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复现了作为新媒体的广播在20世纪50年代如何进入中国农村,以及如何与农村社会发生互动的历史进程。研究发现,相比于物理空间层面,更重要的是广播在机制层面进入乡村,具体表现为:以人为媒介、依托横向与纵向的组织、建构多种媒体形式互动的融合网络。广播与乡村的互动,不能仅仅在大众媒介与政治中心工作的关系层面展开,而应该在更为深层的社会结构层面进行讨论,其中"治理"便是一种重要的互动方式。这种"深层互动"也是新媒介有机嵌入社会的有效方式。在此过程中,群众工作路线尤为重要,既为彼时农村广播网的建成和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工作保障,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留下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农村广播; 群众路线; 社会治理
中国农村进入数字时代是由“国家决策和市场导向”所推动的，在国家、技术和发展的话语之下“社会层面”却常常被“忘却”了（赵月枝，2011:245,252）。农村就算是人人有手机，家家有电脑，24小时能看到卫星电视，又怎么样呢（沙垚，2015）？进而言之，新媒体进入农村的关键并不在于技术与器物层面，而在于村民“正在用媒介做什么？”（库尔德利，2012/2014:39）或者说，“被置于前台的媒介是如何被应用，如何形塑社会生活，在媒介里流通的意义如何产生社会影响”（库尔德利，2012/2014:7）。这就要求我们具有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入不同的历史断面，去讨论媒介、主体与社会的互动。
本文正是带着这样的视角进入农村广播研究领域的。长期以来，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广播研究基本是按照广播电视事业史的脉络进行的，如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2014:210-248），郭镇之的《中外广播电视史》（郭镇之，2008:169-180），哈艳秋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哈艳秋，2018:71-116）等，其中关于建国后广播建设与广播活动的历史性介绍主要是围绕历次政治事件展开讨论的，如广播如何进行大跃进宣传、困难时期如何调整等。具体到农村广播，则大多被置于“宣传下乡”（徐勇，2010）、“广播下乡”（潘祥辉，2019）或“听觉的社会主义化”（李乐，2013）等框架之下，广播被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宣传工具，通过这一媒介形式，便于将广阔而偏远的乡村在意识形态认同层面纳入社会主义国家化的版图。此类研究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但问题在于：其一，没有看到20世纪50年代广播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并非单线性的宣传活动，而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二，对于建国初期的广播史研究，大多止于史料的梳理，与当代对话的问题意识不强。
本文在此基础上，将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广播视为一种“新媒体”。这里的“新”是相对于彼时“舞蹈、民歌、民谣、绘画、传说、木偶戏、地方戏曲、板报或墙报”等主流“传统媒体”（卜卫，2012）而言的。重返历史语境，报纸、广播、杂志等基于现代传播技术的媒介属于“外来媒介”，表征着现代性，可以便捷地把声音或文字传播到千里之外，或无限复制，这意味着乡村传播从人际传播时代迈入大众传播时代。秉持“新媒体”视角，一方面可以跳出广播事业史的传统范式，从“事件-过程”的角度去讨论广播作为一个外来的、新生的媒体形式如何进入乡村，如何与乡村社会、乡村文化发生碰撞与互动；另一方面，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媒体，在不同历史层面分别讨论新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可以为当下的新媒体研究延展历史的长度，增加历史的比照。简言之，本文试图做到既能拓展传统广播史研究的视阈，又能与当代新媒体研究进行一定程度的对话。
本文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多年来作者在陕西省档案馆、西安市档案馆、渭南市档案馆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获得的历史档案。
一、作为新媒体的广播进入农村的路径
1950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人民日报》公布了由胡乔木签发的《新闻总署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为中国广播事业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和制度支持”（林颖，吴鼎铭，2015），也拉开了新中国广播在广大基层和农村地区建设的序幕。这里的农村广播，一般来说，指的是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
无线广播，无论在广播电视史、新闻传播史，还是中国革命史上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作用更为重大”（胡乔木，1950）。无线广播的优点在于，只要有无线电信号覆盖的地方，均能收听广播。
无线收音机进入农村有三种常见方式：一为赠送，据《宁波大众》报道，1955年宁波收到国务院免费赠送的73架收音机，并利用这些收音机在生产合作社建立起收音站（李乐，2013）；二为购买，一些有经济条件的村庄，可以自行购买收音机；三为流动，比如为了更好地传播河北省电台1950年配合宣传抗美援朝的节目，“广大收音员纷纷行动起来，有的挑起扁担，前筐装机器，后筐装电池，上山下乡；有的骑上自行车，身背机器，游乡串户；有的骑上骏马，带上收音机奔走坝上草原。”（《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1988:283)
无线广播的缺点是容易受敌台干扰，且由于广播发射机功率问题等原因，如1950年全国广播电台发射总功率仅有272千瓦（《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87:27），无线广播信号常常不稳定，一些偏远地区甚至接收不到信号。因此，无线广播很难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农村广播的主流。
从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广播事业的发展重点相应地转移到了有线广播。1955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发布《关于今明两年在全国有条件的省、区逐步建设农村有线广播的指示》，提出要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左荧也认为“发展农村有线广播是建设农村收音网的方向”（左荧，1955）。随后，全国各地进入了有线广播建设的高潮。因此，有线广播并不是在无线广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有线广播尝试着以技术的方式去解决无线广播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弊端。
对于有线广播喇叭来说，进入乡村社会主要分为四个步骤，一为建立县区广播站，二为解决基层广播站的技术问题，三为架设广播线路，四为安装广播喇叭。到1954年年底，全国已经建成“县广播站547个，中小城镇广播站705个，有线广播喇叭49854只”（赵玉明，2014:196）。到1958年年底，以山东为例，全省各市、县都建起广播站，90%的公社、80%的大队、50%的自然村通了广播，广播喇叭发展到1.34万只，架设专线4900多公里（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3:157）。
国家推动广播进入农村，表面上看，先后经历了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两个阶段，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乡村分布较为分散，地处偏远，当上级的无线广播信号抵达县级广播站时，需要转由有线广播将信号和内容输送入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县有线广播站既是县一级党政机关的宣传工具，又是上级无线电台的延伸和补充。它们以大部或近半的时间，转播上级无线电台的节目。”（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1）因此，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呈现出互补的衔接关系，丰富了农村广播网的建设。
但这并不是农村广播网的全部，以陕西省为例，到1957年底才有28200个喇叭，这与彼时陕西省的村庄总数悬殊较大，也意味着很多村庄暂时还不能纳入有线广播网络。即便到1966年春，全国有线广播喇叭的普及率才仅仅达到77%的人民公社、54%的生产大队和26%的生产队（赵玉明，2014:244）。而有线广播无法覆盖的村庄往往交通闭塞，无线广播也很难到达。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或许可以从乡村内部寻找答案。
当自上而下的广播网络难以完全下渗到各个村落时，一种根植于乡村系统内部的广播形式——屋顶广播应运而生。正如上文所言，建设无线广播、有线广播需要配备相应的基础设施，相较之下，屋顶广播是一种“小而灵活”的信息传播手段，加之“诞生”于村庄内部，因此这一广播形式在建国初期农村广播网络建设研究中经常被忽略。
根据一些历史档案的提示，广播筒/土广播是建国初期农村广播系统中重要的终端媒介。所谓“广播筒”，即用纸壳或铁皮卷成喇叭形状的传声工具；所谓“屋顶广播”，主要由“干部、学生傍晚站在屋顶上”，拿着广播筒，用喊话的方式传播消息（宁晋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2000:997）。作家贾大山回忆在正定县插队时的经历，“黑夜里，十几个青年人，分散在一个一个屋顶上，放声地喊。领头的端一盏油灯，拿一个文件，他喊一声什么，别人也喊一声什么，一声一声传下去。那喊声很大，很野，但是很神圣。”（贾大山，2014:40）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屋顶广播”来说，所谓的“进村”，一是要协调好与无线广播、有线广播的衔接工作；二是要找到几个嗓门洪亮、识字且咬字清楚、愿意“喊广播”的人，便能完成主体工作。
这是一种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乡村信息传播方式。虽然其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十分有限，而且“喊广播的技术不高，听不清楚，群众说‘像鬼叫的一样’”（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a),2但除了上面提到的山西省临汾地区，河北省宁晋县、正定县，我们至少还看到在北京市房山区（房山区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1999:95），广西恭城县、平南县、罗城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0:114）等地区的地方志书中均有关于屋顶广播的生动记载。陕西省在《关于发展和提高农村俱乐部的初步意见》中专门提到“广播工作（包括广播筒、有线广播和无线收音机等），除国家有计划的在农村发展线电收音站和无线电广播站外……应充分利用简单易行的土广播（即广播筒），定期播送新闻消息和各种文艺节目。”（陕西省档案馆，2013a)3
屋顶广播始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实践，根据陕西省《阜平县志》记载，至少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出现了屋顶广播（阜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9:222），中共冀晋区党委1947年的文件中也明确要求利用农村的屋顶广播传达土改的各种事项和要求（河北省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2017:22）。屋顶广播止于何时，并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说法，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内蒙古正蓝旗的牧民们依然依靠屋顶广播获取政策信息（郭海鹏，2016:189）。大体可以推断，有线广播普及后，屋顶广播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以1949年为起点，至少约30年的时间里，在广大中西部及偏远农村地区，屋顶广播是农民获取新闻和文化娱乐资讯的重要方式之一。
因此，讨论20世纪50年代广播如何进入农村，在广播形式上需要兼顾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和屋顶广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者共同构成了农村广播网络，呈现互补和延伸的关系，而非互斥或替代关系。也唯有这三种广播形式有机结合，共同嵌入到乡村社会的不同层面、不同区域，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信息的覆盖率和传播效果，使得作为新媒体的广播真正进入农村。
20世纪50年代，广大农村地区技术落后、物资匮乏，能够建立农村广播网诚非易事，讨论广播如何进入农村，固然要强调“物理空间”层面的进入，但时过境迁，对于今天来说更具启发意义的还在于“机制”层面。究竟是何种原因，基于何种机制，建国初期的广播网络能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重返历史，从“机制”层面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三条路径：
路径一，以人为“媒介”。没有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人，20世纪50年代广播很难如此迅速地进入农村。无论是哪一种广播形式进入乡村，都离不开收音员/广播员。“以人为媒介，把内部的、外部的故事内容和传统的、现代的媒介形态都整合起来，嵌入到农村社会结构之中，共同服务于1950年代的农村社会转型和社会主义建设。”（沙垚，2018）有学者看到了“几万名收音员肩挑收音机下乡组织农民收听”的艰苦，认为这将成为人民群众最朴素最永久的印记（黄艾，2014）。也有学者关注“赤脚广播员”和“土记者”制度在农村有线广播网运转中的积极作用，“每个站点都配备了收音员，他们承担着记录与组织的双重功能”（潘佼佼，2019）。
屋顶广播作为一种完全依靠人工的广播形式，需要喊广播的人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且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山西省临汾市乔李村1949年只有5个广播员，1951年增加到7个，到了1957年逐渐发展到27个，“制度严肃，专人负责按时广播”（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a），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陕西省长安县东祝村则在创办农村俱乐部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屋顶广播：
原有两人的负责，实际只有一人偶然播一次，大多照陕西农民报时事摘要念一念。由于广播员文化水平有限，常碰到生字，结结巴巴，听不明白。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吸收了高小专业学生和在乡知识青年四人分成两个小组，每周二、四、六轮流播讲国内外大事，以及村社的生产情况，避免了人少形成负担，同时使广播员有了充分的熟悉广播材料的机会。（陕西省档案馆，2013b)
路径二，依托横向与纵向的“组织”。无论是收音站、广播站，还是屋顶广播都离不开组织。事实上，全国的广播系统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组织体系，中央台、省台、县站和乡站构成了分层次的传播结构（李盛，2012）。
除了广播系统自身纵向的组织性之外，有线广播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农村迅速铺开，其深层原因在于它与农村组织化进程同步——一种横向的、与社会镶嵌的组织性。一方面，广播可以把中央的声音以最快的速度传播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人民日报社论全集》编写组，2013），是最为合适的推进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组织化的宣传动员工具。比如江苏宿迁古城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提到：“过去要传达一个工作指示，一般要两三天，最快也要两三个小时，还只能传达到大队。有了广播站，情况完全变了。”当地有这样一个歌谣歌颂广播：有了广播真正好，开会不再来回跑。喇叭下面喝碗茶，会议精神领会了（郁啓祥，1959）。另一方面，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也为媒介传播网络——尤其是农村广播网络——“在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和组织依托”（李乐，2015）。因此，农村有线广播的最初发展与农业合作社是相辅相成的（李盛，2012）。
路径三，多种媒体形式互动的融合网络。陕西省委宣传部1952年在《关于加强广播、收音站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收音站、广播站“经常而又迅速地供给黑板报，土广播以及党的宣传网以宣传资料，因此必须办好油印报”（渭南市档案馆，2013）。4《陕西省志·广播电视志》提到，1953年陕西的镇巴等八个县一年里出了油印报71000多份，及时给黑板报和“土广播”站等宣传点提供宣传材料（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262）。山西临汾地委宣传部的一份文件也提到广播可以“供给报告员，宣传员，黑板报的材料”（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b）。“油印小报”主要在正式发行的报纸和广播都无法抵达的边远地区传播，没有刊号，内容多为广播员、宣传员有选择地根据广播内容抄写、记录的新闻和信息，作为广播的一个补充性的传播手段而存在。
除了油印小报，为了确保中央和上级的政策、新闻能够渗透到乡村的各个角落，农村宣传员还会将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同其他形式的在地化传播媒介充分结合，如黑板报、墙壁画、屋顶广播、幻灯机等，真正打通农村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由于广播是以声音为载体的媒介，稍纵即逝，无法储存，所以油印小报、黑板报等则以文字的方式来弥补声音的不足，确保传播的持久性和有效性，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彼时中国农村的媒体融合传播。
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启农村新型合作化进程，以及自上而下推进基层媒体融合的当代，回顾20世纪50年代广播进入农村的历史路径，可以发现，一种新兴媒介需整合兼顾官方与基层的多重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以人为媒介，充分调动存在于乡村社会的内生性力量，依托横向与纵向的组织，融合多种传播形态，方能更好地嵌入到乡村社会内部结构之中，这对于县级融媒体建设乃至新媒体时代下的乡村振兴都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二、农村广播的社会治理与深层互动
广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比如迅速传播党的方针政策，公社党委直接通过广播指挥生产和布置工作等（郁啓祥，1959），有助于整合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普及新观念和新文化、促进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正是借助广播，“声音”与“倾听”被广泛地应用于农村治理（潘祥辉，2019），这启发我们去思考在20世纪50年代背景下广播的社会治理功能。
如何理解媒介的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中提到，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以及“持续的互动”（张国庆，2007:597）。文化/传播治理要注重“多元行动主体”的“互动合作”（王前，2015）。传媒天然包含了“社会协调”的功能，可以把政府、政党、民众、社会组织置于同一个界面上，每一种治理主体都尽可能地使用媒介（车凤，2014:30），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周劲，2008:280）。在本文中，我们讨论社会治理的语境是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体，它是如何协调、调动20世纪50年代存在于农村社会的各种主体和关系，使它们“持续互动”，并共同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进入乡村后的广播如何与社会进行互动？可以在两个层面理解。首先，这里的互动不能简单认为是农民和政府之间双向的信息流动，而应该是广播对农村生产生活的介入，是媒介在社会结构层面的嵌入与互动。其次，如果将社会治理理解为乡村各主体间持续地互动，那么广播则为各主体提供了媒介化的平台。换言之，以平台的方式参与治理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互动。
具体来说，首先，以文化娱乐的方式服务群众，以服务群众的方式引导群众。广播在乡村的普及和推广并非一帆风顺，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为了让村民们接受广播，需要将广播内容与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结合起来，比如传统戏曲。换言之，广播最初在农村是通过参与村民文化娱乐的方式被接受的，也无怪乎20世纪50年代广播曾一度被称为“戏匣子”，它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的方式调动村民们的积极性和热情。
在1955年至1956年间，陕西省广播台《农村节目》一度改为50分钟，包括20分钟的文字节目和30分钟的文艺节目。“文字节目和文艺节目交叉编排，说一段唱一段，再说一段再唱一段……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农民既能听到新闻、了解时事，又能欣赏文艺，调节生活。”（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103）等到农民习惯了广播之后，这种做法就停止了。另外，在渭南市的档案中也有关于有线广播喇叭的类似记录：
记得在这里刚刚安上喇叭的时候，群众对蒲剧非常感兴趣，一放开了戏，喇叭下面就围上了不少的人，一广播文字节目，群众就逐渐离开了喇叭。自从对广播宣传工作加强领导后，不少群众便逐渐和小喇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群众普遍感觉过去光听戏，现在可不行，新闻讲话全要听，不听误了大事情，到晚上人就更多了，广播下面一大群，一直到广播结束才散去休息。（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c)
综上可知，广播播放戏曲等文艺节目，一方面是为了提供文化娱乐，服务群众；但另一方面，服务群众是为了引导群众。只有群众接受了广播这种新生事物，或者说，只有当群众自觉聚集到作为新媒体的广播平台之上，才有可能引导群众，实现与群众的互动，而不至于招来厌恶反感。由此观之，今天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如何“服务群众，引导群众”？也只有通过提供好信息服务、公共服务的方式，吸引群众重新关注基层融媒体平台，在此基础上才能增强传播力和舆论引导力（栾轶玫，2018）。
从更深层面理解，选择戏曲等传统文艺形式作为广播进入农村的切入点，涉及到20世纪50年代初意识形态领域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即社会主义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互动，这是彼时农村文化治理面临的主要矛盾。中共八大的态度是“对于我国过去的和国外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于是作为新媒体的广播自然成为现代的、科学的代表性工具，去和以戏曲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融合、碰撞与互动，并最终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广播播放戏曲不仅仅是在提供文化娱乐，更具有意识形态治理和文化政治的内在意涵。
其次，解决生产劳动中的实际问题，传统农民与现代国家发生更为深刻的互动。生产劳动是彼时农村的中心工作，广播参与社会治理，就必须在劳动生产的协调和管理中承担一定的功能。在乔李村的档案中，“屋顶广播”帮助村民完成了生产任务。55岁的农民李金海有些腿跛，他说“干上一天活，叫我开会实感困难”，但是通过改善之后的“屋顶广播”，他不仅知道了国家大事，更知道了具体的生产工作安排，“当年（1956年）夏季雨水广多，小麦在场上急待摔打，通过每天的广播，推动了突击工作，按期完成了夏收任务。”（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a)
再如江苏邳县八路公社某年秋种时缺少麦种，公社党委通过有线广播向社员交底，动员家里有小麦的社员拿出来卖给公社，支援生产。两次广播大会，解决了麦种问题（郁啓祥，1959）。不仅如此，广播参与农业生产还表现为“田间广播”，因为广播的传播主要付诸听觉，不耽误劳动生产，因此有线广播也常常被架设在田边地头，为农民播放本地新闻、音乐、戏曲，在消解劳动疲乏的同时，鼓舞生产干劲，因而有学者将广播称为“乡村民众的劳动号子”，并举出诸暨县五浅公社的例子，社员听过广播后反映说“田头装广播，边割边听戏，生产添力气”（李乐，2013）。
通过有线广播和屋顶广播，农民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脚下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开始放眼全国，主动关心国内外的时事政治，把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全国其他地方的生产工作建立联系，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换言之，乡村广播实践有效地推动了传统农民与现代国家的互动。比如1952年，山西省临汾市农民群众通过爱国“种棉储棉”运动的广播节目，了解到农业产量的提高与“国家的工厂给咱们造下杀虫药、肥田粉和各种新式宝贝来支援咱们农业生产”有关，因此，愿意在棉花收获之后主动卖给国家（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献史料中心，2019b）。
最后，重构农民的时间观念，建构“同时性”想象。有线广播是一种强制性的、被动收听的媒介，“早晨播放着《东方红》催促着社员起床出工，傍晚放着《打靶归来》提醒着社员作息休工。”（李盛，2014）作家梅芷回忆，在浙江诸暨，“对于农家来说，广播的最大作用在于报时。那时大多数人家都没钟表，这样，广播便成了最好的时钟。一般来说，清晨广播一响，该起床了；中午或傍晚广播里传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好》的乐曲，那便意味着可以收工做饭了。”（梅芷，2015:77）从这个角度来说，广播开始参与村民日常生活的时间管理，或者说广播与人民公社体制一起，重构了人们的时间观念和生活节奏，“村民习惯性的把广播作为生活作息的时间参照，就像闹钟一样，定时提醒他们起床、做饭以及干农活。”（朱沁远，2015)
广播不仅重构了乡村的生活作息和生产节奏，更重要的还在于建构一种“同时性”，即一个村民不可能认识全国人民，但因为广播，他大体知道至少全国的农民都按照怎样的时间节奏进行生产生活。“时间上的一致”使得那些相互没有时间或因果关联的事件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联和想象（安德森，2003:26）。换言之，广播把村民个体和生活“彻底纳入国家的普遍性乃至某种现代性想象之中”，从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也同时建立起一种认同关系”（蔡翔，2018:59-61）。同时性与公共性相辅相成，个体农民意识到自己是公社的一份子、国家的一份子，因而也愿意将自己诸多私人问题拿出来借助广播来讨论和解决，“像婆媳不和，家庭不团结等，有的也找到广播站来了。他们确信在生活问题上广播站也能够帮助他们。”（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475)
新媒体进入乡村，必须发挥一定的功能，嵌入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参与乡村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是为治理。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和屋顶广播共同构成的农村广播网，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提供新媒体平台的方式参与农民文化娱乐、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有助于服务群众、引导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并重构农民的时间观念。此外，因广播能协调多种社会关系与资源，激发多元主体进行包括文化、时间、空间等多层面的“持续互动”，因此从整体上看，广播发挥社会功能与广播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是一个同构的过程，并且这个同构过程也正是广播与在地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互动的过程。
概而言之，20世纪50年代，作为新媒体的广播进入农村之后，通过社会治理的方式介入或重构农村的生产生活，并与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层互动。
三、群众路线：农村广播工作的基本思路
当代乡村治理常常出现“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基层群众工作的缺失，单向度的标语、媒体宣传、展演性的文化活动无法引起农民共鸣。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了解其利益、习惯和想法，同时也教育他们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而不是密切联系大户、老板，打造工作亮点，唯有如此，才能让农民从心底里接受，并作为自家事情的一部分，以实际行动支持乡村振兴（谭同学，2020）。纵观20世纪50年代广播进入中国乡村的历史，其治理逻辑和深刻互动的基本思路恰恰体现了群众工作路线。
建国初期，仅靠国家财政投入难以在全国大规模发展有线广播网，为了保证广播网的建设规模和工程质量，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换言之，人民的广播事业是依靠群众的人力、财力、物力发展起来的。1950年代中期铺设有线广播线路时，需要提前宣传建立广播站的目的和好处，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比如发动群众解决架线工人的吃饭睡觉问题，筹凑款项、木杆等，不能以行政命令摊派；要事先详细勘测路田，避免线路走入果园、树林、竹园，损伤群众的利益（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476）。西安市在1965年的文化工作总结中表扬了长安县有线广播网的恢复工作，称其“主要通过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兴办，依靠群众养护，使之形成大家办、大家用、大家管的群众活动”，因此“进展快，效果好”；相比之下，未央区“主要依靠国家投资，没有很好发动群众，当经费不够时，就向上级追加预算，不仅加大了国家开支，放慢了恢复的进度，而且群众对线路的养护工作也不像自办的关心，在养护上存在问题不少”。总结认为“两者差距的焦点集中在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上”，并批评一些同志“常常口头上说的是群众路线，但往往在实践中却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把群众路线忘得一干二净”（西安市档案馆，2013)5。
在广播的内容生产方面坚持群众观点。对于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要“经常下乡，检查收听情况，反映农村实际情况和群众中的新人物，新创造”（渭南市档案馆，2013）；还要“把编好的稿件拿到农村去念给农民听，征求修改意见，还把播过的节目录音拿到农村当场播放给农民听众，观察农民的收听情绪，征求他们对节目的意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103）。正如上文所说，广播不能仅仅重视发布涉农宣传和政令，还要走进农民们的内心，对他们进行情感和价值观方面的引导。如《陕西省第一次农村广播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批评了仅仅反映农业工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广播节目，要求广播工作应着力解决“农民的思想情绪”问题，关心群众的生活，“将生产、工作和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比如，“许多妇女想知道如何带好孩子，又不耽误生产，老年妇女想知道怎样当好婆婆，青年想知道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获得幸福的婚姻等等”（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476）。
对于群众来说，一方面，各村都安排有广播通讯员，一般由村里负责广播室的知识青年或村民代表担任，如上文提到的长安县东祝村的广播员，“他们本身就是当地的村民群众，与村民们联系最紧密，也最容易听到村民群众的呼声，最容易获得乡村现实生活的信息”，因此，他们也会帮助上级广播站搜集信息，反馈信息，以“不断调整传播内容，丰富传播形式，加强传播的针对性”（刁小行，2008）。另一方面，屋顶广播的广播员也是村民群众，他们在生产队的组织下，无论寒暑，站在屋顶上向村民广播政策文化和新闻时事，体现了群众的自我动员和政治觉悟。正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广大农民群众快速进入到本地社会治理与本地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潘佼佼，2019）。
纵观广播进入乡村社会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群众路线贯穿始终，无论是土广播的“口口相传”，还是收音机的“流动循环”，抑或是有线广播站的“建设维护”，广大农民群众都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内容生产、信息传播、交流反馈等多个环节中来。正是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构建一个以收音机、广播喇叭、土广播、油印小报等多种传播终端为网络，以农民群众为核心的传播格局。那么为什么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如此之高？
首先，农村广播工作是一项群众工程。一方面，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可调动的财力、物力有限，必须依靠群众才能完成有线广播建设；另一方面，群众的广泛参与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因此，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在开展农村广播工作时，非常愿意且只能走群众路线，将有线广播入村工作视为一项只有与群众团结合作才能完成的公共工程。这有别于当前一些地区农村工作中的“大户导向”和“面上工作”，有些基层干部似乎认为逐门逐户的拜访解决个体群众的问题是低效而纠缠的，常常费力不讨好，他们更愿意依靠政治或资本的力量来完成农村工作。本文无意于评价历史，但农村广播工作的历史档案提示我们20世纪50年代农村宣传工作的路径值得关注，宣传不是单线的传播，不是简单的互动，而是一项以农民为主体，全过程参与，与党和政府共同完成的群众工程。
其次，广播建构了农村群众对未来的憧憬。一方面，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标准，人民群众在价值和文化层面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群众的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鼓励和释放；另一方面，国家，尤其是在农村代表国家声音的广播，“还在事实上承担着另一种未来主义的象征功能”（蔡翔，2008:48），广播被建构为一种通向现代性、通向未来的有效途径的想象，并经由这一想象，生产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也启示我们思考，当代进入乡村的新媒体是否能够建构新时代关于未来的想象，以及是否在承担未来感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体现并尊重群众的主体性，至少也要表现出一种鼓励和倾向。
总之，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道路和苏联模式之间的差异所在。因此，直到今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工作路线依然是我国乡村新闻传播工作的宝贵财富和不可背弃的原则。
四、余论
农村广播是一个熟悉的研究场域，自延安时期以来，这块“领域”已经被深耕了近一个世纪，如何在这一研究场域中有所创新？一方面，本文发掘了一些档案馆的一手资料，为广播电视史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数据材料；另一方面，本文试图以史为鉴，“以古为新”，探究广播史能够为今天新闻传播研究和实践提供哪些想象，包括观念的、理论的，甚至是情感的，而这些对当代——小到如何塑造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大到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都具有启发意义。“真正救赎过去，需要将‘过去’作为‘潜能’来阅读，将之视为尚有待实现的‘起源’，同时使之向新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条件开放。”（朱羽，2018:430)
秉持这样的历史观念，本文重返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现场，不无创新地将广播作为彼时的“新媒体”来加以考察，尤其是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将新闻史研究与社会学结合起来。具体来说，本文从物理空间和机制层面复现了作为新媒体的广播如何进入乡村的过程，对于彼时农村广播的理解，或许不能仅仅停留在听戏娱乐和政策宣传层面来讨论大众媒介与政治中心工作（如人民公社）的互动关系，而是应该在更为深层的社会结构层面讨论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其中社会治理便是一种重要的互动方式。广播通过参与社会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各类主体和关系的持续互动；通过参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有利于重构个体农民和现代国家的关系。本文将这种更具深刻性和历时性的互动称为“深层互动”，这也是一种新媒介有机嵌入社会结构的有效方式。在此过程中，群众工作路线尤为重要，既保障了20世纪50年代农村广播网的建成，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留下了宝贵经验。
媒体在社会变迁中发挥着沟通社会与组织社会的作用（师曾志，2009）。历史启示我们，当代新媒体进入乡村，不能仅仅作为提供娱乐和展示消费的工具，而是要参与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议题是如何应对空心化和组织涣散（吕方，2013）。一方面，村民正在使用媒介做什么？另一方面，这种“使用”是否具有社会治理与深层互动的作用？事实上，近年来此类研究不在少数。比如，牛耀红发现村民使用微信等新媒体搭建在线平台，以虚拟公共性反哺线下的社会生活，重构乡村内生秩序（牛耀红，2018）；刘娜认为移动短视频和直播可以帮助村民售卖农产品，记录日常生活，关注村庄公共事务，重塑乡村文化行为习惯与精神归属（刘娜，2018）；沙垚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提供地方性在线平台，有助于将民众组织起来的，共同应对当下乡村社会危机（沙垚，2020）。
如此，从传播治理的角度关注新媒体与乡村社会的深层互动，以期可以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再造乡土团结，助力乡村振兴，从而避免新媒体以娱乐的方式将乡村变为全球文化工业下沉的尾端。