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需要进行哪些重点领域改革？我讲讲个人的想法，叫改革建议也可以。我想主要谈十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时间有限，都只能点到为止。
第一，需要建立公平和充分竞争的市场。首先，要对国企、民企、外企、大中小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政策要一致。降低产业进入的门槛，我们现在在对外开放，有些领域对外资的进入限制取消了，或者是门槛降低；与此同时，恐怕我们要同等的对内开放，就是对民企开放。在有些领域实际上并没有对民企的明文限制，但是有“玻璃墙、玻璃门”，没有写在章程里，但是民企很难进入。这种情况过去在不少领域是存在的，我认为未来对内对外同等开放非常重要。而且应当明确，要形成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我们过去有一些传统的思想框框，改革期间到现在没有突破，就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我想，要作一些原则性的修改，可能有待时日。但是需要首先明确一点，就是各种经济成分需要长期共存，需要平等竞争，需要共同发展。
第二，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现在明确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就会得到一个推论，就是政府不能替代市场去决定资源配置。只有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政府需要对资源配置发挥补充的作用。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科研的推进，再比如在一些关键瓶颈领域的技术攻关，如果市场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由政府组织和推进科研攻关，这些都是可以的、必要的。但在市场竞争领域，要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而不是政府决定资源配置。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如果我们的政府还在决定资源配置，还在围绕gdp打转，如果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把投资作为最主要的职能，你就是在干预资源配置。
政府的职能要转过来，转向服务型的政府。首先要向全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要维护国家安全，应对非常事件。比如这次的疫情，政府总体上起了很好的作用。有人说，这就是政府主导起的作用，还有各种说法。但是我认为，政府主导在有些领域里是需要的，但不能推而广之，不能推广到所有的领域。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竞争性的市场这个领域不能由政府主导，只能是市场主导。
第三，保持货币中性，降杠杆、除泡沫。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说是适用于个别情况的短期政策，不能够作为长期政策来使用。我今天讲这个话和现在世界上的潮流有点逆向而动，大家都觉得各国政府在大规模放水，放水之后，现在包括美国，经济起来了，很多人在欢呼说是放水起了多好的作用。昨天的莫干山论坛，讨论了美联储的政策和我们的应对，我提了一个看法，我认为现在世界性的大规模放水带来的经济回升只是短期的，长期来看，这种大规模放水不改，必然带来下一轮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不是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而是什么时间发生金融危机。如果说各相关国家政策不改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一天。
因此，我认为中国不能学美国放水。美国有条件，美元是国际货币，它可以把放水带来的负效应推到世界各国去，而自己受到的负影响非常有限。我们不一样，人民币现在还不是国际货币，我们如果搞这种大规模放水，全部的负效应要由自己承担。日本在1990年爆发金融危机，从此以后进入长期停滞，到2019年为止，年均增长率只有0.9%。如果把2020年都算上的话，30年平均增长0.6%。这些教训是要吸取的。我们现在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很多情况和日本在1990年之前的情况很相像，有大量泡沫。所以，建议“十四五”时期，m2增长和社会融资存量增长控制在不超过gdp增长2个百分点。现在已经明确了，“十四五”没有设增长目标，是对的。同时我认为要设降杠杆的目标，继续降杠杆的进程，要把杠杆率降下来。配合土地制度的改革，控制房价总水平基本不再上涨。我这儿说的比刚才思平理事长说的还保守一些，他说要降下来。我说，至少要做到不再增长，如果经济增长了，房价不增长，那么经过一个时期，房价的相对水平实际意味着下降。但是，如果房价要跟着经济增长走，甚至快于经济增长，那么这个泡沫的爆发是早晚的问题。
第四，城镇化以人为中心，加快转移人口落户，扩大社会保障覆盖。到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60.6%，户籍城镇化率44.4%，中间差了16个百分点，这是多少人？两亿三千万人，没有城镇户籍，但他们实际上长期在城镇工作和居住，他们没有住房保障，多数没有享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建议“十四五”期间加快推进常住人口落户，让无户籍的常住人口减少一半。再就是大幅度地提高社保和保障房的覆盖率，至少解决1亿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靠商品房解决这些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解决不了。只有大规模的扩大保障房的覆盖，把这些转移人口也包括在内。到现在为止，城镇的保障房不针对转移人口，只针对户籍人口。这一点要改变。
还有，农民工随迁子女要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到现在为止，农民工子女在城镇里不能参加中考，不能参加高考，要考试你回你老家去。这是不公平的。我在城市里接受的教育，结果要考试了，让我回乡，很多事情根本接不上。对他的未来学习就成为一个严重的阻碍。
第五，改革财税制度，转变政府支出结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一段时期内恐怕还需要，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要从政府投资转向保障民生，降低政府的投资和行政性支出的比重，扩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包括保障性住房的政府支出。再有就是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公共、教育、医疗、保障房的最低标准，并且和财政转移支付挂钩。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财政转移支付中间还有相当大的部分是专项转移支付，不是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的权力是掌握在各部门的手里，谁都有一块蛋糕，我可以决定我怎么切，没有统一标准。那么它对于缩小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缩小城乡差距，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要通过制定各项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支出，这样才能使财政转移支付起到有效改善落后地区公共服务的作用，从而间接地推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再有一条，就是增拨国有资本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这一点过去已经做了一些，我认为还要扩大力度，同时要降低企业缴费负担。
第六，开放土地市场，抑制地价房价上涨。改变土地供应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的状况，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这些话都是2013年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的，到现在8年过去了，没有落地。目标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往前推。这需要改变。其中，我认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允许农民的闲置宅基地进入市场。每年都有1000多万乡村人口转到城镇，变成城镇常住人口。如果他们在城市里住下来了，安家落户了，必然在农村的宅基地就闲置下来。十年就是1亿多人，1亿多人的宅基地闲置在那儿，变成了无用的资产，任其荒废，为什么不能让它们有效利用？为什么不能让农民自主地向需求者进行转让？我认为，应当允许这部分宅基地进入市场。多渠道供地也有利于抑制地价房价上涨。在开放土地市场的同时，也要对过高的土地收益征收土地增值税，用来补偿进城人口在城市地区落户，和平衡收入分配。
第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竞争领域的国企改革应该按照市场导向、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的原则进行。我们现在对国企的管理方式实际上仍然是行政性的管理方式，应当转向资本管理的方式，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设计。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引进竞争原则、效率原则，不应该按所有制来划分主次，如果说混改必须以国企为中心来进行改革，实际上是和混改的初衷背道而驰的。有些天然垄断的领域和非竞争性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不能用市场竞争的原则来要求国企，但同时就应当引进社会监督机制，来督促国有企业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防止他们把特殊的权力用于为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服务。
第八，调整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回升。我们国家现在消费在gdp中只占55%，和发达国家相比，差了二十多个百分点，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也差二十多个百分点。世界平均大约在80%左右。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我们的消费率是百分之六十几，比现在还高大约10个百分点。现在消费率为什么降得那么低？其中一条，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过去十几年中，政府掌握资源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政府又大量投资，推高了地价房价，挤压了居民消费。所以未来促进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和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是改善收入分配、也是改善消费的前提。同时需要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才能促进过低的消费占比回升。而且消费率过低，对于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非常不利的。要改变这种状况，让消费成为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柱，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才有保障。
第九，实行市场优先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我们过去的产业政策是由政府来定，谁是支柱产业，谁是优先发展的产业。但是政府的这些政策定下来，接着可能就发生很多问题，比如说要支持太阳能、风电产业发展，但接下来就导致这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为什么？因为各级政府都在大力推动，唯恐落后。为什么不能让市场多发挥作用？多鼓励公平竞争，少用特殊优惠，少用行政限制，少用价格干预。各级政府不得超越法律对企业进行干预，减少产业进入的限制，减少所有制歧视；保护企业知识产权，鼓励创新、鼓励风险投资。
第十，改革教育科研体制。改革教育和科研体制，关键是去垄断、去行政化。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现在的问题是过度行政化、官僚化。教育要公办民办并举，鼓励多种形式办学，鼓励教育多样化的发展，鼓励企业办职业教育、为他们自己培养人力资本。在科研领域要鼓励产学研结合，鼓励企业自主研发，鼓励民间科研机构发展。通过教育制度和科研体制的改革，才能使得我们的创新成为常态，才能使经济能够持续强劲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