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重返张朝垭
张朝垭是湘西沅陵县北溶乡的一个行政村。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该村列为省重点扶贫对象，省委派出扶贫工作组持续三年进驻该村，帮助解贫脱困。笔者作为工作组员，在张朝垭扶贫一年。
二十多年过去，张朝垭如今情况如何？村民们生活怎么样，日子过得好吗？带着对曾经留下痕迹的故地的惦记，日前，我们原同届工作组三人相约结伴，行归沅陵，重返北溶张朝垭，走看山村今昔之变和当地发展状况，对今日原贫困地区的乡村建设发展获得一新的认识和了解。
沅陵位于湖南西北部，县域面积全省最大，境内百分之七十以上为山区，自然条件差，耕地面积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长期列为国家级贫困县。北溶乡位处沅陵中部、沅水下游，所辖19个行政村，大多为五强溪水库移民村，散落在沅水两岸丛山峻岭间。环境恶劣与交通闭塞，限制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仍有几个村处于无电、无（自来）水、无（道）路的“三无”状态，村民们一直生活在温饱难得保障的贫困线下。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当时有句十分流行和鼓动人心的宣传口号，叫作“决不把贫穷带入下世纪”。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扶贫工作组进入北溶乡张朝垭村。
张朝垭村坐落在沅水北岸海拔500米的山上，由洞头、朱朝溶、凤凰头、张朝垭、李家、宋家等六个自然组构成，这六个组从东到西呈扁担形分散在崎岖起伏的山间，全村人口约600人。村委会设在中间的张朝垭组。
工作组扶贫重点是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改善，保证“三通”（通电、通水、通路），同时注重村班子建设，养殖种植科技推广，以及文化卫生建设。经三届工作组三年共同努力，全村实现了家家通电、户户通水，每组都安装了电视接收锅，并修建一条连接乡级公路通往洞头的村级道路，在硬件指标上顺利完成省委省政府交予的扶贫工作任务。
此行北溶张朝垭，原乡党委书记全程陪同。当年我们的工作得到书记和乡长的大力支持，生活上也获得格外关照，我们与其结下深厚友谊。
从县城到北溶乡是一条沿沅水往北蜿蜒曲折的乡级公路（另有水路航行，当年我们多是坐船，除了平稳，可观赏水上风光与两岸风景），原来一路坑洼颠簸的砂泥路面，如今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甚至有一段还铺上了质量更佳的改良沥青。书记高兴地告诉我们，当年工作组修建的那条进村盘山道路，不久前刚刚硬化，铺上了水泥，现在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山上。还告诉我们，2004年北溶乡政府所在集镇发生大滑坡，乡政府迁往朱红溪，集镇群众全部迁出，其中大部迁入县城。
记忆中的乡政府修建在沅水北畔的一个山坡上，坡下面是公路，公路两旁依次排开的是一些木板房混合着几栋砖房，邮电所、卫生院、粮站、粉铺、杂货店、理发店等等，五花八门，形成一个小集镇。因为工作，有时我们从村里下山，到乡政府，已是午后一两点甚至三点，就到粉铺吃上一碗三元的米粉。如今，乡政府原址，杂草丛生，一片树木，集镇不复存在，公路两边一片空旷。不过偶尔也看见两三栋孤单的砖房，书记说，那是个别的回迁户。
车过乡政府原址不远，往左一拐，便是通往张朝垭村洞头组的山路。整个张朝垭村，洞头组距乡政府最近，从乡政府走到洞头山脚大概二十分钟路程，从山脚到山上是几百米陡峭的崎岖山路，记得第一次爬此山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当然，对爬惯了的村民，包括上下学的学生，就要不了这么多时间。洞头村民下山，除了此路，还可以绕道张朝垭组，从张朝垭下山，那一路相对没有这么陡峭崎岖，但要多费一半的时间。洞头村民他们宁愿辛苦爬山取捷径，也不肯绕道费时走远路。
前些年，网上流传一个视频，记录的是四川凉山地区某山村学生们攀登悬梯上下学的惊险画面，看得让人心惊，也看得心酸。洞头的山路，虽说没有那样九十度垂直，但从攀爬过程的艰辛程度上，与其也有得一比。当年看到小学生们，在山路爬上爬下（村有小学，设在张朝垭组，可能路途较远，教学质量较差，学生愿意走读乡中心学校），尤其是雨雪天，令人总是心有不忍。所以，修建一条通达的村路，迫在眉前，势在必行。
围绕通村道路选址，当年有两个方案。一是张朝垭方案，工作组到来之前，当地政府在张朝垭方向曾修过一段通村道路，因规划不当，加上资金不足，修了一段便半途而废。新修道路，在原路基础上调整规划线路便可，此线路较长，但相对平缓。一是洞头方案，另起炉灶，全新规划，线路较短，但全是盘山，难度较大。从道路辐射范围、村民受益面积和利益平衡而言，第一方案优于第二方案，但最终第二方案胜出。原因在于，当地有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家是洞头的，他的意见与游说起了重要作用，而当初扶贫工作组之定点张朝垭，也是因了此缘故。
洞头道路全长3.5公里，按村级道路标准，路宽3.5米，当年先后投入一百万元。小车从山脚蜿蜒而上，盘山而行，一直开到山顶，开到我们当年驻住的村民家门口。
一切还是原来的老样。连排的木板房，房前的大樟树，还有之形斜陡坡，熟悉而亲切，时间在此似乎凝固，定格在二十多年前。但奇怪的是，所有的门窗都是紧闭的，显示里面久无人住。除了一位哑巴在自家屋门口呜呜地张着嘴巴，好奇地望着我们，整个村组没有看见一个人。
当年我们的房东是两位八九十高龄的大娘大爷，他们早已谢世，当时的村支书，前几年也已病故。那么，其他的人呢？他们都去哪啦？书记对我们解释说，这种情况，很可能他们有的是搬出去了，有的进城打工不再回来了。如是，这就意味着，洞头的村民已全体举家外迁，山上空无人住，形为“空心”。
农村的“空心化”，一直以来是人们予以关注并呼吁警惕的对象，它指的是青壮劳力外出打工，留下老人与小孩而形成村中年龄结构严重畸形的一种现象。
不过，洞头这里的“空心”似乎与其有所不同，应另当别论。洞头是整个村组举家外迁，整体移民。这种穷山僻壤的举家外迁和进城打工不复返回，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应是理性的明智选择，也是值得鼓励的正确选择。因为，虽然工作组帮助解决了“三通”，但由于环境制约与资源匮乏，村民们在原有条件下也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难以富裕，而要想进一步求发展，奔小康，过上好日子，非得迁出山高路远的原住地，到乡镇、城市寻找更大的生活发展空间而不可。
洞头村民的外迁，反映了山村农民对过好日子的自觉追求，一定程度上也诠释了本世纪以来城市化和乡镇化快速发展的内在原因。其实，在当年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觉得对条件恶劣的山上村民而言，贫困解决的根本之道是迁出原住地，只不过当时各个方面还不具备这种外迁的条件罢了。
下山时，我们好奇，猜测这条路硬化，需要多少钱，有说五十万的，有说一百万的。在乡政府，正好碰上负责这一项目的，得知是两百万。如今的乡政府，财大气粗，今非昔比。根据政府网站显示，2020年北溶乡年初预算1379.33万元，全为财政拨款。而在我们扶贫的九十年代末，当地每年财政拨款约三十万元，另需自筹资金二十来万元，加起来总共不过五十多万元。今日的乡财力，已是当年的26倍。
有钱就是好办事。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入世之后，随着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攀升，国家对乡村建设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精准扶贫最为代表。据当年同在北溶乡扶贫的怀化市扶贫工作组长、现怀化市某直属机关负责人介绍，精准扶贫实施以来，他们对口某村扶贫五年，先后投入资金3000万元，基本做到精准扶贫所要求的的“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一个村就投入3000万，这在当年只能是梦想。
另据介绍，为加强村级政权建设，各村实施村委会升级改造，其场地建设，视村规模大小而定，至少保证300平米，造价60万元，另配办公桌椅和电脑等设施，全由财政拨款。并且，村干部待遇也得到大幅提高，如今村支部书记每月补助1500元（当年全年600元，需从村提留中支取；明年起，村支书、主任一肩挑，补助提高到3000元），其他村干部则1000元左右不等，都一并纳入到财政盘子。以前支书、村干无人干，需要动员做工作，现在想着争着干。今昔之变，让人感慨！
由于没有见到当年的村民，没能进一步了解其他一般村民的实际情况，因而为此行留下一个遗憾。但从洞头村民的外迁和上面各种数据显示，可以看出张朝垭村和北溶乡的可喜变化。这一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扶贫政策的显著效果，显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实力。作为曾经的扶贫工作参与者和落实者，对所见变化，倍觉欣慰，良多感触。同时，作为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对成绩斐然的扶贫三加点赞之外，觉得个别地方也还有值得商榷、可加改进之处，这就是，在目前国家财政具备了相当支付能力但尚未达到可以遍地开花的条件下，地方的扶贫投入，似应更多增加科学合理的权重考虑。
以洞头道路为例。当年投资百万修建此路，因未能硬化，加上山雨冲刷，泥石堆堵，实际处于无用状态，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产生预期效益。如果说当初主要考虑政治因素（村村通），那么，今天没有了这种因素（张朝垭方向亦修通一条路，并硬化投入使用），或者说政治因素没有那么明显了，再追加投入，是不是更多地要考虑经济效用。投入200万硬化道路，道路通向的，已是全体外迁的无人村。这种投入的科学合理性，值得考虑。据说，这是为进山护林之需。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比较勉强，因为我们知道山上树木并不成林，林业资源够不上丰富，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具备开采价值。就算护林，附近也还有其他路径可供进出。将这笔资金投入到其他方面，如学校基础建设与教学设施改善，可能作用会更大，效果更好。
2020/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