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材料,从罗素的人生体验看他的哲学变化,大致可以划分罗素理性与激情关系的三个阶段,即:早期的理性与激情的融合,中期的理性与激情的貌合神离,晚期的理性服从激情。罗素1920—1921年访华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他的理性和激情关系此时完成了从融合到貌合神离的转变。罗素在北大的课堂笔记反映出他的中期思想特征。
关键词：理论激情；维特根斯坦；瑞·蒙克；数学哲学；知识论
一、罗素来华对其思想和人生的影响
2020年10月是罗素来华一百年的日子。最近十多年，中国先后出版了三本相关文集:《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是罗素的讲演和在北大讲课的记录，《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收录了罗素来华期间的新闻报道，《中国问题》是罗素1922年在英国出版的论文集中译本。
第一本书编者姜继为在题为“勉为其难的‘先知’”的“前言”中写道，“多数人听罗素的哲学讲演其实是在挺热闹”“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罗素的哲学讲演实在是超前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接纳，主客双方落差较大——当然，大概在十年以后，罗素哲学在中国开花结果，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洪谦、张申府等人开展了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的哲学研究，傅种孙、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等人开展了数理逻辑的研究和教学”。[1] 朱学勤在第二本书题为“让人为难的罗素”的“代序”中说:“让人为难”之处在于:“罗素离开之后，中国知识界面面相觑，亦觉尴尬。随后，对他影响力之大小，就发生了一场争论”，“不妨承认，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的，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还是一种双重失望。” [2]和这个评价不同，童世骏在第三本书“序一”中说:“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包括在1965年的重印本序言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期待”;储殷在“序二”中说:“一百年前的罗素，正是本着人类共同体的信念，才能给中国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或许是罗素访华对今日而言，最重要的价值。” [3]
今天人们没有兴趣重复这些不同声音或重启争议，本文也不想这样做。我愿意首先指出，上述引用的三种评价是从不同角度说的:姜继为从哲学角度评价罗素对中国的影响，朱学勤从五四时期的“主义之争”看待罗素中国之行引起的失望，童世骏等人从中西交流的角度赞扬《中国问题》这本书的价值。按理说，这三种不同角度的评价没有矛盾，我们大可不必争论。那么，今天的纪念，还有什么新话可说吗? 请允许我再说一句，纪念一个历史事件，最好的方式是理解它的意义。罗素来华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他本人，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就罗素来华对中国的意义而言，见仁见智，无须得到一个统一结论，但是，就罗素来华对他本人的意义而言，现在已有充分资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罗素其人其哲学。
德国唯心论者费希特说，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4]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士也说，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他的哲学，不同的气质造成比较重情感或比较冷峻的宇宙观。[5]英国哲学的先驱者休谟有句名言:“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并且除了服从激情和为激情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6](“激情”passion， 原书译作“情感”)。休谟所说的这条人类心理学的通则，似乎不适用于哲学家。不要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都倡导用理性控制激情，就连休谟自己和他同时代的卢梭，也用冷峻、细腻的理性来剖析激情的利弊。至于20世纪那些被称为非理性主义者的哲学家，在激情、欲望与理智关系的问题上，不是没有前后一致的说法，就是理论和行为不一致。然而，罗素是一个例外，罗素是个性极为鲜明的哲学家，才华横溢，自由无羁，敢说敢当，既有卓尔不凡的理性，也有不可遏制的激情，而且，罗素对自己的理性和激情更有深刻的反省，他的反省与理性和激情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由此可以把罗素当作一个典型，具体分析一个哲学家是如何自觉对待自己的理性和激情的。罗素的性格和行为极为复杂，在人生不同阶段，随着环境和思想的变化，他的理性与激情结合的方式也不断变化。
三十多年前，我在关于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的博士论文里，同步地把他俩的哲学分为早中晚三期加以分析比较，博士论文按纯哲学标准写作，没有使用生活传记材料作为依据。毕业以后看到瑞·蒙克(ray monk)写的维特根斯坦传记《天才的责任》(1990)，后来又看到他写的《罗素传》(上卷1997，下卷1998)。蒙克的传记开创了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即依据哲学家人生经历来阐明他的思想变化。本文把罗素早中晚三期的思想变化与蒙克的传记材料联系起来，从他的人生体验看他的哲学变化。阐述罗素理性与激情关系的三个阶段，即，早期:理性与激情的融合;中期:理性与激情的貌合神离;晚期:理性服从激情。瑞·蒙克的《罗素传》被公认为最详细的罗素传记，其上卷题目《孤独的精神(the spirit ofsolitude:1872-1921》，下卷《疯狂的幽灵(the ghost of madness):1921-1970》，大致概括出罗素一生的精神特征。在我对罗素思想的分期中，早期和中期罗素处于蒙克上卷描述的时期。罗素来华9个月(1920年10月12日—1921年7月10日)只是他漫长生涯的一个片段。蒙克的《罗素传》共1400 多页，其中记述中国之行15 页(上卷第698—712 页)。时间虽短，却是他的人生道路转折的一个关节点，因为他的理性和激情关系此时完成了从融合到貌合神离的转变。
二、罗素早期的理论激情
罗素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中说，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影响是两次浪潮，“第一次是在第一次大战之前，第二次是大战一完他就把他的《逻辑哲学论》寄给了我”[7]。这两次浪潮的后果，不仅是思想观点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人生道路的改变。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的传记材料。
1912年春季学期，维特根斯坦来向罗素学数理逻辑，在课堂和课后讨论中，罗素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发现他的理论热情，看到他早期与怀特海合作《数学原理》(第一卷)和写作《论指谓》等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经典倾注极大热情和才智，他在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已经给世人带来了大量的抽象思想……令其至关重要的，令其富有成效的，正是我投入的绝对的没有约束的巨大激情。正是激情厘清了我的思维，正是激情让我从未停止追问自己这项工作是否值得去做，正是激情让我不去考虑是否有人会去看它，正是激情让我可以伏案数年，面对一张白纸，一直思考一个可能无关紧要但是我无法得到正确答案的问题。”在罗素看来，“激情”不是“无情”的反义词，相反，这两个词汇几乎是同义的，“就给予人冷静的睿智之见而言，没有什么可以与激情相提并论”。哲学的理性必须具有激情，“哲学是一位踟蹰的情人，只有用激情之手握着冰冷的剑，才能打动她的内心”，罗素在给情人的信中这样说。[8]
罗素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自己的镜像，把他视为“我心目中解决问题的理想人选”。[9]罗素在《数学原理》(第一卷)的基础上继续写作第二、三卷，计划创建一个数理哲学学派，而“维特根斯坦却说服了我，《数学原理》前几个部分欠缺精确性，不过值得庆幸的事，纠正它们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而不是我的肩上”。[10] 《数学原理》前几个部分的精确性不是细节问题，包含了全书的理论基础，维特根斯坦的“纠正”实际上要推倒重来。罗素觉得维特根斯坦“将解决我这把年岁的人无法解决的问题”[11]，他把数理逻辑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维特根斯坦身上。
罗素另辟蹊径，投入对知识论的研究。1913年5月，罗素撰写一本自认为“完成之后将是一本伟大的著作”，包括三篇，第一篇“论亲知的性质”，把殊相、共相、关系、谓词的逻辑形式统统归于亲知的客体，第二篇“原子命题思想”使用《数学原理》和《哲学问题》中的“多元关系”提出一种判断理论，就是说，命题被分析成它的亲知客体，比如，“苏格拉底喜欢柏拉图”这个命题的前提是亲知“苏格拉底” “喜欢” “柏拉图”。罗素以每天10 页的速度完成了这两篇。[12]
维特根斯坦的来访给了他的理论以致命打击。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存在殊相、共相、关系和特性，不存在个体和形式，客体与形式不可分割，他劝罗素放弃《数学原理》中的类型理论，用不同的符号代替不同类的客体。针对罗素的判断理论，维特根斯坦说，从“a 判断a与b有关系”这个命题，直接得知命题arb v~ arb，根本无须使用任何别的前提。“你的理论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分歧关系到逻辑学的性质和对象的根本问题。罗素把逻辑学界定为“对复杂命题的形式研究”，而形式是一类客体，逻辑研究从对客体的亲知开始，然后根据不同类客体的亲知，形成判断。维特根斯坦却认为，不存在客体，逻辑分析直接从命题开始;逻辑形式不是逻辑客体，而是同义反复的逻辑命题，不是判断的内容。他说:“恰当的判断论必须让人不可能判断无意义的话……罗素提出的理论并不能满足这个条件。”[13]
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从根本上摧毁罗素从事逻辑和哲学的努力。他在信中吐露心迹:“维特根斯坦对我的研究进行攻击，这是我最近犯下的所有错误的根源所在……我本来计划撰写的这本著作的一个很大部分，无法继续下去，也许数年之中都无法进行，所以我很难诚实地面对它……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在研究中出现不够诚实的状况……昨天，我产生了自杀念头……最近，我厌倦人生;一般说来，这是一种迹象，显示我没有认识到的罪孽。”[14]罗素的理论激情受到挫折，于是把激情转向政治。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素积极发起反战运动，发表猛烈抨击英国政府征兵法的文章和传单，被判处拘禁6个月。罗素享受监狱的一等待遇，把牢房改变成藏书丰富的书房，他说:“这里的生活就像在一艘远洋船上，唯一去处是自己的高级包房”。[15] 罗素在狱中恢复了平静的哲学研究，写了《数理逻辑引论》，酝酿《心的分析》这本书的写作。罗素刑满释放之后，恢复了在剑桥三一学院的教职，重归哲学界，忙于写作和讲演。虽然罗素理论激情开始减弱，原创性研究不够，但他依然充满哲学研究的信心和精力，保持着早期的精神状态。
三、从早期到中期转变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罗素收到尚未从意大利战俘营释放的维特根斯坦转来的《逻辑哲学论》手稿。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这本书“终于解决了我们当初所谈的问题”。1919年12月，两人在海牙重逢，罗素说:“维特根斯坦一如既往，一点也没有改变，他满脑子里全是逻辑学，喋喋不休地说了4 个小时”。[16] 在7 天时间里，罗素弄懂了《逻辑哲学论》，但两人的分歧不能弥合。罗素区分了逻辑学、认识论和心理学三个不同领域。而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逻辑命题都是同义反复，意义的心理学部分不是逻辑学家关注的因素;他还认为，逻辑真理与伦理学、美学和宗教这三种真理是一回事，神秘主义和逻辑学是一样的东西。而罗素认为，这种神秘主义不过是受误导的思想失败而已。[17]
虽然罗素无法接受《逻辑哲学论》的观点，但《逻辑哲学论》给他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在此之前，罗素对逻辑学的性质带有柏拉图主义特征，而《逻辑哲学论》却说逻辑学纯粹与语言相关，逻辑真理仅仅是同义反复。蒙克评论说:“这一点听起来可能显得相当深奥难解，然而它对罗素的人生影响巨大，怎么说也不算过分。”罗素过去追求的目标是证明数学的基础是逻辑，逻辑是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真理体系，如果逻辑学不提供这样的实在真理，那么激发罗素研究数学哲学的逻辑思想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他追求绝对确定知识的激情只是一个梦想。“从根本上说，这是罗素放弃数学的原因。”罗素的思想和人生步入我称之为中期的新阶段。
从早期到中期的转变有近两年的过程。蒙克《罗素传》用题为“自由之路”的第20 章描写罗素转变过程，包括(1)哲学(2)朵拉(3)俄国(4)中国等四节。“哲学”这一节写维特根斯坦影响罗素的“第二次浪潮”，如上所述。
从1919年6月开始，罗素与25岁的朵拉·布莱克相恋，朵拉是激进的反战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与罗素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是，她希望结婚生子，这让一直盼望有合法子女的49 岁的罗素为之入迷。罗素与原配妻子爱丽丝早已分居，但办离婚的法律手续至少需要一年。在此期间，罗素和朵拉以情人相处，准备结婚生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罗素在报刊发表几篇文章，他声称:“我属于这样一批人，他们在这场战争影响之下，以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唯一的方法是对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彻底改造”，“布尔什维克分子强调这一点的做法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花招，诱导受害者对自己的谴责”;“布尔什维克——无论我们对其优缺点持何种态度——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成功国家中加以实施”，“布尔什维克对世界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超过了雅各宾派在法国取得的胜利;我相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支持布尔什维克，都应该与他们合作”。罗素承认:“理性和激情在我身上进行着殊死搏斗，让我没有能力采取任何行动。我知道，离开了斗争，离开了铁腕、组织和纪律，就不可能获得美好的东西。我知道，为了采取集体行动，必须将个人变成机器。”[18]
由于这些文章，罗素被英国政府视为苏联问题专家，1919年工党政府组织访问苏联代表团，邀请罗素作为官方代表，与工团主义代表共同组团。代表团于5—6 月访问苏联，参观彼得格勒、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受到待遇豪华和隆重接待，但不能接触民众。罗素通过敏锐观察和与几个自由知识分子私下交谈，觉得苏联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妙。罗素获准与列宁会见1 小时，列宁毫不客气否定了罗素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用行会社会主义避免独裁，英国工党的议会民主，不用暴力来实现社会主义，农民的自由贸易。列宁说，无论西方是否取消对苏联的禁运，布尔什维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都是不可靠的;在国内，必须对农民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访苏经历使罗素对布尔什维克产生幻灭感。回到英国，他把在《国家》和《新共和》两本杂志上发表的两个系列文章合集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出版，表达了这样的主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布尔什维克开具的药方比它要医治的疾病更糟糕。他要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暴力与和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亚洲与西方中间，找一条中间道路。
正在此时，1920年6月底，罗素看到来自北京的中国讲学社的信，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访问讲师，为期1年。罗素欣然接受邀请。如果考虑到他正处在人生道路转折的关头，去中国讲学一举三得。其一，在哲学上，罗素正在逐渐恢复由于维特根斯坦攻击而失去的“理论热情”，但他在英国作的新哲学讲演，并没有得到哲学界的认可;他到中国讲哲学，听众对他这位“世界最重要哲学家”的欢呼，可以大大增强他研究哲学的自信心。其二，在政治上，在中国这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国家，罗素鼓吹中间道路，可以赢得信徒。其三，对个人生活而言，罗素和朵拉同行，可以避免在英国离婚缓冲期对公开同居的约束，便于回国后结婚生子。
罗素和朵拉于9月6日起航，经过5周，于10月12日抵达上海，一下船“就像国王和王后”一样受到款待，在第二天上海各界举行欢迎宴会上，罗素告诫中国人不要引进欧洲追求物质文明的错误经验，重蹈欧洲覆辙，而应重视中国文学艺术的固有文明的价值，注意保存，他愿把自己改造欧洲社会的原理，贡献给中国。宴会主持人致辞欢迎罗素先生和罗素夫人，希望罗素学说继孔子而风行我国。[19]
几天以后，周作人发表文章，批评罗素第一场演说就“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士自遗老下至学生所欢迎的”，他写道:“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我们欢迎罗素的社会改造的意见，这是我们对他的唯一的要求。”[20]
张申府随即纠正国人对罗素的两个误解。其一，“保存国粹”只是国人联想。并非罗素讲演本意。其二，布莱克小姐不是罗素夫人。张申府转述罗素致上海报馆的信说:除了法律认可外，罗素与布莱克小姐与夫妇无异，而英国婚姻法律“腐旧不适用”，有识之士当废弃之。[21]罗素申明他和朵拉是事实上夫妇，堂而皇之否认了英国法庭认定罗素与朵拉的“私通”关系。借张申府的澄清，罗素还避免了他是否提倡国学的争论。
罗素是聪明绝顶之人，立刻领会到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是他的社会改造论。他在上海的第一讲是“社会改造原理”，鼓吹在俄国和西方之间选择“最好由同业工会的组织自谋发展”的经济制度。[22]几天之后在南京讲“教育之效用”，鼓吹“唯教育为中国之急务”，“教育应注重社会不应专重个人”。[23]接着游览杭州，沿江而上经武汉到达长沙，发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的讲演。罗素迎合中国听众中大多相信布尔什维克式社会改革的心理，只讲他在访俄之前而不是之后发表的观点，“若要来实行共产主义，也许大家都要受点损失。不过物质上受了损失，在精神上却得了好处……为着将来的社会的福利和发展及人类精神，都有莫大的利益，还是实行共产主义才好!”[24]当然，罗素不忘鼓吹用和平方式改变社会。听众中26 岁的毛泽东写道:“本人反对罗素的观点，我的态度可用寥寥数语概括出来，他的说法和理论相当不错，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做到。”[25]
四、从北大讲课笔记看罗素中期思想
1920年10月31日，罗素到了北京，开始在北大讲授哲学课程，课名是他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的书名，用的是他在美国和英国多次使用的公共讲演稿。如他所说，到北京去是讲哲学的，但是哲学讲义，他已经预备好了，不必再要他劳神，所以这几个月里，他预备一面讲哲学，一面去研究社会事情。[26]从11月初到次年3月初，罗素在位于红楼的北京大学三院，讲授5 门课，工作量满满。罗素讲课由赵元任翻译，中文记录在《北大日报》《罗素月刊》及时发表。现在无法与罗素英文讲稿对照，但从罗素发表的英文著作判断，赵元任的口译准确无误，现在出版的罗素在北大讲课的“五大讲演”是理解罗素思想的可信历史资料。
与罗素同时访华的杜威向中国公众隆重推荐罗素这位“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他说:“詹姆森和柏格森底哲学，都从心理学下手，注重人事一方面……而罗素则从最近法式(指皮亚诺、康托尔——本文作者注)最抽象的数学下手，他不信心理学，以为心理学与哲学无关。”[27]杜威对罗素哲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十年前。从罗素在北大讲哲学的课堂笔记看，此时的罗素离开了数学和逻辑学的抽象思想，在哲学上也是从心理学下手，在政治上注重人事一方面。罗素在讲课中不时批评柏格森和詹姆森，但与两人的“心理学”哲学体系相比，罗素的“心理学”笔记显得松散凌乱，缺乏章法。盖因罗素思辨数学和逻辑学基础问题的信心，深深被维特根斯坦的批评所伤害，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已经放弃了对技术哲学的研究，而是转向了心理学的判断理论和符号理论。
罗素在北大讲课的内容，比他在英美讲座或同名的书简单得多，但听众仍然听不懂，第一次听众1500 人，以后人员渐少，北大师生组织“罗素学说研究会”，一个自称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抱怨说，“我发现罗素讨论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28]而罗素在自传中说，讨论班上除了一人是满清皇帝的侄子，他们全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常常一个一个地悄悄溜到莫斯科去。[29] 罗素的揶揄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北大流行;第二，罗素没有指望学生理解他的技术哲学。实际上，罗素在北大的“五大讲演”，几乎没有涉及他的技术哲学。如果概览罗素的“五大哲学讲演”的笔记，我们看到的是一点哲学史，一点当代心理学简介，一点他自己的心理哲学，如此而已。只有第五次课程“社会结构学”的5 次笔记才是他发力的重点。
《哲学问题》十二讲，基本上重复了休谟的知识论，罗素新命名为“中立一元论”。无论物质还是意识，都是既是物质也是意识的经验材料;经验材料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分为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物理现象是对外部环境刺激的反应，先有感觉的预期，后有经验的证实。总之，“很通行的先天必然关系的说法已过去了”，“无一成不变的物质和真理，我们求知识只可以从经验上造成多分比较的真理”。[30]
《心的分析》十五讲介绍了当今的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罗素自己的心理学把人的本能习惯分析为欲望(desire)的循环运动，这是感觉(sensation)、想象(image)、信念(belief)和情绪(emotion)的行为循环;想象是过去感觉的复制，想象的联想、直觉、记忆、内省构成经验和思想;“记忆是知识的起点”，而信念的感情是回想，它的语言内容可用“这个之存在”(existence of this)表述，“这个”(this)是记忆-想象(memory-image)的范本，“存在”(existence)表明“真实”的感情，而“之”(of)表示这个和存在的关系。罗素最后开始讲到逻辑原子论，但没有信心地说:“这个记忆的分析也许是极错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正它。”[31]此课到此结束。
《物之分析》六讲与1927年发布的同名著作没有关系，而是1925年出版的《相对论abc》的一个简本。罗素使用了数学公式、图表甚至实物模型，讲解相对论基本原理。虽然是科普，但对当时既不懂数学也不懂科学的“文科生”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
《数理逻辑》一课也是如此，虽然是只讲一阶逻辑的基本演算规则。这门课的中文笔记可能不是赵元任翻译的，而是由记者按照黑板上的板书“仓促记了大意”。[32]
《社会结构学》五讲笔记传播最广，每一讲的讲稿交给日本《改造》杂志刊出。罗素回国后以这些讲稿为基础，与朵拉合著《工业文明的前景》(1923)。之所以合作，因为两人朝夕相处，时常交流，虽然两人都是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者，但对工业产业的态度不同。罗素在中国再三提醒要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学艺术，但也要适度发展产业实业;朵拉全盘否定产业的功效，她说:“我从心里仇恨金钱，仇恨战舰，仇恨工厂，仇恨不停转动的机器。这些东西泯灭我们所有的创造性本能，泯灭美好的东西，将力量交到罪恶的手中……让我们废弃工业吧，即便不得不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也在所不惜。”[33]大概由于朵拉的“枕边风”，罗素讲这门课充满“但是”，要发展工业，既不能采取资本主义，也不能采取共产主义;中国的实业不能交由外人，而要由国内行业工会来发展，还要警惕日本的侵略;不能过度开采资源，但也要满足国内物质需要，如此等等，面面俱到。《社会结构学》计划十讲，到第五讲时因病住院戛然中止。
离开中国时，朵拉怀有5个月身孕。罗素夫妇回国途中顺访日本，在东京火车站被记者追拍，朵拉一个踉跄，差点跌倒，罗素顿时火冒三丈，挥舞手杖，追逐那帮记者。罗素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产生的激情肯定与印度的英国人在哗变中的感觉不相上下，或者与受到反叛的有色人包围白人不相上下。我那时意识到，在人可以出现的欲望中，保护家人不受外族伤害的感情可能是最疯狂、最强烈的。”[34]从这个插曲可以看出，罗素的中国之行完成了他的人生转折的道路，从激情和理性的关系看，他的理智转向为激情服务。
五、罗素后期思想的功过是非
罗素从中国返回英国之后，激情转向子女教育、政治活动，以及以收费为目的的俱乐部讲座和报刊写作。蒙克评论说:“作为数学哲学家，罗素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作为记者和政治评论家，他炮制了大量二流文章。正如他的许多朋友确定的，导致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搞政治时怀着逻辑学家获得绝对明晰性的愿望，对现实政治的混乱局面极不耐烦，往往以过于简单化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他没有将自己作为伟大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品质，应用到政治活动之中……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言辞，盲目的信条，以及虚张声势的拒绝对手意见的态度。”[35]
平心而论，罗素来华期间并非对中国哲学界没有一点贡献。一个意外收获是他找到了愿意出版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商。在此之前，罗素为该书写了推荐性的前言，不料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在前言中误解了他的思想，拒绝把前言和他的书一起出版，失去了罗素的推荐，出版商也拒绝出版这本书，陷入僵局，维特根斯坦只好同意由罗素任意处置。由于罗素的热心推荐和联系，《逻辑哲学论》的德文和德—英对照本分别于1921年和1922年出版。热心于罗素哲学的张申府于1927年及时翻译了中文本《名理论》，这是这该书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1988年由陈启伟修订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罗素后期哲学并非毫无价值。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撰写了多种多样的重要著述”，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在授奖仪式上提到《西方哲学史》《人类的知识的范围和界限》《怀疑论文集》，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罗素让自己的著作面对为数众多的非专业人士，在此过程中，他取得了卓越成就，保持了公众对普通哲学的兴趣”[36]。但在专业哲学家中间，罗素的后期哲学著作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维特根斯坦私下的批评尤其激烈，他认为罗素在哲学上已经自杀了，罗素的著作分成两部分:数理逻辑部分是每个学哲学的人必读的，而政治和伦理学部分，应放在禁书之列，维特根斯坦尤其厌恶罗素的《论婚姻》，说它起到春药的作用。[37] 这个评价过于苛刻，如果说罗素从婚姻关系入手，开激进自由主义之先河，那倒是不错的。
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真可谓思想史上的奇葩:在维特根斯坦不情愿的情况下，罗素帮助他一举成名，两人后来在哲学和私人关系上却成为对头。这大概也可以从理智与激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维特根斯坦自始至终保持着理论激情，而罗素在半途理性与激情貌合神离，最后成为激情的奴隶。
参考注释：
【1】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版，第5 页。
【2】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2 页。
【3】罗素:《中国问题》，田瑞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 版，第v、x 页。
【4】参阅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30 页。
【5】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 页。
【6】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53 页。
【7】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 页。
【8】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0页。
【9】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298 页。
【10】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342 页。
【11】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298 页。
【12】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348、349 页。
【13】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338、354 页。
【14】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355 页。
【15】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624 页。
【16】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671 页。
【17】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677、672 页。
【18】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681、682、683 页。
【19】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14—15 页。
【20】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19 页。
【21】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21 页。
【22】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版，第2 页。
【23】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第3—4 页。
【24】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第6 页。
【25】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700 页。
【26】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206 页。
【27】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29 页。
【28】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9 页。
【29】罗素:《罗素自传》第二卷，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188 页。
【30】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第67 页。
【31】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第143 页。
【32】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第184 页。
【33】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705 页。
【34】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713 页。
【35】瑞·蒙克:《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6 页。
【36】瑞·蒙克:《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374 页。
【37】转引自赵敦华:《维特根斯坦》，香港: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