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微企业在疫情中受到重大打击，倒闭、裁员、减薪情况普遍，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限制居民消费。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靠投资拉动增长并不是一个面临危机的最优选择。在提升居民消费上，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疫后时代”第二期，我们关注居民消费。
今年二季度以来，国内经济持续回暖。二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实现了3.2%的增长。但在这背后却存在着较大的结构分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超消费。
8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5%，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但综合1月至8月数据，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为-8.6%，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提醒到，在疫情时期，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所受影响有限，而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仍然呈较大幅度负增长，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居民之间的收入和消费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这说明经济走向复苏还需要逾越很大的障碍。
实际上，投资率高、消费率低是中国经济结构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一年多以前，我们采访王小鲁时，他就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结构失衡——政府投资太多，居民消费太少。
一年多过去了，状况是否有一些改变？当疫情成为诸多新技术成熟落地的催化剂，它是否也能成为一个契机，撬动经济结构的转型？
政府投资是短期政策，适当时机要及时退出
《财新时间》：为了稳住疫情，整个国内经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新的gdp数据显示，有些方面是有所增长的，比如说基建或者房地产，但像消费、服务业的增长幅度就不太明显。
王小鲁：我想可能有两个影响因素：一，根据过去的经验看，消费的变动可能是个慢变量，比如当经济下行时，消费可能下降要慢一些，经济走向恢复的时候，消费的恢复可能也会慢一些。因为它首先要等待居民收入、就业恢复正常，还要等居民对经济增长建立信心。
二，投资，从二季度从数据看，好像已经恢复了正增长，其中主要还是政府、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在起带动作用，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农林水利等这些方面。政府和国企的投资增长幅度明显大于民间投资。
《财新时间》：这一轮面对新冠疫情，我们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力度，和17年以前的非典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比如何？
王小鲁：现在看来，并没有出现2008年那样超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货币极度宽松的情况，还是适度的。但目前来看，政府投资扩张比较快，而且货币供应的增长也比较快。考虑到上半年经济是下行的，货币增长，m2增长大概是12%-13%。这个增长率和平常相比,不是一个太高的增长率，但和现在的经济增长相比就至少高出了十几个百分点，所以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够宽松的了。现在需要把握合适的力度，不要导致过度宽松。
《财新时间》：每次面临危机或者一些重大事件时，我们好像又会转向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但您之前说过，靠投资拉动增长并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模式。
王小鲁：对，如果从世界平均水平来说，大多数国家投资率都可能在20%，或不到20%，世界平均消费率在80%左右，中国一直以来投资率比较高。
改革开放以后的80、90年代，平均的投资率大概达到30%多，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消费率大概保持在60%多。这样一个投资和消费的比率，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相对快于其他国家的投资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很积极的作用。
但后来出现一个问题，特别是2000年以后，投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这个趋势和持续的货币宽松有关系，也和政府持续采取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有关。
从2000年到2010年，投资率占gdp的比重就从30%多上升到50%左右，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消费率从60%多下降到50%以下，即特别高的投资和特别低的消费，这种情况总体来看是不正常的。最近几年这个情况有所改变，消费率有回落，投资率有回升，但投资率还是在40%多，比80年代、90年代还高十多个百分点，和世界平均比至少是2倍以上。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很低，一直在40%以下，这比世界各国的要低。
这种情况带来了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大量的投资造成投资过度，一方面投资效率下降，有很多无效或低效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扩大投资挤压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占比太低就起不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所以反而导致经济增长疲软。
我觉得现在仍在结构调整之中，前几年投资率逐渐回落，消费率逐渐回升，这是一个合理现象。但在疫情冲击下，经济下滑比较快，政府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扩大投资，采取一些短期措施促进经济恢复，我认为是合理的。
但投资要有一定限度，不能无限扩张，而且要选择合理有效的投资项目。时间上也不能长期延续，政府投资是短期政策，适当时机要及时退出。从长期看，要继续鼓励消费回升，促使过高的投资率下降。
《财新时间》：您觉得现在促进经济恢复的政策力度足够吗？举一个比较细节的例子，在疫情刚爆发时，各地政府有不同的政策，如给企业缓交保险、前1、2月的缓缴到7月，但到7月大家的生产生活可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些问题您觉得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王小鲁：这些政策总体来讲我认为是合理、有效的。但这些政策是不是都能很好地落实，很多问题我觉得还需要研究和观察。
如今年上半年gdp，无论是实际gdp还是名义gdp，整个上半年是负增长，当然后期有恢复。企业收入总体来看是下降的，企业利润是大幅度下降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上半年的国内增值税增长了5.9%，企业所得税增长了5.3%，从税务数据来看，上半年企业负担实际加重。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我想部分是因为一些减免税政策的落地可能有时间上的滞后，因为从5、6月的情况看，税收是进入了负增长区间。但还是要看税收下降，税收下降幅度至少要和企业收入下降同步。不能企业收入下降很快的时候税收不下降，或者说下降的幅度慢于企业收入下降的幅度，那企业的负担就是加重的。所以，政策的落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财政部门的职能，财税部门负有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职能，防止赤字无限扩大，所以它比较关注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而且它具体措施很多，如预交税，就是在没有实现利润之前先交所得税，过后如果交多了再退。这对保证财政收入是起作用的。
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问题，即财税部门不仅仅是政府的账房先生，同时它还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部门，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时，要帮助经济尽快恢复，所以要减轻企业负担，这时更重要的是如何减轻企业负担，而不是保证税收。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职能一定要平衡，财政部门不能单纯把自己看成管账先生。
今年我看到一个比较突出的是社保缴费的减免，起了比较突出的作用，这项政策从上半年来看，减少了企业缴费大概是5000多亿，全年估算减少16000亿。
另外，在这些政策里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事情值得做，尽管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但在我们国家因为失业保险覆盖不全，有很多的失业人员得不到社会保障。
没有纳入失业保险的人以农民工为主。我们叫农民工，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城市常驻居民了，长期在城镇工作，但没有纳入城镇的社会保障中，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疫情可以成为政府支出结构转型的契机
《财新时间》：现在失业保险领取手续、过程还是挺繁琐的，所以造成了达到率没有那么高，这些问题上您有什么建议？
王小鲁：我们可以考虑不延续以前通过各种繁杂的证明来证实自己失业，而是利用大数据。现在人人都有实名制手机，人人都有银行账户，在这种情况下，把现有的大数据很好地利用起来，是可以对这些失业人员进行认定的。通过大数据分析，就可以发现哪些人在就业，哪些人失业，谁没有收入了，谁已经不每天去上班了等等。我想现在就很需要主管部门尽快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来认定失业者，这应该作为一个紧急的课题来做，迅速改善这方面情况。
《财新时间》：疫情当中就业的问题很棘手，我们看数据，有的地区就业率也就两成左右，有人会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持续一到两年，您怎么看这个趋势？
王小鲁：就业和经济活动状况密切相关，现在经济看来是在逐步恢复，因为疫情控制住了，这是我们国家一个优势。
但是不是就业情况很快就可以改善？我觉得还不那么乐观，因为首先要等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我们现在的经济恢复可能仍然有短期的因素，经过了一段下滑之后，它有一个短期的反弹。所以下半年和明年的情况会不会那么好，还是要有待观察的。我判断下半年经济可能能够保持在正增长区间，但未必会很高，现在经济还面临很多困难。
第一，整个世界处在衰退之中，它对中国必然有影响；第二，美国在各个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这个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第三，刚才说到我们还仍然有结构失衡，我们的消费率还是很低，这个情况的改变需要有更长的过程。所以短期内经济回升和就业情况，我认为都不会太乐观，未来一两年，我想很可能会有就业压力的问题，甚至有可能超过一两年，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财新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可能就业依然比较困难的群体，如农民工群体、应届毕业生，我们在政策层面有什么办法给他们更多支持、保障？
王小鲁：我认为主体是市场，要靠市场本身创造就业机会，市场好了，就业就会增加。但政府主要起一个兜底保障的作用，比如现在就把政策重点放在保民生方面。我认为保民生对就业能发生积极的影响。做好了失业保险，做好了就业的保障工作，促进消费尽快的回升，也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财新时间》：根据您之前的研究，中国政府支出在民生保障方面的比例和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次疫情会成为一个长期结构性调整的催化剂吗？
王小鲁：我过去也做过一些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民生支出可能至少占政府支出的50%左右，甚至超过50%。而我们国家政府支出最近几年有改善，但是政府支出在民生方面可能还占不到40%。
所以政府支出结构是需要改善的，这是一个很突出很急迫的课题——怎么能让政府手里的钱用到更有效的地方。现在正是需要政府花更多的钱用来保障民生的一个关键时刻。
还有更长期的问题。我国两亿多被叫做“农民工”的这些人，长期在城市里打工，但没有城市户口，大部分人也没有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很可能也享受不到，怎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
所以我想疫情可能成为政府支出结构转型的一个转折点，下一步可以让政府支出结构变得更加健康、有效，更有利于改善民生。这方面我想不只是财政部门的事，它应该是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事情。
金融监管部门要从事先限制转向事中、事后监管
《财新时间》：您之前也说过，扶持私企、小微企业也是能够拉动消费、提高就业率，包括您之前也做过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在2016年其实有个分水岭，之前中小微企业、私企的活跃度比较高，之后有很多的中小微民企就出现一些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在这波疫情当中大家也真的体会到了中小微企业和民企对民生、就业率的影响。
王小鲁：中国小微企业在就业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小微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民营小微企业，如果和大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那些处于垄断行业的企业相比，他们没有那些优势条件。比如说政府的各种补贴，扶持的政策，可能国有企业比较容易享受到。
在垄断行业，很多企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是处在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就没有这样的条件，竞争性领域本来竞争的环境就很残酷，要非常努力才能够生存，经济形势一不好，可能首当其冲受到打击。所以在疫情冲击之下，很容易出现企业之间的两极分化，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首先受到冲击。
这也说明中国的企业竞争环境还不是很公平，国企、民企不能广泛享有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可能更多地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而民营企业得不到这种保护。比如银行贷款等方面的融资条件，国有企业、大企业面临的情况也比民营企业、小企业好。所以我觉得改善竞争环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特别是前段时期，有些人宣扬民营经济退场论：民营经济该退出了，我们该回到公有制了。这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也有一些媒体在抬高国有企业，压低民营企业，造成一种不公平竞争的舆论环境，这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的信心，也导致很多民营企业收缩经营，甚至转移资金，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后来的政策纠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民营企业的疑虑、未来政策不公平的担心和顾虑，未必是短期内就可以消除的。
《财新时间》：这些年一直在说融资难问题，虽然政策上是有一些倾斜，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越不缺钱的企业，银行越追着贷款，越需要贷款的企业越贷不到款。这次疫情有没有可能给这个问题带来一些改变？
王小鲁：在疫情期间的调整我想在短期内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贷款条件放松了，但最后可能拿到贷款的往往还是那些并不急需贷款的企业，真正处在急需贷款的状态的企业反而拿不到贷款。因为这些小微企业不符合银行的融资条件，拿不出抵押，找不到担保。从银行角度来考虑它也有它的道理：我要防止亏损，要改善经营，不能冒过大的风险。
怎么改变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这和中国的金融市场环境有关系。因为大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占主体，民间的、小型的、草根型的金融机构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不发展？为了防风险。监管部门觉得让太多小型金融机构都进来了，卷钱跑了怎么办？没法控制就不让进来。金融风险小了，但金融市场发展不健全，小型金融机构没发展起来。
这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做出改变，从事先的限制进入，转向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一个小型金融机构建立应该有一定的门槛，但门槛不能过高，进来以后不能放弃监管，要随时、密切地监管。现在有各种大数据，银行信息也比较全。通过这些监管手段的改善，完全可以做到随时发现有不良情况就密切关注，防止出现严重问题。这自然就会让小微企业更容易借到钱，这对改善融资环境来说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