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疫情是百年未遇的全球性危机，各国政府都倾全力刺激经济。而给国民直接发钱被公认为最直接的纾困手段。笔者建议释放国库库底资金3万亿元，给国民发放现金每人2000元，优先发给湖北人民。
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我国一二月经济出现大滑坡。而随着海外疫情的快速恶化，外需下滑与全球产业链受阻或使经济在二季度以及未来继续承压。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全球，对世界经济造成了百年未遇的大冲击，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新冠肺炎或引致比全球金融危机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贸易冲击。
中国政府全力抗击疫情，为经济恢复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和金融政策稳经济、稳就业，切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信g20峰会，呼吁20国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需要注入占全球gdp百分比达两位数（超过10%）的资源进行刺激。”2019年，全球经济总规模约90万亿美元，也就是总投入应该达到10万亿美元。照此比例，中国应投入10万亿人民币。
刚刚结束的g20峰会发布了联合声明，承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方面竭尽所能，使用现有一切政策工具，降低此次大流行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各国决定将启动总价值5万亿美元的经济计划，以应对疫情对全球社会、经济和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前，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各国央行已经推出前所未有的降息、量化宽松举措。
3月27日美国众议院最终通过了史无前例的经济计划，用于应对疫情、帮助企业和受影响的国民，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签署了这个法案使其生效。最引人注目的是发放现金计划——政府向大多数美国成年人每人发放1200美元现金，向大多数儿童每人发放500美元。3月17日，英国政府表示将投入3300亿英镑以应对疫情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之前，英国政府还公布了“薪资补贴”计划，简单来说，英国政府将为所有受疫情影响工作（不包括被解雇者）而无法工作的数百万人，补贴其工资的80%，补贴上限为每人每个月2500英镑（约人民币20734元）。
中国香港也已在3月初宣布了一项“香港2020：振经济纾民困”计划，除了支援劳动、撑企业保就业外，最得民心的就是发放现金计划。港府计划向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居民发放10,000港元。
中国最早发生疫情，也是应对疫情最果断、最坚决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财政领域，国内各级财政已安排疫情防控资金超过1210亿元人民币，并将在今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在金融领域，已向市场注入超过1.3万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和再贷款再贴现等定向工具。这些举措的实施正在取得积极效果，为疫情防控、恢复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是保障企业获得贷款，减税降费，基本都是作用于企业，使企业获得必要的资金流，保证其正常开业、正常运转，但政策落实和见效都需要一个过程，从贷款续贷的申请、审核，到税费优惠都是滞后生效的。政策还存在刺激效率递减、实体经济受益不明显等缺点。比如银行贷款优惠很难到达中小企业；为保就业，国企增加招聘总量毕竟有限；减税降费政策迭出，但始终达不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税负政策水平。
春节以来中国经济基本停摆，被隔离了两个月的个人大多收入减少，甚至面临失业威胁，他们需要在短时间内获得现金帮助，来度过疫情造成的困难期。面对疫情，现阶段的经济下行如海啸般来势凶猛，防疫是与死神赛跑，经济救援是与经济海啸赛跑。时间将是最重要的决定要素。可以说，救援的速度比金额大小更重要。中国需要最直接的经济救助措施，尤其是针对需求侧的刺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下，相比消费券，直接发现金更有效：第一能让低收入的人群把钱花在他们更需要的地方；第二可以尽快恢复和民生直接相关的行业；第三，发现金的操作成本低；第四，减少行业的扭曲。（财新网《救助困难人群：要现金不要消费券》）
发现金可以直接纾困，刺激消费，安抚民心
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多倾向于从供给端发力，增加商品和服务供给来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多年，却少有需求端刺激的措施。实际上，需求萎缩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发钱于民，即可刺激消费，直接作用于经济体的末端。即使转为储蓄，也会增加银行头寸，同样增加了金融的流动性。给国民发现金是一举多得的策略。
2011年中国香港政府推出了“scheme$6000计划”简称6000元计划，向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发放6,000港元。这种直接派发现金给市民的计划，乃香港开埠以来的首次。
所有于2012年3月31日年满18岁并获得中国香港永久性居民资格的人士，均合乎资格进行登记。登记时间自2011年3月3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如未能于截止日前完成登记的，即当作放弃论。最终有612万市民成功登记，合共派发370亿港元。
为了缓解登记审核工作，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登记期由2011年8月28日至翌年3月31日。当中在8月28日至11月5日期间，会细分为五段时期，让不同年领组別的合资格人士分批登记。第二阶段登记期由2012年4月1日至12月31日让第一阶段未登记的人士，登记收取6,200港元（其中200港元乃延迟登记之奖赏）。
合资格人士可通过现场、邮寄和网上等方法登记申请，遍布香港的21家银行的各个分支机构和香港邮政的指定邮政局都是指定登记机构。
当局核实登记人士符合资格准则后，会在登记后10个星期內直接通过指定的账戶收取款项。对于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士，在前往邮政局登记并获得当局核实登记人士符合资格准则后，会在登记后12个星期內邮寄通知书。登记人士必须亲身前往选定的邮政局领取支票，并将亲身前往指定银行将支票兑现。登记、核实与领取过程中的唯一凭据就是个人身份证。
由于采取了最简单的实施方案，执行成本降到最低。更由于几乎无差别的普惠于全体市民，这个6000元计划获得全港市民的普遍欢迎。而2018年港府推出的“关爱共享计划”，再发现金，却以失败告终。原因是申请的条件过于复杂，留给政府后台审核、回复与发放的工作量十分巨大，甚至市民申请时还需自带纸张，整个计划耗费了政府财政司巨大的行政成本。结果是一团糟，社会并没有为这笔耗时耗力申请到的4000港元击掌叫好。
并不是所有的惠民政策都得到支持都会成功，市民的获得感要从其成本效益比中体现。任何惠民政策都必须以惠民便民为本，设计得简单明了，处理得高速高效。
一举三得：纾困、释放流动性、脱贫攻坚战
为了应对疫情对民生、经济的影响，对冲民生损失，笔者建议中国尽快实施普惠的现金补贴计划，给18岁以上的全体公民每人发2000元现金。这个年龄段的公民约有11亿人，预算发放2.2万亿元。
由于今年前两个月经济下滑，财政收入下降，国家现有的财政收入难以支撑这么巨大的新增支出。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各国政府不遗余力，德国政府甚至承诺政府债将不设上限。美联储也大幅度降息，并在释放流动性上非常坚决。我国的金融、财政政策适时而变，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势。在宏观政策方面，中央首次提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来应对疫情对经济造成的影响。笔者建议财政部发行2.2万亿元特殊国债用于这次现金发放。
如果国债发行周期太长，笔者还有一个备选方案。中央财政的国库库底目前仍有超过3万亿元的资金沉淀。国库库底资金是指国库财政资金运转中沉淀下来的周转资金，是为了保障财政资金正常运转，不出现资金紧缺、运转困难所备用的资金。库底沉淀资金的多少应取决于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人民银行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我国国库库存余额资金2014 年有31,275.33亿元，合理的均衡点应为2,172.8亿元（《国库现金管理库存目标余额制: 国际经验借鉴与我国实施路径》，载于《金融纵横》201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连云港市中心支行课题组）。说明国库沉淀资金超出了合理界限达13倍之多，如果说此项国库余额主要用于偶发事件的准备，那么再也没有比新冠肺炎疫情更严重的偶发事件了。中国国库中有3万亿元可以释放出来，这笔钱用于全民纾困便顺理成章。这样既不增加政府债务，也不影响财政收支平衡。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支付手段和银行清算系统，央行掌握全民的基础金融信息，实现发钱计划并不存在技术障碍，成本可以控制得很低。
中国正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求今年“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但边远地区、落后地区的金融服务存在一定难度，城镇边缘人群中的孤寡老人、残疾人、病人、赤贫者、流浪者（无身份）也难以获得金融服务，这也是实现脱贫的最后难点。
不妨借此“发钱”契机，将政府的服务全面渗透到这些困难人群，利用现金发放、代购生活用品等方式，打胜脱贫攻坚战的“收官战役”。
我的建议有三个层次：
首先，中央兜底。由中央财政拨付2.2万亿元，向18岁以上公民每人发放2000元现金。这是基础层次。
其次，地方跟进。由于地区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异，各地可根据居民收入标准制定增补计划，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再跟3000元，使人均获得达到5000元；财政不足的地区可以仿照新加坡等地，公务人员降薪3个月来补充财政资金。
再次，优先湖北。在中央和地方准备好之前，中央优先给疫情中损失最大的湖北人民发钱，他们为防疫抗疫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湖北省常住人口约6000万，每人发放5000元现金，共计3000亿元。这是全国欠湖北人民的。
就在本文结稿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史上最大的经济救助法案，使其立即生效。这个2万亿美元法案从众议院议长宣布表决结果到总统完成签署仅用了3小时。除了文件准备，和邮递员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狂奔”的时间，特朗普可能没有耽误一分钟。财政部长姆努钦说，将在三周内完成发钱计划。据称由于美国尚有大量“边缘人群”没有银行账号，需要接受纸质支票，届时将会有千万张支票从华盛顿出发飞往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这将是个多么好莱坞式的传奇故事。
也许，我国的“发钱方案”还存在法定程序上的障碍，更需要决策者的进一步认识，但讨论这件事情却也别有深意。根据宪法精神，国家的财产属于全体人民。国家的财产从政府平均转到人民手里，这何尝不是一个实在的中国梦，再造共和的新实验。
作者：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