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遗憾与迷茫：斯诺1970年访华的不同面向
1966年北京刚一兴起文化大革命，埃德加▪斯诺便产生了重返中国探一究竟的愿望，虽然他从这个国家踏访归来才不过一年多时间。中国之于斯诺，既是他记者生涯的起步之地，成名之地，也是他一生坚持社会正义追求职业理想的寄望所在。
自1936年他冒险进入陕北苏区，独家采访中共领袖和红军，写出传世经典《红星照耀中国》，便与红色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其后中国革命成为其关注报道的重点内容之一。49之后，斯诺因而成为有幸进入中国的屈指可数的西方人士之一，1960年和64—65年两度重游故地，向外界报道中国情况，描述中国变化及其面貌。正是凭着对中国革命几十年的持续关注与了解，斯诺敏感到了这场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以及冲击将会引起的重大变化。他当然不愿错过这一机会，他要亲自见证并报道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澄清海外广为流行的有关文革的各种误传，并希望他的报道会再次产生轰动效应，就像30年前那样。
斯诺没想到他发出的多次访华请求一直没有获得中国方面回应。迅猛异常的文革大批判弄得有关部门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为一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中国正在实行着一套愈来愈左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排外情绪达到极点，已容不得任何一点外来的批评。斯诺有关中国的报道虽然绝大部分都是积极友好的，但他是美国人，基于其自由记者的独立立场，对某些现象不免也提出一些善意批评，因此被视为西方辱华反华分子，别有用心，拒之门外，不予入境，即便他一直被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还享有获得毛泽东接见的殊荣。斯诺很沮丧很懊恼，也心不甘，他使出最后一招，直接给毛泽东写出一信，以不无抱怨的口吻说道：“让我与您来重温旧情，并让我亲自目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会有危害吗？”如此，终于叩开了封闭的中国大门。
于是，1970年8月中旬，斯诺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开始其49之后第三次、也是平生最后一次访华之旅。
因是毛泽东主席的客人，斯诺一如既往地享受到最高待遇，十月一日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并被引见毛泽东。毛对斯诺说：“该你埋怨发脾气的。现在你总算来了。”进而说道，是一群极左分子反对斯诺，也是他们烧了英国代办处，“现在他们都被清除了。”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单独会见斯诺，与其共进早餐，两人进行了长时间深度谈话。一周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大幅合照，斯诺被称为“美国友好人士”。
在六个月的访问期间，斯诺贯穿东西南北，走看了城市和农村，参观了公社、农场、工厂、学校和医院，与高级领导、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等各类人物都有接触和谈话，耳闻目睹，所见所闻，让斯诺常常被一种既激动又矛盾的复杂心情所牵引。一方面他看到的或者说让他看到的农村和城市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到处弥漫的个人崇拜和所熟悉的一些老同志与故友遭受迫害又让感到他困惑与迷茫。
在无法获得更多有关文革内幕信息的情况下，斯诺接受了人们对他的说法——打倒刘少奇及其同伙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坚持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性。以此为基调和指导，他写下关于此次中国行的也是一生最后一部作品《漫长的革命》。将访华见闻录入其中：
“在农村到处都是一片绿油油的，土地更平整了，梯田筑得也更好，绿树成荫，因此更加接近毛在多年前许下的花园国家的宏愿了。”城市“食品供应丰富”，“食油的定量超过一般家庭的需要之上。除此之外，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便购买的。”人们的“文化生活包括去公园、运动场、博物馆，参加演讲会、音乐会，收听广播，看电视和看戏，所有这些收费很少或完全不收费。”
对文革得出这样的认识看法：
“文化革命的成果，在工厂、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农村公社、在卫生机构、在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在军队中引起的组织上政治上的变化，是特别深刻的。”
“在城市里，知识分子和农民或工人现在更难区分了。知识分子已经放下了一些架子，并且小心翼翼在群众中培养他们的谦卑作风……，人们显得更加庄重，彼此见面时很有礼貌，具有一种没有等级的新观念。”
“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落后，但在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
显然，这样的报道作品不会也不可能如其所愿，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与好评，它受到冷落甚至批评，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所看到的，或者说他报道的事实，有的属于假象，如“所有的消费品都是随意购买的”，明显不符事实；有的即便为事实，也仅为属于构成文革表象的部分，未能反映和代表文革本质。文革本质是什么？是国家“内乱”和民族“浩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2011年）。由于没有反映出文革真相与本质，倒像是海外宣传与辩护，斯诺访华的报道作品，令人遗憾地成了他的一部败作。
斯诺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无党无派的独立记者，毕其一生，从未放弃自大学时代就树立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新闻理想与价值观念。很早的时候就声明：“我一向相信人权、平等机会这些东西，相信这些概念的彻底性，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所以他敢于打破封锁，不顾危险，是第一个将中国红色革命的信息如实报道给外界的西方记者。
为保持写作的独立，每次访华他都自筹旅费，谢绝中国方面的资助。1960年到访中国时，诺斯将其30年代在陕北拍摄的照片和影片赠送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军博馆坚持付费8000元，在登机返美之前，他将原款如数奉还。是次访华，有关方面知道斯诺手头并不宽裕，原来打算全程免费接待，但斯诺为了避嫌，离京前，硬是把几个月的旅馆房费交给了北京饭店。
不仅如此。作为“友好人士”，斯诺受到“贵宾”待遇，但内心总有一种得到特别关照和约束的不自在感。由于东西方政治文化的不同，斯诺也并不接受人们说他是“毛主席的朋友”这一称呼，这让他尴尬与不悦，似乎没有主席的批准，他就无法存在似的。斯诺女儿追忆父亲时也提到了这一点，她说：“我知道他对受到款待和给予特权感到多么不自在，他多么想作为一个普通人而活着。他不想要任何恩惠，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因为那样会使他的作品蒙羞。”（《埃德加▪斯诺传》）所有这一切无不在表明斯诺作为独立记者的高贵品格。
可是，这样一位主张自由、坚持理想、品格高贵的独立记者，何以在踏访文革中国时会陷入认知误区，作出失误判断呢？难道世上会有一种政治社会形态一旦涂上革命的标签，人们就轻易会被它所呈现的某些表象所迷惑，从而失去对这一政治社会形态真实而正确的判断？换言之，当人们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自称革命的政治社会形态时，是否会被这一社会的某些表象遮住视线，而丧失对社会本质的认识能力?
苏联是世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长一段时期它的主张和宣传以及取得的成就令人耳目一新，让1920——30年代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为之迷恋讴歌，视为社会理想，法国作家纪德便是其中之一。1936年5月，纪德应邀访问苏联，作为贵宾受到了隆重优厚的接待，在红场举行的高尔基的葬礼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思想中是把文化的命运和苏联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要捍卫苏联。”
然而，在接下来的访问中，亲眼所见的苏联现实与想象的相差甚远，让纪德大失所望。他以一个崇尚自由追求民主的进步作家的敏锐目光，从人们的整齐划一和言行的千篇一律，看出背后的实相——“众人的幸福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为了得到幸福，就得听话、随大流。”“在苏联，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有一种以上的意见。人们的思想已经被磨得没有棱角”。从到处挂着的斯大林画像看到个人崇拜的严重性，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做法在斯大林与人民之间设置了一段可怕的，无可逾越的距离。”“ 是热爱还是恐惧、我不清楚。”访苏归来，纪德随即将其访问笔记予以发表，公之于众。不久，苏联接踵发生的党内大清洗暴露了斯大林统治的残酷一面。
一叶识秋，见微知着。人类智者具有不为某些表象所迷惑而透过事物的表象直抵事物本质、判断事物好坏的洞察能力。斯诺是记者，而且按照今天的说法，属于那种深度切入现实、力求揭示真相的调查型记者，眼光应更为敏锐，思考更为深邃，但面对文革中国却乱花渐欲迷人眼，不识庐山真面目。原因何在？
从1928年抵达上海，第一次踏上这个东方古国算起，斯诺与中国结缘40多年。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晚年更是夫子自道，身上具有中国情结。这情结，既有几十年所形成的对这片土地及其之上的人民的眷念，也有其追求的社会理想在当年艰苦奋斗的中共领导的红军身上看到呈现，从而延续形为一种想望他乡的精神寄托。因为这一情结，他当然希望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好，他也会不由自主地报道反映有利于中国的方面，替中国说话，为中国辩护。有意思的是，当时不少海外华人包括一些顶尖的华人学者，在对于文革的看法上，也出现过相同的失误判断，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浓厚的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所致。斯诺身上的中国情结，如同海外华人的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在推动斯诺报道中国社会变化真与善的同时，影响了作为记者客观理性的判断，使辨识事物本质的目光变得迟钝，失去了敏锐。
自延安时期，斯诺与毛泽东就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49之后三次访华，每次都见到毛泽东，并进行长时间交谈。这种殊荣，在西方友好人士，斯诺可谓独一无二，唯其一人。虽然斯诺并不喜欢“毛主席的朋友”这一称呼，但与毛的特殊关系，不能不说给他的采访带来了莫大的便利。因毛的特批，他曾进入军事禁区拍照摄像，深入上海最落后的贫民区采访；而且他还能获得一些他人难以想象的重要信息与党和国家机密。例如在与毛泽东共进早餐的长谈中，毛不仅回答了斯诺他是什么时候决定从在政治上搬掉刘少奇的具体时间——一九六五年一月，而且谈及中美关系时，还告诉斯诺尼克松的使者可能即将前来北京——这在当时可是属于极少数人知道的高度机密。
然而，这种特殊关系，给他采访带来莫大便利的同时，又不能不说也限制了其敏锐的判断能力。例如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个人独裁的变相，是民主政治的障碍，但凡主张自由民主的无不厌恶个人崇拜。斯诺也是如此。当年陕北采访，所以对中国革命发生好感，最初的吸引力就是，革命队伍中倡导的官兵一致和中共领袖的平易近人，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民主社会的平等精神。斯诺因此称赞说道：“在毛泽东身上没有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共产党人，口里老是念叨着‘我们伟大的领袖’。”（《红星照耀中国》）只是斯诺没有料到，事情后来会发生变化，革命队伍也搞起了英雄崇拜，且愈来愈烈，到了文革登峰造极。斯诺为此感到沮丧与不安，也不止一次地在毛泽东面前提到此事，但正如《埃德加▪斯诺传》所指出的：斯诺已改变了指导他判断事物的某些标准，他把以前批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为一个先例来解释当下的个人崇拜，认为中国有一部赞美其领袖的历史。这就是说，由于这种特殊关系的影响，斯诺把个人崇拜现象降解为中国历来如此的一种政治文化传统，忽略了其窒息社会的严重性。
在东西对峙、中美断交的冷战时期，斯诺记者之外，还承当了另一种角色，这就是沟通中美的民间使者。斯诺三度出入中国，享受尊贵待遇，毛泽东将高度机密说给斯诺听，《人民日报》大幅刊登毛泽东与斯诺的合照，在斯诺，自是感到一种高度信任和“受宠若惊”的荣耀，但同时也肩负一种特殊的使命与责任。斯诺要将中国社会的变化面貌介绍给美国，努力促使两国接触接近，凭借的当然是讲好中国故事，让美国社会觉得中国的变化是积极的，值得接交的。而要讲好中国故事，斯诺认为他需要报道的应该是中国好的与积极的方面，而不是消极的部分。
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情结、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和民间使者角色这三重因素，使得斯诺面对文革中国时，被某些表象所迷惑，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敏锐和理性判断，未能勘破文革真相，以致陷入认识误区，留下遗憾。
斯诺访华给人留下遗憾，但仍有一点让人想起觉得困惑，难以理解。这样大牌的独立记者，崇尚自由主张民主品格高尚，看到千篇一律高度集权的文化大革命，真的会认为“政治上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一味地表示称赞？一个对苏联个人崇拜十分厌恶，连斯大林都敢批评，指为“独裁”的人，于中国的颂圣歌德，真的会习以为常而轻描淡写？
斯诺去世很多年过后，斯诺妻子罗伊斯▪惠勒（1970年陪同斯诺一道访华）在2006年接受日本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斯诺1970年访华时，对中国的现状如文化大革命等难以理解，面对《红星照耀中国》描述的革命前景与现实的巨大差落，曾表示‘十分伤心’，而且曾对毛泽东吐露过。”（引自石川祯浩《“红星”是怎样升起的：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
“面对《红星照耀中国》描述的革命前景与现实的巨大差落，”“难以理解”、“十分伤心”，这是这位对中国革命始终持同情支持态度的作者最后的实情流露，有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我们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全然两样”，不能说石破天惊，出人意外，但已然给出了答案，释解了我们的困惑。《漫长的革命》之外，斯诺对于文革还持有大不相同的另一种看法。如此，意味着1970年访华存在着两个不同面相的斯诺，或者说，斯诺之于文革表现了不同的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国际社会在《漫长的革命》中肯定文革的斯诺，一个是面向私人场合吐露心迹而怀疑文革的斯诺。两个斯诺，一正一反，互相矛盾，孰真孰假，孰是孰非？
笔者认为，两个斯诺，相互抵触，看似矛盾，实则互为表里，相互依存，都是真实的存在，存在的真实。前一个斯诺，是前述三重因素叠加而负重前行的使者斯诺，后一个斯诺，是卸掉了负重而自由自在的记者本色斯诺。两个不同面向的斯诺，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实而复杂、全面而完整的斯诺。当然，比较斯诺两个不同的面向，必须承认，面向私人场合的吐露心迹，自由自在的记者本色斯诺，更为真实，更为本质，更值得信赖。
斯诺两个不同面向的存在，或者说斯诺存在的两个不同面向，是文革中国的复杂性和人的存在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在其身上的投射。曲折而真实地反映了1970年访华之旅他对文革，对中国漫长革命的认识看法及其遗憾与迷茫。
20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