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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东升西落，大地四季轮回，自然世界与我们人类生活交织相连、真实可感。太阳真的东升西落吗？如果我要和你较真儿，你可能不大会像两小儿辩日一样，利用可感（冷热、大小、远近）来和我论辩。你大概会说，如果按照天文学的看法，地球在自转的同时围绕着太阳公转，产生了我们日常可感的东升西落。如果有人问：你是静止不动的吗？粗粗回答你说是，但你也可以说不是，这时你引入了一套现代物理学的话语：相对地球这个系统来说，我是静止的；但我也在随着地球一起运动，只是由于地球和我之间的引力和惯性，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自己的运动。
我们有一套可感的语言，幸亏有了这套语言，我们才能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只言片语就能交流，甚至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意，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有了多少次表白，为偶然一次的沉默谋取了意义。
与世界打交道，日常语言足矣。只是有时，还不得不求助另外一种语言。我们发现在某些情景中可感的日常语言不够用了，要接受离感觉远一点儿的客观语言（如科学语言）来述说月暗星沉、生老病死。有时候，我们要放弃日常的思维，去接受一种离日常经验远一点儿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世界。尽管我们依从对世界的日常感知生存，但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更愿意接受科学的解释。
我们对热现象有种种理解，科学家发现热不过是分子运动，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科学家用分子运动就解释了何谓热现象。以此类推，像疼痛、悲伤、欣喜这些具有主观经验的心理状态，能够接受满足理解标准的科学解释吗？
极端的科学论者说疼痛不过就是大脑中c神经元相关通路的激活，我们弄清了疼痛的神经生理机制，就理解了何谓疼痛。有论者称这类主观经验是无法获得科学解释的。
在感受和科学理论之间存在一条认识的鸿沟，无论科学发展到何等地步，都不能解释感受性质。莱文（levine）在1983年的《物质主义与感受性质：解释鸿沟》这篇经典文章中提出了流行学界的解释鸿沟。如果我们把对感受质的描述也叫做一种知识的话，那么不管我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把感受知识转换为科学知识，二者之间无法建立一种合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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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感受知识？我看到了红色、听到了音乐、感到了害羞、承受了疼痛，对应的科学知识表述则是一个物理个体的视网膜上落入某种波长的光子，某个物理个体大脑中的c神经元被激活并产生了通路等等。常人看来，视网膜上的光子跳动，解释不了我看到林志玲这个充满个人体验的事实；大脑中的c神经元通路激活，也解释不了我一跤跌倒、疼痛难忍这个意义丰满的事实。解释鸿沟描述了常人对科学解释概莫能外的警惕，总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事儿。康德说科学要为信仰留有余地，似乎科学还应该为主观感受留有余地。
细究起来，这里似乎有一个解释的不对称，我们对于山河大地万物的认识既可以用感知语言来描述，也可以用科学语言来描述，没有谁觉得需要把感知语言完全转换为科学语言。直观上，我们觉得这两套解释都对。我们不会说科学语言阐释没有为我们提供基本的理解。为什么在解释个人的主观感受时，我们直观上觉得科学语言描述传达不出感知语言描述的内容呢？似乎言有尽，而意无穷。
当我们说科学要为感受留有余地时，似乎感受是自然世界中一种特异事物。科学解释不能成为感受的终极解释，甚至我们认为，科学根本没有解释什么是感受。尽管它确实说明白了感受的各种神经生理机制，但神经生理机制并没有告诉我们何谓感受。
意识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查尔莫斯（chalmers）在《有意识的心灵》（1996）这本经典著作的开篇即说：我们在感受问题上要区分难易，科学家解决那些容易的问题，比如感受的生理机制、视觉的加工、听觉的编码等等，感受本身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套用难易问题的说法，科学解释可以成为容易问题的终极解释，但不能成为困难问题的终极解释。似乎，有点儿想法的哲学思考者都是为困难问题而困惑。这个难易问题的区分多多少少带了几分对科学的警惕，说不好听点儿甚至是轻视。凭什么科学家就只能处理容易问题，而哲学家才能处理难问题？但其实，即使在容易问题上，目前的发展也是举步维艰。以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著称的生物物理学家克里克为例，他在《惊人的假说》里也不过只弄清楚了视神经的神经生理机制。
神经生理机制一直是认知科学上最难的问题，到哲学家这儿，就成了容易问题。据闻哲学家向来只提出和回答最难的问题。难道我们永远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爱情和痛苦吗？亨伯特迷恋洛丽塔不能有一种满意的科学理解吗？屈原行吟泽畔的忧苦不能有一种生理学的解释吗？
回想起来，我们似乎没有对山河大地的认知做一个容易问题和困难问题的区分，尽管我们确实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理解。为什么在感受性这件事情上要做这个区分？我们为何不追随先人对自然科学的理解，让认知神经科学成为感受性的终极解释呢？一个特别的困惑是：为什么在关于山河大地的感知中，先人们接受科学的解释，保留自己的感性理解。而在关于切身意识的感知中，我们却拒斥科学的终极解释，把自我感知当作理解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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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且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表述解释鸿沟：我们能用绝对客观的语言（科学）来描述完全主观的感受吗？这个问题与下述问题连着：我们能用更客观一点的语言来传达稍显主观的语言所描述的事情吗？这貌似是可行的。虽然我们总是用一套可感语言将心中感受传递给他人，高明的传达者却会用一些更为客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受。被人踩了一脚，我说：“踩得真疼。”换个会形容的人可能会说：“疼得跟针扎了似的。”我们对“真疼”的理解或有差异，但我们对疼得跟针扎了似的有一个大致相近的理解。
在《普通认识论》中，维也纳学派的领袖、科学-哲学家石里克将这种理论表达得相当极端，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物理学家无法描述的。物理学家不需要为诗人留有阐释空间，尽管诗歌在言说我们切身的感受这一点上，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石里克看来，即使诗人也只能借助描述身体动作的词句来表达人的悲伤或者喜悦。只用通过这些更客观、更可观察的东西，“诗人才能使这种悲伤成为可被听众直觉到的东西”。一个诗人越熟练使用诗歌语言，就越少直接使用一些描述主观感受的心理语句，诸如我感到痛苦、我希望快乐、我渴望幸福等等。
按照石里克的说法：“他将代之以为力图用一种显然是间接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他将描述悲伤者行走的样子，他的表情，头部的姿态，手的疲乏的动作，或者记下他的片言只语——总之利用那些物理学家同样可以描述的事件，尽管物理学家将用另一些符号来描述它们。”
石里克的解释如果完全成型，将是一个极端还原论的雏形，我们不需要行之过远。也许我们不能一气把主观感受完全还原为神经生理机制解释，但总可以把主观感受的言说转换成一个稍微客观点的言说。我们可以接受用生理学代替心理学，但我们不必一下子把心理学还原为物理学。
有人把科学理解作为终极标准，更多人把日常理解作为终极标准。这两种答案似乎都不太令人满意。可能并不存在科学理解和日常理解的严格两分。我们的科学阐释凝结了先人的日常经验，科学的演进也反过来渗入、改变乃至塑造我们的日常理解。物理学家在谈论星球的时候，他心目中的天体和我们常人所想大有不同，但是对这些星球的描述、规定，多多少少源于我们的日常经验。科学家爱用日常的例子来为一些深奥抽象的理论寻求理解。借助日常关于球体的理解才能理解原子的模式。爱因斯坦用与少女相处感到时间短暂，盛夏与火炉相处感到时间漫长来解说时间的相对性，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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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语言和科学语言之间存在漫长的中间地带。一端是感知语言（事实），一端是科学语言（事实）。当我们使用两端的比喻，就出现了解释鸿沟。让我们假定感知语言是绝对主观的语言，科学语言是绝对客观的语言。二者之间，有着程度不一的主观-客观语言。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用较客观一点的语言来描述，也可以用较主观一点的语言来说。也许，感知语言能否完全转换为物理语言这个提法本身造就了解释鸿沟，错误的问题只能导致错误的回答。
西门庆勾引潘金莲这件事，用完全科学的术语去解释是荒谬的，但我们可用一个较为客观的视角来描述西门庆的行为和潘金莲的反应，事实上《水浒传》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写的。到医院看病，年轻医生告诉我一大串关于血液、血压等等病理学术语，他说得清清楚楚，我却听得糊里糊涂；老练的医生，几句话就让你明白了：你这血液好比水里污泥太多所以流得慢。用更切身或更具有主观经验的几句话把需要用专门病理术语阐释的事儿说了。
让我们回到最初，疼痛能用c神经通路激活获得解释吗？在疼痛的感受和c神经通路激活之间，似乎存在诸种程度不一的描述：我感到独一无二的疼痛、我的疼痛象针扎似的、疼痛是我身体的物理损伤引起大脑的反应、疼痛是c神经通路的激活??每一个描述的背后，都负载着理解的诉求。我在马路上崴脚了，朋友关心我疼痛的状况，我会说痛得跟针扎了似的，在这里日常比喻足矣；我由于身体某个部位的疼痛，去医院疼痛科；医生给我开止疼药告诉我，这些药能麻痹我与c神经通路相关的某个部位，在这里科学解释足矣。
主观感受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大词儿，我们得在不同的情形下，探询是需要何种解释的主观感受。
也许我们放弃了物理学的解释而坚持了心理学的解释，或者相反。也许我们用较为主观的语言来代替较为客观的语言，或者相反。这是人类理解能力不断拓展的一副图画。在这幅图画里，不存在完全理想的解释，每一阶段都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不断转换，在一个新的阶段和视野下，曾经被视为客观的东西可能会被理解为主观的东西，曾经被视为主观的东西也可能被理解为客观的东西。
我们无法达致对某个事情绝对完满、理想、客观的理解，如唯科学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但是我们也相信在认识中，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头确实存在着无数连续的小小鸿沟。每一次对鸿沟的填充，都是理解的深入。放弃了孤立空洞的主观感受说法，不可逾越的解释鸿沟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不过它不是被科学解释所填平的，而是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它是在理解中被消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