宇宙模型没有上帝存在的余地。而宇宙的真实情形是，超循环运动无须上帝的外部推动，超循环运动本身即实现结构的复杂化-进化过程——而精神就内在于此结构的复杂化-进化中。超循环运动的发生在于绝对精神者赋予了“无”即宇宙完全对称态的不稳定性，而趋于稳定就是“无中生有”，而“有”一旦发生则有之超循环运动就开始了宇宙进化历史，盖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蕴含着无尽想象力。因此不是运动因的无限追溯才能到达上帝，而是宇宙中全部自组织结构运动所显现的都是超越精神的思维运动。如前所论，这种“物物者与物无际”思想，庄子早就领悟到了。
除了人造机械的运动外，宇宙中一切运动莫不属于超循环运动，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乃自由性所在。非确定性并不一定是自由，但自由运动一定是非完全确定性的。在人造机械运动中，由于物质材料的非刚体性以及人类加工机器部件的非完全精确性，混沌性-不确定性也是存在的，但它不是自由，这是由于机器在其结构层次上其非完全确定性是完全消极的，机器不可能在不完全循环运动中实现进化，机器的所有改进都来自外在于机器的人类。然而宇宙的自组织结构则不然，一切超循环运动的非完全确定性皆具有积极性。自组织结构固然也会有破毁，这意味着结构瓦解的阶段其运动的非完全确定性也是消极的，然而在更大的视域——结构类构成的超循环运动——则其中的消极阶段只是此超循环运动中的环节；当然类构成的超循环运动也存在消极阶段，但在更大的类所构成的超循环运动则消极阶段为此更大超循环运动中的环节……，如此以至巨量直至宇宙整体，宇宙整体的强自由性可看作是对宇宙中一系列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之累积而来。当然，反过来也可说，宇宙中任何自组织结构其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都是对宇宙整体自由性-精神性的非完全全息性影射。而即使当宇宙在从膨胀转为压缩而导致宇宙中的自组织结构的逐渐破毁——之为宇宙历史的消极阶段，在“无限超循环宇宙历史序列”意义上，也是超循环运动中的一部分，即积极阶段与消极阶段总是共同构成“反动而以顺行”的超循环运动整体，进而实现更大系统内超循环运动之超越性累积增长——即《易经》所谓“刚长”，这是“天行健”的意义所在。
由于宇宙由巨量的层层联署的一系列超循环运动构成，宇宙整体便表现出显著的自由性——宇宙从物质物世界进化为生物世界、生物世界进化出人类世界中显现出的目的性，自由运动的鲜明特征是运动的目的性，而自由性-目的性所显现的本质是精神性，天地之心即宇宙大心便在此显现出来。
超循环运动将运动的必然性即循环性与运动的自由性即超越性结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假如没有循环性则超越性无以实现，自组织结构的进化当然便无从谈起；假如没有超越性，则完全循环运动因无法说明自身何以产生故属于不可能世界。从宇宙中一切运动皆为超循环运动中不难领悟，世界的本质是自由的，而必然性只是自由实现自己的工具，正如人的本质是精神，而人体内的一系列超循环运动的循环部分是为了实现精神自由运动的工具。我们在此看到了“天人合一”的意义：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即对人的认识，而我们对人的认识也一定是对宇宙的认识。
由此不难见出中国“天人合一”哲学超越于西方哲学之上帝存在证明的意义所在，中国哲人从“人法地-天-道”的万物一体出发而认为宇宙是自由的，人的自由是宇宙自由的一种表达，自由的人通过自由的宇宙便可通达对绝对自由的天道存在的领悟，如此的宇宙观，自然而然，十分顺畅。而西方自然科学认为宇宙是必然的，宇宙的必然性就成为自由的人类领悟绝对自由的上帝存在的障碍——他们只能如托马斯•阿奎那“宇宙论证明上帝存在”那样在追溯运动与原因的尽头设想上帝（而康德认为诸如运动与原因的追溯是否有尽头，人类理性没有判定能力），却不懂得一切运动本身即上帝思维的表达，盖一切运动皆超循环运动，而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即宇宙的心灵自由性所在，而超循环运动的循环部分即必然性只是承载心灵自由的“车架”而已。虽然在人类一般经验视域，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极为微茫、而循环性显著，但是假如没有微茫的超越性则无法想象宇宙的发生与进化，因此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作为宇宙历史性-精神性的表达乃是宇宙的本质。
然而我们并不因此鄙视西方形而上学乃至西方科学。因为正是由于西方形而上学在证明上帝存在中遇到的困难使我们领悟到“天人合一”哲学的深刻意义；而发起于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成为我们今日天人合一论的有力材料。自然科学对于宇宙超循环运动的循环部分的描述虽然忽略了宇宙的精神本质，但其对超循环运动中循环部分的数理逻辑描述其意义当然也是重大的。而且现代自然科学在追求确定性描述自然世界的力所不能及中使我们领悟到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所在，即现代自然科学对于不确定性、混沌性的发现佐证了《易经》与老子关于“反动而以顺行”、“周行”之“刚”、“不殆”的存在，进而佐证了“复，见天地之心”的洞见。
由此我们也看出历史理性在地球人不同地域之表达的良苦用心：他让欧洲人逻辑主义的思维偏颇所发展出的科学成果来佐证中国人那早先领悟的天道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固然是极高明的哲学，然而如果没有经验科学在尽力追求精确描述世界中发现世界本身的“不精确”（即混沌性-复杂性）——所显现的宇宙运动的自由性，则显得缺乏根据。——历史理性的心灵逻辑高于任何个人，我们唯在历史发生后才可能对其用心有所领悟。
在此意义上，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是体，而西方自然科学是用。在东西方文明融合的后现代科学时代，世界精神终于重新回到东方，中国哲学中浮现出的新时代形而上学的曙光将照亮人类精神世界——人类精神世界曾因逻辑主义的凯旋而一度趋于黑暗以至于人类理性“看”不见天道-上帝，——如此便构成了人类思维历史中新一重超循环运动。
（原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四期）
参考文献：
[i]弗雷泽（1854~1941）著，叶舒宪译，《造人神话》。载2005年《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第三期。
[ii]本文作者这里所谓“逻辑主义”不是罗素的逻辑主义意义上的。罗素所谓逻辑主义是数学可以表达为逻辑的意义；而本文作者的“逻辑主义”是指那种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逻辑斯蒂，故逻辑主义等同于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参阅《逻各斯与逻辑斯蒂》，蔡禹僧著，新华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iii]丹皮尔著，李珩译，张今校，《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252页。
[iv]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283页。
[v]法拉美特里(la mettrie)著，顾寿观译，王太庆校，《人是机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vi] “物物者非物”在《庄子•知北游》的全句是：“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
[vii] “物物者与物无际”在《庄子•知北游》全句是“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
[viii]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第三部罗马世界•第三篇•第二章基督教》。三联书店，1956年版，363~381页。
[ix]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382页。
[x] 一般“影射”意义是指物体在光的作用下将自己投影在某处。而我们这里所谓“影射”乃是灵魂-精神的传递-复制意义，非完全全息性影射，即是灵魂-精神的非完全性传递-复制。
[xi] 董其昌著，《董其昌行草书卷•手贝叶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3页。
[xii]汪子嵩、范明生、陈存富、姚介厚编著，《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635页。
[xiii]同上，600页。
[xiv]同上，601页。
[xv]同上，597页。
[xvi]文德尔班著，罗达仁译，《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381页。
[xvii]同上，415页。
[xviii]同上，400页。
[xix]文德尔班著，罗达仁译，《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75页。
[xx] 而在严格的意义上，存在物时刻不等于自身，即经验概念所对应的历史性存在物时刻违反矛盾律。参阅《逻各斯与逻辑斯蒂》中《a≠a》，蔡禹僧著，新华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xxi] 见《周易••复卦•彖辞》：“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般简作：复，见天地之心。
[xxii] 其实任何存在物包括石头并不是完全必然性的存在物，因为石头随地球的运动以及石头内物质元素的运动都具有非完全确定性，即微茫的自由性，因此它与人的自由性绝非决然对立。
[xxiii]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283页。
[xxiv] 古汉语中“殆”同“怠”。
[xxv] “反动而以顺行”是对循环运动之圜转的绝妙表达。盖运动看似反动而实则顺行，只能是向心的循环运动。由于完全的循环无法说明自身何以产生，故宇宙中的一切循环运动都是超循环运动；唯有人造机器的循环运动是消极的（非刚、非健）循环运动，即不含超越性的循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