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美国非营利教育机构“校际研究所”在美国麻省剑桥市举办了一场关于中西方制度对比的辩论。一度被美国政界和主流媒体合力推举的反华“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接受了此次活动的邀请，与法国企业家、推特意见领袖阿诺德·贝特朗（arnaud bertrand）展开了长达150分钟的辩论。贝特朗用充分详实的论据以及多年在中国工作生活的亲身经历，向美国学界和主流社会上了一节现代中国的公开课。以下为阿诺德演讲观点摘录，译自2023年第18期英文版《北京周报》杂志。
从政治制度之间的比较中得出的一个未经声明的观点是：各种制度间相互竞争，如果其中一种确实更好，它就有可能接管世界。
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以中国模式为例。它独特且只适用于中国。它是中国悠久而独特的历史的产物，也符合中国今天所处的非常特殊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但不适合或假装适合其他国家。
正如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前国家情报官员保罗·希尔（paul heer）所说，“中国正在努力追求多极化和其体系的国际合法性，而不是将其强加给其他国家。”同样，哈佛大学传奇的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说，“中国明确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每个国家都应该自己决定自己该如何治理。”相比之下，美国则喜欢“教导”别人应该如何管理自己，并一直试图让其他国家接受我们的自由价值观。”基辛格在他著名的《论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从未支持美国的普世主义观念，也从未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价值观。
因此，与其比较哪个制度对所有人都更好，不如看看哪个制度对自己的人民更好。
关于自由方面
关于西方，我们逐渐对自由有了一种相当扭曲的理解，我们把自由等同于个人自由，而实际上这是十分不同的概念。当你像过去那样对自由有更广泛的理解时，很明显，中国实际上可能不是大多数西方人想象的不自由的地方，反之亦然：西方也可能不是那么自由。
中国向贫困宣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减少贫困。就连中国最大的诽谤者也同意这一点。
事实上，极度贫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完全被消除了。我走遍了中国，结果很明显。难道有人真的能证明，这让人民更加不自由？难道他们在遭受贫困时更自由吗？当然不是，贫穷是自由的对立面。当你生活在贫困中时，你实际上是贫困的奴隶。
相反，像法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很多贫困。你去巴黎的某些地区，你会看到数百个无家可归者的帐篷。今天，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中国，在中国全国各地旅行，你几乎不可能在街上看到无家可归的人。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表明，2021年有203万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极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6。2%，占贫困人口的48。4%。其中，18岁以下儿童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比例高于任何年龄组的成年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极度贫困”是指家庭总现金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的50%。
美国城市研究部门最近的一项研究还显示，到2022年，共有25%的美国成年人经历了粮食危机，这意味着他们有时买不起东西。在法国，1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们真的能说这些人是真正的自由吗？
许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一点，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41年发表了所谓的“四大自由”演讲，在演讲中，他将“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定义为美国应该实现的四大自由中的两项。他也认识到减轻贫困是自由的根本。
关于“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话题，问你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在美国，人们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候都能自由地独自行走吗？人们有这种自由吗？
总的来说，这种自由在中国是存在的。统计数据绝对令人难以置信：在美国，你成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的可能性是中国的70倍。这是一个轶事，但我在中国的七年里，我不仅没有成为任何犯罪的目击者或受害者，而且我所结交的人中也没有一个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国家。这种免于恐惧的自由确实普遍存在。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说，最大形式的自由是所有其他自由的先决条件，即你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性，你能决定自己未来的集体自由。
可能有人会反驳：当你是一个所谓的“附庸国”，又或者当你处于一个更强大国家的“势力范围”时，你真的自由吗？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不完全对的。
美国当然不是任何人的附庸国，事实上恰恰相反。但在这方面有一些东西限制了美国的自由：它的联盟体系。美国加入了很多很多联盟：北约、奥库斯联盟（aukus：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组成的联盟）、五眼联盟、和日本的联盟，等等。当然，这也限制了你的行动自由，因为，至少在纸面上，你承诺要做某些事情，即使到那个时候可能不符合你的利益。正如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沉痛领悟到的那样，结盟可能会带来难以置信的限制和破坏性。
在这方面，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因为它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任何国家的附庸国，它不仅仅在军事上不结盟——它是完全没有结盟。事实上，许多人认为，正是这种独立性推翻了当前遏制中国的企图。这种高度的自主权使中国能够专注于国内发展，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行动自由。
关于稳定和繁荣
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延续文明。如果这都不算稳定，我不知道什么才是。
大多数对中国人进行的调查，甚至是西方机构的调查，都表明中国人在如何看待他们的制度上是非常团结一致的。例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对中国人口进行了为期13年的调查研究，并在2020年一份题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性》的报告中进行了总结。我引用一下他们的结论：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性的观点。事实上，调查发现，93%的中国人对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感到满意。
当然，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人民对公共机构的满意度在任何时候都很低，基本上在西方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例如，在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从20世纪60年代的70%以上下降到如今的20%。在法国，只有28%的公民信任他们的公共机构。当你问美国人时，会惊讶的发现有43%的人认为内战可能在未来10年内发生。
如果我们谈论人均gdp或工资水平，那么显然中国公民的平均水平仍然不如西方富裕。很明显，他们的现代经济发展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开始的，而且是最近才开始的，所以这种比较不太公平。
因此，我相信，正确的比较方式是，看看中国正在采取的让中国人们繁荣的措施与西方正在采取的措施，以及哪一种更有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繁荣。
中国已经花费了近14万亿元人民币（合2万亿美元）的各类资金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大致相当于美国在911事件后的20年在中东和阿富汗战争中的耗资。这就很好地说明了两国不同的优先事项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繁荣。
总而言之，中国的体制强调集体自由、长期稳定和坚定不移的自我投资，这证明了它有能力为社会福祉提供更全面的途径。虽然美国和欧洲的制度各有优点，但正是中国的制度独特地融合了这些特点，确保了其公民能够享受更大的整体稳定、繁荣和自由。
（翻译：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