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5日，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将修改宪法，对现行的权力架构进行再平衡，其实质是拉开了2024年普京总统任期结束后的权力交接大幕。此后俄罗斯内政外交的变化将深刻影响中俄以及中俄美三角关系。本文将分析向后普京时代过渡时期的俄罗斯政治、经济和外交变化，以及中俄关系的内生与外源性动力的来源与走向，并为运筹好中俄关系提出对策建议。
一、向后普京时代过渡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变化
从2018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到2024年任期结束。按照俄罗斯宪法规定，普京不能再次连选连任，进入了向后普京时代过渡时期。这一时期要解决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政治稳定，权力平稳交接。二是确保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2020年1月15日，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将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之后，梅德韦杰夫政府集体辞职，直接组建新政府，由联邦税务局局长米舒斯京担任新政府总理。普京总统打出这一套“组合拳”显然是为2024年的政权交接做准备，通过修改宪法，确保 “后普京时代”权力结构安排朝着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方向发展；通过任命新总理，组建新政府，设立问责制，提振俄罗斯经济，尽快实现经济增长，为2024年权力平稳交接奠定基础。
（一）向后普京时代过渡的政治变化
首先，通过修改宪法实现政治分权。2020年俄罗斯在政治上把修改宪法、实现权力再分配作为首要任务。宪法改革倡议的一个基本思路， 是对总统的权利加以一定限制和约束，议会对政府组阁有决定权，同时强化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加强居民的社会保障，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其着眼点仍在于2024年政权交接之后保证俄罗斯政权党的控局能力和普京本人对国家政治生活保持足够影响。此外修宪还与以下原因有关：
一方面，俄罗斯从1993年独立后的宪法颁布至今未修改过宪法。经过近30年的发展，俄罗斯内政外交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对国家的根本大法进行修改，以适应当前政治经济发展和外交的需要。因此，2020年3月6日，普京总统在会见主要党派领导人时也说，“目前国内局势已急剧变化，实质上我们已经是另外一个国家，因此对宪法修改当然势在必行。”另一方面，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中第1章第90条明确指出：俄罗斯联邦总统作为独立主体行使公共权力，其中规定了包括权力的行使形式、方法，以及具体过程等细节。这部宪法赋予总统是权力的核心，不受联邦法院和议会的限制。本次修宪提出限制和约束总统的权力，将现在的权力架构进行调整和平衡，议会对政府组阁有决定权，同时强化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加强居民的社会保障，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其次，政治稳定为宪政改革提供了政治基础。近些年，俄罗斯政局稳定，2018年3月普京在第七届总统大选中得票率高达７６．６９％，这也能看出普京的支持率保持一定高位。根据列瓦达和社会舆情基金会的数据显示，普京支持率在２０１９年有所下降，２０２０年１月和２月有所回升。“普京主义”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向俄罗斯全社会宣传。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１日，苏尔科夫所撰《长久的普京之国》指出，“普京主义”代表的理念与制度是百年俄罗斯生存和发展所遵循的模式。“普京主义”的提出实际上在暗示，“普京的治理模式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其他国家模式在内核和形式方面完全一致，即使普京不再执政，‘普京主义’也会延续下去，这就是俄罗斯的百年生存发展模式”。
（二）向后普京时代过渡时期的经济改革
近些年，俄罗斯经济仍然处于低增长，国民实际收入下降，医疗教育投入非常有限，人口逐年下降。虽然通货膨胀率不高，但是，央行为了确保通货膨胀不高于４％，而缩减投资额，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发展。
新一届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是否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直接影响到２０２４年的权力交接。在新政府组建后第一次会议上，米舒斯京总理指出，在确保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将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启动新的投资周期等一揽子保护和促进投资的法案，改善营商环境， 增加投资活动，确保用于推进国家项目的资金优先分配给工业领域中的高科技部门。继续消除过多的行政障碍，以便有效地实施和完成监管制度改革，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促进经济增长。
此外，加大对政府的问责制。梅德韦杰夫政府经济政策调整不显著，发展动力也不够，与缺少问责制有很大关系。为向后普京时代顺利过渡做准备，梅德韦杰夫政府全体辞职，有为经济发展缓慢担责的意思，也显示了普京总统提振经济发展的决心。２０２０年通过修改宪法，在赋予权力架构行政、立法和司法更多权力的同时，也要让它们之间启动相互监督和相互约束的机制，这有利于加强政府领导经济增长的责任，同时也强化了问责制。
（三）向后普京时代过渡时期的外交变化
首先，俄罗斯外交总体平稳。近些年，在受到美国和西方严厉制裁和本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影响下，俄罗斯外交凸显 “因势利导”和 “火中取栗”的特点，扩大了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在拉美方向果断采取军事威慑，维护传统势力范围；与非洲恢复了传统关系，扩大了出口市场；联合地区大国伊朗和土耳其基本解决了叙利亚危机，发展与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通过积极进取，在中东地缘政治中取得外交优势；俄欧关系得到缓和；俄美关系依旧紧张，但是维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就乌克兰东部问题，俄乌德法再次举行了诺曼底四方会谈，虽然没有实质进展，但是展现了对话解决的前景。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积极推进开放和多元化的“向东看”政策，亚太外交持续平稳发展，强化了俄罗斯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加紧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构想。
其次，突出“俄罗斯优先”的外交政策。俄罗斯外交形势平稳为宪法改革提供了保障，宪法中将首次写进“俄罗斯优先”的理念。普京总统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的国情咨文中首次谈到“俄罗斯优先”的理念，他指出， “可靠的安全保障为俄罗斯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让俄能做更多工作来克服当前国内最紧迫的挑战，围绕人民的利益集中力量在各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毕竟，俄罗斯的伟大与每位公民的体面生活是分不开 的。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福祉二者和谐统一才是俄罗斯未来的基础”。
在“俄罗斯优先”理念的指引下，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将表现出以下主要特征。一是重点关注国内问题，抓住外部环境的稳定平静期发展经济。普京总统撤换梅德韦杰夫政府，支持以经济技术官僚为主体的新政府的产生，意味着俄罗斯今后几年工作重心在于恢复经济，确保增长。普京总统深知，当俄罗斯经济实力强大后，世界大国的地位更加名副其实。二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只要不违反宪法的一切行为在俄境内都是有效的，这就保护了受到美国制裁的在俄罗斯的精英，笼络了人心，将会稳定社会和政局。同时也告诉美国宣布俄国人违法是无效的。三是坚决捍卫在前苏联地区上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与该地区存在的国际法相比，俄罗斯优先确定其在该地区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并由此作出经济、外交或军事决定。四是外交的最主要任务仍将是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向后普京时代过渡时期中俄关系的内生动力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认为，向后普京时代过渡时期，俄罗斯权力布局有条不紊，对外政策不会发生大调整。两国逐渐形成内生动力，政治、经济利益相辅相成，共同利益也不断在增多。因此，中俄关系在这一时期仍将平稳可持续发展。
（一）政治上的内生动力是相互支持与平等相待
区别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俄罗斯具有自己传统价值观特色的宪政制度。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后选择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普京总统执政２０年使俄罗斯从混乱走上了稳定和发展，国家重新强大起来，与此同时也建立起一个超级总统制的政权，围绕普京建立的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选举中一直取得压倒性优势，执掌各级政权。因此，西方认为普京政权是反民主和集权体制，而普京在执政中逐渐形成一套符合俄罗斯特点的治国理政的“普京主义”。
尽管中俄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相互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支持对方发展振兴本国经济，支持对方推行自主的内政方针，中俄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相互支持。俄罗斯非常看重中国对俄的尊重和平等相待。支持是根植于中俄政治关系中的核心价值，平等相待是中俄政治关系的基础。这些就是两国政治上的内生动力。中国看重俄罗斯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美国战略挤压中国时的俄罗斯的战略价值。同时，两国在预防颜色革命和政党执政交流方面有共同的利益，联手抵御西方对于政权的颠覆。普京时代中俄两国领导人对中俄关系的引领作用很大，后普京时代在宪法赋予议会更多权力的背景下，中俄两个执政党就执政基础、执政地位等执政稳定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将会更进一步。
（二）经济上的内生动力是谋求发展与合作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低速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依赖加深。俄罗斯经济陷入衰退，一直徘徊在谷底。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普京２０１８ 年提出的五月总统令 无法实现，二是寻找外部支持。前者提出改善经济的主要举措，目的是要实现普京总统反复强调的“突破式发展”：提高经济增长，吸引外资，发展中小企业，发展非油气领域，改变出口结构。通过这些措施，让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实际收入提高而不是下降。后者的实现在西方对俄罗斯围堵和制裁的背景下，俄必然会采取向东看的政策，而中国是俄罗斯东向政策的关键国家，对俄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其一，中俄相邻的地缘经济优势；其二，包罗万象的合作机制和完善的制度；其三，在西方围堵和制裁俄罗斯时，中国通过能源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其四，俄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构想需要经济增长，没有增长，所有战略都不可能取胜。最重要的一点是俄罗斯对中国发展的认可度已经提高，谋求协调与中国的利益，主动开展对华合作。
中俄经济合作的内涵和形式出现新特点。正如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指出的，两国拓宽思路，创新模式，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提质升级，实现利益深度交融、互利共赢。 中俄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一带一盟”的对接合作，不仅成为中俄两国增进互信的试金石，同时，也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俄罗斯开放远东地区，作为拉动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强调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融合。
在向后普京时代过渡时期，美国的严厉制裁对俄经济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因此，中俄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尤其重要，如果充分发挥俄罗斯资源与中国投资和市场互补的优势，将会形成双赢的局面。
（三）中国是实现“俄罗斯优先”政策的最稳定和可靠的支撑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俄罗斯优先”的理念。外交形势趋稳是俄罗斯提出这个理念的先决条件。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压舱石，友好的中俄关系是世界和平的最大的稳定力量。中俄有世界上最长的边界线，中国是俄最大的东部邻国。在未来几年以及后普京时代，中俄之间稳定安全的东部边境，以及中俄互为安全为俄节省了大量的战略资源，为俄发展国内经济和维护欧亚地区的地缘战略空间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和战略回旋余地。因此，除了美国欧洲， 中国也是“俄罗斯优先”理念能否顺利实施的最重要的外部要素之一。
三、中俄关系的外源性动力
近年来俄美关系恶化，俄与北约关系紧张，以及乌克兰危机后国际格局和秩序的混乱，俄罗斯知名学者卡拉加诺夫提出，“俄罗斯应该为新世界体系做出贡献，在经济形势低迷的情况下，也要首先考虑参与世界体系的构建工作”。俄罗斯推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战略构想，试图在确立这个格局的同时，改变国际秩序的规则、范式和行为。
中俄同为欧亚大陆的大国和强国，是大欧亚伙伴关系构建中的两个关键国家。中国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力量格局，美国虽然实力不如从前， 但仍然是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俄罗斯尽管硬实力很硬，但受到经济情况的拖累，仍需要有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中俄共同成为一个力量中心，在世界大变局中两国是战略相互依托的关系。构想中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尽管既有新兴国家，又有上合、东盟等地区国际组织，但如果没有中国的配合，大欧亚伙伴关系缺乏平衡力量，丧失支撑。“俄罗斯将继续向亚洲市场转移，大欧亚全面伙伴关系概念将逐步得到证实。俄罗斯目的在于确保该地区成为全球秩序中的稳定区域和强大的单位。”
其二，俄罗斯是中国对抗美国遏制的战略伙伴。中俄关系的发展轨迹表明，美国因素始终对中俄关系起着推动和牵制两方面的作用。由于美国的巨大压力，中俄战略协作不断提升新高度。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重新回归了大国竞争的思路，将中俄两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和头号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定美国处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将对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做出回应”。而“中俄挑战美国的权势、影响力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俄罗斯学者指出，“美国通过提供‘一带一路’倡议（ｂｒｉ）的替代方案印太战略，同时又无视任何合理的外交政策逻辑，将俄罗斯和中国推向了事实上的联盟。”
其实，中俄美之间仍然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科尔图诺夫就曾撰文表示，中美竞争和博弈不断加剧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亚太地区的国家间关系，尤其将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地缘环境造成深刻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将很难在中美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同时，中俄可以在地区安全、反分裂、信息技术、空间技术、能源、农业等领域探索更深层次的合作模式。中美关系竞争加剧时，俄罗斯不能“坐山观虎斗”，俄罗斯必须做出选择。首先，俄美关系一直存在很强的斗争性，因此，如果中美竞争中中国失败，那下一个目标就是俄罗斯。第二，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可能正在由一种单极体系向多极格局转变。那么当美俄关系缓和时，也会对中俄之间的合作产生微妙的牵制作用。为了应对中俄日益密切的战略协作，美国或将采取权宜之计联俄制华，或者分化、离间中俄关系。在此种情况下，中俄关系上述自有的内生动力将会发挥作用，俄罗斯不会轻易走上联美制华的道路，但是中俄关系也需要用“手动挡”来控制和调整前行的方向，以保证中俄按照既定的轨道发展。
四、结语
向后普京时代过渡时期中俄关系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共同应对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中俄关系的纽带拉得更紧。到普京总统任期满之前还有四年时间，两国应进一步夯实关系，以足够的“扎实基础”来应对未来出现的新变化。加强中俄执政党之间的交流， 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而强调现实的国家利益。
夯实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形成互利合作的实实在在的命运共同体。一是要建立共同的产业链，建立合资企业，如农业、高科技产业。二是加大在战略大项目上的投资，如能源管道、交通基础设施、核电站、水电站、化工、矿产开发、北极开发等项目。三是切实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在欧亚地区形成广阔的联系紧密的市场。未来几年，“一带一盟”将是制度对接和落实的关键时期，根据欧亚经济联盟到２０２５年战略发展纲要，与中国建立商品、服务、劳动、资本的共同市场，协调商品进出口，涉及共同贸易政策、共同关税、共同技术、统一标准等，要把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深入推动下去。此外，加大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合作。中俄之间经济合作互补性和战略协作体现在远东地区，具体合作的领域可以是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合作。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是“中俄科技年”，两国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大有可为，而且科技从研发到落地转换为生产力，需要的时间周期长，着实可以为后普京时代的经济合作奠定基础，作出长远安排。
最后，共同面对美国的战略遏制，中俄美三角关系的格局将是长期性的。在这个过程中，首先，中俄应坚持不结盟；其二，在此基础上加大多边合作，凝聚多方共识来应对美国的霸权和遏制；其三，利用欧盟和美国的分歧和矛盾，加强多极化的构建；其四，长期持续的中美贸易战为中俄深化经贸合作，尤其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机遇，中国应加强与俄罗斯在农业领域的全产业链的合作。
李勇慧：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