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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 次 更新时间:2021-01-2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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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进入专栏)  

美国总统克林顿4月16至18 日访问日本并与桥本龙太郎首相举行会谈。与冷战后的历次日美首脑会谈不同,安全问题成为此次日美东京峰会的核心议题,双方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该文件标志着日美以安全条约为基础的双边安全合作体制将产生质的变化,并将对两国、周边国家以及整个亚太地区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从1994年底起,日美开始了“全面重新界定”安全合作体制的三部曲。去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新《东亚战略报告》, 为确定冷战后的“新日美关系”定了调子;去年11月日本内阁会议在时隔19年之后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与美国遥相呼应;最后是这次日美签署联合宣言,为这一进程打上了一个句号。至此,日美“全面重新界定”安全合作体制的庐山真面目终于昭然于世,那就是把日美安全合作体制从遏制苏联、“保卫日本安全”的“防守之盾”转化为对付“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主导亚太地区安全的“出击之矛”。

(一)日美安全同盟的目标、范围与作用均发生变化。

宣言称,当前“这个地区依然存在着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依然大量集中存在着”,而日美安全同盟将“继续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维护稳定与繁荣的基础”,两国“要着手修改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当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两国将进行磋商与合作”。〔1〕

宣言标志着日美对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即:

1、 日美要把两国之间产生于冷战时期的双边安全合作体制变成冷战后时期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支柱;

2、该体制的作用将从遏制苏联、 “保障日本的安全”变为对付地区内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处理“紧急事态”,“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 适用范围从原来针对“日本有事”扩大为“日本周边地区有事”,从日本本土及菲律宾以北的“远东地区”扩大到整个亚太及至波斯湾地区。

(二)日美安全同盟朝实效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首先,加强了日美安全合作的具体机制。日美之间一直缺乏具体的安全合作协议与机制,而这次双方同意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共同磋商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并将在今年11月底之前提出中期报告。届时双方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当远东出现紧急事态时”两国如何采取具体的合作措施以及扩大日本对美军的后方支援,包括日本自卫队怎样在提供海空基地、防务情报以及燃料补给方面对美军进行支援。

其次,日美军事合作已不单纯局限于提供基地。日美在克林顿访日前夕签订了《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规定在平时联合军事训练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活动中,两国相互提供军用物资和劳务。这一协定虽在表面上没有超出“平时合作”的范围,但实际上暗含着两个突破。一是协定中包括了日本对美提供武器零部件的内容。这标志着日本继1983年决定对美提供军事技术之后再度对“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打开了缺口,明显与日本宪法第九条有关禁止使用“集体自卫权”的精神相抵触。二是尽管协定没有超出“平时合作”的范围,但是不能排除日方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实际操作变“平时支援”为“战时支援”。海湾战争中日本就曾借口“美国军舰是在离开日本岛屿后移动过程中接受军事任务的”,故称“对其实施后勤支援在法律上不存在问题”。

(三)日本的基本防务政策由“专守防卫”向行使“集体自卫权”方向发展。

强化后的日美安全同盟由美国单方面“阻止侵略”、“保卫日本”变为日美联手“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意味着原来仅限于自卫的日本的军事力量将跨出国门,在其边界以外发挥作用。而且根据《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的规定,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名义下,日美合作将扩大到全球范围。这就是说,日本要与美国一道解决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安全保障问题。

可见,联合宣言标志着日本不仅被更牢固地纳入美国的世界战略,而且将改变一直标榜的“专守防卫”政策,偏离战后走过的和平发展之路。1954年自卫队成立之初日本参议院通过的《关于禁止向海外出动自卫队的决议》规定,“所谓自卫,只能是在我国遭受非法侵略时的一种正当行为,它应当仅仅限于捍卫我国领土这种具体的情况”。而所谓“集体自卫权”与此“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具有很可能加剧集团间对立和扩充军备的危险”。〔2〕

日美强化双边安全合作体制不是偶然的,它是两国在冷战后针对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而作出的反应,是两国从追求自身利益、实现既定战略目标出发而作出的一种选择。

(一)美国的新东亚战略认定对东亚“只有深入参与才最符合亚洲和美国双方的利益”,而美日同盟是美国推行这一战略的关键。

美国的新东亚战略主张美军维持在东亚的前沿部署,同时加强与该地区内5个盟国的关系, 特别是与允许美军利用其重要军事设施并为之提供大量经费的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的关系。“全面重新界定”美日同盟的提出人、去年底刚刚卸任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称,这样做,一可以确保美国“在协商亚洲事务的谈判桌旁有一席之地”,二有利于美国对亚洲贸易的顺利进行,三可以保障在东亚及波斯湾地区“有事”时美国能及时作出反应。

美国在日本的基地群在其东半球军事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司令部设在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指挥着东经160度以西太平洋、 日本海以及印度洋上的美国舰队,波斯湾也在驻日美军的责任范围内,冲绳在美国从其西海岸到中东的军事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唯其如此,约瑟夫·奈在提出美军的存在“是东亚安全方程式的决定性变数”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日美同盟是“关键之关键”。

去年11月日本通过新防卫计划大纲,在加强本国防卫力量的同时,全面突出了对美军事合作姿态,文中“日美安全体制”字样由原来的两处增加到13处。这被美国政府有关部门视为当年对日工作的“最大成果”。这次美国又以减少驻冲绳基地的数量成功地换取了加强美日安全体制的“质量”,达到了利用遍布日本列岛的自卫队军事后勤设施,提高美军在亚太活动的机动性、扩大战力资源的目的。

(二)日本随着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也把维持并加强日美同盟视为走向政治大国的必由之路。

在实现了经济上赶超美欧的目标后,冷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重点进一步从以往的“经济立国”向追求政治大国地位发展。同时,日本认为冷战后的亚太地区“依然存在着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当前看不到欧洲发生的那样的大变化”。在日本周边,⑴“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格局依然存在,紧张状态在继续”,朝鲜涉嫌开发核武器和提高导弹射程“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的不稳定因素”;⑵俄罗斯远东部队“今后的动向具有不确定性”,“对本地区的安全仍然构成不稳定因素”;⑶中国公布的国防预算“有隐匿成分”,而且“今后将继续渐进地推进国防现代化”,“对中国扩大海洋活动范围的动向,今后须继续予以关注”。〔3〕

在此背景下,日本确认继续借助日美同盟的保护色自我发展壮大,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日美同盟已经两国苦心经营40余载,双方已在各个领域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况且,日本外交向来有“与强者为伍”的传统。环顾日本周边,具有“超级大国”的实力,支持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之梦,同时又与日本“拥有相同价值观”以作为联盟基础的,唯有美国一家。设想日本如果放弃日美同盟,摆在它面前的恐怕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全面重新武装,实现防卫独立。但是这首先将面临日本国内宪法的束缚以及广大和平力量的反对,加剧周边国家的疑虑,而且也得不到美国的首肯。二是实行“非武装中立”。显然,这与今天日本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意向是相悖的。

(三)日本国内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从不同侧面促使日美两国政府加快强化安全合作体制的步伐。

一是日本社会中民族主义思潮和对美平等意识上升, 特别是去年9月发生的“冲绳事件”对日美同盟构成了一次强烈的冲击波。该事件有着冲绳地方对日本政府不满的一面,但从总体上看则主要反映了日美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中,由驻日美军士兵引起的恶性犯罪事件不下几千起,而唯独这次事件在日本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根本原因就在于时代发生了变化,日本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思潮有所抬头的背景下,美国继续驻军冲绳不仅损害了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有伤整个日本的民族自尊,对其构成严重的心理压力。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即便在远离冲绳的首都东京地区,要求美国削减驻冲基地的民众也占到80%以上。

二是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一些势力要求摆脱美国自立门户的呼声令美国感到忧虑。日本即使在漫长而危险的冷战年代也从未曾想到要使日美同盟越过双边范畴而适用于整个亚太,但是在冷战结束、国际形势总体趋缓的今天,反倒想这样做。日本国内一直有人想利用冷战后出现的形势变化,突破和平宪法,独立加强军事力量,在军事安全领域由“被保护者”变为“参与者”。美国通过与日本签署联合宣言再次显示了它对日政策的底牌:需要日本在军事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这一作用必须严格限制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之中。日本国内任何要求废除日美同盟的主张,不管出于何种动机,都是不能接受的。日本舆论也指出,日美同盟很难“圆满废除”,这不仅是因为自卫队从战略到装备都还没有摆脱对美军的依赖,更重要的是那样做在战略上“须冒与美国对立的风险”。〔4〕

日美关系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调整地区安全战略、改变双边同盟的性质,不仅对它们自己而且对整个地区形势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一)将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造成冲击。

冷战后亚太形势总体趋缓,地区一体化进程有所发展。而日美欲通过加强双边同盟来主宰地区事务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各国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原则,不利于地区形势的缓和。东南亚国家舆论指出,“当前亚洲好不容易发展起来并在结为一体,如果日本要在这个时候挑起地区内部分裂,亚洲国家将会对它产生比历史问题还重的不信任感”。〔5〕

日美再度收紧双边同盟之网不仅可能在亚太地区导致“冷战后果”,而且这一做法本身也体现了两国决策者尚未走出“冷战思维”。以双边同盟为核心维护地区安全在冷战后时代已是明日黄花,要有效防止并和平解决地区纠纷,须由地区内有关国家共同参与。同时安全保障不应仅限于单一的军事领域,而需从各个领域加以综合安排。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又具有特殊性的日本多在经济领域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些贡献,也许更符合其自身和亚洲双方的利益。

(二)不利于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顺利发展。

在亚洲国家看来,日美加强安全同盟后无疑会更多地介入地区纠纷,甚至可能染指他国内部事务。尽管日本在与美国签署联合宣言后一再宣称日美安全条约中原先规定的“远东范围”不变,但是根据1960年日本政府的解释,所谓“远东范围”原本指的就是菲律宾以北、日本及其周边地区,而韩国、台湾也包括其中。这样做也必然导致东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进一步增加。

1、警惕日本会借机发展成为军事大国。 “美日安全合作体制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如今日本要从‘专守防卫’变为‘联合出击’,那么谁又能担保它将来不会进一步要求摆脱美日安全条约的制约呢?”〔6〕用欧洲人的话来说,“东亚地区所有国家都担心克林顿出于选举原因而把日本狼引入羊群,而又不能保证永远牵住它”。〔7〕

2、担心日本的举动会导致大国之间矛盾激化、走向对抗, 影响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东盟国家认为日美加强同盟“可能导致地区冷战,使东南亚重新变成冷战战场的一个陷阱”。因此,它们“不喜欢美日宪兵,而喜欢集体安全条约。中国必将参加这种条约”。〔8 〕东盟历来主张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核心推进地区多边安全对话、 实现“亚洲安全事务亚洲化”,它们担心日美同盟的强化会冲淡arf的影响, 削弱自身的战略地位。

(三)有可能在日本国内引发新的政治风波。

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的签订使日本在安全同盟中获得了与北约成员国相近似的地位,日本自卫队今后不但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本土以外发挥军事作用,而且可以通过利用美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大大提高其后勤补给能力和活动范围。从日本国内看,某些势力确实想借此良机修改宪法,或者通过放宽对宪法的解释在集体自卫权问题上搞实质性突破。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一位头面人物近日就宣称,为了强化日美防卫合作,要重新研究“集体自卫权”问题。

但是日本真要想突破禁区,在国内也必然面临强大的阻力。冷战后日本周边并不存在明显的“威胁”,政府当局仅以地区形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为理由扩大国际军事作用,并不能说服民众。据《日本经济新闻》调查,有近半数的日本国民反对日美针对“远东有事”加强防卫合作,约80%的人认为行使“集体自卫权”违反宪法。〔9 〕美国迄今与北约、韩国等19个国家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均是以“战时合作”为前提的,而唯独这次与日本是个例外。这也说明日本政府尚不无顾忌。在联合政权中,社民党、先驱新党对涉足集体自卫权问题持谨慎态度,反对把日美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

今后随着日美讨论修改《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结束期限的日益临近,日本政界的新一轮分化组合将加快步伐。“修宪”还是“护宪”,坚持“专守防卫”还是搞“联合出击”,有可能成为重新划定政治分野的一条界线。

(四)日美两国的同盟之路并不平坦。

日美关系近期将经历一段“蜜月期”,日本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地位有所上升,日美关系“双向型”的特征将进一步突出。但是从中长期看,日美强化同盟要落到实处,仍面临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罗伯特·曼宁教授指出,1992年布什总统访日时两国也做出过要结成“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保证,但最后并没有产生多少结果。人们怀疑克林顿一桥本的《东京宣言》会步其后尘。〔10〕

第一,从中长期看经济领域的摩擦不可能不对安全同盟以及两国关系的总体造成消极影响。

第二,美国虽允诺归还冲绳基地的20%,但其中大部分都没有确定归还期限。可以预料,今后在美国部分归还基地和向日本本土转移的过程中,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日美两国之间的摩擦还可能不时爆发。

第三,在对亚洲外交上,日美之间的双边体制将面临如何与arf 等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与对话机制相互定位的问题,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两国与东盟的关系。

注释:

〔1〕时事通讯社1996年4月17日电。

〔2〕日本《朝日新闻》社论1996年5月3日。

〔3〕日本防卫厅《防卫白皮书》1995年版。

〔4〕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临时增刊1996年4月17日。

〔5〕日本《朝日新闻》1996年4月3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论说委员黄彬华文章。

〔6〕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1996年2月12日。

〔7〕法国《世界报》1996年4月25日。

〔8〕法国《世界报》1996年4月25日。

〔9〕《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4月22日。

〔10〕美国《洛杉矶时报》1996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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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 第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米乐m6平台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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